审美原则依然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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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下的文学正在经历着从写作到策划、从作品到商品的变异过程,文学批评深陷职业化窠臼,导致了当代文学评论显示出一种“刻骨的致命的倦怠”。而陈福民的文学批评,遵循着“审美原则依然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这一信条,深扎于社会现实和作品文本,一方面,他以“美的观点”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以“整体的历史观”将文学批评实践放在特定的场域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审美的批评和批评的审美融合在陈福民的文学批评中,呈现出别样的批评方式。
  关键词: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审美感觉;审美判断;审美意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从“拾垃圾者”形象身上看见了自身映像,并且在“混合着自喻与自嘲的夸张隐喻中找到生存的慰藉”[1]251的时代洪流中,陈福民无疑是当下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更无疑是一位富有美学理想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近十年间的写作,结集为《批评与阅读的力量》出版,这些“并不年轻的文字”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批评方式,为批评界增添了一抹昂扬向上的活力。
  “文学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受制于一个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只可能是美学标准:是由后世的专业读者,即饱览各个时代书籍的读者,对作品的艺术水准作出评价。”[2]3作为文学另一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一直伴随着文学创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而发展着,因而不能仅仅依据于实证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在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时也应该暗中遵循美学经典设定的标准,即审美原则依然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
  综观陈福民的这本评论集,视野纵深宽广,内容丰饶生动,语言潇洒流畅,从不轻易套用理论或主义,而是深扎于社会现实和作品文本,于娓娓道来中搭建起多重的对话关系,同时不失批评的“趣味”,加之“短制”的批評方式,形成一种有节制的言论,这使得他的批评显得亲切自然,毫无艰涩难懂之感,传递出文学批评的美学特征。一方面,他以“美的观点”对具体的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评论或分析,切合文学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用审美批评构筑出他的理想世界;另一方面,又以“整体的历史观”将文学批评实践放在特定的场域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在文本分析中倾注了理性判断,用历史批评构筑出他的终极世界。审美的批评和批评的审美在陈福民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融合在一起,以审美感觉的独特性建构起关于文学批评的自由感,以理智的对话性贴近写作者与读者,并且赋予批评在评论任务之外更高的要求——对意趣的追求。
  一、 审美感觉的独特性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批评方法与文学观念上的相悖,使得所谓的“学理”放逐了文学批评的“审美性”,让文学批评成了社会学批评、政治学批评或其他性质的批评,非但不能引导读者走入审美的天地,还导致批评成了凌空虚蹈的“独舞者”。而陈福民的文学批评,则依据审美原则规避了批评活动与商业宣传之间的漩涡,使之形成了一种有“感觉”的活动。这里说的审美感觉是“由批评主体审美认知格局内部的感觉、意志、情感、体验和想象等心理因素作用于对象客体进行感知,产生情感评价和直觉评价”[3]187,陈福民的审美感觉的独特性就在于他轻概念而重感受,轻推演而重直觉,轻理论而重阅读的批评观。
  在“文化批评”几乎成为当下批评界“显学”的情况下,陈福民如何将文学批评与审美感觉有效结合就显得难能可贵。王国维曾认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并说“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4]34所谓“无用之用”指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情感上的“净化”,这种“用”是无形的、永久的。这实际上道出了文学审美的一个特点——无为而无不为。陈福民的文学批评的独特性恰恰暗合了这一点:从小众的作家到大众的传媒,从时代的辩证法到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从古代文学经典到最新发表的作品,看似娓娓道来笔调轻松,自由出入于古今中外间,实则一篇篇都紧紧暗合着时代的脉搏律动,文学功用的存在特性转化为自由的感觉特性。由于对当下文化境遇的极度失望,陈福民用庄之蝶的“都已废”,让其承担了青春退场后精神破产的社会后果,悲凉、凄惨的“青春颓废”正是愤怒于历史转型所带来的失望的自由抵抗。由于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艺术美学理想仍存幻想,凭借林白特有的“神经质”和抒情性,关注“北漂”一代于创痛中收获现实感的空洞虚妄,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一次“富于启示的负责的清理”。由于对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对原有社会体制的撕裂,以胡学文的“底层展示”扎根于时代的要害,力图呈现人的无奈、无助和软弱。整个评论活动虽不对概念做过的阐述,却用感受描摹文学行为的现场性;重视直觉的感官作用,拒绝推演的文学想象;亦不用堆砌的厚重理论,掩盖阅读的主体地位。
  鲁迅在强调“诗美”的同时也看到:“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斗争的有着意义的东西。”[5]263陈福民的批评,一方面用自身的审美感觉去消解学院派的弊端,解除进行批评时的束缚和限制,切实沟通文学批评与审美感觉之间的隐秘关联;另一方面在他的批评中,让存在、感觉作为主体去感知,重视阅读体验,自由地表达问题意识,使文学面向现实,向生活寻求批评的价值所在。这种泰然任之的“自我表达”正是审美感觉独特性的彰显,为理论生成、发掘和运用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也形成了他批评的有效性。但这不意味着“感觉为尊”,陈福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中远离现实的“性灵批评家”,他感知的感觉是现实的感觉,他驻足的审美是文学批评的审美。
  二、审美判断的对话性
  如果说审美感觉是陈福民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那么审美判断就是他文学批评的逻辑终点。从来理性的文学批评,文风大多凌厉生硬,有明晰的思想或模式作为指导,一经进入批评,理性的引导与制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陈福民在审美认知格局内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做出的理性评价和分析,却带给读者另一种阅读体验:温厚、真诚、静默而深远,切入写作者的思想内核,时常关照读者的阅读感受,这就构成了他审美判断中的对话性。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6]208文学批评存在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独立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另一个声音,是文学生命得以多维延续的另一种方式。真正的批评应该是真实的,更是充满思辨色彩的对话性的。陈福民的批评从阅读作品开始,在感性把握的基础上整合出理性认知,将文学批评放置于作家作品一脉承袭的整体框架之中来思考,与作家作品等多方进行平等对话,以客观的态度和批评家的理智对文本作出公允的有真知灼见的评价。正如陈福民在评论《黑骏马》时,分别引用张承志、曾镇南、李福亮和徐亮的引文来阐述观点,使文本、作者、其他批评家和自身形成多重的对话关系,对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一些问题做及时反思,求得对问题的认识更明确、更科学。这样的对话性判断是“一种在冲突情境中发生并展开的精神交流,是不同声音的‘角斗’”。[7]317陈福民认为:“如果不能体会写作者最为核心的文学理念及其所由形成的现实理想依据,抽象地讨论艺术风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109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与写作者构成对话,體会写作者核心的文学理念。陈福民认为张承志最核心的理念是“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的存在,所以他在进行作品评论时,不为索米娅的人物命运而歌哭,也不做思想揣测的诛心之论,而是在理解张承志“保持回望内心、自我挣扎、自我说服的精神状态”的基础上,赞许了“那种未经解释的真实性”,这也被认为是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的。难以让人理解的困惑可以存在,但写作者的主观情志不容许被批评家随意泯灭,这也显示了陈福民审美判断中构成对话性的价值。
  “对话批评的价值意义与其说在追求直接对话主体间的交往和理解,不如说更在追求同隐含的对话主体间的交往与理解。”[3]258回看陈福民的批评写作,不仅看重与写作者的思想沟通,无疑更多的是在追求同读者之间的交往与理解:尊重读者个人生命体验和直观感受,全然展现自身的心路历程和本真的思想体验,看重思维之间的碰撞和激活性,以敏锐的嗅觉和大量新问题的讨论显示现代人文理性和超前意识等。这在本书的“文本的精彩”一部分尤为明显,就拿阎真的《活着之上》为例。当“活着”成为一种压倒性、普适性的意识形态后,我们不仅要追问: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值得我们“信奉和持守的事物”?陈福民不断地将《沧浪之水》与之相较,将知识分子立身立人的当下困境摆在人文教育行政化产业化、经济状况和人格关系资本化以及思想精神贫困化的当代语境中,让读者在层层推进的阅读中不断反思“活着之上”这一历史性“天问”究竟有无答案?中国古典文人的精神信仰是否能够支撑当代知识分子走出堕落的生存困境?经此追问,陈福民与读者对话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警醒自我推卸、遗忘反思的外在化倾向。
  陈福民与写作者们和读者们真正形成了一种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的关系,审美判断始终热烈、健康、和谐。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文学审美批评的现代性诉求:独立与开放、自由与平等、多元与对话、真诚与坦率。
  三、审美意趣的巧思性
  陈福民的批评也赋予批评在审美感觉、审美判断之外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即批评本身也应该具有自己的艺术和华丽的外表。我们在这本评论集中看不到晦涩的语言、死板的理论与索然的枯燥。中国古典传统批评的直觉感悟、西方文艺理论的熏染冲击与当下现实语境的先锋前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也从文体上促成了陈福民对艺术感觉的追求,形成了他文学批评的逻辑拐点——审美意趣的巧思性。
  审美意趣是批评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偏爱,在自身的实践经验、思维能力、艺术素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是以主观爱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客观的美的认识和表现。陈福民之于学院派批评之不同就在匠心独运地开辟了批评的“趣味性”,用他十年间积累的审美偏好切中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使得文学批评从现实中来又回归现实,从读者而起又反馈给“读者他人”。因此基于陈福民的古典文学传统,推崇古代文学时期的批评;加上熟稔西方文艺理论的现代性,他把批评做成了一件“自然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阅读陈福民的这本评论集,篇篇短制,多年自觉的学术积淀转化为批评外在形式的巧思,随手翻来都能感受到他将批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情来处理所做的努力: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批评的温厚的意趣,从容不迫,一如他自嘲的“不勤奋”的工作伦理,少儿精当;评论中对于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也建立在对作品的艺术感觉的追求之上,诚如“兴致勃勃和感觉失重是两种完全不同乃至极端对立的体验描述”[1]204;异想天开地把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经历看做努力做的一个人生减法:“得到了经验失去了梦想,结果是一减一等于零”[1]130,而他对许昆的评价却是在论述一个诗学辩证法:“在梦想结束的地方开始梦想,拒绝加入到人生的减法大家庭中成为牺牲”[1]131,孰是孰非需要读者自己体会,新颖生动;另外牵扯到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的界定时,也努力从知识系统中寻找相应的轨迹,并试图将其放在简明有趣的语境中来谈,如书中多次提到了关系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陈福民以温和的笔触表现沉重的话题,用中国农民所走过的苦难历程,昭示新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这也传达了陈福民对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切的关怀。另一方面,“批评与创作就好像是一条路边的两排树,看上去有点关系,但只是互相有个照应而已,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8]2,陈福民批评的有趣性也渗透到他对文学批评写作的要求上,在他看来创作应该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负责:文学批评写作首先应抛弃理论从艺术感觉出发,精致的敏感加上强健的理智,再得以实践的改善,这样的文学评论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意趣和生命活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本评论集的文字不像批评文字,反而像是文学作品一样灵动亲切,妙趣横生,包括所选的文章,在结集时都去掉了原文的副标题,个别题目也进行了小改动,综观目录:由史识到文本,由批评观到文化变迁,由古典传统到网络当下,每一篇文章的标题都显示着陈福民对批评审美意趣的自觉实践。其批评写作风格也确如本书的副题“中国当代文学采耀录”,“采耀”是一个优雅美好的描述性词语,单看这两个字就足以给人持续的美感:文采之华,耀于文海——陈福民的批评理想之釆,耀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风。
  “真正的批评是对批评对象作出审美鉴赏和公正判断的一种人文科学活动,是影响整个社会精神环境的一种文化活动”[3]212,它应该具有独特性、对话性和巧思性。因此陈福民在审美原则下建构起的审美批评世界,是批评主体给予对象客体的一种“增殖”,他以自己的批评写作坚守着审美批评理想,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一种价值创造。或许这种审美的力量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方式。“有沉重感的文字终不会被遗忘”,假以时日,陈福民的批评与研究理应成为新世纪批评园地的一枝风姿傲然的花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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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超,女,山东青岛人,作者单位为中国海洋大学。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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