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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18种税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的，其余都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和试点等方式推出来的。”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赵冬苓在全国人大山东团的小组会上，建议全国人大按照《立法法》规定收回税收立法权，并终止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的权力。
随后，赵冬苓联合了32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向本次大会提交了《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和条例的议案》。
这份议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在2013年底前废止1985年向国务院授权制定财税领域暂行规定和条例的权力，收回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律解释权。在2017年底前，将现行增值税、房产税等15项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或条例的税种制定法律。对新开征税种，不得空白授权。在2013年底前，清理税收性质的收费，制定税收法律或者行政收费法。
赵冬苓议案随后引发了全国对税收立法权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全国人大和财政部有关官员的回应。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全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预算审查结果报告，报告建议加快财税立法进程，做好税收征管法修改和单行税法立法工作，将条件成熟的税收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
在外界看来，税收立法权的上收，或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点。
赵冬苓等人所提议案希望废止的是，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在此之前，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4年，已经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了1984年授权，但1985年授权依旧有效。
国务院根据这两次授权，制定了大量税收条例和文件，使中国税收制度形成了世界少见的由行政主导的授权立法制。
2012年全国税收已达到11.07万亿元，但现有18个税种中，仅有3部税收实体法、1部税收程序法。其中多数税种的确定，均无人大立法授权，而仅依据国务院的相关税收条例，这还不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以行政法规确定的各种收费。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表示，税收的立法权属于人大，无论从道理上还是法律上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
税收的实质，是从公众兜里直接“掏钱”。因此，“对什么东西征税”“征多少税”“谁来交税”等税收要素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要由纳税人决定。这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政府对人民征税，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而人民意愿表达的基本形式，就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如果未经公众同意，政府就自作主张地征税，政府的权力就会无限扩大，征税行为就可能变成竭泽而渔。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立法建设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税种立法小组负责人郝如玉说。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条例，即便有《立法法》为依据，但依据不足，不合宪，甚至涉嫌违宪。
中国2000年开始施行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立法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等财税界人士认为，上述条款为全国人大继续对国务院授权税收立法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施正文表示，《宪法》第5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法律”就是特指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并不包括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由此可知，1985年授权，其中涉及税法授权的部分并不合宪。”施正文认为。
他还认为，1985年授权不仅涉嫌违宪，还涉嫌违反《立法法》第10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即不能是空白授权的规定。
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认为，“现在的立法工作大多由各政府主管部门先行起草法律草案，其中加入了大量的本部门私利，最终导致了部门利益法制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体现在税收制度上，就是现实中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税收超速增长，结构性减税难以实现。而纳税人的权益则更难以得到保障，财税部门的行政也缺乏规范化。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3财经年会等会议上曾多次表示，在立法工作中要处理好人大与政府的关系，要向人大主导立法和修法过渡。这样才可以克服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之争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
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尝试，首先体现在《车船税法》的立法审议过程中。
车船税是中国第一个从国务院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郝如玉将其称为“破冰之举”。
2010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表示，在2010年内，“提请审议增值税法和车船税法草案，进一步健全财税法律制度，规范税收管理”。
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都将起草《车船税法》和《增值税法》，列入了2010年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在2010年之所以先行选择将车船税条例上升为法律，是考虑到车船税比较成熟简单，而且税收规模很小，相对于其他税种应该更容易通过审议。此举更是为了积累税收立法工作的经验，赢得公众对全国人大逐步收回税收立法权的支持。
当时负责该法立法前期工作的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在审议前和审议开始时，都曾表示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一审即通过《车船税法》草案。负责起草《车船税法》草案的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如草案审议顺利，车船税法最快将于2011年开始施行。 让全国人大财经委和财政部意想不到的是，在2010年10月初次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即对该法律草案提出了诸多意见，几乎涉及到了草案的所有条款，并反对一次即通过审议。
同样让全国人大和财政部未曾预料的是，在全国人大随后将法律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时，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近10万条意见和建议。而当年全国人大公开征求意见的其他十余部法律草案，最少的只征集到几十条意见，多的也只有7000多条。
有学者在事后总结《车船税法》立法的经验教训时表示，全国人大在2010年选取车船税作为收回税收立法权的突破口，并没有考虑周全。
这是因为，车船税在当时虽然只是每年不到200亿元的小税种，但由于车船税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一旦将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社会的关注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必然很高。而这其中所反映的各种利益诉求，会给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原因是，《车船税法》公开征求意见的草案与当时实施的条例相比，增加了部分纳税人的税负，引发了公众不满。
在谈到全国人大今后税收立法的注意事项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建议，应以减税为基调。
在《车船税法》草案初次审议遇到争议之后，全国人大随即调整了草案的规定，降低了大部分工薪阶层的车船税负。在2012年《車船税法》实施当年，共减轻税负28亿元。
郝如玉告诉《财经》记者，减轻直接税的税负更能缓解民众的“税负之痛”。全国人大在税收立法的过程中，一直将“减税”，尤其是减轻个人所得税、车船税等直接税的税负，作为立法工作的原则和主线。
除《车船税法》外，全国人大几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仅2011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将工薪所得的税前扣除额提高到每月3500元等措施，就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约28%下降到约7.7%，减税1680亿元。
《车船税法》立法争议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国人大将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法制化的进程。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人士曾告诉《财经》记者，制定《车船税法》的一项重要意义，就是要为起草《增值税法》积累经验和赢得公众支持。
上述人士在2010年对《财经》记者表示，增值税税制已趋于成熟和完善，增值税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从增值税的构成要素来看，其纳税人、基本税率、征税范围等关键要素已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早前已经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开始之际，就在其五年立法规划中，将“制定增值税等若干单行税法”列为第一类立法项目，即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立法项目。
全国人大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2007年增值税收入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43.67%。同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6%和6.44%，三税之和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69.67%。
有鉴于此，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至今仍认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构成了中国税收立法的主要框架，也是全国人大完善税收立法的主要思路。又由于两个所得税已经立法，因此增值税立法是形成中国税法体系框架的关键。只有在为其立法后，中国的税法体系才算基本建立起来。
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在2010年增值税立法的准备阶段曾表示，完成好这项立法任务，特别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因为，按照现行税收立法程序，是采取先由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起草法律草案，然后再上报全国人大审议。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当年也曾表态支持起草制定《增值税法》，并分别将这项工作写入各自部委的工作计划。
但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税收立法权上收涉及到政府部门权力的削弱，因此财政部对此积极性不高。国税总局对此更积极一些，因为更多成熟的税收条例立法之后有利于税务部门加强征管，比如增值税立法。
“增值税立法未能按计划完成，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刘剑文认为，由于对税收授权立法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事实上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往往以“税制改革试点”之名，行延缓税收立法之实。这使得中国形成并长期保留着世所罕见的以行政法规、规章为主要构成内容的税法体系。
在今年“两会”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房产税征收试点范围”，也使得税收试点的合法性和未来试点的法制化改革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表示，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试点，应在进一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是，有学者表示，暂行就是试点，不能用试点延缓立法。试点三年，不如立法博弈三年。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已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收回的时间、步骤和税种选择上，还存在讨论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什么时候收回税收立法权，还要认真研究、分析各界的意见，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但是，刘剑文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已经规划在任期内出台《增值税法》等税收法律，这意味着在五年前，全国人大和政府对收回所有税收立法权已经有了共识和时间表。
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月才召开一次，议程往往也非常满，不可能只做税收方面的立法，所以目前还是应授予国务院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因此，“五年内税收立法权不大可能收回，五年后才可能会慢慢往回收。”
刘剑文则认为，全国人大应该在五年内完成部分税种的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刘剑文分析，到目前为止，重点领域还没有立法的主要就是税法。
3月8日，郝如玉在海南省代表团分组会上建议，对已实行五年的税收条例要尽快进行立法，“成熟一个，立法一个”。
许善达将现有税种划分为，已经立法的、正在试点的以及比较成熟的三大类。其中，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收回了约占全国总税收30%的所得税的立法权。
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约占全国总税收的60%，现在还在改革和试点的过程中。许善达认为，如果现在就将这几个税种立法，由于法律具有较强的穩定性，修改的程序要远高于国务院和政府部门的条例和规定，一旦上升为法律，势必会出现频繁修法的问题。
许善达建议对这三大税种的授权不宜马上收回，应等到它们的改革试点完成，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全国人大立法。
他认为应从剩余的约占全国总税收10%的税种着手立法，如商业型的房产税和车辆购置税等。这些税种已经运行多年，税制相对简单，也比较成熟，而且改革后的影响也较小。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对《财经》记者表示，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是大势所趋，税制改革也应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提高税收的法律级次不是简单的授权与收权问题，而是涉及到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人大代表的专职性等深层问题。收回税收立法权，不能搞“大跃进”式的一步到位。
但郝如玉向《财经》记者重申，增值税立法是形成中国税法体系框架的关键。只有在为其立法之后，中国的税法体系才算是基本建立起来。
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从1979年试行至今已30余年，从1993年国务院颁布《增值税暂行条例》至今也已21年。全国人大更应本着“立法优先”的原则，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
被财政和税务部门作为延迟立法理由的增值税试点，恰恰被郝如玉等支持增值税立法的人士当成了加快立法的依据。
郝如玉认为，2010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改革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将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国际上通行的消费型增值税，不仅消除了试点时期增值税税负的地区不公平现象，还与增值税的本质和内涵更加契合，因而更加规范和完善。这一改革也成为增值税立法的重要契机。
除了已经开征的税种，对未来新开征的税种是采取立法还是授权的方式，也成为各方考虑的问题。
例如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其中表明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此外，环境税、碳税等新税种是否开征也讨论已久。
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表示，今后如果开征包括环境税、遗产税等新税种，还是要通过立法，特别是人大的立法来进行规范。
随后，赵冬苓联合了32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向本次大会提交了《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和条例的议案》。
这份议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在2013年底前废止1985年向国务院授权制定财税领域暂行规定和条例的权力，收回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律解释权。在2017年底前，将现行增值税、房产税等15项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或条例的税种制定法律。对新开征税种，不得空白授权。在2013年底前，清理税收性质的收费，制定税收法律或者行政收费法。
赵冬苓议案随后引发了全国对税收立法权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全国人大和财政部有关官员的回应。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全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预算审查结果报告，报告建议加快财税立法进程，做好税收征管法修改和单行税法立法工作，将条件成熟的税收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
在外界看来，税收立法权的上收，或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点。
立法权收回依據
赵冬苓等人所提议案希望废止的是，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在此之前，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4年，已经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了1984年授权，但1985年授权依旧有效。
国务院根据这两次授权，制定了大量税收条例和文件，使中国税收制度形成了世界少见的由行政主导的授权立法制。
2012年全国税收已达到11.07万亿元，但现有18个税种中，仅有3部税收实体法、1部税收程序法。其中多数税种的确定，均无人大立法授权，而仅依据国务院的相关税收条例，这还不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以行政法规确定的各种收费。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表示，税收的立法权属于人大，无论从道理上还是法律上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
税收的实质，是从公众兜里直接“掏钱”。因此，“对什么东西征税”“征多少税”“谁来交税”等税收要素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要由纳税人决定。这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政府对人民征税，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而人民意愿表达的基本形式，就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如果未经公众同意，政府就自作主张地征税，政府的权力就会无限扩大，征税行为就可能变成竭泽而渔。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立法建设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税种立法小组负责人郝如玉说。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条例，即便有《立法法》为依据，但依据不足，不合宪，甚至涉嫌违宪。
中国2000年开始施行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立法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等财税界人士认为，上述条款为全国人大继续对国务院授权税收立法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施正文表示，《宪法》第5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法律”就是特指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并不包括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由此可知，1985年授权，其中涉及税法授权的部分并不合宪。”施正文认为。
他还认为，1985年授权不仅涉嫌违宪，还涉嫌违反《立法法》第10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即不能是空白授权的规定。
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认为，“现在的立法工作大多由各政府主管部门先行起草法律草案，其中加入了大量的本部门私利，最终导致了部门利益法制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体现在税收制度上，就是现实中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税收超速增长，结构性减税难以实现。而纳税人的权益则更难以得到保障，财税部门的行政也缺乏规范化。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2013财经年会等会议上曾多次表示，在立法工作中要处理好人大与政府的关系，要向人大主导立法和修法过渡。这样才可以克服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之争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
税权回收探索
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尝试，首先体现在《车船税法》的立法审议过程中。
车船税是中国第一个从国务院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郝如玉将其称为“破冰之举”。
2010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表示，在2010年内，“提请审议增值税法和车船税法草案，进一步健全财税法律制度，规范税收管理”。
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都将起草《车船税法》和《增值税法》，列入了2010年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在2010年之所以先行选择将车船税条例上升为法律，是考虑到车船税比较成熟简单，而且税收规模很小，相对于其他税种应该更容易通过审议。此举更是为了积累税收立法工作的经验，赢得公众对全国人大逐步收回税收立法权的支持。
当时负责该法立法前期工作的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在审议前和审议开始时，都曾表示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一审即通过《车船税法》草案。负责起草《车船税法》草案的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如草案审议顺利，车船税法最快将于2011年开始施行。 让全国人大财经委和财政部意想不到的是，在2010年10月初次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即对该法律草案提出了诸多意见，几乎涉及到了草案的所有条款，并反对一次即通过审议。
同样让全国人大和财政部未曾预料的是，在全国人大随后将法律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时，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近10万条意见和建议。而当年全国人大公开征求意见的其他十余部法律草案，最少的只征集到几十条意见，多的也只有7000多条。
有学者在事后总结《车船税法》立法的经验教训时表示，全国人大在2010年选取车船税作为收回税收立法权的突破口，并没有考虑周全。
这是因为，车船税在当时虽然只是每年不到200亿元的小税种，但由于车船税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一旦将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社会的关注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必然很高。而这其中所反映的各种利益诉求，会给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另一个引发争议的原因是，《车船税法》公开征求意见的草案与当时实施的条例相比，增加了部分纳税人的税负，引发了公众不满。
在谈到全国人大今后税收立法的注意事项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建议，应以减税为基调。
在《车船税法》草案初次审议遇到争议之后，全国人大随即调整了草案的规定，降低了大部分工薪阶层的车船税负。在2012年《車船税法》实施当年，共减轻税负28亿元。
郝如玉告诉《财经》记者，减轻直接税的税负更能缓解民众的“税负之痛”。全国人大在税收立法的过程中，一直将“减税”，尤其是减轻个人所得税、车船税等直接税的税负，作为立法工作的原则和主线。
除《车船税法》外，全国人大几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仅2011年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将工薪所得的税前扣除额提高到每月3500元等措施，就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约28%下降到约7.7%，减税1680亿元。
《车船税法》立法争议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国人大将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法制化的进程。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人士曾告诉《财经》记者，制定《车船税法》的一项重要意义，就是要为起草《增值税法》积累经验和赢得公众支持。
上述人士在2010年对《财经》记者表示，增值税税制已趋于成熟和完善，增值税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从增值税的构成要素来看，其纳税人、基本税率、征税范围等关键要素已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早前已经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开始之际，就在其五年立法规划中，将“制定增值税等若干单行税法”列为第一类立法项目，即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立法项目。
全国人大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2007年增值税收入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43.67%。同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6%和6.44%，三税之和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69.67%。
有鉴于此，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至今仍认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构成了中国税收立法的主要框架，也是全国人大完善税收立法的主要思路。又由于两个所得税已经立法，因此增值税立法是形成中国税法体系框架的关键。只有在为其立法后，中国的税法体系才算基本建立起来。
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负责人在2010年增值税立法的准备阶段曾表示，完成好这项立法任务，特别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因为，按照现行税收立法程序，是采取先由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起草法律草案，然后再上报全国人大审议。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当年也曾表态支持起草制定《增值税法》，并分别将这项工作写入各自部委的工作计划。
但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税收立法权上收涉及到政府部门权力的削弱，因此财政部对此积极性不高。国税总局对此更积极一些，因为更多成熟的税收条例立法之后有利于税务部门加强征管，比如增值税立法。
“增值税立法未能按计划完成，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刘剑文认为，由于对税收授权立法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事实上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往往以“税制改革试点”之名，行延缓税收立法之实。这使得中国形成并长期保留着世所罕见的以行政法规、规章为主要构成内容的税法体系。
在今年“两会”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房产税征收试点范围”，也使得税收试点的合法性和未来试点的法制化改革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表示，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试点，应在进一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争取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是，有学者表示，暂行就是试点，不能用试点延缓立法。试点三年，不如立法博弈三年。
回收时间表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已有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收回的时间、步骤和税种选择上，还存在讨论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什么时候收回税收立法权，还要认真研究、分析各界的意见，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但是，刘剑文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已经规划在任期内出台《增值税法》等税收法律，这意味着在五年前，全国人大和政府对收回所有税收立法权已经有了共识和时间表。
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月才召开一次，议程往往也非常满，不可能只做税收方面的立法，所以目前还是应授予国务院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因此，“五年内税收立法权不大可能收回，五年后才可能会慢慢往回收。”
刘剑文则认为，全国人大应该在五年内完成部分税种的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刘剑文分析，到目前为止，重点领域还没有立法的主要就是税法。
3月8日，郝如玉在海南省代表团分组会上建议，对已实行五年的税收条例要尽快进行立法，“成熟一个，立法一个”。
许善达将现有税种划分为，已经立法的、正在试点的以及比较成熟的三大类。其中，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收回了约占全国总税收30%的所得税的立法权。
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约占全国总税收的60%，现在还在改革和试点的过程中。许善达认为，如果现在就将这几个税种立法，由于法律具有较强的穩定性，修改的程序要远高于国务院和政府部门的条例和规定，一旦上升为法律，势必会出现频繁修法的问题。
许善达建议对这三大税种的授权不宜马上收回，应等到它们的改革试点完成，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全国人大立法。
他认为应从剩余的约占全国总税收10%的税种着手立法，如商业型的房产税和车辆购置税等。这些税种已经运行多年，税制相对简单，也比较成熟，而且改革后的影响也较小。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对《财经》记者表示，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是大势所趋，税制改革也应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提高税收的法律级次不是简单的授权与收权问题，而是涉及到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人大代表的专职性等深层问题。收回税收立法权，不能搞“大跃进”式的一步到位。
但郝如玉向《财经》记者重申，增值税立法是形成中国税法体系框架的关键。只有在为其立法之后，中国的税法体系才算是基本建立起来。
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从1979年试行至今已30余年，从1993年国务院颁布《增值税暂行条例》至今也已21年。全国人大更应本着“立法优先”的原则，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
被财政和税务部门作为延迟立法理由的增值税试点，恰恰被郝如玉等支持增值税立法的人士当成了加快立法的依据。
郝如玉认为，2010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改革为增值税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将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国际上通行的消费型增值税，不仅消除了试点时期增值税税负的地区不公平现象，还与增值税的本质和内涵更加契合，因而更加规范和完善。这一改革也成为增值税立法的重要契机。
除了已经开征的税种，对未来新开征的税种是采取立法还是授权的方式，也成为各方考虑的问题。
例如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其中表明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此外，环境税、碳税等新税种是否开征也讨论已久。
接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知情人士表示，今后如果开征包括环境税、遗产税等新税种，还是要通过立法，特别是人大的立法来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