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到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是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除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及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总共加起来只有18个月。相较之下，前两个世纪中每个世纪平均各有60年-70年的主要战争。
　　这种奇迹般的表现应归功于均势制的运用，它在此造成了一个其固有本质本不应该造就的结果。在世界史领域里，均势制和借此维持独立的国家有关。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靠各国之间合纵连横的战争。在19世纪中，这样的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和平而非战争，这是对史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个崭新的因素起了作用，那就是对和平之强烈兴趣的出现。传统上，像这样的兴趣被视为超出国家制度的范围。各国政府都将和平的位置放在安全与主权之下。直到18世纪后半叶，卢梭还指责商人缺少爱国心，怀疑他们喜好和平更甚于喜好自由。
　　在1815年以后的改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加强了建立作为普遍利益之和平事业的高涨形势。梅特涅（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缔造者）宣称欧洲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教会及君主们开始推动欧洲的非国家化。他们的说辞基于两方面的支撑：战争的残酷性以及经济发展下和平之高涨的价值。
　　跟往常一样，这个新“和平兴趣”的鼓吹者是首先由此获利的人，也就是世袭地位受到当时席卷欧洲大陆之爱国主义革命潮流所威胁的王公贵族们。如是，在大约三分之一个世纪间，神圣同盟的军队奔驰于欧洲，镇压少数民族，压迫多数人民。从1846年到1871年，和平已经不能完全确立，反动的衰退力量碰上了工业主义的成长力量。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发现由一个新的权力体——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所代表之和平兴趣的复活。
　　神圣同盟因具备一些特殊条件得以达成维护和平的目的。欧洲王公贵族们组成了国际性的亲属体；罗马教会也在中欧、南欧为他们提供了从最高社会阶层到最低社会阶层之志愿性文官服务。这种血亲与神恩的阶级制度融合进一个有效的地方统治工具，只需加上一点武力就可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但是继承它的欧洲协调缺少这种封建的和教会的触须；它最多只能被视为松散的联盟，无法在凝固性上与梅特涅的杰作相比。它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能聚集各强权国开会，而各国之间的猜忌导致了各种阴谋、诡计及外交破坏；共同军事行动变得很少。但是神圣同盟以其思想上和目标上的全然一致，加上不时的军事干预才能在欧洲完成维持和平的任务，到此时却能由这个称为欧洲协调的影子实体，使用较少和较不压制性的武力，就在世界规模上达成这一任务。
　　要解释此惊人成就，我们必须去寻找在这种新形势下未为人知但却强有力的社会工具，它们能扮演旧时代王室和宗教的角色，并使对和平的兴趣继续维持。这个无名因素就是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作为一个独特的制度而言，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30年及20世纪的前30年，確实是这个时期世界政治与经济组织间的主要联系。它为一个国际和平体制提供了各种工具，它在霸权的协助下运作，却不由各霸权本身所设立或维持。当欧洲协调只是时不时地发挥作用，国际金融已经作为一种最富弹性之永久性机构在运作了。它独立于任何政府之外，却与所有国家保持沟通；它独立于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之外，却与它们密切联系。
　　金融与外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两国之一在未了解另一方的意图之前绝不会考虑任何长远的计划。而成功地维持全面和平的秘诀，无疑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及策略。
　　这个独特机构所拥有的人员及动机，赋予它国际性的地位，但其根基深植于全然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属于任何政府管辖。当时急需能赢得政治人物及国际投资者双方之信心的独立代理人，而这个分布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王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能为这种紧要的需求提供几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因资助战争而致富，他们对道德也无动于衷。霸权之间的长期战争会干扰到这个制度的货币基础，因而损害他们的事业。
　　基于这些事实的逻辑，当全世界人民都蒙受革命的转变时，国际金融却承担着维护一般和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