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大平原气候条件相当有利，降雨量充足，冬季相对温和，这使得大平原的定居人数和耕作规模不断增加。但在1930年夏天，太平洋洋面温度的变化对一般大气环流产生了直接影响，该地区突然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加上当时落后的耕作方式，迅速导致表土的侵蚀和丧失。
　　一战爆发时，大平原上的州政府鼓励农民种植小麦。因当时的土地很廉价，农民耕种了数百万英亩的处女地，他们除掉了稳固土壤的天然牧草。当降雨停止后，庄稼很快就枯萎死亡。风将表层土壤带走，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沙尘暴。无处不在的沙尘使牲畜和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报纸称该地区为“沙尘暴区”。整个干旱地区一直向南至得克萨斯州，直到1941年才出现了创纪录的降雨。

沙尘暴移民涌入加州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生态灾难。从1934年5月9日开始，一场为期2天的强烈沙尘暴带走了大平原的大量表土。沙尘云一直吹到芝加哥，在那里沉积了5500吨的灰尘。2天后，沙尘暴到达东部更多城市，如克利夫兰、布法罗、波士顿、纽约市和华盛顿。1934天的冬天，裹着红土的雪降临新英格兰地区。
　　1935年4月14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天”，最严重的黑色暴风雪发生在整个大平原，沙尘暴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似乎把白天变成了黑夜。驻丹佛的美联社记者罗伯特·盖格那天正好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博伊西城。他关于“黑色星期天”的报道标志着“沙尘暴”一词的首次出现。这个词是美联社堪萨斯城新闻编辑爱德华·斯坦利在改写盖格的新闻报道时所创造的——“在过去的一周里，斯皮尔曼和汉斯福德县一直处于尘土飞扬的状态。自上周五以来，该县没有一天不被狂风和泥土肆虐。当风减弱时，空气中充满了灰尘，以至于该镇似乎被雾云所笼罩。由于这种长时间的尘土飞扬，每座建筑物上都布满了尘土，空气变得令人窒息，许多人患上了喉咙痛和灰尘感冒。”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地区有75%以上的表土被吹走，不同程度地出现土地退化的现象。
　　除了水土流失造成的短期经济损失外，沙尘暴引发的移民问题还造成了长期被美国社会忽视的严重后果。在大萧条、干旱和沙尘暴的综合影响下，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家园，30多万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地区。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看成是一片“应许之地”。自“淘金热”后，从没有这么多的移民涌入加州。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灰头土脸的移民永远改变了加州的文化和政治格局。
　　加州的气候、救济和工作机会吸引了沙尘暴移民。满怀希望的移民驾车沿着66号公路前往加利福尼亚。最终，10万名沙尘暴移民选择住在洛杉矶，7万名移民选择住在“圣华金谷”。洛杉矶市在大萧条时期的管理比大多数城市要好，它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经济：电影、旅游、石油、农业、制造业和贸易。有技能的移民生活状况最好。对于有飞机和汽车装配经验的人来说，工作前景也很好。博尔德大坝建设项目也给这些沙尘暴移民提供了许多蓝领工作岗位。没有技能的移民的生活则十分艰难，他们只能依靠亲人的救济维生。
　　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是加州的一个重要产业。美国全国一半以上的橙子、葡萄、核桃、胡萝卜和生菜都来自加州肥沃的山谷田地。大型商业农场主导了加州的农业布局。这些农场专门从事一种或两种作物的生产，它们依赖于在收获季节出现、在采摘后消失的劳动力。墨西哥农场的工人比较能满足这种苛刻的生产方式，他们在收获季工作，在冬季回到墨西哥的家中，并在第二年春季再次回来工作。然而，大萧条打破了这一局面。新的移民法强行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工人，他们的缺席导致农场主对农场工人的需求，这就吸引了沙尘暴移民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谷地定居。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总是工人太多，工作机会不够。
　　来自沙尘暴区的移民缺乏食物、住所。一些种植者允许工人以免租金的方式住在劳动营中，有些农场主则提供小木屋或一室一厅的棚屋，还有一些农场主只提供一块泥地，用来搭建帐篷。而数以百计的人住在灌溉沟渠边或大牧场附近的空地上，卫生条件很差。在雨季，这些屋子常被淹没，饮用水也常被污染。1936年和1937年是沙尘暴移民的高峰期，更多的人生活在绝望的条件下，伤寒、天花、肺结核、疟疾和肺炎普遍存在，移民多死于饥饿和疾病。1937年，农场安全管理局建造了10个联邦营地，提供给移民体面的住房，但这些举措并不能完全满足移民住房的巨大需求。
　　在加利福尼亞的第一年，对移民来说是一个不平静之年，寻找工作的家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年仅七八岁的儿童通常在田里工作，他们用采摘棉花一天所挣的98美分贴补家庭生活。一旦定居下来，移民幼童就面临上学问题。少数劳动营有自己的小学，移民儿童与加州本地孩子一起上学。他们赤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本地孩子时常嘲笑他们的奇怪口音和糟糕的服饰。本地孩子不叫他们 “移民”，而是歧视性地称他们为“蛆虫”。老师们也抨击移民孩子们的口音、词汇、语法和宗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学校甚至强制要求他们在午餐时吃三明治，而不是他们曾经的主食——饼干和豆子。

　　到1938年，加州的大多数山谷城镇的人口增加了50%。沙尘暴移民的不断到来，使整个山谷中的城镇的学校和服務机构不堪重负。在整个山谷中，这些新来者与本地居民竞争工作机会。克恩县的情况最为糟糕，县人口增加了64%，即在这10年里有5.2万名新居民，安保、医疗、住房和福利服务都达到了极限。城镇居民将这些沙尘暴移民称为“奥基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在当地居民眼中，“奥基人”是无知、未受过教育、不诚实和奇怪的。一些本地人想提供食物和衣服来帮助“奥基人”，但其他的本地人则希望他们离开加州，双方都认为，这些新来者没有为在加州的生活做好准备。
　　耕作谷地的小城镇并不是唯一面对沙尘暴移民涌入的地区。“奥基人”也抢走了墨西哥和菲律宾农场工人的工作。在大萧条之前，只有不到20%的移民工人是白人。但到1936年时，数值已增加到85%。 “奥基人”改变了加州农场劳动力的结构。他们取代了近20年来在劳动力中占主导地位的墨西哥工人，降低了农场工人的生活标准，并竭力阻止他们加入工会的行为。然而，随着美国走向二战，“奥基人”转而在国防工业中实现了就业，并在二战期间逐步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农场移民工人的不利处境问题仍然存在。
　　在另一边，留在沙尘暴地区的农民因表土面积的减少，本应从农作物的种植转向饲养动物和栽种干草。然而在大萧条期间，农田的有效调整是非常有限的。有些农场主未把目光转向更高产的农作物，可能与他们对改变土地用途的无知有关。第二个因素是沙尘暴地区的银行倒闭率高于其他地区，农民无法获得急需的信贷，无法改变作物的生产模式。二战后，资本密集型的综合企业改变了这一局面。深入含水层的密集灌溉、人工杀虫剂与大型收割机的使用，使得无论下雨与否，都能年复一年地提高作物种植的效用。科学技术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过去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有学者认为，农民是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工作，即在种植作物时投入的政府补贴远超过了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然而，与悲观主义观点不同，历史学家马修·邦尼菲尔德则认为，沙尘暴的长期意义在于“人类精神在忍受困难和克服挫折的能力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移民记忆的不同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众对沙尘暴的直观印象是通过美国纪实摄影家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形成的。兰格当时开车进入采摘营地，拍下了这张照片。“我进行了5次曝光，从同一个方向越拍越近，最后一张照片成为了著名照片。母子们一直靠周围田地里的冷冻蔬菜和孩子们杀死的鸟类生活，她刚卖掉了她的汽车轮胎来购买食物，她的孩子们蜷缩在她的身边。”兰格所拍摄的主角是一位32岁的妇女，但40多年来无人知道她的名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为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的女人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信，称自己是照片中的那位移民母亲。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报纸内容具有巨大力量，只有报刊才能在同一时刻将同样的思想植入上千人的头脑之中。
　　图片是一种与文本完全不同的传播模式。图片往往与个人记忆的印记力更为接近，但与历史真相更加遥远。根据弗洛伦斯的儿子所言，兰格讲述的故事细节有误。实际上，弗洛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与丈夫克利奥·欧文斯来到加利福尼亚，丈夫在1931年死于肺结核。1936年，弗洛伦斯和孩子们以及她的新伴侣乔，开车到尼波摩去摘豌豆。车抛锚后，乔走到镇上去修理汽车的散热器，弗洛伦斯和孩子们留在营地里。这时，兰格开车过来，拍下了她那张著名的照片。
　　兰格在30年代受雇于联邦政府，专门记录大萧条对美国人口的影响。因此，许多照片都具有宣传性质，她的拍摄动机是协助国会通过对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贫困地区的资助法案。但上述事实并不影响这组照片呈现出人们在沙尘暴灾难中的挣扎状态，照片产生的视觉反差形成了美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沙尘暴危害的感性认识，即灾民的耕种方式与沙尘暴的形成无关，他们只是这场自然灾难的受害者。弗洛伦斯80岁去世，她的墓碑上写着“移民母亲，美国母性力量的传奇”。
　　此外，1939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愤怒的葡萄》也深受沙尘暴移民记忆的影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利用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实地记录，并在书中大量使用基督教的意象，将沙尘暴移民的西行比作《出埃及记》中奴隶逃离埃及的反向版本，以突出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残酷性。第1—10章对应的是犹太人在埃及被奴役，美国的银行和土地公司恰好扮演着残暴法老的角色，以及类比瘟疫的干旱和侵蚀;第11—18章是类似出埃及后穿越荒野的过程，在此期间，一些移民在前往加州的路上去世了;第19—30章对应的是在“应许之地”加州的定居。

反思记忆：人与自然，博弈还是合作？

　　动态图像在人类的记忆中发挥的是一个续电站的功能，在这个续电站中记忆会被重新充上能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其意义会被反转。随着亲历过美国上世纪30年代沙尘暴一代的逝去，非亲历者们开始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念，逐渐形成了一种非煽情性质的“反思记忆”。
　　《沙尘暴》是由肯·伯恩斯导演的纪录片，与其说该片展现出某种悲情的叙事，还不如说它是内战记忆在自然灾难事件上的映射。事实上，伯恩斯的成名之作正是纪录片《内战》，类似于《内战》的制作手法，这位著名导演使用了历史图像的复原、虚构的第一人称叙述与全景式拍摄技术，给观众造成了巨大的内心冲击与视觉震撼。然而，就像《内战》有意回避奴隶制问题、只展示战场的宏大与南北士兵的英勇那样，《沙尘暴》同样使用了进步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充分肯定了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农民能战胜自然的斗争精神。《沙尘暴》导演基于美国民众对大萧条的恐惧，将上世纪30年代的干旱描述成一种可怕的反常现象，并对农民改造自然的精神进行了颂扬。然而，随着环境史研究在美国学界的不断深入，该片的叙述准确性与政治立场不断遭到质疑。通过研究该片的来源、音乐、旁白以及它试图传达的信息，美国学者认为，《沙尘暴》对大平原经历的灾难进行了单维的、过于煽情的、简化性的叙述，忽略了许多关于沙尘暴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作为反思记忆的最新代表作，纪录片《收获》反映出历史事件记忆在美国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同于《沙尘暴》呈现出的“形成危机、困于危机与克服危机”的典型美国记忆三部曲，它从“人与土地合作”的理念，给予了观众一种希望或引发了思考。《收获》依靠事件经历者的来往书信作为解释历史的原始资料，使影片更具有历史严谨性与权威性。《收获》的关注视角不再是对沙尘暴影响的全方面生动展示，而是选择得州西部的小麦种植区为切入点，更加人本主义地看待不同的农耕群体，具有一种以小人物解读大时代历史的视野。《收获》并未站在自然理性的角度对农户盲目耕种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毕竟，大部分缺失国家视野的农民考虑的只是谋生或养家糊口。片中的农场主克里斯认为干旱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平原地区干湿循环周期的一部分，无需过度恐慌，农民只需制定应对方案即可。
　　这两种记忆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别是对“投资型农场主”的评价。《沙尘暴》导演伯恩斯认为那些来自北方城市的无名的、没有灵魂的“投资型农场主”是引发30年代沙尘暴的主因，因为他们种植作物一段时间后就把土地放弃了，给当地农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收获》抛弃了这种历史偏狭观，明确地告诉观众，片中的农场主加维一方面为了利润而投资种植业，但另一方面，长期住在堪萨斯州威奇托的他也不断给合伙人克里斯写信，告诉他保护土地的重要性。加维还发明了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罗列法”，即每隔一年让土地休耕，并努力在旱季播种开始前储存2年的灌溉用水，使土地正常地吸收水分。他俩也是土地保护技术的开拓者，早在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前，就鼓励当地农民进行耕种革命。他们在信中写道：“大平原的耕作具有特殊的周期性，农民必须学会如何在干旱期内进行耕作，必须明白有些年份他们能获得丰收，有些年份则必将遭遇失败，农民应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尽早对其土地进行规划，才有能力应对干旱，这是至关重要的。”片中表明，加维与克里斯是有远见的思想家，而非伯恩斯抨击的那种目光短浅的投机客。

　　《收获》还对罗斯福政府资助的努力提出了质疑。加维在信中写道：因罗斯福连任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完成长期的农业规划，他还认为大多数政府项目更有利于小农户而非经营上规模的农场主。如，美国国会在1936年通过了《土壤保护和国内分配法》，要求土地所有者与在其农场工作的劳动者共享政府补贴，一旦证明有助于对土壤的保护，国会便直接补贴用于生产控制与收入维持的农场开支。联邦政府还推出了受灾小农户在其他土地上安置的计划。然而，加维认为政府的补贴计划只会加重大农场主的税负，大规模的安置计划则使大平原的土地更加荒芜。总之，《收获》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从长远来看，联邦政府的多数项目是治标不治本，反而加速了“罗斯福萧条”的到来。面对自然灾难，人类不能一味斗争或退却，而应学会如何与各种恶劣自然环境共存。
　　总体而言，《沙尘暴》的拍摄预算较高，是视觉震撼的盛宴，将南部平原的壮丽和荒凉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也是一部更有温度的纪录片，比起实用朴实的《收获》而言，它更生动地刻画了个人的绝望和坚持，但也更像是一种迎合创伤记忆的美国政府文化投资，而《收获》则是利用最新学术成就改变固有悲情记忆的一种有益尝试。
　　有趣的是，在观看2012年的纪录片《沙尘暴》获得灵感后，克里斯托弗联系了该片导演伯恩斯，请求允许他在科幻片《星际》中借用这部记录片中的一些特色采访画面。2014年的科幻电影《星际》中，21世纪的美国再次被沙尘暴（由影响农作物的世界性病毒引起）“蹂躏”。由此可见，通过移民加州的痛苦经历、灾难记忆的图片化、文本化与视觉化，沙尘暴从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转译”为一种表达社会创伤记忆的重要文化符号。
　　以沙尘暴为代表的自然灾难在美国历史上一次次地将各地民众聚集在一起，激起了他们的非凡勇气和牺牲精神。但大众的自然灾难记忆也掩盖了美国利用灾难叙事来推进政党利益、资本控制的事实。因而，解构“自然”一词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像所有的语言一样，包含了某种意识形态，以确保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真实的、人力不可干预的。学者阿利森·安德森指出，人的认知与占主导地位的特定社会模式密不可分，故而“自然”一词是基于文化和历史因素所构建的。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看，事故或自然灾害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但也可能成为资本从危机中获利的一种途径。灾难显然是一般非灾难性世界的例外，但实际上从未出现过非灾难性的时刻。这表明“自然失败”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预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