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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但迁都后的企业如果不能入乡随俗，就会人心难安，或者成为都市里的村庄文化，一种偏离主流的亚文化。
“迁都”潮涌中国
大约是从1996年起，企业“迁都”逐步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现象，越来越多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中国安家落户。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92%以上的企业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土生土长的企业，纷纷从乡镇迁往县城，或从县城迁往省城，或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
北京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聚集之地，外埠企业研发和销售的首选基地。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逐步改变了早期在京设立办事机构的策略，转而将全球性研发基地搬到北京。摩托罗拉公司就将该公司全球董事年会的会址选在了北京，日本佳能在进入中国市场20多年后也将亚洲总部迁到北京，北方电讯、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IBM等跨国公司，共同掀起了一股在北京建立大型研发机构的热潮。到2004年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的有25家、研发机构已接近60家，由此带来的技术交易额超过15亿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际化色彩，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涌入。霍尼韦尔国际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将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而其旗下四大核心业务部门除航空产品技术产品部门之外，也都将转移到上海的新总部。此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往上海的动作便频频曝光：西门子宣布将手机的亚太区总部迁往上海；通用电气公司的塑料集团随即决定第三季度将亚太区总部从日本东京迁至上海；摩托罗拉公司则宣布在上海成立其能源产品的亚太区管理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热电集团也酝酿在上海设地区总部；有此意向的还有世界顶级商务软件供应商Oracle（甲骨文）公司以及瑞士ABB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跨国公司。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披露，迄今为止累计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银行或投资性公司、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86家、105家、140家，成为我国总部经济项目最集中、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财富》500强企业已有300多家进入上海，100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70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除了以上公司外，还有很多公司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如花旗、通用照明系统、汉高、理光、富士胶卷、三菱商社、飞利浦等等。
此外，广州、武汉、南京、大连、杭州、佛山、成都、南昌也以各自的优势吸引八方来客，企业迁都潮在中国已是蔚为大观，势不可挡！
菩萨换庙的经济分析
企业“迁都”林林总总，几乎每一个“迁都”企业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但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指向：“迁都”既是企业自身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小地方出大企业，像海尔出生在青岛，春兰出生在泰州，小天鹅出生在无锡，美的、格兰仕、科龙在顺德，长虹在绵阳……这些在小地方长大的企业逐步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地域限制的瓶颈制约变得无法突破。小地方交通不便，穷乡僻壤留不住也招不到人才，信息闭塞妨碍了企业的扩张视线，资金来源局限更成为一道难题。所以他们必须要“陈奂生进城”，拓宽视野、放开手脚，构筑新的竞争平台，才能有效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由此可见，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都的根本原因，企业迁都最实质的东西就是“把触角伸出去”，“借地发展”、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
信息经济的充分发展，在客观上使企业“脑”“身”分离成为可能。作为“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取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最为迅猛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加速向一些都市经济区集中；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导致企业总部与加工基地在空间上分离成为可能。这种“大脑”在某个优势区域，生产在外地的现象，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现代版本，催生了总部经济。
经济学家李江帆先生认为，总部经济可以成为一个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总部”自身创造的大量产值、交纳的巨额税收可以直接为当地的财政和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并可导致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总部经济可以促进诸如房地产、餐饮、中介服务、商贸等第三产业中众多行业的壮大；另外，总部经济的发展有望拓深各产业内部分工或专业化的程度，因为总部经济不仅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对其需求品的“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正是分工或专业化强有力的催化剂。
有专家认为，总部经济能够产生“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因此，总部经济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这就是总部经济的“三赢模型”。
事实上，在外地或境外企业“借上海之梯登高”的同时，上海也开始感受到这些企业的“推力”。比如上海房地产业的“火爆”就与“总部经济”有直接关系。上海已成为亚洲办公楼市场中最有活力的地区，目前上海办公楼租金涨幅已达亚洲第一位、全球第三位。据高纬物业欧洲分部统计，在其刚发布的“世界主要办公地区”排行榜中，上海办公楼租金年增长率已达9.7%，增长势头远胜过亚洲其他主要城市。
有资料显示，1998年后外地驻沪企业拉动上海市GDP增长0.7－0.9个百分点。
企业迁都的理性思考
企业迁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仅仅是在异地购买或者租借一栋办公楼，再把办公设备一搬了之那么简单，它还将意味着大至去与留的人事纷争、撤与建的机构调整，小至夫妻分居、孩子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矛盾。
“脐带”割不断理还乱 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任何一个地方的支柱企业作出迁址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还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十堰以“车”立市，以“车”闻名，东风“迁都”武汉，就意味着“十堰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城市”。因此，苗圩不得不有所顾及的是离开东风的十堰靠什么支撑，未来当地的经济如何发展，让人真正切切地感受到了“忠孝难两全”之类的惶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东风迁都也只是管理层出山，近期不带基地走，收入和税收的大部分目前还是留在十堰。一个在自己辖区内长大的企业，它的迁徙不仅仅意味着税收、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也会使父母官们感觉脸上难堪。当年杉杉迁往上海的时候，宁波市就非常不悦。另一方面，一些依赖地方长期扶持而长大的企业，自身也感到一时难以断乳。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一些企业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如果离开所在地政府的扶持或“庇护”，很难继续做大。这种多年积累下来的相互支撑以及形成的默契，让很多企业很难完全割舍。比如浪潮集团，尽管早在2001年初就将营销中心设在北京，但实际上总部仍保留在济南。浪潮信息副总裁王恩东解释说：“我们在山东得到的扶持是一个长年积累的结果，到了其他城市就很难立刻得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浪潮至今仍把济南作为管理决策和利润的中心。
在宁波，杉杉是龙头企业，这是政府“父爱”的基础，可在上海，杉杉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它未必能得到同样的关爱。直到2002年底，颇有感触的杉杉把投资重点又回归宁波。
居高不下的安家费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迁都中国实际上意味着商务成本的相应降低。类似阿尔卡特这样的跨国公司，既然其亚太战略的中心是中国，中国商务的地理中心在上海，其成本下降、效率提高是不言自明。比如从商旅的角度看，从上海出发完成一趟北京、香港、东京飞行的费用，显然比从悉尼或新加坡出发的开销要低得多，而在上海同等级的商业人才的薪资费用，可能不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一半。
然而，尽管从空间距离上看，中国的内资企业迁都大城市远不及跨国公司的远涉重洋，但相对成本却要高得多！
以“薪”情为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岗位，在乡镇或在小城市与在大城市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调查，宝钢集团内的上海矽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2.6万元，上海矽钢生产热轧硅钢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行业中，全国一半左右的产量出自江浙地带。而江苏淮阴硅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只有8000左右，浙江诸暨硅钢厂的这一数字为8200元左右，苏州的一家同类工厂也不过1万元左右。换言之，企业迁都之后，仅工资支出就要成本增加。
其实，“迁都”之后，各方面的支出都有可能水涨船高。据媒体披露，台湾中芯国际500多人的到来，一下子使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附近的住房租金一月内上涨了20%！一套两室一厅每月房租很快涨到3400元！上海的商务成本就是这样不停往上蹿。难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公开表示：“商务成本的提高令我头痛。”因此，企业在做出“迁都”决定之前，务必要量“费”而出！
文化冲突不容回避 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的区域性文化。不同文化圈的企业对规范的认识不同，导致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之间存在沟通上的障碍。一般来说，低级文化圈的企业氛围不适合创新，没能提供足够自由的创新空间。
迁都之后的企业还应入乡随俗地建立一整套对应的企业文化调整新规则，否则安定人心都难，或者成为都市里的村庄文化，成为一种偏离主流的亚文化。
经济的发展靠的不是只有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活动，或者带不来大量直接经济活动和直接经济效益的总部。其背后需要巨大的硬件支持，盲目运作很可能给城市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因而，企业迁都需要全盘考虑，三思而行。
“迁都”潮涌中国
大约是从1996年起，企业“迁都”逐步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现象，越来越多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中国安家落户。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92%以上的企业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土生土长的企业，纷纷从乡镇迁往县城，或从县城迁往省城，或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
北京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聚集之地，外埠企业研发和销售的首选基地。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逐步改变了早期在京设立办事机构的策略，转而将全球性研发基地搬到北京。摩托罗拉公司就将该公司全球董事年会的会址选在了北京，日本佳能在进入中国市场20多年后也将亚洲总部迁到北京，北方电讯、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IBM等跨国公司，共同掀起了一股在北京建立大型研发机构的热潮。到2004年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的有25家、研发机构已接近60家，由此带来的技术交易额超过15亿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际化色彩，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涌入。霍尼韦尔国际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将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而其旗下四大核心业务部门除航空产品技术产品部门之外，也都将转移到上海的新总部。此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往上海的动作便频频曝光：西门子宣布将手机的亚太区总部迁往上海；通用电气公司的塑料集团随即决定第三季度将亚太区总部从日本东京迁至上海；摩托罗拉公司则宣布在上海成立其能源产品的亚太区管理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热电集团也酝酿在上海设地区总部；有此意向的还有世界顶级商务软件供应商Oracle（甲骨文）公司以及瑞士ABB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跨国公司。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披露，迄今为止累计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银行或投资性公司、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86家、105家、140家，成为我国总部经济项目最集中、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财富》500强企业已有300多家进入上海，100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70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除了以上公司外，还有很多公司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如花旗、通用照明系统、汉高、理光、富士胶卷、三菱商社、飞利浦等等。
此外，广州、武汉、南京、大连、杭州、佛山、成都、南昌也以各自的优势吸引八方来客，企业迁都潮在中国已是蔚为大观，势不可挡！
菩萨换庙的经济分析
企业“迁都”林林总总，几乎每一个“迁都”企业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但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指向：“迁都”既是企业自身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小地方出大企业，像海尔出生在青岛，春兰出生在泰州，小天鹅出生在无锡，美的、格兰仕、科龙在顺德，长虹在绵阳……这些在小地方长大的企业逐步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地域限制的瓶颈制约变得无法突破。小地方交通不便，穷乡僻壤留不住也招不到人才，信息闭塞妨碍了企业的扩张视线，资金来源局限更成为一道难题。所以他们必须要“陈奂生进城”，拓宽视野、放开手脚，构筑新的竞争平台，才能有效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由此可见，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都的根本原因，企业迁都最实质的东西就是“把触角伸出去”，“借地发展”、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
信息经济的充分发展，在客观上使企业“脑”“身”分离成为可能。作为“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可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同时也能取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最为迅猛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加速向一些都市经济区集中；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导致企业总部与加工基地在空间上分离成为可能。这种“大脑”在某个优势区域，生产在外地的现象，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现代版本，催生了总部经济。
经济学家李江帆先生认为，总部经济可以成为一个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总部”自身创造的大量产值、交纳的巨额税收可以直接为当地的财政和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并可导致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总部经济可以促进诸如房地产、餐饮、中介服务、商贸等第三产业中众多行业的壮大；另外，总部经济的发展有望拓深各产业内部分工或专业化的程度，因为总部经济不仅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对其需求品的“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正是分工或专业化强有力的催化剂。
有专家认为，总部经济能够产生“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因此，总部经济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这就是总部经济的“三赢模型”。
事实上，在外地或境外企业“借上海之梯登高”的同时，上海也开始感受到这些企业的“推力”。比如上海房地产业的“火爆”就与“总部经济”有直接关系。上海已成为亚洲办公楼市场中最有活力的地区，目前上海办公楼租金涨幅已达亚洲第一位、全球第三位。据高纬物业欧洲分部统计，在其刚发布的“世界主要办公地区”排行榜中，上海办公楼租金年增长率已达9.7%，增长势头远胜过亚洲其他主要城市。
有资料显示，1998年后外地驻沪企业拉动上海市GDP增长0.7－0.9个百分点。
企业迁都的理性思考
企业迁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仅仅是在异地购买或者租借一栋办公楼，再把办公设备一搬了之那么简单，它还将意味着大至去与留的人事纷争、撤与建的机构调整，小至夫妻分居、孩子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矛盾。
“脐带”割不断理还乱 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任何一个地方的支柱企业作出迁址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还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十堰以“车”立市，以“车”闻名，东风“迁都”武汉，就意味着“十堰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城市”。因此，苗圩不得不有所顾及的是离开东风的十堰靠什么支撑，未来当地的经济如何发展，让人真正切切地感受到了“忠孝难两全”之类的惶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东风迁都也只是管理层出山，近期不带基地走，收入和税收的大部分目前还是留在十堰。一个在自己辖区内长大的企业，它的迁徙不仅仅意味着税收、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也会使父母官们感觉脸上难堪。当年杉杉迁往上海的时候，宁波市就非常不悦。另一方面，一些依赖地方长期扶持而长大的企业，自身也感到一时难以断乳。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一些企业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如果离开所在地政府的扶持或“庇护”，很难继续做大。这种多年积累下来的相互支撑以及形成的默契，让很多企业很难完全割舍。比如浪潮集团，尽管早在2001年初就将营销中心设在北京，但实际上总部仍保留在济南。浪潮信息副总裁王恩东解释说：“我们在山东得到的扶持是一个长年积累的结果，到了其他城市就很难立刻得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浪潮至今仍把济南作为管理决策和利润的中心。
在宁波，杉杉是龙头企业，这是政府“父爱”的基础，可在上海，杉杉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它未必能得到同样的关爱。直到2002年底，颇有感触的杉杉把投资重点又回归宁波。
居高不下的安家费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迁都中国实际上意味着商务成本的相应降低。类似阿尔卡特这样的跨国公司，既然其亚太战略的中心是中国，中国商务的地理中心在上海，其成本下降、效率提高是不言自明。比如从商旅的角度看，从上海出发完成一趟北京、香港、东京飞行的费用，显然比从悉尼或新加坡出发的开销要低得多，而在上海同等级的商业人才的薪资费用，可能不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一半。
然而，尽管从空间距离上看，中国的内资企业迁都大城市远不及跨国公司的远涉重洋，但相对成本却要高得多！
以“薪”情为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岗位，在乡镇或在小城市与在大城市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调查，宝钢集团内的上海矽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2.6万元，上海矽钢生产热轧硅钢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行业中，全国一半左右的产量出自江浙地带。而江苏淮阴硅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只有8000左右，浙江诸暨硅钢厂的这一数字为8200元左右，苏州的一家同类工厂也不过1万元左右。换言之，企业迁都之后，仅工资支出就要成本增加。
其实，“迁都”之后，各方面的支出都有可能水涨船高。据媒体披露，台湾中芯国际500多人的到来，一下子使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附近的住房租金一月内上涨了20%！一套两室一厅每月房租很快涨到3400元！上海的商务成本就是这样不停往上蹿。难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公开表示：“商务成本的提高令我头痛。”因此，企业在做出“迁都”决定之前，务必要量“费”而出！
文化冲突不容回避 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的区域性文化。不同文化圈的企业对规范的认识不同，导致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之间存在沟通上的障碍。一般来说，低级文化圈的企业氛围不适合创新，没能提供足够自由的创新空间。
迁都之后的企业还应入乡随俗地建立一整套对应的企业文化调整新规则，否则安定人心都难，或者成为都市里的村庄文化，成为一种偏离主流的亚文化。
经济的发展靠的不是只有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活动，或者带不来大量直接经济活动和直接经济效益的总部。其背后需要巨大的硬件支持，盲目运作很可能给城市发展带来沉重打击。因而，企业迁都需要全盘考虑，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