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和2016年数据,基于分位回归和断点回归,对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有如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约为1.5％,即平均每年劳动力收入水平会由于教育外部性而提高约1.5％,考虑城市预期人均受教育水平后,收入效应提高至2.03％.第二,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增加,而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间差距明显.第三,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特征,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
【机 构】
：
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600;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和2016年数据,基于分位回归和断点回归,对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有如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约为1.5％,即平均每年劳动力收入水平会由于教育外部性而提高约1.5％,考虑城市预期人均受教育水平后,收入效应提高至2.03％.第二,我国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增加,而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间差距明显.第三,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特征,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外部性相对较低,中高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正回报率最为显著.第四,1999年以来高校扩张政策的实施确实强化了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
其他文献
蒙古包是为了满足蒙古族牧民生活需要而出现的一种传统建筑,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外部建筑材料就地取材,能够有效适应草原独特的自然气候.文章梳理了蒙古包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了蒙古包的结构元素以及蒙古包的装饰元素,及其在室内设计中应用.
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社会公平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首次提出户籍制度的三重本质内涵:人口登记、迁移限制、竞争性福利行政限制,以及社会公平视角下户籍制度三大改革的理论依据:基于均等主义理论的户籍门槛总体放宽要求、基于纵向公平理论的重点人群落户要求、基于充足主义理论的居住证福利提升要求.在梳理全国330个城市户改进程基础上,以跨省人口流入热点地区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15年来110份地方户籍文件分析热点地区城市在落实人口准入、重点群体落户、居住证实施三大户改要求的区域分异特征,将政策时点与各城市2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数据,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强度老年照料需求与中年劳动人口的非农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剔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发现,当照料需求增加到低强度时会使得男性非农劳动时间显著减少8％;当照料需求增加到高强度时才会使女性劳动时间显著减少35％;且随着家庭照料需求增加这一负向影响都不断提高,同时,对非农户口和高收入家庭中的男性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但与父母同住却可以缓解高强度照料对女性劳动时间的负面影响.此外,照料强度也会影响就业结构
基于CHARLS 2018最新调查数据,通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发现使用包括微信、微信朋友圈和手机支付在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能有效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受教育程度在APP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有力的调节作用,即较低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从使用APP中获益更大.KHB分解法发现,在APP使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路径中,社会交往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社会各界可参考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推广相关功能的使用,以期通过推广APP的使用和促进老年人群的社会交往
基于2010至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描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近十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平均偏效应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历时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愿意”定居在流入地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态度;分年logistic回归和系数的历时比较表明,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多数个体与家庭特征的作用相对稳定.结论认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相对稳定性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且鉴于流动人口的选择性,流入地的社会公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开始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表明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通过学术文献梳理,观察到近十年来我国低生育率研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1)刻画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从生育计划调整、女性生命周期、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等方面剖析二者存在错位的深层次原因;(2)从经济、社会、家庭、制度和文化规范五个方面分别诠释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及动力机制;(3)以“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为核心,探讨我国旨在提高社会生育水平的举措及政策实施效果
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给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带来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危机,即各个学科的危机、认识论的危机、世界观的危机、世界感知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样成为了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而且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厘清问题:(a)作为一种认识论问题,(b)作为一种社会学问题,(c)作为一种历史问题,(d)作为一种现代文化问题.最后,(e )令人感兴趣的是,用丰富的革命经验检验相应的理论概念,并(f )给出某种预见.
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背景下,全社会有必要思考养老服务政策如何瞄准老年人的实际照护需求,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真实养老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通过对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数据的分析,探讨老年失能对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及其随社会支持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失能程度的加重,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会显著降低,而与子女同居住的概率显著增加,入住敬老院、养老公寓或福利院等养老机构的概率亦显著增加.另外,纳入家庭支持能力、社区支持能力与老年失能的交互项后,发现各类社会支持在老年失能对居住意愿
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根据老年人参加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公益活动、家庭活动、上网和体育锻炼的情况,利用潜在类别模型探索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分析了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可以分为低参与型、适度参与型和高参与型等三种类型;OLS模型结果验证了社会参与模式和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与低参与型和高参与型两种模式相比,适度参与型模式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年龄认同;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内生性以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
利用CHNS 1991—2015跨度2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代际同住的变迁.发现在这个时期内,老人与子女的同住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位迅速下滑,但在2000年后停止下降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个体和时期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老人的健康和婚姻状况是对代际同住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同时它们的效应也会随着时期发生变化并在城乡老人中显示出不同的模式:早期处于虚弱状态的城市老人更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到2015年更健康的城市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早期有配偶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在近期无配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