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史书还记载了一个苏轼智斗无良药商的故事：苏轼建立安乐坊后，苏夫人还献出了娘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这是治疗疫病的特效药。有个囤药的药铺商贩也身染疫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自己的药铺里也没有特效药了，听说苏轼“安乐坊”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家人去索要药方。哪知苏轼早就给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规定：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有钱人用药，每用一服，须捐助安乐坊纹银百两。闻听此言，那无良药商傻眼了，可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捐银子买药。苏轼又用这些钱，在江干等处开了几个分坊，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发展。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两浙官府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醫生的官员身份，并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
　　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教苏轼解决的办法。苏轼毫无保留地把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他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苏轼众筹办医的做法，对宋朝以后的国家政策影响很大。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在各地创办了养济院，同样属于官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