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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湄公河行动》根据真实事件“湄公河惨案”改编。2011年，承载13名船员的中国商船，于金三角附近水域全部遇难。泰国警方从船上搜出90万颗冰毒毒品。为查明案件真相，也为一举歼灭毒枭，我国缉毒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义无反顾跨境追捕。
“主旋律”大意是指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的文艺作品精神与思想基调。纵观全片，电影的主题为“坚决捍卫中国公民海外利益，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作为一部按照重大题材批审的主旋律电影，对于国家形象构建来说，《湄公河行动》作为主流政治大片，意识形态意义重大。
一、 国家形象的视听与叙事展现
（一）国家形象的视听呈现
视觉符号作为典型的影像化表现手法，在影视作品中具有表达情感、深化主题、增强艺术感染力等直观意义。影片开场第5分钟，身着警服的公安部部长江海峰与下属依次出现，办公室会谈场景中镜头左侧构图鲜艳的五星红旗静静伫立，影片第14分20秒，画面以天安门长安街运动镜头为主体，画外音“还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第14分42秒，镜头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为起幅，随后摇向公安部部长及随从下属，后续镜头为门前站岗门卫敬礼、国家公安部大门。画面由运动镜头大全景到五星红旗特写摇镜头，由中景人物到全景大门，两极景别的切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巍巍中华，气势宏阔巍峨，昭示着国旗的神圣与国家尊严的不容侵犯。影片从开场固定镜头中出现的的警服、警察人员、五星红旗等元素到影片后续出现在运动镜头中的五星红旗与缉毒警察等画面元素，开场便定下紧张威严与快节奏的视觉基调。红色与黑色的色彩视觉反差调动起故事的情感张力，使得观众内心也随之代入起伏，国家形象与国家尊严的视觉化表达为影片开篇定调，体现出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这一既定概念。影片中第一场悬念大戏以缉毒警察团队进入赌场营救岩多帕为主线，赌场救人环节作为整个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在剧作法中也可以看做整个电影宏观叙事的“发展”环节，此时的故事进度距离故事叙事最终大高潮的矛盾爆发尚有一段距离，核心矛盾解决与事情最终结果也遥遥无期，因此，缉毒行动刚刚开始，任重道远。
前途尚且未卜，赌场救人场景光线多使用室内侧面光，无论是室内毒枭反面人物还是我国缉毒警队等正面形象，多采用室内侧面光塑造人物，人物脸部轮廓清晰，明暗对比强烈，同时，室内救人场景影调控制也使得色彩对比强烈，人物形体突出，在突出人物层次感与立体感的同时也表达了双方人物此时复杂的内心活动与飘摇不定的正邪两方对抗局势。随着影片故事的不断进展，双方拉锯战渐渐由地下转到地上，斗争空间也由暗室转向商场，丛林（封闭空间—半封闭空间—开放空间）。光线的数量明显增多，而光意味着能量与光明，胜利与正义，希望与成功。随着斗争的进展，正义之师的力量逐渐壮大，故事的结局也将渐渐眀豁，因此，胜利趋势在电影空间的表达上是一个渐渐获得自然光线的过程。光线变化也由对立、压抑、阴暗到柔和、明快、自然，隐喻了“此行凶险，师出无敌，胜利在望”的故事发展路径，隐隐渗透出导演利用光线对于国家形象的视觉化勾勒。
（二）国家形象的叙事展现
在电影叙事层面，根据格雷马斯符号学分析中的“矩阵理论”进行分析，以主人公高刚为主的中国缉毒团队与以毒枭糯康为首的犯罪团队构成某种尖锐的对立，即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而毒枭一方对于中国缉毒警察来说，价值观上则存在着“生”与“义”的對立，即毒枭的“个人存在”与世间“正义”的对立，而“非生”与“非义”价值观的对立则存在于以方新武/高刚为代表的追求正义与光明，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缉毒警察与唯利是图，作恶多端，以毒枭糯康为代表的贩毒团伙身上。影片通过主人公对犯罪团伙的强烈打击剿灭与对民族正义与尊国家严的强烈捍卫传递出了明确而强烈的国家意识，从而体现与维护自身的国家形象，宣示国家主权。
二、 符号聚合理论对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分析
厄内斯特·鲍曼与约翰·克里甘和唐纳德·希尔次在传播学领域中提出“符号聚合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有关现实生活的形象受到一些故事的引导，这些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而这种引导以及人们对事物看法的反映，是在小规模范围内的符号互动中创造出来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个的“故事链”。[1]符号聚合理论的两大概念为“想象性主题”和“修辞性视野”。而《湄公河行动》的成功则来自于观众对电影中“修辞性视野”的有效运用。
于电影本体而言，电影观众既是对于电影本身的独立观察者，也是电影故事的参与者。不一样的角度和视野给予观众不同的心理感受与不同的“修辞性视野”。“想象性主题可以被看做更大范围内的修辞性视野——人物、场景、情节线索、公认的中介。‘修辞性视野’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事物过去、现在与未来状态的看法。“修辞性视野”构建着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2]
《湄公河行动》中的故事叙述模型偏向于“战争胜利”类型叙述模式，故事主体偏向于展示战斗过程，突出情节，强化矛盾冲突。在剧作法中，《湄公河行动》也更偏向于“壯举”式情节模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电影通过故事的方式来展现，《湄公河行动》中的故事就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符号聚合理论作为研究传播中如何使用叙述手段的理论，根据人们利用想象性主题的思维方式来创立叙事结构，从而使得受众更加具有社群意识，将主题合理运用并融入故事，从而形成被大众所接受的修辞性视野，让观众在故事中对电影所呈现的价值观念产生理解并达成共识。《湄公河行动》中的部分想象性主题及构成元素如下表所示：
《湄公河行动》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物行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个想象性主题，并且通过想象性主题形成修辞性视野，从而渗透国家形象的建构价值取向。影片主角我方警察智勇双全，奋不顾身，与毒枭战斗到底，置之生死于度外，令观众揪心而感动，人物形象与国家形象相得益彰，崇高而伟大的正能量主题油然而生，缉毒团队分工合作，虽然各成员自身特质各不相同，但每一位缉毒警察身上都渗透着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完成任务、抓捕毒枭是缉毒团队的首要责任。每一个想象性主题都在激发群体意识，达成社会共识，凝聚正能量。在影片中，缉毒团队最终英勇完成任务，但凯旋归来的背后却是牺牲、截肢、负伤的惨痛代价。想象性主题中的人物与情节环环相扣，正反两派激烈对战，险象环生，人物个性特质与双方矛盾突出，故事叙述节奏紧张明快，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民族热情与爱国热忱，引发观众共鸣，使观众认同影片主题，提升我国国家形象，暗暗勾勒出影片中国家形象的轮廓。正、反两派想象性主题分别集中于一体并形成对比，“邪不胜正”的普适性价值观既点明了世间道义，又引导受众生成“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核心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修辞性视野——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影片并非与娱乐时代的观众需求背道而驰，观众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理应被激发继而相互感染，国家主权与人民权益不容侵犯，家国危难，挺身而出。而《湄公河行动》这一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也从传统的单向度主旋律宣传说教电影变为让观众内心自发真诚接受与认可的主旋律电影。
结语
《湄公河行动》作为新类型的主旋律政治大片，通过情感充沛饱含感染力的政治叙事，既阐释了其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价值，又完美地缝合了受众的社会认知与审美情感。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使得受众在观影之后达成一致共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国家与公民权益不得侵犯。作为新类型的榜样主旋律影片，影片在想象性主题的基础上形成修辞性视野，正能量的国家形象价值导向贯穿于视听语言与叙事结构等各个环节，使得影片国家形象构建十分成功。
参考文献：
[1][2]（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主旋律”大意是指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的文艺作品精神与思想基调。纵观全片，电影的主题为“坚决捍卫中国公民海外利益，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作为一部按照重大题材批审的主旋律电影，对于国家形象构建来说，《湄公河行动》作为主流政治大片，意识形态意义重大。
一、 国家形象的视听与叙事展现
（一）国家形象的视听呈现
视觉符号作为典型的影像化表现手法，在影视作品中具有表达情感、深化主题、增强艺术感染力等直观意义。影片开场第5分钟，身着警服的公安部部长江海峰与下属依次出现，办公室会谈场景中镜头左侧构图鲜艳的五星红旗静静伫立，影片第14分20秒，画面以天安门长安街运动镜头为主体，画外音“还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第14分42秒，镜头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为起幅，随后摇向公安部部长及随从下属，后续镜头为门前站岗门卫敬礼、国家公安部大门。画面由运动镜头大全景到五星红旗特写摇镜头，由中景人物到全景大门，两极景别的切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巍巍中华，气势宏阔巍峨，昭示着国旗的神圣与国家尊严的不容侵犯。影片从开场固定镜头中出现的的警服、警察人员、五星红旗等元素到影片后续出现在运动镜头中的五星红旗与缉毒警察等画面元素，开场便定下紧张威严与快节奏的视觉基调。红色与黑色的色彩视觉反差调动起故事的情感张力，使得观众内心也随之代入起伏，国家形象与国家尊严的视觉化表达为影片开篇定调，体现出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这一既定概念。影片中第一场悬念大戏以缉毒警察团队进入赌场营救岩多帕为主线，赌场救人环节作为整个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在剧作法中也可以看做整个电影宏观叙事的“发展”环节，此时的故事进度距离故事叙事最终大高潮的矛盾爆发尚有一段距离，核心矛盾解决与事情最终结果也遥遥无期，因此，缉毒行动刚刚开始，任重道远。
前途尚且未卜，赌场救人场景光线多使用室内侧面光，无论是室内毒枭反面人物还是我国缉毒警队等正面形象，多采用室内侧面光塑造人物，人物脸部轮廓清晰，明暗对比强烈，同时，室内救人场景影调控制也使得色彩对比强烈，人物形体突出，在突出人物层次感与立体感的同时也表达了双方人物此时复杂的内心活动与飘摇不定的正邪两方对抗局势。随着影片故事的不断进展，双方拉锯战渐渐由地下转到地上，斗争空间也由暗室转向商场，丛林（封闭空间—半封闭空间—开放空间）。光线的数量明显增多，而光意味着能量与光明，胜利与正义，希望与成功。随着斗争的进展，正义之师的力量逐渐壮大，故事的结局也将渐渐眀豁，因此，胜利趋势在电影空间的表达上是一个渐渐获得自然光线的过程。光线变化也由对立、压抑、阴暗到柔和、明快、自然，隐喻了“此行凶险，师出无敌，胜利在望”的故事发展路径，隐隐渗透出导演利用光线对于国家形象的视觉化勾勒。
（二）国家形象的叙事展现
在电影叙事层面，根据格雷马斯符号学分析中的“矩阵理论”进行分析，以主人公高刚为主的中国缉毒团队与以毒枭糯康为首的犯罪团队构成某种尖锐的对立，即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而毒枭一方对于中国缉毒警察来说，价值观上则存在着“生”与“义”的對立，即毒枭的“个人存在”与世间“正义”的对立，而“非生”与“非义”价值观的对立则存在于以方新武/高刚为代表的追求正义与光明，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缉毒警察与唯利是图，作恶多端，以毒枭糯康为代表的贩毒团伙身上。影片通过主人公对犯罪团伙的强烈打击剿灭与对民族正义与尊国家严的强烈捍卫传递出了明确而强烈的国家意识，从而体现与维护自身的国家形象，宣示国家主权。
二、 符号聚合理论对国家形象的构建策略分析
厄内斯特·鲍曼与约翰·克里甘和唐纳德·希尔次在传播学领域中提出“符号聚合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有关现实生活的形象受到一些故事的引导，这些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而这种引导以及人们对事物看法的反映，是在小规模范围内的符号互动中创造出来的，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个的“故事链”。[1]符号聚合理论的两大概念为“想象性主题”和“修辞性视野”。而《湄公河行动》的成功则来自于观众对电影中“修辞性视野”的有效运用。
于电影本体而言，电影观众既是对于电影本身的独立观察者，也是电影故事的参与者。不一样的角度和视野给予观众不同的心理感受与不同的“修辞性视野”。“想象性主题可以被看做更大范围内的修辞性视野——人物、场景、情节线索、公认的中介。‘修辞性视野’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事物过去、现在与未来状态的看法。“修辞性视野”构建着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2]
《湄公河行动》中的故事叙述模型偏向于“战争胜利”类型叙述模式，故事主体偏向于展示战斗过程，突出情节，强化矛盾冲突。在剧作法中，《湄公河行动》也更偏向于“壯举”式情节模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电影通过故事的方式来展现，《湄公河行动》中的故事就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符号聚合理论作为研究传播中如何使用叙述手段的理论，根据人们利用想象性主题的思维方式来创立叙事结构，从而使得受众更加具有社群意识，将主题合理运用并融入故事，从而形成被大众所接受的修辞性视野，让观众在故事中对电影所呈现的价值观念产生理解并达成共识。《湄公河行动》中的部分想象性主题及构成元素如下表所示：
《湄公河行动》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物行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个想象性主题，并且通过想象性主题形成修辞性视野，从而渗透国家形象的建构价值取向。影片主角我方警察智勇双全，奋不顾身，与毒枭战斗到底，置之生死于度外，令观众揪心而感动，人物形象与国家形象相得益彰，崇高而伟大的正能量主题油然而生，缉毒团队分工合作，虽然各成员自身特质各不相同，但每一位缉毒警察身上都渗透着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完成任务、抓捕毒枭是缉毒团队的首要责任。每一个想象性主题都在激发群体意识，达成社会共识，凝聚正能量。在影片中，缉毒团队最终英勇完成任务，但凯旋归来的背后却是牺牲、截肢、负伤的惨痛代价。想象性主题中的人物与情节环环相扣，正反两派激烈对战，险象环生，人物个性特质与双方矛盾突出，故事叙述节奏紧张明快，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民族热情与爱国热忱，引发观众共鸣，使观众认同影片主题，提升我国国家形象，暗暗勾勒出影片中国家形象的轮廓。正、反两派想象性主题分别集中于一体并形成对比，“邪不胜正”的普适性价值观既点明了世间道义，又引导受众生成“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核心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修辞性视野——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影片并非与娱乐时代的观众需求背道而驰，观众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理应被激发继而相互感染，国家主权与人民权益不容侵犯，家国危难，挺身而出。而《湄公河行动》这一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也从传统的单向度主旋律宣传说教电影变为让观众内心自发真诚接受与认可的主旋律电影。
结语
《湄公河行动》作为新类型的主旋律政治大片，通过情感充沛饱含感染力的政治叙事，既阐释了其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价值，又完美地缝合了受众的社会认知与审美情感。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使得受众在观影之后达成一致共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国家与公民权益不得侵犯。作为新类型的榜样主旋律影片，影片在想象性主题的基础上形成修辞性视野，正能量的国家形象价值导向贯穿于视听语言与叙事结构等各个环节，使得影片国家形象构建十分成功。
参考文献：
[1][2]（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