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入学理论研究概述

来源 :学术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mmzoo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是客观存在的,这已为苏联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遗产挖掘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奥伊则尔曼、纳尔斯基、格里戈里扬、卡尔塔赫恰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核心著作,而人的问题则是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中发展了人的观点,那是在克服和清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的过程中完成的,那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观点恰是在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斗争中钻研出来的。
其他文献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赋予了商业保险相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保障功能,但在现实生活中,以养老和医疗为导向的补充性商业保险并未充分履行其职责,反而存在对弱势群体的投保歧视,加大了社会福利在弱势群体与普通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分配。以残疾人投保为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在投保过程中的困境表现为风险评估环节的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较高概率的拒保和投保渠道的阻碍。借助社会排斥理论分析可知,这种投保歧视来源于社会排斥及其再生产过程,即文化排斥和福利排斥共同引发对残疾人的身份歧视,造成风险评估和服
2019年3月22日,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通俄门”报告,历时23个月的案件调查最终以特朗普总统“无罪”而落幕,其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议。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特别检察官在当今美国分权体制的功能性作用已被削弱,调查过程中的政治渗入使其无法做到持身中正;而就“通俄门”的调查过程来看,政府与国会间的政治纷争愈演愈烈,体制制衡的正面作用逐渐演变为政治制衡的负面掣肘。当代美国政府权力制衡的这种转变,日益威胁着美国宪政体制的稳定。
春捺钵遗址群位于吉林省乾安县境内,2018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该遗址群的藏字区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从考古工作成果来看,可以将遗址分为特征鲜明的早晚两期,早期年代可能上溯至辽代,晚期年代应为金代。此次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存面貌,与辽金时期的春捺钵活动特点以及辽金时期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辽金春捺钵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他声称自己的世界体系论研究方法是整体主义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在经济主义的视角中去分析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将理解民族国家的“经济决定论”简单地移植到了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把世界体系的复杂关系简化为或解释为一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决定性的、首要性的、基础性的因素,而政治的、文化的因素要么在世界体系中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要么只是经济变动的结果。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实质上具有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它不可能对世界体系作出正确的解读。特别是在全
岭南的同学研究在已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詹安蔡先生之后,年青学者已崭露头角,其中成就卓著的,应推汕头大学副研究员张惠民君。惠民君在发表了十数篇有影响的词学论文之后,编纂了《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合作)、及近40万字的《宋代词学资料编》,近日又发表研究新著《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4月版),把自己从事的宋词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早在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对外开放是长期的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前,广东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太规模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必须科学地把握广东面临的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果断地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毋
犯罪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追缴可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现阶段,犯罪没收资产的分享机制是追缴犯罪收益的重要路径,毒品犯罪资产的国际分享机制可为打击毒品犯罪提供助力。由于我国毒品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资产追缴与分享的国际司法合作基础欠缺,使流入境外的毒品犯罪资产难以追回,极大地影响了毒品犯罪的治理效果。国外这一完善的制度体系可以为我国的毒品犯罪资产分享机制的构建提供一些经验。在国际毒品犯罪新形势下,我国应全面推进毒品犯罪的资产追缴工作,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毒品犯罪资产国际分享制度,在有效追回犯罪资产的同时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估和优化研究具有重大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衔接、可测量性以及地方政府特殊性的角度切入,构建包含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以及40个三级指标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为研究方法,以吉林省2014—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可以获得吉林省政府治理能力的相对权重和得分,进而计算出吉林省政府治理能力结构和治理偏好。研究结果表明,在一级指标中,经济和政治治理能力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重点内容,而在二级指标
专项巡察(巡视)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巡察(巡视)工作实践中的一项创新,在脱贫攻坚的紧要时期,首次出现了集中在一个领域内进行专项巡察。从吉林省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工作实践来看,专项巡察制度具有突出问题导向、精准消解问题、促进责任担当、打通"最后一公里"和实现动态式控制的功能优势;同时,也发现专项巡察制度存在官员避责、政策目标置换、巡察边界模糊、制度权威受损等问题。为使"中国之制"更好地转化为"中国之治",在政策执行的不同阶段灵活把握问责压力与官员创新力、巡察边界与政策张力、动态式控制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但不同社会群体从中获得的"数字红利"却有明显差异。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以网购火车票和使用微信为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代际差异和触网程度等都对数字红利有影响,但两者的影响因素又具有一定差异。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是会网购火车票。年龄越大越不会经常使用微信,城市户籍群体平时比农村户籍群体更有可能经常使用微信。如果平时经常使用互联网,那么不仅会网购火车票,而且也会使用微信。这表明在互联网"接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是否接触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