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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细胞,是链接各类行为主体的重要平台。后疫情时代是规模疫情结束后的一种“非常规时态”,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基层社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有待加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薄弱且自主治理能力不强、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机制、制度不健全等全新的问题。根据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的要素性、阶段性特征,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共同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最直接、最根本、最有效的“要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