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恩格斯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在第一版序言开篇就明确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因此，《起源》实际上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晚年笔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对无国家、无阶级、无文字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的系统研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牢固地建筑在人类史前时代，建构了人类社会从远古到未来发展规律的完整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针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批判著作，《起源》聚焦原始社会所蕴含的跨文化视角、大历史观，以及无国家的社会，为反观西方文明提供了简明的文化之镜。对历史唯物主义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恩格斯在 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首句中增加一个注释，把阶级斗争限定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无阶级社会的存在，对扬弃自视永恒的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新的历史依据。新时代重读《起源》，有助于再思唯物史观的发展动力，开新社会组织的文化维度，涵泳历史的恒常与变易，砥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一

　　马克思主义对唯物论的强调，某些情况下会被误解为经济决定论或见物不见人。《起源》曾经聚讼不已的一桩公案，恰能很好地澄清这样的误解，这也得力于原始社会的简单社会形式。这一系列争论针对的是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即“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论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这种社会（国家）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人的生育能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并驾齐驱吗？按照恩格斯的阐述，区分具体情况。劳动不发达，人的生育形成的亲属关系更主要地支配社会组织，如氏族、胞族和部落等。劳动发达，社会财富增多，所有制形式决定婚姻、家庭等生育机制。其中的发展机制是，原始社会较低的劳动生产水平突显了亲属关系的重要性，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批评“两种生产”的观点坚持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具有一元性的决定意义，人的生育只能处于从属地位。1947年《起源》俄文版序言中公开指出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同时表明批评依据来自斯大林的著作。实际上，在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种生产”就作为“一切历史的前提”得到充分的论述，其中还强调包括能够生产、生活和生育的活生生的人。“两种生产理论”目的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即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对象，反对资产阶级所宣称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反对缺少历史前提以及现实性的思想或概念。因此，“两种生产”实际上是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生产自身和通过生育生产他人，是同时存在和同时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国内外学界对“两种生产”的肯定逐渐取得共识。明白此中深意，就不会纠缠二者孰轻孰重，把历史的、现实的人保留在理论的核心，也就能避免陷入机械的唯物论和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同时扩展历史的文化维度，毕竟无论何种社会中人的生育，都绝不可能是动物般的本能行为。

二

　　《起源》的主旨由是聚焦在原始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形成的血缘组织。借助摩尔根的民族志研究结果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史料，恩格斯把原始社会划分为各含三个阶段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之后就是国家产生后的文明时代。语言、采集、渔猎、用火、木器、弓箭划分到蒙昧时代，制陶、畜牧、种植、铁器划分到野蛮时代。相应的家庭形式呈现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进，相应的社会组织呈现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的序列。各序列中的物质生产和血缘组织都遵循由低到高的演进，不同序列中相近层级链接起来，就展现出该时代所处阶段的大致全貌。凭借这种跨文化、大历史的全景式勾勒，恩格斯建构了人类原始社会阶段的发展规律，与物质生产相适应，家庭和氏族组织依次演进，直至私有财产的积累破坏了氏族的基础，形成阶级最终进入国家的文明时代。其中关于群婚、母权、氏族内部平等共有等论述，因与西方主流观念反差巨大，充满理论冲击力，成为日后学界持续争论的焦点。随后半个多世纪，遍及世界各大洲的各种民族志调查相继展开，更多相关家庭和氏族的报告发表出来。可以明确的是，在物质生产最低的原始文化中，也存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在相同物质生产水平的群体中，实行着完全不同的亲属制度；未发现母权制社会，即使母系也是舅权或父权。总体上，恩格斯的原始社会发展理论构架虽然宏阔，但囿于当时主流的“单线进化论”思潮，以及早期民族志材料的缺乏和方法论上的缺陷，实际上难以归纳出人类史前时代的发展脉络，更多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演绎。即使如此，其理论品质与当时充满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观念也有根本差别。主流的社会进化序列都是以非西方开头，最终归结于西方，把非西方与西方的关系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的历史进程也是类似表述，历史始于东方中国，终于西方现代日尔曼，世界精神至此获得其现实性。实际上，西方现代文明在确立之初即是宣告历史终结。福山1988年的宣告不过是历史的余音罢了。传统对于非西方而言，不过是进入现代的阻碍和包袱。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及内在矛盾，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除了号召不断的现实斗争，转而到世界历史的故纸堆中，异文化的蛮荒中，积极探索美好未来社会的蓝图。颇有“礼失求诸野”的意味。恩格斯在论及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时，恰是以辩证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的复杂与文明的互鉴。面对氏族社会无可奈何地崩溃，恩格斯对其纯朴道德仍予无限的同情，把即将到来的文明时代（国家）斥为堕落，甚至用了“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等字眼，但同时也坚持，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作纽带的氏族是不可避免地一定会被打破的，因为氏族内的人彼此没有差别，个人无法成熟。按照一般看法，历史阶段由低级到高级直线发展，高级阶段整体优于低级阶段，方可谓进步。实际上，在恩格斯看来，国家的建立是私有财产的占有不均，阶级分化且阶级矛盾激化的后果。社会组织转以地区性组织为基础，本应以自然的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也蜕变为父权的专制。典型如罗马的家庭，以家父权为核心，家父对妻子、子女、奴隶拥有生杀权。马克思称其缩影式地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和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黑格尔直接斥之为罗马法的一大污点。相比之下，氏族組织虽处野蛮时代，但其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值得期待着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未来社会的建构是开放的，历史曾经的造物都有机会，需要的只是人类创造性的转换。 　　《起源》作为原始社会版的唯物史观，基于研究对象的缘故，实际包含跨文化比较的内涵。尽管以今日文化研究标准验之尚多不足，但在当时影响巨大，《起源》迅速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不断再版。晚清中国陡遇西方列强，战败割地赔款，陷于救亡图存的境地。传统“道之大原出于天”的天命史观溃散为“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又把更多先进分子的目光引向马克思主义。

三

　　据说，列宁当时很推崇《起源》，只是考虑其难度可能会令人沮喪，对知难者还特意宽言鼓励。但对于年轻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比这更大的困难都阻止不了渴求救国真理的求知欲，中国最早翻译《起源》的人就是我党一位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蔡和森。
　　1920年，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语水平还是“聋哑兼全”之际，每日手捧“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经过半年左右的“猛看猛译”，蔡和森已经能够翻译报纸上相关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报道，作为通信资料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新民学会的同仁往来通信。蔡和森在旅法期间还阅读和翻译了包括《起源》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回国后，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课程讲义即以《起源》蓝本，同时汇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观点，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性。新颖的理论加上生动的讲授，让蔡和森的课堂经常爆满，甚至窗外也站满人。1924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其后五年再版五次，成为《起源》首个特殊的中译本。当时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多把《社会进化史》列为重要书籍或学习材料，开有专门课程。《起源》思想的传播，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和劳动群众，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理论贡献。五个社会阶段的发展序列，给中国的历史发展指明了革命的新方向。正是在这时代的疾风暴雨中，许多热血青年为救国救亡而离开旧家庭，投身到抗战和革命的队伍中，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同样基于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建设豪情，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从根本上改造千百年来中国乡村家庭和社会的组织结构。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逐步解体，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从农村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甚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上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正是依靠乡村的小家庭作为蓄水池，平稳地疏泄了危机引发的海啸。
　　家庭作为生产和生育的经济和社会单元，在中国的基础性地位依然稳健。因此，在“两种生产”展开的家庭、血缘、亲属关系所蕴含的文化维度，依然是跨文化比较无法忽视的问题。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阶段血缘和地区组织的前后接替，作为血缘组织的家族或宗族在中国进入文明阶段后一直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以亲亲、尊尊的人伦关系为核心，构建了整套亲疏有别的礼乐制度。这套家族理论和实践与西方的家父式家庭或非西方的血缘组织有重大区别。西方基于历史上神圣-世俗对立，世俗的政权与家庭缺乏价值攸归，现代创立自由个体与契约利益共同体，难免动荡无根，自是西方历史发展古今断裂所致。马克思主义誓要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而代之。
　　中华文明自诩五千年文化延绵不断，实赖家国同构皆以家庭人伦为核心，由仁义亲疏推衍出天下秩序，宗法关系几经转化，始终展现血缘共同体的面貌。按照《礼记·礼运篇》，大同时代，“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把家庭的亲亲人伦推己及人，突破亲疏界限，以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类似恩格斯的看法，把狭隘性的血缘组织在一种更高级的形式上复活。当然，这一推一复活，并非头脑的一转念，需要把文化传统创造性地转换为日用伦常，以及创新性地发展出新的日用伦常。这样，历史发展就以一种扬弃的方式，变中有常，常中有变，连续展开，文化传统由此亘古亘新。但这得经历多少伟大的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背负的初心使命，提醒我们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