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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樊川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梁时，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其在位四十八年内，江南庙宇有如雨后春笋般肃然林立。当时的建康城自是一马当先，于是，今天的南京古城，有迹可考的古刹当在五十余处，遍布于金陵的山野林间与寻常巷陌。这其中，几多毁于后世战火，几多崩于文革浩劫，遗留下来的还有几多默默无闻于喧嚣都市间灯红酒绿的凡尘俗世。故而，礼佛于金陵，实可算是闹中取静，彰显大隐境界的风雅之事。
说来惭愧，来宁求学定居已逾九载，南京城里的古刹庙宇却没去过几处，想来每每俗事所累，物欲积聚于心，进香礼佛之事即便存有闲暇，却难有恬淡之心智。笔者是无神论者，但却感怀于佛学的宽容与博爱，出世而慈悲。不可强求每一个进庙烧香的人都是斋戒忌杀，只要参拜时有片刻的宁静祥和，那么礼佛于当今之都市便也有了现实的意义。
临近暑假，课程概已结束，虽然酷暑将至，闷热难耐，但于高楼大厦之中寻觅六根清净之地，本身即有了寻求心静的意蕴，所以，自然的凉爽当是情理之中了。这里，记录下南京城中几座斑驳古寺的历史掌故，算是留下一个可供参考的资料。
枫红栖霞
南京民谚有曰：“春游牛首，秋游栖霞。”栖霞寺首先是个秋游的好去处，大多人来此只为一睹栖霞枫叶的迷人风貌，其次才是随性进香礼佛。实际上，栖霞寺在中华本土佛学宗派上地位特殊，南朝刘宋时，僧朗在此大宏“三论”佛学（《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而后数代相传，至隋朝吉藏时，终于自成一宗，世称“三论宗”，而栖霞寺自然成为三论宗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古时，以现时眼光来看，栖霞寺更被称为当今佛徒的高等学府，江苏省佛教协会选址于此，中国佛学会更是在此成立栖霞分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数次在此开办培训班。江南诸多寺庙的住持、监寺均是于栖霞寺开始自己的修业行程的。所以，栖霞寺更像是一个住持培训学校，甚至一度与镇江的宝华山隆昌寺（是为律宗第一名刹）并称佛学界的“清华北大”。
与栖霞寺颇有法缘的高僧除三论宗诸祖外，还有唐代高僧鉴真。鉴真和尚在第五次东渡未成时，曾在此盘桓（佛学称为驻锡）。因此，日本佛教界于1963年将鉴真和尚雕像赠予栖霞寺，寺内现有“过海大师纪念堂”，珍藏鉴真脱纱像等珍贵法物。在纪念堂一侧另有台湾高僧星云大师捐赠的玉佛楼。星云大师除了弘扬佛法之外，还算是个教育实业家，台湾佛光大学即为星云大师主持创办，现已成为海峡两岸非官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故而，栖霞寺终可算是古今高僧向往的圣地。
当然，普通南京市民对于佛学不甚了了，欣赏栖霞的除了一年一度的红枫景致外，主要还是寺后的千佛崖了。这个依山而凿的佛像群，依傍栖霞寺舍利塔，凿有佛像五百余尊。最大的一尊系身高十米余的无量寿佛，左右是观音、大势至菩萨立像，组成西方三圣，而佛崖的最后一尊佛像竟然是一个手持铁锤铁锥的石匠雕像。据传，南齐时，大量民间石刻艺人被征召至此完成佛崖的凿刻工作，一位征召匠人在工期的尾声，只差一尊佛像即可完成任务，但由于栖霞山属灰质沉积岩，岩石易雕却也易碎，最后一尊佛像总是在即将完成时开裂崩毁。当时按南齐律例，民间征夫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就将面临诛杀全家的残酷刑罚。所以这位可悲的匠人为了家人的安危，最终舍身立塑，将自己的肉身立于佛像之内，也就有了这最后一尊特殊的“佛像”。
现在看来，传说终归是传说，肉身立于石像之中几无真实的可能。恐怕，此等惨烈的故事当是下层劳动者对于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委曲反抗，而最后的这尊石匠佛像更是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的凝固而又无声的控诉。不过，这个传说唯一的合理性恰也在于栖霞山的独特地质，千佛崖的很多佛像因为年代久远，均已斑驳剥落，而文革浩劫中，冲动的民众打着为劳动者复仇的旗号，毁坏了几乎所有佛像的面容，毕竟如此脆弱的石雕在革命群众高涨的怒火下是不堪冲击的。保护好劳动成果原本应当是对于劳动者本人最大的告慰，但如此破坏又恰恰源于对他们悲苦命运的同情和不平。千佛崖的残破成了现今的一大憾事。
栖霞寺由于远离南京主城，交通不便，来此礼佛进香多是海外佛徒的寻根之行，或是江南佛徒的朝圣之旅。因此，栖霞古寺少了几许世俗色彩，平添几丝隐逸气度，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卓然的脱俗气质，成为礼佛金陵最为雅致的去处。
鸡鸣古寺
栖霞寺里出高僧，鸡鸣寺里住皇上。现在看来有几分谐趣，南朝时，鸡鸣寺的命运始终是和两位封建帝王的行迹相关的。南朝齐武帝曾在玄武湖畔鸡鸣埭上驻兵演练，闻鸡起舞，在鸡鸣埭（现在叫做鸡笼山）附近建成了南齐的皇宫。而后萧衍逼迫齐和帝禅位于己，于是因袭了南齐的皇宫。毕竟齐与梁是同姓同宗，倒也名正言顺。梁武帝为了礼佛方便，就在皇宫门外建成一座寺庙，唤曰：同泰寺，也就是现在的鸡鸣寺。从而，南齐的皇帝在此定了皇宫，南梁的皇帝在此定了庙宇，鸡鸣寺至此有了几分皇家气派。更为有趣的是，梁武帝一生四次舍身出家（一说三次），去的都是鸡鸣寺。
梁武帝是个荒诞到可爱的皇帝，年轻时的萧衍与著名的文学家沈约、谢朓、范云等人并称“竟陵八友”，算是少年才子。而后领兵打仗，大破北魏的侵略军，立下战功。之后又协助齐和帝萧宝融诛杀昏庸残暴的东昏侯，成为匡扶南齐的重臣。至此，萧衍当算是个颇有作为的南齐官员，加之自己是南齐宗室，位高权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在这之后，由于沈约、范云等人的撺掇，加之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萧衍最终逼迫齐和帝吞金自尽，假传圣旨禅位于己，最终成为僭越之君。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原本跃跃欲试的萧衍，却一度沉迷于南齐后宫两位佳丽的温柔乡中乐不思蜀，在好友的规劝之下，才痛下决心，取得大统。由此可见，这个开国皇帝始终喜欢正事闲事两不误。
然而，很难想象，一个杀过生、好着色的皇帝在晚年笃信佛教，也许是高处不胜寒吧。登基后梁武帝勤于政事，生活节俭，一时颇有政绩，但这期间自己的弟弟萧宏淫乱宫闱，然后意图刺王杀驾，次子萧综则叛逃北魏，这均令萧衍痛心不已。至此，他看破红尘，吃斋念佛，大兴佛事，并于在位期间屡次舍身出家。在鸡鸣寺中，萧衍住僧舍，着布衣，扫佛堂，吃粗斋。这可为难了满朝文武，当了和尚的萧衍在鸡鸣寺中拜菩萨，惟念：善哉善哉；而满朝文武济济一堂地拜皇上，高呼：万岁万岁。这是何等滑稽的一个景象。最终，南梁的官员以钱“一亿万”的赎价，将皇上赎出山门，重新回到鸡鸣寺对面的皇宫当皇上，并且这样的闹剧，重复了三四次。
如今，梁武帝的荒唐行径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只留下这座存留于南京市中心的鸡鸣古寺。寺内现存的庙宇是在屡次修建，屡次焚毁的经历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它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兴建之佛教建筑的基础上形成的建筑群，清朝康熙、乾隆时的修缮算是奠定了鸡鸣寺建筑群的大概，而建国后的几次修建则使鸡鸣古寺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这其中，清同治年间兴建的观音楼颇为与众不同，其间供奉的为一尊倒坐观音菩萨像，即面北而望。这等独特的设置有违佛法规制，佛龛上的楹联却道：“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看来，特立独行已成为鸡鸣寺的特色了。与观音楼对望的是重修于一九九〇年的药师佛塔（月前，此塔曾因年久失修，电线老化而发生火灾，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塔身也并无大碍）。塔高七层，每层均有一体四面的药师佛，祈求消病解灾的善男信女每每是登一层塔，拜四面佛，气喘吁吁地爬到塔顶。一位亲友曾向我宣称，塔顶一位守着收费望远镜的老人曾疑心他是来塔顶寻短见，故在其凭栏远眺时，一直重复：人生自会豁然开朗，看看远处自然海阔天空。想必他至少是位在家修行的居士。我想在这样的佛塔上眺望，远处风景宜人的玄武湖，近处车水马龙的珠江路都尽收眼底，出离于红尘俗世的感悟估计谁都会有，未必非要有修行居士的身份吧。
现今的鸡鸣寺东南侧是南京市政府，近旁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于是，依傍着行政中心，相伴于理性科学始终是这座古刹的宿命。也正是因着这种非同一般的包容性，鸡鸣寺算做南京城内香火鼎盛的庙宇古刹，寺外不时还会有些灵徒方士贸贸然地拦阻香客，妄言相面测字即可改变人生运程，当今市民自是一笑了之，这也权且算作鸡鸣一景罢了。
清凉文脉
大约是本世纪初，南京的许多文史专家提出了清凉山文化的概念，认为与其说南京的文化脉络归源于秦淮河，毋宁说是源于清凉山。古时的清凉山，应该从现今的石头城（即“鬼脸照镜”）起步，辖属到东北侧的随园，以至东南侧的随家仓一带。只是近代的城市改造，削峰填谷，使得清凉山没了以前的广阔。即便如此，可以考证出的是，曹雪芹的“大观园”实际上是沿清凉山脉而建，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写于清凉山间，张爱玲的《半生缘》中男女主人公结缘于清凉山，而这段遇合很可能就映射着其与胡兰成的爱情。近代绘画大师傅抱石更是在清凉山北侧寓居作画。清凉山如此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中介，那便是山麓间的清凉寺。
清凉寺是禅宗五家之一——法眼宗的发祥地。谈到禅宗，又要说起梁武帝，大抵是梁武帝笃信佛教之后，曾力邀天竺禅宗高僧达摩来中土宏教传法。据传萧衍是在现今南京浦口的定山寺（也有说鸡鸣寺）与达摩谈佛论法，萧衍自认为其大兴佛事，广弘佛法，算是很有功德，可达摩却说其无功无德，为此梁武帝很不高兴。因法缘不合，达摩见逐。梁武帝后来又有些后悔，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又派兵追赶。谁知此时，达摩以一苇渡江，飘然而去，梁武帝无奈，唯有继续自己舍身出家的“修行”，而达摩祖师则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多日，之后传授禅宗心法，是为禅宗初祖。
之后，经由二祖慧可（他原本杀戮深重，自断一臂向达摩修习佛法）、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禅宗在中国北方已成释门显学，这也已经到了初唐时期。此时弘忍的高足弟子神秀，成为继承禅宗衣钵（即木棉袈裟）的最优人选，但弘忍却将衣钵授予名不见经传的下座部弟子慧能，即禅宗六祖。《六祖坛经》极言，慧能广为传播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成为弘忍选择他的最终依据。实际上，神秀与慧能的对立，一方面是上座部与下座部（即先拜师的弟子与后拜师的弟子）的对立，另一方面，更是北派禅宗与南派禅宗的对立。由于北派禅宗修行较早，自称渐修可得善果，而南派禅宗则自称顿悟，认为“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这种打破身份界限，颇具民主化倾向的佛学思想自然会更有市场。也正是为此，慧能受到北派禅宗的追杀，不得已而蓄发出逃，十年后才在莆田少林寺广传禅宗真谛，成为禅学“南宗”。至此，南北禅宗的对立终于公开。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年，慧能弟子菏泽神会辩经时驳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使得“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
当然，这还只是到唐朝。由于慧能高足弟子众多，逐渐各化一方，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晚唐至北宋初期，禅宗共分为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五宗，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歧两派，合称五家七派，成为唐朝以后的佛教主流。而发祥于清凉山的法眼宗则是到了五代南唐时才开始自己的宗派萌生历程，是五家之中最晚产生的一派。当时南唐烈祖李昪，延请临川崇寿院的文益禅师来金陵弘法，驻锡清凉寺。文益禅师历经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并且亲与当时仍是皇子的后主李煜谈佛论法，算是与皇家有不解之渊源。文益禅师圆寂后，中主李璟谥其为“法眼大禅师”，后世因称文益之禅理宗派为“法眼宗”。
文益禅师博列书记，对于律宗佛法、宗乘佛法，乃至儒家学说都有涉猎，由于禅宗本身的哲学特色就兼具了中国本土哲学——儒道之风的特色，故而，法眼宗的学说有了更具普及性的文化基础。清凉寺在当时也因着文益禅师的声望而蜚声于江南，成为“法眼祖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清凉门，也即石头城——“鬼脸照镜”之处，本身即是金陵古城对外通商的口岸，这里也是当时外国人最多的地方。由此，法眼宗成为中国本土禅宗对外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史载：五代后期，高丽国王慕中土佛法，曾先后派遣三十六位僧人向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修习禅理。他们各自归国，各化一方，法眼宗由此盛行于海外。现今，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许多佛门庙宇均礼称清凉寺为其“祖庭”。所以，虽然到了宋朝以后，五家七派之中，仅存临济、曹洞二宗，法眼宗已趋衰微，但现在看来，这实际上算是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远播宗派。
清凉寺的庙宇可算是命运多舛，天灾人祸，屡修屡毁。在近代，由于长年间清凉寺的庙宇有名无实，清凉山甚至成了当时南京人理想的殡葬地，我就在清凉山多次看到几尊外国人的英文墓碑。直至二〇〇九年，由海外法眼宗的门人捐款，才初步恢复了古清凉寺的部分建筑，仅一座正殿与几间僧舍，虽然因陋就简，清凉寺也总算名至实归。
由于清凉寺修复时间不长，庙宇规模尚不算宏大，所以除了韩国信徒由海外来此参拜外，其香火并不算兴旺。然而，这等孤寂恰恰也是清凉寺的过人之处，在我数次于此进香的过程中，寺内住持、僧人以及在此挂单的居士每每分列正殿两侧，组成简易道场。一时间，木鱼声、铜磬声、诵经声声声入耳，实乃当今难得一见的庄严佛事。清凉寺虽然位居闹市之地，却又因其短暂的衰败以致少有人问津，故而颇具清幽凉意，这等罕有的礼佛佳处，自是不容错过的。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笔者孤陋，对于金陵城内的庙宇古刹知之不深，像中山门外的灵谷寺，梅园新村的毗卢寺，浦口的定山寺，江宁的上国安寺、云居寺等，均是无缘一见。礼佛于金陵，去处虽多，但唯有怀抱一颗清静之心，寻求笃定之心绪，方能有安逸之禅悟。以上的三个所在，算是于嘈杂都市间安定心智的绝佳选择。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说来惭愧，来宁求学定居已逾九载，南京城里的古刹庙宇却没去过几处，想来每每俗事所累，物欲积聚于心，进香礼佛之事即便存有闲暇，却难有恬淡之心智。笔者是无神论者，但却感怀于佛学的宽容与博爱，出世而慈悲。不可强求每一个进庙烧香的人都是斋戒忌杀，只要参拜时有片刻的宁静祥和，那么礼佛于当今之都市便也有了现实的意义。
临近暑假，课程概已结束，虽然酷暑将至，闷热难耐，但于高楼大厦之中寻觅六根清净之地，本身即有了寻求心静的意蕴，所以，自然的凉爽当是情理之中了。这里，记录下南京城中几座斑驳古寺的历史掌故，算是留下一个可供参考的资料。
枫红栖霞
南京民谚有曰：“春游牛首，秋游栖霞。”栖霞寺首先是个秋游的好去处，大多人来此只为一睹栖霞枫叶的迷人风貌，其次才是随性进香礼佛。实际上，栖霞寺在中华本土佛学宗派上地位特殊，南朝刘宋时，僧朗在此大宏“三论”佛学（《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而后数代相传，至隋朝吉藏时，终于自成一宗，世称“三论宗”，而栖霞寺自然成为三论宗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古时，以现时眼光来看，栖霞寺更被称为当今佛徒的高等学府，江苏省佛教协会选址于此，中国佛学会更是在此成立栖霞分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数次在此开办培训班。江南诸多寺庙的住持、监寺均是于栖霞寺开始自己的修业行程的。所以，栖霞寺更像是一个住持培训学校，甚至一度与镇江的宝华山隆昌寺（是为律宗第一名刹）并称佛学界的“清华北大”。
与栖霞寺颇有法缘的高僧除三论宗诸祖外，还有唐代高僧鉴真。鉴真和尚在第五次东渡未成时，曾在此盘桓（佛学称为驻锡）。因此，日本佛教界于1963年将鉴真和尚雕像赠予栖霞寺，寺内现有“过海大师纪念堂”，珍藏鉴真脱纱像等珍贵法物。在纪念堂一侧另有台湾高僧星云大师捐赠的玉佛楼。星云大师除了弘扬佛法之外，还算是个教育实业家，台湾佛光大学即为星云大师主持创办，现已成为海峡两岸非官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故而，栖霞寺终可算是古今高僧向往的圣地。
当然，普通南京市民对于佛学不甚了了，欣赏栖霞的除了一年一度的红枫景致外，主要还是寺后的千佛崖了。这个依山而凿的佛像群，依傍栖霞寺舍利塔，凿有佛像五百余尊。最大的一尊系身高十米余的无量寿佛，左右是观音、大势至菩萨立像，组成西方三圣，而佛崖的最后一尊佛像竟然是一个手持铁锤铁锥的石匠雕像。据传，南齐时，大量民间石刻艺人被征召至此完成佛崖的凿刻工作，一位征召匠人在工期的尾声，只差一尊佛像即可完成任务，但由于栖霞山属灰质沉积岩，岩石易雕却也易碎，最后一尊佛像总是在即将完成时开裂崩毁。当时按南齐律例，民间征夫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就将面临诛杀全家的残酷刑罚。所以这位可悲的匠人为了家人的安危，最终舍身立塑，将自己的肉身立于佛像之内，也就有了这最后一尊特殊的“佛像”。
现在看来，传说终归是传说，肉身立于石像之中几无真实的可能。恐怕，此等惨烈的故事当是下层劳动者对于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委曲反抗，而最后的这尊石匠佛像更是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的凝固而又无声的控诉。不过，这个传说唯一的合理性恰也在于栖霞山的独特地质，千佛崖的很多佛像因为年代久远，均已斑驳剥落，而文革浩劫中，冲动的民众打着为劳动者复仇的旗号，毁坏了几乎所有佛像的面容，毕竟如此脆弱的石雕在革命群众高涨的怒火下是不堪冲击的。保护好劳动成果原本应当是对于劳动者本人最大的告慰，但如此破坏又恰恰源于对他们悲苦命运的同情和不平。千佛崖的残破成了现今的一大憾事。
栖霞寺由于远离南京主城，交通不便，来此礼佛进香多是海外佛徒的寻根之行，或是江南佛徒的朝圣之旅。因此，栖霞古寺少了几许世俗色彩，平添几丝隐逸气度，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卓然的脱俗气质，成为礼佛金陵最为雅致的去处。
鸡鸣古寺
栖霞寺里出高僧，鸡鸣寺里住皇上。现在看来有几分谐趣，南朝时，鸡鸣寺的命运始终是和两位封建帝王的行迹相关的。南朝齐武帝曾在玄武湖畔鸡鸣埭上驻兵演练，闻鸡起舞，在鸡鸣埭（现在叫做鸡笼山）附近建成了南齐的皇宫。而后萧衍逼迫齐和帝禅位于己，于是因袭了南齐的皇宫。毕竟齐与梁是同姓同宗，倒也名正言顺。梁武帝为了礼佛方便，就在皇宫门外建成一座寺庙，唤曰：同泰寺，也就是现在的鸡鸣寺。从而，南齐的皇帝在此定了皇宫，南梁的皇帝在此定了庙宇，鸡鸣寺至此有了几分皇家气派。更为有趣的是，梁武帝一生四次舍身出家（一说三次），去的都是鸡鸣寺。
梁武帝是个荒诞到可爱的皇帝，年轻时的萧衍与著名的文学家沈约、谢朓、范云等人并称“竟陵八友”，算是少年才子。而后领兵打仗，大破北魏的侵略军，立下战功。之后又协助齐和帝萧宝融诛杀昏庸残暴的东昏侯，成为匡扶南齐的重臣。至此，萧衍当算是个颇有作为的南齐官员，加之自己是南齐宗室，位高权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在这之后，由于沈约、范云等人的撺掇，加之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萧衍最终逼迫齐和帝吞金自尽，假传圣旨禅位于己，最终成为僭越之君。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原本跃跃欲试的萧衍，却一度沉迷于南齐后宫两位佳丽的温柔乡中乐不思蜀，在好友的规劝之下，才痛下决心，取得大统。由此可见，这个开国皇帝始终喜欢正事闲事两不误。
然而，很难想象，一个杀过生、好着色的皇帝在晚年笃信佛教，也许是高处不胜寒吧。登基后梁武帝勤于政事，生活节俭，一时颇有政绩，但这期间自己的弟弟萧宏淫乱宫闱，然后意图刺王杀驾，次子萧综则叛逃北魏，这均令萧衍痛心不已。至此，他看破红尘，吃斋念佛，大兴佛事，并于在位期间屡次舍身出家。在鸡鸣寺中，萧衍住僧舍，着布衣，扫佛堂，吃粗斋。这可为难了满朝文武，当了和尚的萧衍在鸡鸣寺中拜菩萨，惟念：善哉善哉；而满朝文武济济一堂地拜皇上，高呼：万岁万岁。这是何等滑稽的一个景象。最终，南梁的官员以钱“一亿万”的赎价，将皇上赎出山门，重新回到鸡鸣寺对面的皇宫当皇上，并且这样的闹剧，重复了三四次。
如今，梁武帝的荒唐行径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只留下这座存留于南京市中心的鸡鸣古寺。寺内现存的庙宇是在屡次修建，屡次焚毁的经历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它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兴建之佛教建筑的基础上形成的建筑群，清朝康熙、乾隆时的修缮算是奠定了鸡鸣寺建筑群的大概，而建国后的几次修建则使鸡鸣古寺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这其中，清同治年间兴建的观音楼颇为与众不同，其间供奉的为一尊倒坐观音菩萨像，即面北而望。这等独特的设置有违佛法规制，佛龛上的楹联却道：“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看来，特立独行已成为鸡鸣寺的特色了。与观音楼对望的是重修于一九九〇年的药师佛塔（月前，此塔曾因年久失修，电线老化而发生火灾，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塔身也并无大碍）。塔高七层，每层均有一体四面的药师佛，祈求消病解灾的善男信女每每是登一层塔，拜四面佛，气喘吁吁地爬到塔顶。一位亲友曾向我宣称，塔顶一位守着收费望远镜的老人曾疑心他是来塔顶寻短见，故在其凭栏远眺时，一直重复：人生自会豁然开朗，看看远处自然海阔天空。想必他至少是位在家修行的居士。我想在这样的佛塔上眺望，远处风景宜人的玄武湖，近处车水马龙的珠江路都尽收眼底，出离于红尘俗世的感悟估计谁都会有，未必非要有修行居士的身份吧。
现今的鸡鸣寺东南侧是南京市政府，近旁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于是，依傍着行政中心，相伴于理性科学始终是这座古刹的宿命。也正是因着这种非同一般的包容性，鸡鸣寺算做南京城内香火鼎盛的庙宇古刹，寺外不时还会有些灵徒方士贸贸然地拦阻香客，妄言相面测字即可改变人生运程，当今市民自是一笑了之，这也权且算作鸡鸣一景罢了。
清凉文脉
大约是本世纪初，南京的许多文史专家提出了清凉山文化的概念，认为与其说南京的文化脉络归源于秦淮河，毋宁说是源于清凉山。古时的清凉山，应该从现今的石头城（即“鬼脸照镜”）起步，辖属到东北侧的随园，以至东南侧的随家仓一带。只是近代的城市改造，削峰填谷，使得清凉山没了以前的广阔。即便如此，可以考证出的是，曹雪芹的“大观园”实际上是沿清凉山脉而建，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写于清凉山间，张爱玲的《半生缘》中男女主人公结缘于清凉山，而这段遇合很可能就映射着其与胡兰成的爱情。近代绘画大师傅抱石更是在清凉山北侧寓居作画。清凉山如此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中介，那便是山麓间的清凉寺。
清凉寺是禅宗五家之一——法眼宗的发祥地。谈到禅宗，又要说起梁武帝，大抵是梁武帝笃信佛教之后，曾力邀天竺禅宗高僧达摩来中土宏教传法。据传萧衍是在现今南京浦口的定山寺（也有说鸡鸣寺）与达摩谈佛论法，萧衍自认为其大兴佛事，广弘佛法，算是很有功德，可达摩却说其无功无德，为此梁武帝很不高兴。因法缘不合，达摩见逐。梁武帝后来又有些后悔，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又派兵追赶。谁知此时，达摩以一苇渡江，飘然而去，梁武帝无奈，唯有继续自己舍身出家的“修行”，而达摩祖师则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多日，之后传授禅宗心法，是为禅宗初祖。
之后，经由二祖慧可（他原本杀戮深重，自断一臂向达摩修习佛法）、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禅宗在中国北方已成释门显学，这也已经到了初唐时期。此时弘忍的高足弟子神秀，成为继承禅宗衣钵（即木棉袈裟）的最优人选，但弘忍却将衣钵授予名不见经传的下座部弟子慧能，即禅宗六祖。《六祖坛经》极言，慧能广为传播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成为弘忍选择他的最终依据。实际上，神秀与慧能的对立，一方面是上座部与下座部（即先拜师的弟子与后拜师的弟子）的对立，另一方面，更是北派禅宗与南派禅宗的对立。由于北派禅宗修行较早，自称渐修可得善果，而南派禅宗则自称顿悟，认为“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这种打破身份界限，颇具民主化倾向的佛学思想自然会更有市场。也正是为此，慧能受到北派禅宗的追杀，不得已而蓄发出逃，十年后才在莆田少林寺广传禅宗真谛，成为禅学“南宗”。至此，南北禅宗的对立终于公开。直至唐玄宗开元二年，慧能弟子菏泽神会辩经时驳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使得“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
当然，这还只是到唐朝。由于慧能高足弟子众多，逐渐各化一方，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晚唐至北宋初期，禅宗共分为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五宗，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歧两派，合称五家七派，成为唐朝以后的佛教主流。而发祥于清凉山的法眼宗则是到了五代南唐时才开始自己的宗派萌生历程，是五家之中最晚产生的一派。当时南唐烈祖李昪，延请临川崇寿院的文益禅师来金陵弘法，驻锡清凉寺。文益禅师历经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并且亲与当时仍是皇子的后主李煜谈佛论法，算是与皇家有不解之渊源。文益禅师圆寂后，中主李璟谥其为“法眼大禅师”，后世因称文益之禅理宗派为“法眼宗”。
文益禅师博列书记，对于律宗佛法、宗乘佛法，乃至儒家学说都有涉猎，由于禅宗本身的哲学特色就兼具了中国本土哲学——儒道之风的特色，故而，法眼宗的学说有了更具普及性的文化基础。清凉寺在当时也因着文益禅师的声望而蜚声于江南，成为“法眼祖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清凉门，也即石头城——“鬼脸照镜”之处，本身即是金陵古城对外通商的口岸，这里也是当时外国人最多的地方。由此，法眼宗成为中国本土禅宗对外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史载：五代后期，高丽国王慕中土佛法，曾先后派遣三十六位僧人向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修习禅理。他们各自归国，各化一方，法眼宗由此盛行于海外。现今，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许多佛门庙宇均礼称清凉寺为其“祖庭”。所以，虽然到了宋朝以后，五家七派之中，仅存临济、曹洞二宗，法眼宗已趋衰微，但现在看来，这实际上算是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远播宗派。
清凉寺的庙宇可算是命运多舛，天灾人祸，屡修屡毁。在近代，由于长年间清凉寺的庙宇有名无实，清凉山甚至成了当时南京人理想的殡葬地，我就在清凉山多次看到几尊外国人的英文墓碑。直至二〇〇九年，由海外法眼宗的门人捐款，才初步恢复了古清凉寺的部分建筑，仅一座正殿与几间僧舍，虽然因陋就简，清凉寺也总算名至实归。
由于清凉寺修复时间不长，庙宇规模尚不算宏大，所以除了韩国信徒由海外来此参拜外，其香火并不算兴旺。然而，这等孤寂恰恰也是清凉寺的过人之处，在我数次于此进香的过程中，寺内住持、僧人以及在此挂单的居士每每分列正殿两侧，组成简易道场。一时间，木鱼声、铜磬声、诵经声声声入耳，实乃当今难得一见的庄严佛事。清凉寺虽然位居闹市之地，却又因其短暂的衰败以致少有人问津，故而颇具清幽凉意，这等罕有的礼佛佳处，自是不容错过的。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笔者孤陋，对于金陵城内的庙宇古刹知之不深，像中山门外的灵谷寺，梅园新村的毗卢寺，浦口的定山寺，江宁的上国安寺、云居寺等，均是无缘一见。礼佛于金陵，去处虽多，但唯有怀抱一颗清静之心，寻求笃定之心绪，方能有安逸之禅悟。以上的三个所在，算是于嘈杂都市间安定心智的绝佳选择。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