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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永远是面带笑容，给人谦和平稳、低调内敛的印象。不过，他也有性烈如火的一面。比如，他曾三次怒摔处分牌，成了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他也曾向孙中山“开炮”。
许德珩，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著名青年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90年2月病逝，享年100岁。
“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在许德珩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他最敬佩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而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
许德珩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的一天，许德珩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他（在此之前，他们曾在上海拜见过孙中山）。他们提前与陪同孙中山的廖仲恺约好，不想途中一阵暴雨，略有耽搁，等到了孙中山的寓所，他们几人的衣服已被淋得湿透。他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想早点进去面见孙中山，结果看门人却推辞说：“今天总统不会客。”
闻听此言，大家很失望。许德珩大声表示不满：“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是求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就这样，他们和看门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廖仲恺听到外面争吵的声音，急忙走出来，问明情况后，把许德珩一行人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孙中山。孙中山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许德珩又开了一炮，他不满地说：“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闻听此语，孙中山一愣，没有想到年轻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廖仲恺连忙打岔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
孙中山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个人的见解。
孙中山认真听了半天，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这个答复许德珩并不满意，说：“辛亥革命有多少条枪，有多少军队，但是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原因是你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如此，枪再多也没有用。”
虽然话不投缘，但是双方的交谈还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们告辞时，孙中山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虚心听取许德珩的大胆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许德珩对于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中山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
其实，在北大当学生时，许德珩就展现了他性烈如火的个性。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力邀陈独秀出任文学院院长，使之成为北大有名的“三只兔子”（即北大三个属兔的人）之一，另外两只是蔡元培和胡适。而陈独秀被许德珩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上任后，深恶学生萎靡松散的学风，他从整顿学风学纪开始，力除陈弊，禁止迟到早退、旷课逃课。凡发现有此种行为者，一律张榜公布。整风开始，没想到的是许德珩榜上有名。
原来，许德珩班上有一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声色犬马，经常旷课，学业一塌糊涂。陈独秀误听人言，张冠李戴，把缺课的事记在了许德珩、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并张榜公布，给每人记一大过。
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看布告栏。这三人个性不同，表现迥异——俞平伯是双手背后，来回踱步，不知所措。杨振声一看布告，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只有许德珩大怒，他对二人吼道：“哭什么！”上去便把记过牌给砸了。许德珩后来跟孙辈们讲过这件事，因为，他当时是个穷学生，学习十分努力，课余时间也在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而且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怎么会旷课呢？
刚刚挂出去的记过牌竟然被学生砸了，陈独秀听说后很是生气，命令把记过牌再挂出去。结果，记过牌刚挂在墙上，许德珩又跑过来给砸了。不仅砸了记过牌，他还跑到文学院办公室的门口，朝里面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起了处分牌。许德珩成了全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
不过，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许德珩这是在挑战校规，还辱骂师长，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许德珩是要被除名的。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蔡元培出来说话了：这个学生反应这么强烈，是不是你們搞错了，调查一下再说。结果一调查，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旷课或请人签到，是有人误报，才导致这场风波。弄清了原委，蔡元培请陈独秀收回成命，并对许德珩进行了劝慰，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通过这件事，陈独秀与许德珩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后来，陈独秀与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许德珩还和毛泽东有过一段交往。1936年秋末初冬，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在北平高校教书，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一天，他们在法国的老同学徐冰、张晓梅夫妇前来拜访。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交谈中，客人不经意间提到，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情况不是很乐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都很匮乏，许多人没有鞋子穿，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德珩夫妇十分着急，因为他们二人和毛泽东都有关联——许德珩在北大时曾与毛泽东相识，而劳君展不仅与毛有同乡之谊，二人更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有过并肩战斗之情。此外，劳君展远赴法国留学时，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到码头送别。加之许劳二人对共产党从心底里佩服，便想帮助他们做点事情。
后来听说朋友有车去延安，许德珩和劳君展当即用自己的薪水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十几根火腿和30多双布鞋，委托朋友给毛泽东送去，略表慰问之意。送东西的朋友问：“要不要毛泽东写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忙摆手说：“这么点儿东西，还要毛润之亲自写收条？不要，不要。”
这些吃的、用的东西被带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毛泽东没有小看这些礼物，1936年11月2日，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收条。
1945年，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到重庆后，他特意请了一些老朋友相见，共叙别情，这中间就有许德珩夫妇。席间，许德珩夫妇提到了当年送给延安的礼物。收到礼物的毛泽东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经他们一说，才恍然大悟，大笑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恰’了、用了，我也‘恰’了。”（湖南人把“吃”字读“恰”）
许德珩夫妇和毛泽东这层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眼中自是不同，然而，在他们夫妇看来，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们特别嘱咐家人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文史博览》2018年03期、《北京日报》2009.5.8等）
许德珩，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著名青年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90年2月病逝，享年100岁。
“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在许德珩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他最敬佩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而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
许德珩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的一天，许德珩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他（在此之前，他们曾在上海拜见过孙中山）。他们提前与陪同孙中山的廖仲恺约好，不想途中一阵暴雨，略有耽搁，等到了孙中山的寓所，他们几人的衣服已被淋得湿透。他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想早点进去面见孙中山，结果看门人却推辞说：“今天总统不会客。”
闻听此言，大家很失望。许德珩大声表示不满：“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是求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就这样，他们和看门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廖仲恺听到外面争吵的声音，急忙走出来，问明情况后，把许德珩一行人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孙中山。孙中山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许德珩又开了一炮，他不满地说：“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闻听此语，孙中山一愣，没有想到年轻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廖仲恺连忙打岔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
孙中山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个人的见解。
孙中山认真听了半天，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这个答复许德珩并不满意，说：“辛亥革命有多少条枪，有多少军队，但是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原因是你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如此，枪再多也没有用。”
虽然话不投缘，但是双方的交谈还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们告辞时，孙中山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虚心听取许德珩的大胆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许德珩对于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中山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
其实，在北大当学生时，许德珩就展现了他性烈如火的个性。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力邀陈独秀出任文学院院长，使之成为北大有名的“三只兔子”（即北大三个属兔的人）之一，另外两只是蔡元培和胡适。而陈独秀被许德珩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上任后，深恶学生萎靡松散的学风，他从整顿学风学纪开始，力除陈弊，禁止迟到早退、旷课逃课。凡发现有此种行为者，一律张榜公布。整风开始，没想到的是许德珩榜上有名。
原来，许德珩班上有一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声色犬马，经常旷课，学业一塌糊涂。陈独秀误听人言，张冠李戴，把缺课的事记在了许德珩、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并张榜公布，给每人记一大过。
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看布告栏。这三人个性不同，表现迥异——俞平伯是双手背后，来回踱步，不知所措。杨振声一看布告，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只有许德珩大怒，他对二人吼道：“哭什么！”上去便把记过牌给砸了。许德珩后来跟孙辈们讲过这件事，因为，他当时是个穷学生，学习十分努力，课余时间也在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而且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怎么会旷课呢？
刚刚挂出去的记过牌竟然被学生砸了，陈独秀听说后很是生气，命令把记过牌再挂出去。结果，记过牌刚挂在墙上，许德珩又跑过来给砸了。不仅砸了记过牌，他还跑到文学院办公室的门口，朝里面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起了处分牌。许德珩成了全北大最让陈独秀恼火的学生。
不过，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许德珩这是在挑战校规，还辱骂师长，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许德珩是要被除名的。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蔡元培出来说话了：这个学生反应这么强烈，是不是你們搞错了，调查一下再说。结果一调查，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旷课或请人签到，是有人误报，才导致这场风波。弄清了原委，蔡元培请陈独秀收回成命，并对许德珩进行了劝慰，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通过这件事，陈独秀与许德珩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后来，陈独秀与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许德珩还和毛泽东有过一段交往。1936年秋末初冬，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在北平高校教书，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一天，他们在法国的老同学徐冰、张晓梅夫妇前来拜访。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交谈中，客人不经意间提到，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情况不是很乐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都很匮乏，许多人没有鞋子穿，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德珩夫妇十分着急，因为他们二人和毛泽东都有关联——许德珩在北大时曾与毛泽东相识，而劳君展不仅与毛有同乡之谊，二人更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有过并肩战斗之情。此外，劳君展远赴法国留学时，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到码头送别。加之许劳二人对共产党从心底里佩服，便想帮助他们做点事情。
后来听说朋友有车去延安，许德珩和劳君展当即用自己的薪水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十几根火腿和30多双布鞋，委托朋友给毛泽东送去，略表慰问之意。送东西的朋友问：“要不要毛泽东写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忙摆手说：“这么点儿东西，还要毛润之亲自写收条？不要，不要。”
这些吃的、用的东西被带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毛泽东没有小看这些礼物，1936年11月2日，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收条。
1945年，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到重庆后，他特意请了一些老朋友相见，共叙别情，这中间就有许德珩夫妇。席间，许德珩夫妇提到了当年送给延安的礼物。收到礼物的毛泽东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经他们一说，才恍然大悟，大笑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恰’了、用了，我也‘恰’了。”（湖南人把“吃”字读“恰”）
许德珩夫妇和毛泽东这层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眼中自是不同，然而，在他们夫妇看来，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们特别嘱咐家人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文史博览》2018年03期、《北京日报》2009.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