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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遭受着“选择困难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承受着选择困扰的人，做选择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一机制到底有多困难？面对选择，我们害怕的又是什么？
选择之难：决定的对错，永远属于未知
我们面对任何问题，其实都在选择。选择有开放式的，也有闭合式的。开放式选择是“明天你想要做什么”，闭合式选择是“明天你想看电影还是听音乐会”。
开放式选择带来的恐惧比闭合式选择要小，因为我们可以完全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解决这个问题，在自己能够清楚判断的领域选择，思考想要什么，而不是在有限的选项里比较何者更优，也不必考虑“不选择”的负罪感。
当回答“明天你想要做什么”时：“明天我什么也不做”是一个肯定答案；但如果面对“明天你想看电影还是听音乐会”时：“都不想”就是一个否定答案。而且一个回答就否定了设问者两次，难免怀有抱歉的负担感。
现今，面对诸多选择，无論是时间、精力乃至个人能力上，都很难将所有选项变成已知后再做选择。黑格尔就认为，人们为了明知选项而探寻选择的根据，但寻找最终根据的过程只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无限迂回”。举个简单的例子，旧时的小孩出生，基本是母乳喂养，没有母乳又请不起奶妈，就用牛奶、羊奶、米汤来喂，现在的小孩出生，喝母乳还是喝奶粉已经是一场打不清的口水战，国产奶粉和洋奶粉的适应性、功能性、安全性更是众说纷纭，哪怕有心的父母把超市货架上所有奶粉的说明书都研究透彻了，生产流程的不透明又是不可知的变数。
在未知中选择未知，这样的选择，自然是难的。
选择之舍：选择的同时，意味着放弃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提出了一个悖论，“面对两块相同诱人的肉，狗该如何作出理性的选择。”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将这一悖论表述为著名的“布里丹之驴”，即“一只完全理性的驴恰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的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不能对究竟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无论是哲学譬喻里的狗和驴，都有着优质的备选项，选择者也对选项优质属性有了解、有判断，但仍旧在选择面前徘徊，最后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当我们站在超市货架前面对很多零食无法下手，打开外卖APP翻来覆去点不出一餐食物，陷入类似的哲学困境，真的是想获得最想吃的那“一种”吗？还是都有点想要，却不能都要呢。
基于对选项全面了解的选择，难在舍弃。
好的选项越多，选择的终结性越强，意味着做出选择时舍弃的越多。人们会不自觉站在“放弃了多少”的角度考虑选择行为，会忍不住去想，被自己放弃的选项是否会更好，会忍不住把当下选择投射到未来，追问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中，被放弃的选项是否会更加符合自己的需求。
选择之责：许多人习惯将选择的责任，推给他者
心理学上对选择恐惧的描述，根源是缺乏自信与害怕担责。若将选择之难的发端理解为选项的未知性，那选择之难的终点就在于我们终要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
早晨出门衣服选错了，可能会太冷、太热、太丑；吃饭时点餐失误，味蕾和胃都要经受灾难；考试时选错了会因为成绩不好遭到责备，甚至失掉重要机遇，职业选错了会失去生活，伴侣选错了会失去人生……选错，尽管发生概率没有那么高，却是每一次选择都让人不由自主置身去想的迷障。凡人都害怕被埋怨，不想自责，是以令选择更添艰巨。
当选择面临困难，我们总要想些办法度过难关，除却放弃选择与胡乱选择的彻底消极，请“他者”来选，仿佛是稍微积极的措施。
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常被请出来帮助选择的他者，是天、神以及各种神秘力量。求神问卜，问梦问徵，是科学进步也无法阻止人们的一种习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并非全意相信这一他者或力量的存在，只是在自己不知还能做什么的时候，不妨搭配一点心理安慰剂。
另一类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的他者比较实在，亲朋好友，或者专家权威，那些我们信任且认为对选项有更高知晓度的人。
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在我们将选择权交付他人的同时，内心未必没有自我选择的愿望。事实上，求神问卜也好，问计于人也罢，内心多半已有所执，却不敢以自我的名义贸然而定。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抛硬币决定出不出门从抛一次变成抛三次再变成抛五次，问朋友一件衣服买还是不买从颜色说到花色说到大小再说到价格。
终归，我们都在做着“期待他者给出肯定自己内心的答案，以他者的名义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并在内心深处做出责任转嫁”的小游戏。
生活之事有大小，在小事上，我们完全可以坦然享受选择的幸福。在大事上，选择之难增添了大事的些许仪式感，让我们能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即便不可回头，选择也不是唯等结果的终章，选过之后的认真经营，是另一个开始。何况，也是因为不可重选，才让我们珍惜自己的选择，这或许是选择之难的另一重真意。
（《新京报》2018.3.19 苏敦复/文）
选择之难：决定的对错，永远属于未知
我们面对任何问题，其实都在选择。选择有开放式的，也有闭合式的。开放式选择是“明天你想要做什么”，闭合式选择是“明天你想看电影还是听音乐会”。
开放式选择带来的恐惧比闭合式选择要小，因为我们可以完全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解决这个问题，在自己能够清楚判断的领域选择，思考想要什么，而不是在有限的选项里比较何者更优，也不必考虑“不选择”的负罪感。
当回答“明天你想要做什么”时：“明天我什么也不做”是一个肯定答案；但如果面对“明天你想看电影还是听音乐会”时：“都不想”就是一个否定答案。而且一个回答就否定了设问者两次，难免怀有抱歉的负担感。
现今，面对诸多选择，无論是时间、精力乃至个人能力上，都很难将所有选项变成已知后再做选择。黑格尔就认为，人们为了明知选项而探寻选择的根据，但寻找最终根据的过程只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无限迂回”。举个简单的例子，旧时的小孩出生，基本是母乳喂养，没有母乳又请不起奶妈，就用牛奶、羊奶、米汤来喂，现在的小孩出生，喝母乳还是喝奶粉已经是一场打不清的口水战，国产奶粉和洋奶粉的适应性、功能性、安全性更是众说纷纭，哪怕有心的父母把超市货架上所有奶粉的说明书都研究透彻了，生产流程的不透明又是不可知的变数。
在未知中选择未知，这样的选择，自然是难的。
选择之舍：选择的同时，意味着放弃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提出了一个悖论，“面对两块相同诱人的肉，狗该如何作出理性的选择。”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将这一悖论表述为著名的“布里丹之驴”，即“一只完全理性的驴恰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的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不能对究竟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无论是哲学譬喻里的狗和驴，都有着优质的备选项，选择者也对选项优质属性有了解、有判断，但仍旧在选择面前徘徊，最后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当我们站在超市货架前面对很多零食无法下手，打开外卖APP翻来覆去点不出一餐食物，陷入类似的哲学困境，真的是想获得最想吃的那“一种”吗？还是都有点想要，却不能都要呢。
基于对选项全面了解的选择，难在舍弃。
好的选项越多，选择的终结性越强，意味着做出选择时舍弃的越多。人们会不自觉站在“放弃了多少”的角度考虑选择行为，会忍不住去想，被自己放弃的选项是否会更好，会忍不住把当下选择投射到未来，追问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中，被放弃的选项是否会更加符合自己的需求。
选择之责：许多人习惯将选择的责任，推给他者
心理学上对选择恐惧的描述，根源是缺乏自信与害怕担责。若将选择之难的发端理解为选项的未知性，那选择之难的终点就在于我们终要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
早晨出门衣服选错了，可能会太冷、太热、太丑；吃饭时点餐失误，味蕾和胃都要经受灾难；考试时选错了会因为成绩不好遭到责备，甚至失掉重要机遇，职业选错了会失去生活，伴侣选错了会失去人生……选错，尽管发生概率没有那么高，却是每一次选择都让人不由自主置身去想的迷障。凡人都害怕被埋怨，不想自责，是以令选择更添艰巨。
当选择面临困难，我们总要想些办法度过难关，除却放弃选择与胡乱选择的彻底消极，请“他者”来选，仿佛是稍微积极的措施。
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常被请出来帮助选择的他者，是天、神以及各种神秘力量。求神问卜，问梦问徵，是科学进步也无法阻止人们的一种习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并非全意相信这一他者或力量的存在，只是在自己不知还能做什么的时候，不妨搭配一点心理安慰剂。
另一类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的他者比较实在，亲朋好友，或者专家权威，那些我们信任且认为对选项有更高知晓度的人。
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在我们将选择权交付他人的同时，内心未必没有自我选择的愿望。事实上，求神问卜也好，问计于人也罢，内心多半已有所执，却不敢以自我的名义贸然而定。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抛硬币决定出不出门从抛一次变成抛三次再变成抛五次，问朋友一件衣服买还是不买从颜色说到花色说到大小再说到价格。
终归，我们都在做着“期待他者给出肯定自己内心的答案，以他者的名义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并在内心深处做出责任转嫁”的小游戏。
生活之事有大小，在小事上，我们完全可以坦然享受选择的幸福。在大事上，选择之难增添了大事的些许仪式感，让我们能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即便不可回头，选择也不是唯等结果的终章，选过之后的认真经营，是另一个开始。何况，也是因为不可重选，才让我们珍惜自己的选择，这或许是选择之难的另一重真意。
（《新京报》2018.3.19 苏敦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