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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决非是轻松简单的话题，面对新世纪十年来大量的女性诗歌写作群体(尤其是网络和博客上的女性写作群体)，我们的疑问就是她们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什么崭新的素质和新的阅读体验?“女性诗歌”是否还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样具有耐人寻味的“先锋意义”和文化、身份、性别和社会学价值?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在维持个人化立场以及主体意识、女性立场、性别意识和时间体验感的质素的基础上是否在语言方式、想象机制和诗歌主题等发面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
在上个世纪末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和城市化的场景中，女性渴望完整存在、独立写作成为更显豁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实。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更适用于当下女性诗歌的写作趋向。我不无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特有的性别立场、身份意识、阅读经验、人生阅历、涉世情怀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契合性在文本中的呈现与交融，看到了一个个女性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迟疑而执拗的对生命、爱情、性、语言、命运、艺术、时代、历史和诗歌本体的持续思考与检视。
一
每一个时代的性别抒写与文学想像甚至“创设”都不能不与动态的文学场域有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成了最为普遍、自由、迅捷也最为重要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媒介。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博客时代，而博客与女性诗歌之间的交互关系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面对着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面对着庞大的诗歌森林，我们需要拨开繁枝，寻找那条蜿蜒的根系纵横的小路。
可以肯定，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甚至成了新世纪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已经成名立腕的，还是几乎还没有在正式纸媒上发表诗作的青涩写手都可以在博客上一展身手。至于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是否会因为写作群体的扩大，写作、发表与传播方式的变更而改变诗歌格局并且成为诗坛主流并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的诗歌博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现象和相关问题。博客无疑已经成为女性诗人们必须面对的特殊“房间”和灵魂“自留地”(当然这个“房间”和“自留地”很大程度上已经公开、公共化了)，对话、絮语、独自甚至梦呓、尖叫、呻吟、歌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容身之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女性诗歌写作与博客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女性写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对女性诗歌的关注似乎一直纠缠于“性别话语”和“个人话语”的老调重弹，曾经成绩斐然且独具文学史和社会学意义的女性诗歌写作除了仍能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出色的个案文本之外，能够引起共识和争鸣的话题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现象，看起来多元、自由、开放、繁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实际上越来越呈现出批评家对文学现象和重要诗学问题的漠视、“绝缘”和难以置喙之感。命名的乏力和发现的失语在惯性、平面化的批评生态中成了一种不良趋向。而随着新媒质尤其是博客的出现，女性诗歌写作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可能前景，当然也随之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诗歌问题和限囿。而如何对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进行田野作业式的观察、测量和评价就成了一项不能回避的诗学问题。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似乎像1980年代一样，自由、开放的诗歌话语空间空前激发了女性诗人尤其是“70后”、“8n后”和“90后”的写作欲望和“发表渴求”，博客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尤其是省略了以前纸质传媒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投稿、发表、编辑、修改、审查的繁冗环节和周期更使得诗歌写作、传播和阅读、接受都显得过于“容易”和“自由”，这就使得女性诗歌写作人口日益激增壮大。网络和博客的话语场域无形中起到了祛除诗歌精英化和诗人知识分子化的作用。而博客时代的女性涛歌写作也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较之以前少得可怜的女性诗歌群体，当下庞大的博客女性诗歌群体的涌现以及大量的数字化的诗歌文本给阅读制造了眩晕和障碍。博客上的诗歌犹如繁茂而芜杂的森林，各样植物都在竞相生长，而我们靠一己之力很难看清这些不同树种的根系和脉络。但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着当下女性诗人在博客上的无比丰富甚至繁杂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女性诗歌的写作视阈已近相当宽远，面对她们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个性的诗歌，当年的诗歌关键词，如“镜子”、“身体”、“黑色意识”，“房间”、“手指”、“一个人的战争”、“自白”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调整和重新审视，这些词语已经不能完备和准确概括当下的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新的质素和症候。我想强调的是面对当下的女性博客诗歌写作我们仍然难以避开“身体叙事”和“欲望诗学”，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个人博客语境下更多的女性诗人关于身体的诗歌叙事显然并没有像当年的伊蕾、翟永明和后来的尹丽川和巫昂那样强烈甚至病态地带有雅罗米尔的气息，而是将身体更多地还原为个体生存权利，身体、灵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样只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个言说的手段而已。或者说对身体的命名和发现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女性诗人的空前激烈的自白和白热化状态，而是上升为一种日常化的知冷知热的抚慰与感知，即使是在身体和欲望正在青春年少燃烧的“90后”女诗人那里关于身体的叙事也呈现出少有的知性的色彩和生命自身所传达出的精神膂力。而正是基于博客语境下女性诗歌写作的变化，评论家李少君在与张德明的对话中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大体概括了这些女性诗歌新的症候，比如对自由独立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孤独和悲剧感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
博客上的女性诗歌似乎仍然呈现了一种悖论性特征。按照常理来说博客的发表和传播的“交互性”和“及时性”、“公开性”会使得女性诗人会尽量维护自己的“隐私”和“秘密”，但我们看到的是除了一部分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和想象的言说上确实维持了更为隐幽、细腻和“晦涩”的方式，在一些日常化的场景和细节中能不断生发出诗人情思的颤动和灵魂的探问之外，我同时也注意到深有意味的一面。即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将博客看成了是发表甚至宣泄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良方”，一定程度在她们这里诗歌代替了日记，以公开化的方式袒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更为隐秘的幽思和体验，比如癖好、性爱，自慰，经期体验，婚外恋，秘密的约会，精神世界的柏拉图交往等等。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博客时代的 女性诗歌在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天鹅绒一般的监狱。漂亮的、华丽的、温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个体和“发声者”实则被限囿其中，个人的乌托邦想象和修辞、言说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形甚至变质。当政治乌托邦解体，个人乌托邦的想象、冲动和话语方式似乎在网络和博客上找到了最为恰切的土壤和环境，似乎个人的世界成了最大的自由和现实。但是这种个人化的乌托邦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一定程度上与网络和链接尤其是与大众阅读、娱乐消费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博客女性诗歌成了消费时代、娱乐时代取悦读者的“读图”、“读屏”时代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谋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纯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而纷纷改版，这从一个侧面凸现了商业时代的阅读期待以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机制和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很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文学市场和大众文化显然也是一种隐性的政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开放的媒体似乎使文学从业者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或好的时期之一)，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都相当重要的作品。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传媒尤其是网络、博客和市场文化的能量和它们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市场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娱乐精神和狂欢为旨归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势必在文学观念、作家的身份、职责和态度上发生变化。一切都无形中以市场和点击率为圭臬。很多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博客点击率而与娱乐和消费“媾和”。实际上这不只是发生于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这是博客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的必然趋向。在女性诗歌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女诗人的精彩纷呈甚至是“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闺房照和个人房间里的自拍视频。在无限提速的时代以及诗歌会议和活动铺天盖地的今天，有些女性诗人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风景照，与名人的“会见照”以及更为吸引受众的写真照甚至不无性感、暴露的图片随心所欲且更新频率极高地贴在个人的博客上。这在博客好友以及访友的跟帖留言中可以看到阅读者对女性诗人博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窥视”和“意淫”的心理，女性和女性诗歌似乎永远都难以摆脱被玩味和观赏的魔咒。
二
随着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风暴的早已告一段落成为历史陈迹，随着后社会主义和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无限同一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景观对个体的压抑，越来越多的女性诗歌呈现出“日常诗学”的写作趋向。当然需要注意甚至警惕的是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在不停向内心和特有的感受挖掘和拓展的同时也普遍显现出流于时代主流美学规范的趋向，尤其是一些较为年轻的“70后”、“80后”和“90后”的女性诗人。她们也不断在诗歌中表达对底层、农村、草根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致敬”。尽管她们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沧桑”、“泪水”、“疼痛”、“苦难”、“死亡”等词语，但是这些语言因为缺少真正的生命体验、现实感和足够的想象提升能力而显得苍白乏力甚至失效、“死亡”。面对着当下的女洼诗歌，一个同样屡遭误解的问题是“诗歌要反映时代”，而“时代”一词已经反复被歪曲、庸俗化和强暴，“时代”、“现实”、“社会”、“人民”，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吞噬一切、涵括一切的虚无黑洞，在巨大的漩涡中吸蚀着一切。这在相反的向度上呈现了集体性宏大词语背后被不断庸俗化、狭隘化、政治化的荒谬性症候。换言之，值得警惕的是世纪初以来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底层”、“打工”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蓝图的直接显现和比附。在一些女性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的一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成了被“征用”的体制化诗歌写作。
随着“泛政治”时代的远去，女性诗歌写作在多元的维度中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当下的女性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日常化诗学”。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女性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这些日常化语境为女性诗人的日常体验和想象提供了自白或对话的空间。所以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从语言和想象方式上女性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女性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的，日常化的，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更多的女性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浓重的生存阴影。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而女性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更多的年轻女性诗人善于描摹生活场景的细节和隐秘细微的心理图景并且相当出色，并且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和场景设置恰恰在于通过生活的描摹又偏离和超越了日常的轨迹，从而带有想像和提升的高度，也带来了诗歌阅读的深度。同时这些投向具象化的现实场景的诗有时折射出令人振颤的寓言化效果，而这种寓言化的倾向正达到了生存的核心区域，而这种“真实”往往是难以置信的。
在众多女性诗人博客上我看到了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现实场阈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这些诗歌呈现出一个个女性在日常生存现场中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以及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当我们看到女性诗歌的限囿和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女性诗歌广阔的写作和阅读、交流的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前景，因为这些女性诗歌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优秀文本。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当下的女性诗人除了不断关注和挖掘女性自身经验和想象的同时不断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常人忽视的地带和日常细节中重新呈现了晦暗的纹理和疼痛的真实，甚至在一个细小而卑微的事物身上，也能够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以及真切的生存体验和质询的复杂纠结。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诗人在写作类型上更接近于唱“独角戏”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诗歌是不及物的和不介入的，相反更多的女性诗人以自己极具个性化的方式在诗歌中承担了介入者、观察者的双重角色。在现实和想象的一个个类似于镜头 剪接的场景中，在一个个或激烈或平淡的生活日历的飘落中，在一个个真实的或想象的故事里，女性诗人以强大的内心世界的河流去重建一个生命个体对其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印证，或热爱、或失望、或深情、或愤恨。诗人在喧嚣的尘世中时时对生存和身边的事物予以诗性的观照、发现与命名，与此同时诗人内心仍然维持着属下自己的个人理想的乌托邦，在泥泞的路上诗人仍希望自己在飞翔。
诗人的敏感甚至偏头痛是与生俱来的，女性诗人就更是如此，而这种敏感对于女性诗人而言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诗人的神经和想象，能够让诗人在司空见惯的事物和季节轮回中时时发现落英的新蕊，发现麻木的我们日日所见事物的另外一面，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常人有些差异和距离的内心图景甚至精神风暴。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女性诗人们特有的阅读经验、人生阅历、涉世情怀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契合性的呈现与交融，看到了她们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迟疑而执拗的对生命、爱情、性、命运的持续的思考与检视，看到斑驳的时光影像的火车满载着并不轻松的梦想、记忆和尘世的繁杂。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女性诗歌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女性与自然之物间天然的接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工业化、城市化飞奔道路之上自然和人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惆怅，从而生命的本能和哲学、文化、语言上的“返乡”的冲动才愈益显豁。诗歌写作尤其是关注自然万有的诗歌写作能够成为消除时间的焦虑、生存的痛苦、死亡的宿命的抗争手段。换言之在植物这些卑微的生命身上，女性诗人得以不断的确证自身、返观自我。强烈的时间体验和生命的焦虑在自然物像面前得以唤醒和抒发，当然这种抒发很大程度上是低郁的、沉缓的、忧伤的。自然事物尤其是带有乡下特征的植物纷纷闯进当下女性诗人的瑚实和诗歌的梦想视野之中，在这些淳朴的乡野植物身上投注了几代人的童年体验、乡村往事和不断的回想与向往，成为连绵不断的“乡愁”。在这些女性诗歌中植物意象往往是和生存片断中的某个细节同时呈现的，换言之这些植物意象是和诗人的真切的本原性质的生存体验的见证或客观对应物，在这些植物的身上，我们能够返观普遍意义上的这个时代和女性整体的时代面影和内心灵魂。
三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出生于1960年代之后的女性诗人如路也、阿毛、寒烟、字向、尹丽川、李小洛、巫昂、谈雅丽、白地、非非、郑小琼、赵云、秀水、施施然、金铃子等诗人由于生活背景、成长经验的不同，诗歌中同时出现了落差很大的家族叙事。一些诗人是持着尊敬、怀念、赞颂之情将家族叙事在失落的农耕文明和强势的城市背景之下展开，但也有女性诗人对待家族叙事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思、背离和批判、颠覆的态度。
原型甚至是弗洛伊德思想体系参照下的“俄尔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曾在中国的先锋文学中得到了互文性的呈现和阐释，而更具诗学和历史意义的普泛层面的家族叙事则在女性文学尤其是女性诗歌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体现。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女性诗人的家族叙写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传统的家族形象成为诗人们追踪、描述和认同的主体，“她生来就是这样造就的，绝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什么意见或者愿望，而总是宁愿赞同别人的意见和愿望。最要紧的是一我其实不用说出来——她很纯洁。她的纯洁被视为首要的美”。1970年代末，女性诗歌中的家族叙事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学层面的，而到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人更多意义上成了西方自白派诗歌和伍尔芙、杜拉斯的追随者，更多是像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琼·马丁太太的日记》里所做的那样试图通过分析家族中的“母亲”形象来寻找女性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生命的传统与困境并进而对抗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文化霸权，这在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等女性诗人关于“母亲”的叙事那里得到了最为直接的带有“伤痕”性的疼痛式印证与母女关系的疏离，“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呵，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翟永明《母亲》)。女性诗人对“母亲”的家族抒写无疑经历了由血缘和人格的“镜像”式认同到剥离和反思的艰难过程，“女孩子们把自身同其母亲认同，这不仅是因为母亲是他们最初的家长，而且是因为母亲是她们的同一性别的家长。因此，女儿必须会内化母亲的为人之母的角色。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她们还将内化母亲缺乏自尊的特点，并且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困难才能把她们自己同其母亲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的家族叙写带有强烈的对抗性和道德色彩，表现出强大的对父权规训的反叛与挑战，“父亲我不干了/因为你我大病在身/这四面八方漏进的暗夜/天外飘来福尔马林的气味/一点点淹没我的床脚/爬进我的眼睛/我的肺中灌满了水/不能呼吸/而你在一旁见死不救/隔着厚厚的镜片投来一瞥/冷漠绝望”(萨玛《父亲》)。而在笔者看来新世纪年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显然已经呈现出了不同于此前诗歌的新的特质，其中最为显著的症候就是女性诗人在家族叙事上的新变，而这种变化无论是在诗歌美学还是在社会学的层面上都值得进行切片式的研究和关注。例如靳晓静在《百年往事》中对外婆和母亲的更具有生命感、历史意识和宗教情怀、文化怀想式的家族书写。尽管翟永明、唐亚平、王小妮、海男、靳晓静、蓝蓝、林白、林雪、路也、李轻松、安琪、娜夜、阿毛等出生于1950、1960年代的诗人仍然在坚持诗歌写作，但是1989年以来女性诗歌写作的主体是由“70后”和“80后”女性诗人承担的。尽管这些年轻诗人不乏强烈而又带有智h生色彩的女性意识，但是这与第三代女性诗歌自自式的言说方式和一定程度上偏激的女权立场有着很大的区别。女性意识不等同于女权主义，由于这些青年女性诗人差异较大的生活背景、成长经验，这就使得这些女性诗人诗歌文本中同时出现了差异很大的甚至相互龃龉的家族谱系，同时呈现出对家族谱系的历史叙事和现实抒写中的赞颂性情感和背离性反叛精神。这种不无尴尬的家族谱系的建构甚至拆解不能不呈现出近年来女性诗歌最为重要的尴尬性特征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感和自省精神。在对待家族和亲人的态度上，“70后”和“80后”等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出现了差别，一些诗人是持着尊敬、怀念、赞颂之情的，但是也有女性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背离、反恩甚至是反叛的态度。当女性诗歌中同时出现恶父、恶母、慈父、慈母甚至是不偏不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家族的形象时，传统的家族谱系叙事在这些女性诗人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重新清冼和审视，当然也程度不同地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家族印象和一代人特有的集体记忆。
在尹丽川的诗作中其彰显的女性意识有时候是相当强烈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尹丽川的很多诗作中都出现了年迈的母亲和老妇人的形象。这些年迈的女人形象无不扭曲、平常、灰暗，这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女性命运的 尴尬，年长色衰、为人妻为人母的多重身份的重压，抑或诗人对女性身份的焦虑。当光阴阴暗的镜子中一个个容颜老去的时候，一种自恋、自问、怀疑和怨愤的情结就不能不空前强烈的凝聚和爆发出来。曾经的文学写作中“爱女慈母”的经典模式在尹丽川等“70后”和“80后”女性诗人这里遭到了解构与颠覆，“恶母”的形象在女性文学中一再闪现，这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有张爱玲的影响。对母女关系的重新认知成了包括尹丽川在内的“70后”女性诗人的一种近于天生的家族谱系审视。在《妈妈》这首诗中血缘层面的母女关系被置换为女人和女人，年轻的女人和年老的女人的关系，熟悉与陌生，伦常与悖论，生命与符号所呈现的是男性读者非常陌生的经验和场景。“老女人”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尹丽川作为女性的性别焦虑和身份隐忧，这种焦虑和隐忧在《郊区公厕即景》的“不洁”场景和细节中被还原为年轻女人和老女人的错位的对话以及挑战性的否定。而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尹丽川的诗歌文本中的“父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形象。在伊格尔顿看来“父亲”是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的化身，而在尹丽川的诗歌中“父亲”还没有被提升或夸大到政治甚至国家的象征体系上，而是更为真切的与个体的生存体验甚至现实世界直接关联，而诗人与“父亲”的关系则是尴尬的状态，既想回到本真性的亲切又不能不面对强大的血统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隔膜。与尹丽川在城市背景下更多的对家族谱系的反思性甚至质疑性的姿态不同，李小洛则更多是在乡土化的背景中呈现了沉重而不乏温情的家族叙事。在《大事件》这首叙事性的深情缱绻的诗作中李小洛选取了相当具有震撼性的历时性的日常生活的“大事件”和戏剧性的场景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从而呈现出真切的父亲生活史和情感履历以及其间诗人的反思、自责、痛苦、难以言说的深厚情感和生命无常的无奈与喟叹。实际上在很多有着乡村背景甚至像郑小琼这样不仅有着乡村背景而且同时具有“打工”和“底层”身份的“80后”女性诗人那里同样呈现了李小洛一样的沉重而尴尬的家族叙事，家族叙事的背后有着诗人对后工业时代的生存场景和农耕文明失落的忧恩和痛苦的家族记忆。郑小琼呈现了一个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诗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写作经验以及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空间。在关于家族的诗歌叙写中郑小琼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阈中生发出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作闪现出在个体生命的旅程上时光的草线和死亡的灰烬以及对乡土、生命、往事、历史、家族的追忆。这些诗歌带有强烈的挽歌性质，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女性诗歌的家族叙事凸显了这些年代女性诗人艰难的生存背景，据此早期的过于对抗性和封闭性的女性欲望和身体叙事存这些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这里得到了转向，转向了更为值得文化反思和诗学呈现的视野也更为宽广的家族谱系的抒写。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人关于父亲、母亲的家族叙事大体是放在乡村和城市相交织的背景之下，沉寂，苍凉，孤独成为基本意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在家族叙写上不仅对现实、身体体验和男性文化进行了相当富有深度的省思与反问，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普遍的具有历史意识观照下的沉重的家族叙事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以及更为驳杂的内心图景。换言之这些女性诗人不乏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这种关于历史的个性化表述不是来自于单纯的想像而是与一代人的生存背景和对文化、历史、政治的态度相当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中张扬出个体和女性的双重光辉。
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自由、开放和乐观的时期，但是在对女性写作抱有相对乐观态度的同时，来路仍然苍茫，因为伟大的诗神最终只会眷顾那些少数人。
在上个世纪末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和城市化的场景中，女性渴望完整存在、独立写作成为更显豁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实。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更适用于当下女性诗歌的写作趋向。我不无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特有的性别立场、身份意识、阅读经验、人生阅历、涉世情怀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契合性在文本中的呈现与交融，看到了一个个女性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迟疑而执拗的对生命、爱情、性、语言、命运、艺术、时代、历史和诗歌本体的持续思考与检视。
一
每一个时代的性别抒写与文学想像甚至“创设”都不能不与动态的文学场域有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成了最为普遍、自由、迅捷也最为重要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媒介。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博客时代，而博客与女性诗歌之间的交互关系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面对着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面对着庞大的诗歌森林，我们需要拨开繁枝，寻找那条蜿蜒的根系纵横的小路。
可以肯定，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甚至成了新世纪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学现象。无论是已经成名立腕的，还是几乎还没有在正式纸媒上发表诗作的青涩写手都可以在博客上一展身手。至于个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是否会因为写作群体的扩大，写作、发表与传播方式的变更而改变诗歌格局并且成为诗坛主流并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的诗歌博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现象和相关问题。博客无疑已经成为女性诗人们必须面对的特殊“房间”和灵魂“自留地”(当然这个“房间”和“自留地”很大程度上已经公开、公共化了)，对话、絮语、独自甚至梦呓、尖叫、呻吟、歌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容身之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女性诗歌写作与博客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女性写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对女性诗歌的关注似乎一直纠缠于“性别话语”和“个人话语”的老调重弹，曾经成绩斐然且独具文学史和社会学意义的女性诗歌写作除了仍能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出色的个案文本之外，能够引起共识和争鸣的话题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现象，看起来多元、自由、开放、繁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实际上越来越呈现出批评家对文学现象和重要诗学问题的漠视、“绝缘”和难以置喙之感。命名的乏力和发现的失语在惯性、平面化的批评生态中成了一种不良趋向。而随着新媒质尤其是博客的出现，女性诗歌写作随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可能前景，当然也随之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诗歌问题和限囿。而如何对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进行田野作业式的观察、测量和评价就成了一项不能回避的诗学问题。
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似乎像1980年代一样，自由、开放的诗歌话语空间空前激发了女性诗人尤其是“70后”、“8n后”和“90后”的写作欲望和“发表渴求”，博客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尤其是省略了以前纸质传媒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投稿、发表、编辑、修改、审查的繁冗环节和周期更使得诗歌写作、传播和阅读、接受都显得过于“容易”和“自由”，这就使得女性诗歌写作人口日益激增壮大。网络和博客的话语场域无形中起到了祛除诗歌精英化和诗人知识分子化的作用。而博客时代的女性涛歌写作也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较之以前少得可怜的女性诗歌群体，当下庞大的博客女性诗歌群体的涌现以及大量的数字化的诗歌文本给阅读制造了眩晕和障碍。博客上的诗歌犹如繁茂而芜杂的森林，各样植物都在竞相生长，而我们靠一己之力很难看清这些不同树种的根系和脉络。但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着当下女性诗人在博客上的无比丰富甚至繁杂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女性诗歌的写作视阈已近相当宽远，面对她们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个性的诗歌，当年的诗歌关键词，如“镜子”、“身体”、“黑色意识”，“房间”、“手指”、“一个人的战争”、“自白”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调整和重新审视，这些词语已经不能完备和准确概括当下的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新的质素和症候。我想强调的是面对当下的女性博客诗歌写作我们仍然难以避开“身体叙事”和“欲望诗学”，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个人博客语境下更多的女性诗人关于身体的诗歌叙事显然并没有像当年的伊蕾、翟永明和后来的尹丽川和巫昂那样强烈甚至病态地带有雅罗米尔的气息，而是将身体更多地还原为个体生存权利，身体、灵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样只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个言说的手段而已。或者说对身体的命名和发现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女性诗人的空前激烈的自白和白热化状态，而是上升为一种日常化的知冷知热的抚慰与感知，即使是在身体和欲望正在青春年少燃烧的“90后”女诗人那里关于身体的叙事也呈现出少有的知性的色彩和生命自身所传达出的精神膂力。而正是基于博客语境下女性诗歌写作的变化，评论家李少君在与张德明的对话中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大体概括了这些女性诗歌新的症候，比如对自由独立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孤独和悲剧感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
博客上的女性诗歌似乎仍然呈现了一种悖论性特征。按照常理来说博客的发表和传播的“交互性”和“及时性”、“公开性”会使得女性诗人会尽量维护自己的“隐私”和“秘密”，但我们看到的是除了一部分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和想象的言说上确实维持了更为隐幽、细腻和“晦涩”的方式，在一些日常化的场景和细节中能不断生发出诗人情思的颤动和灵魂的探问之外，我同时也注意到深有意味的一面。即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将博客看成了是发表甚至宣泄自己的情感的一个“良方”，一定程度在她们这里诗歌代替了日记，以公开化的方式袒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更为隐秘的幽思和体验，比如癖好、性爱，自慰，经期体验，婚外恋，秘密的约会，精神世界的柏拉图交往等等。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博客时代的 女性诗歌在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天鹅绒一般的监狱。漂亮的、华丽的、温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个体和“发声者”实则被限囿其中，个人的乌托邦想象和修辞、言说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形甚至变质。当政治乌托邦解体，个人乌托邦的想象、冲动和话语方式似乎在网络和博客上找到了最为恰切的土壤和环境，似乎个人的世界成了最大的自由和现实。但是这种个人化的乌托邦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一定程度上与网络和链接尤其是与大众阅读、娱乐消费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博客女性诗歌成了消费时代、娱乐时代取悦读者的“读图”、“读屏”时代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谋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纯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而纷纷改版，这从一个侧面凸现了商业时代的阅读期待以及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机制和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很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文学市场和大众文化显然也是一种隐性的政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开放的媒体似乎使文学从业者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或好的时期之一)，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都相当重要的作品。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传媒尤其是网络、博客和市场文化的能量和它们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市场文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娱乐精神和狂欢为旨归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势必在文学观念、作家的身份、职责和态度上发生变化。一切都无形中以市场和点击率为圭臬。很多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博客点击率而与娱乐和消费“媾和”。实际上这不只是发生于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这是博客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的必然趋向。在女性诗歌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女诗人的精彩纷呈甚至是“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闺房照和个人房间里的自拍视频。在无限提速的时代以及诗歌会议和活动铺天盖地的今天，有些女性诗人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风景照，与名人的“会见照”以及更为吸引受众的写真照甚至不无性感、暴露的图片随心所欲且更新频率极高地贴在个人的博客上。这在博客好友以及访友的跟帖留言中可以看到阅读者对女性诗人博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窥视”和“意淫”的心理，女性和女性诗歌似乎永远都难以摆脱被玩味和观赏的魔咒。
二
随着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风暴的早已告一段落成为历史陈迹，随着后社会主义和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无限同一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景观对个体的压抑，越来越多的女性诗歌呈现出“日常诗学”的写作趋向。当然需要注意甚至警惕的是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在不停向内心和特有的感受挖掘和拓展的同时也普遍显现出流于时代主流美学规范的趋向，尤其是一些较为年轻的“70后”、“80后”和“90后”的女性诗人。她们也不断在诗歌中表达对底层、农村、草根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致敬”。尽管她们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沧桑”、“泪水”、“疼痛”、“苦难”、“死亡”等词语，但是这些语言因为缺少真正的生命体验、现实感和足够的想象提升能力而显得苍白乏力甚至失效、“死亡”。面对着当下的女洼诗歌，一个同样屡遭误解的问题是“诗歌要反映时代”，而“时代”一词已经反复被歪曲、庸俗化和强暴，“时代”、“现实”、“社会”、“人民”，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吞噬一切、涵括一切的虚无黑洞，在巨大的漩涡中吸蚀着一切。这在相反的向度上呈现了集体性宏大词语背后被不断庸俗化、狭隘化、政治化的荒谬性症候。换言之，值得警惕的是世纪初以来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底层”、“打工”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蓝图的直接显现和比附。在一些女性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的一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成了被“征用”的体制化诗歌写作。
随着“泛政治”时代的远去，女性诗歌写作在多元的维度中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当下的女性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日常化诗学”。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女性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这些日常化语境为女性诗人的日常体验和想象提供了自白或对话的空间。所以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从语言和想象方式上女性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女性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的，日常化的，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更多的女性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浓重的生存阴影。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而女性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更多的年轻女性诗人善于描摹生活场景的细节和隐秘细微的心理图景并且相当出色，并且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和场景设置恰恰在于通过生活的描摹又偏离和超越了日常的轨迹，从而带有想像和提升的高度，也带来了诗歌阅读的深度。同时这些投向具象化的现实场景的诗有时折射出令人振颤的寓言化效果，而这种寓言化的倾向正达到了生存的核心区域，而这种“真实”往往是难以置信的。
在众多女性诗人博客上我看到了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现实场阈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这些诗歌呈现出一个个女性在日常生存现场中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以及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当我们看到女性诗歌的限囿和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女性诗歌广阔的写作和阅读、交流的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前景，因为这些女性诗歌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优秀文本。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当下的女性诗人除了不断关注和挖掘女性自身经验和想象的同时不断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常人忽视的地带和日常细节中重新呈现了晦暗的纹理和疼痛的真实，甚至在一个细小而卑微的事物身上，也能够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以及真切的生存体验和质询的复杂纠结。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诗人在写作类型上更接近于唱“独角戏”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诗歌是不及物的和不介入的，相反更多的女性诗人以自己极具个性化的方式在诗歌中承担了介入者、观察者的双重角色。在现实和想象的一个个类似于镜头 剪接的场景中，在一个个或激烈或平淡的生活日历的飘落中，在一个个真实的或想象的故事里，女性诗人以强大的内心世界的河流去重建一个生命个体对其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印证，或热爱、或失望、或深情、或愤恨。诗人在喧嚣的尘世中时时对生存和身边的事物予以诗性的观照、发现与命名，与此同时诗人内心仍然维持着属下自己的个人理想的乌托邦，在泥泞的路上诗人仍希望自己在飞翔。
诗人的敏感甚至偏头痛是与生俱来的，女性诗人就更是如此，而这种敏感对于女性诗人而言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诗人的神经和想象，能够让诗人在司空见惯的事物和季节轮回中时时发现落英的新蕊，发现麻木的我们日日所见事物的另外一面，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常人有些差异和距离的内心图景甚至精神风暴。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女性诗人们特有的阅读经验、人生阅历、涉世情怀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契合性的呈现与交融，看到了她们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迟疑而执拗的对生命、爱情、性、命运的持续的思考与检视，看到斑驳的时光影像的火车满载着并不轻松的梦想、记忆和尘世的繁杂。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女性诗歌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女性与自然之物间天然的接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工业化、城市化飞奔道路之上自然和人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惆怅，从而生命的本能和哲学、文化、语言上的“返乡”的冲动才愈益显豁。诗歌写作尤其是关注自然万有的诗歌写作能够成为消除时间的焦虑、生存的痛苦、死亡的宿命的抗争手段。换言之在植物这些卑微的生命身上，女性诗人得以不断的确证自身、返观自我。强烈的时间体验和生命的焦虑在自然物像面前得以唤醒和抒发，当然这种抒发很大程度上是低郁的、沉缓的、忧伤的。自然事物尤其是带有乡下特征的植物纷纷闯进当下女性诗人的瑚实和诗歌的梦想视野之中，在这些淳朴的乡野植物身上投注了几代人的童年体验、乡村往事和不断的回想与向往，成为连绵不断的“乡愁”。在这些女性诗歌中植物意象往往是和生存片断中的某个细节同时呈现的，换言之这些植物意象是和诗人的真切的本原性质的生存体验的见证或客观对应物，在这些植物的身上，我们能够返观普遍意义上的这个时代和女性整体的时代面影和内心灵魂。
三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出生于1960年代之后的女性诗人如路也、阿毛、寒烟、字向、尹丽川、李小洛、巫昂、谈雅丽、白地、非非、郑小琼、赵云、秀水、施施然、金铃子等诗人由于生活背景、成长经验的不同，诗歌中同时出现了落差很大的家族叙事。一些诗人是持着尊敬、怀念、赞颂之情将家族叙事在失落的农耕文明和强势的城市背景之下展开，但也有女性诗人对待家族叙事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思、背离和批判、颠覆的态度。
原型甚至是弗洛伊德思想体系参照下的“俄尔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曾在中国的先锋文学中得到了互文性的呈现和阐释，而更具诗学和历史意义的普泛层面的家族叙事则在女性文学尤其是女性诗歌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体现。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女性诗人的家族叙写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传统的家族形象成为诗人们追踪、描述和认同的主体，“她生来就是这样造就的，绝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什么意见或者愿望，而总是宁愿赞同别人的意见和愿望。最要紧的是一我其实不用说出来——她很纯洁。她的纯洁被视为首要的美”。1970年代末，女性诗歌中的家族叙事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学层面的，而到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人更多意义上成了西方自白派诗歌和伍尔芙、杜拉斯的追随者，更多是像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琼·马丁太太的日记》里所做的那样试图通过分析家族中的“母亲”形象来寻找女性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生命的传统与困境并进而对抗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文化霸权，这在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等女性诗人关于“母亲”的叙事那里得到了最为直接的带有“伤痕”性的疼痛式印证与母女关系的疏离，“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呵，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翟永明《母亲》)。女性诗人对“母亲”的家族抒写无疑经历了由血缘和人格的“镜像”式认同到剥离和反思的艰难过程，“女孩子们把自身同其母亲认同，这不仅是因为母亲是他们最初的家长，而且是因为母亲是她们的同一性别的家长。因此，女儿必须会内化母亲的为人之母的角色。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她们还将内化母亲缺乏自尊的特点，并且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困难才能把她们自己同其母亲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的家族叙写带有强烈的对抗性和道德色彩，表现出强大的对父权规训的反叛与挑战，“父亲我不干了/因为你我大病在身/这四面八方漏进的暗夜/天外飘来福尔马林的气味/一点点淹没我的床脚/爬进我的眼睛/我的肺中灌满了水/不能呼吸/而你在一旁见死不救/隔着厚厚的镜片投来一瞥/冷漠绝望”(萨玛《父亲》)。而在笔者看来新世纪年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显然已经呈现出了不同于此前诗歌的新的特质，其中最为显著的症候就是女性诗人在家族叙事上的新变，而这种变化无论是在诗歌美学还是在社会学的层面上都值得进行切片式的研究和关注。例如靳晓静在《百年往事》中对外婆和母亲的更具有生命感、历史意识和宗教情怀、文化怀想式的家族书写。尽管翟永明、唐亚平、王小妮、海男、靳晓静、蓝蓝、林白、林雪、路也、李轻松、安琪、娜夜、阿毛等出生于1950、1960年代的诗人仍然在坚持诗歌写作，但是1989年以来女性诗歌写作的主体是由“70后”和“80后”女性诗人承担的。尽管这些年轻诗人不乏强烈而又带有智h生色彩的女性意识，但是这与第三代女性诗歌自自式的言说方式和一定程度上偏激的女权立场有着很大的区别。女性意识不等同于女权主义，由于这些青年女性诗人差异较大的生活背景、成长经验，这就使得这些女性诗人诗歌文本中同时出现了差异很大的甚至相互龃龉的家族谱系，同时呈现出对家族谱系的历史叙事和现实抒写中的赞颂性情感和背离性反叛精神。这种不无尴尬的家族谱系的建构甚至拆解不能不呈现出近年来女性诗歌最为重要的尴尬性特征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感和自省精神。在对待家族和亲人的态度上，“70后”和“80后”等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出现了差别，一些诗人是持着尊敬、怀念、赞颂之情的，但是也有女性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背离、反恩甚至是反叛的态度。当女性诗歌中同时出现恶父、恶母、慈父、慈母甚至是不偏不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家族的形象时，传统的家族谱系叙事在这些女性诗人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重新清冼和审视，当然也程度不同地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家族印象和一代人特有的集体记忆。
在尹丽川的诗作中其彰显的女性意识有时候是相当强烈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尹丽川的很多诗作中都出现了年迈的母亲和老妇人的形象。这些年迈的女人形象无不扭曲、平常、灰暗，这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女性命运的 尴尬，年长色衰、为人妻为人母的多重身份的重压，抑或诗人对女性身份的焦虑。当光阴阴暗的镜子中一个个容颜老去的时候，一种自恋、自问、怀疑和怨愤的情结就不能不空前强烈的凝聚和爆发出来。曾经的文学写作中“爱女慈母”的经典模式在尹丽川等“70后”和“80后”女性诗人这里遭到了解构与颠覆，“恶母”的形象在女性文学中一再闪现，这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有张爱玲的影响。对母女关系的重新认知成了包括尹丽川在内的“70后”女性诗人的一种近于天生的家族谱系审视。在《妈妈》这首诗中血缘层面的母女关系被置换为女人和女人，年轻的女人和年老的女人的关系，熟悉与陌生，伦常与悖论，生命与符号所呈现的是男性读者非常陌生的经验和场景。“老女人”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尹丽川作为女性的性别焦虑和身份隐忧，这种焦虑和隐忧在《郊区公厕即景》的“不洁”场景和细节中被还原为年轻女人和老女人的错位的对话以及挑战性的否定。而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尹丽川的诗歌文本中的“父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形象。在伊格尔顿看来“父亲”是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的化身，而在尹丽川的诗歌中“父亲”还没有被提升或夸大到政治甚至国家的象征体系上，而是更为真切的与个体的生存体验甚至现实世界直接关联，而诗人与“父亲”的关系则是尴尬的状态，既想回到本真性的亲切又不能不面对强大的血统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隔膜。与尹丽川在城市背景下更多的对家族谱系的反思性甚至质疑性的姿态不同，李小洛则更多是在乡土化的背景中呈现了沉重而不乏温情的家族叙事。在《大事件》这首叙事性的深情缱绻的诗作中李小洛选取了相当具有震撼性的历时性的日常生活的“大事件”和戏剧性的场景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从而呈现出真切的父亲生活史和情感履历以及其间诗人的反思、自责、痛苦、难以言说的深厚情感和生命无常的无奈与喟叹。实际上在很多有着乡村背景甚至像郑小琼这样不仅有着乡村背景而且同时具有“打工”和“底层”身份的“80后”女性诗人那里同样呈现了李小洛一样的沉重而尴尬的家族叙事，家族叙事的背后有着诗人对后工业时代的生存场景和农耕文明失落的忧恩和痛苦的家族记忆。郑小琼呈现了一个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诗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写作经验以及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空间。在关于家族的诗歌叙写中郑小琼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阈中生发出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作闪现出在个体生命的旅程上时光的草线和死亡的灰烬以及对乡土、生命、往事、历史、家族的追忆。这些诗歌带有强烈的挽歌性质，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女性诗歌的家族叙事凸显了这些年代女性诗人艰难的生存背景，据此早期的过于对抗性和封闭性的女性欲望和身体叙事存这些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这里得到了转向，转向了更为值得文化反思和诗学呈现的视野也更为宽广的家族谱系的抒写。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人关于父亲、母亲的家族叙事大体是放在乡村和城市相交织的背景之下，沉寂，苍凉，孤独成为基本意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在家族叙写上不仅对现实、身体体验和男性文化进行了相当富有深度的省思与反问，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普遍的具有历史意识观照下的沉重的家族叙事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以及更为驳杂的内心图景。换言之这些女性诗人不乏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这种关于历史的个性化表述不是来自于单纯的想像而是与一代人的生存背景和对文化、历史、政治的态度相当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中张扬出个体和女性的双重光辉。
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自由、开放和乐观的时期，但是在对女性写作抱有相对乐观态度的同时，来路仍然苍茫，因为伟大的诗神最终只会眷顾那些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