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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产物。犹如古希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它不仅是扼人致死的怪物，也是巨人与智慧的化身。它张口一吐，能吹出瘟疫之风；双翼一挥，将产生沙漠风暴。最诡异的还是它的眼睛，当你们互相凝望，务必要解答它的谜题，否则将无法动弹，为其所伤……然而，一旦解开了谜底，人们也将因此获得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纠缠于犯罪问题久矣，耗费重巨、诸刑罄尽，亦如斯芬克斯之谜。
犯罪本乃自然的存在
犯罪之所以是一种恶，主要是因为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犯罪对生活的影响，亦如《俄狄浦斯王》所描述的：“因为这城邦，像你亲眼看见的，正在雪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来；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同理，犯罪之恶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田间、牧场、女人流产到城邦的生路，莫不是犯罪存在的界面。
因此，犯罪的诱惑与憎恶也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究其实质，加罗法洛所说的构成自然犯罪基础的“怜悯和正直”的情感，作为刑法目的及其违法性基础的法益，也都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便如此，什么是犯罪，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我们自己，仍然是德尔菲神庙前的谜团。
基于现实的损害，犯罪是可恶的，但这个可恶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存在。初始的时候，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天谴神罚，共妻公有，但凭一己之力；尔后私念渐生，文明见长，泾渭分明，家国天下，始有“犯罪”之谓。然而，犯罪的存在并不以犯罪的名义为前提。恶行、不轨、越轨、虞犯、病态也都是它的别名。它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亘古如斯。
再者，普天之下，没有不生病的人类，也没有不犯罪的社会。这个可恶的东西，虽有恶名，亦有裨益。类似于伊甸园里的青苹果，它引诱出人类的“原罪”，但也启发了我们的智慧；更何况，谁是谁的谁，东边日出西边雨，张家的犯罪未必不是李家的功德。
可见，犯罪本乃自然的存在，生生息息。犯罪治理，一忌悖言乱辞，妄图消灭犯罪，不过徒劳无功；二忌遁天妄行，不尊法理，终无裨益。
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
在《政治学》中，亚氏明确提出：“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
一言蔽之，政治源于人性的自然要求，必然具有自然的属性。
城邦和犯罪治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质。在城邦的各种事务中，犯罪治理算得上最恒久、难缠的问题了。因此，犯罪治理既要遵循城邦事务的规律，也要遵从犯罪治理的理性。
在城邦理论中，政治合作乃人性的自然存在。既是人性的自然存在，也就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合作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和规律：第一，城邦需要以更好的生活来证明它的善治本质，否则就偏离了政治的本义；第二，城邦生活在人性维系、发展等方面具有无可违反的属性和规律；第三，城邦事务的解决当以合作为基本进路。以上所及，也是犯罪治理的思想基础。
源于城邦的自然属性，犯罪治理的政治合作也是一种依自然而存在的，自然而然的存在。首先，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犯罪治理需要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实现生活利益的逐步改善。
因此，秩序利益应当得到优先的考虑，但不应该成为生活利益的主要部分。犯罪治理也是如此，一个将秩序利益摆放在突出地位的犯罪抗制体系，必然具有层次较低的基本属性。其次，犯罪治理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依据自然而然的范式，犯罪治理不得违背人性及其自利情感的基本要求，需要折中相关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提升犯罪治理体系的效用。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亦如前文所言，城邦事务的解决当以合作为基本进路，犯罪治理也是如此。然而，国内长期存在严重的“政治”偏见。受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犯罪抗制依然留有“阶级统治”抑或“暴力革命”的烙印。以讹传讹，误以为政治不过是单一意识形态的代名词，拒绝承认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的大有人在。笔者以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的理论合理地解释了人们维系生存的基本权利，亦属善治的范畴。问题是，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是通过民众生活的改善才获得了相应的善治地位与合法性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倘若如今再奢求以暴力革命或阶级统治来寻求民生福祉的改善，当属南辕北辙抑或天方夜谭了。因此，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的政治地位是阶段性的，是有限的。一旦基本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生存不再是主要的问题，就该突破低层次的秩序利益思维，以自然参与、自利自愿的方式来确立政治生活及其犯罪治理的合作进路。
犯罪治理的合作进路，需要确立商谈、自利的契约范式。商谈、自利的范式，不仅意味着多元犯罪治理主体的存在，还将在犯罪人、被害人等社会主体的参与过程中，实现犯罪治理的内在化和民主化。犯罪治理的民主化不待多言。犯罪治理的内在化，主要是指以犯罪人、被害人等传统意义上的局外人、边缘人的参与消解犯罪治理的内、外矛盾，提升犯罪治理的认同和责任，改善犯罪治理的共同体，实现犯罪治理系统的和谐一致。
犯罪治理的现实生活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派遣斯芬克斯扼守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俄狄浦斯猜中了以人类为谜底的谜题，斯芬克斯最终跳崖而死。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也不太擅长解答以自己为谜底的谜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斯芬克斯之谜，始终消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未离开。尤其当代中国，随着理性的犯罪学观念的恢复和探明，犯罪抗制所引发的问题日渐突出。其中，又以“自己犯罪问题”最为突出。所谓“自己犯罪问题”，主要是指谁是犯罪行为的主体，又是谁在抗制犯罪，他们的犯罪能否得到相似的处理等一系列关系到犯罪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不管是犯罪主体的查明与关切，还是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问题，都是以自己为谜底的现实生活 。
毋庸讳言，犯罪主体的查明是犯罪治理的前提。问题是，传统刑事政策理念下，犯罪主体的查明不过是犯罪人被消灭、控制的开始，他们的利益长期被忽视，他们参与犯罪治理的程度也很低。然而，亦如前文所言，犯罪的自然存在也意味着犯罪和犯罪人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质。他们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最了解相关犯罪行为的机理。没有他们的参与，犯罪治理不仅缺失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也会出现合理存在却未被合理关切的问题。一言蔽之，没有犯罪人主体地位的查明和关切，现代化的犯罪治理体系抑或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将是一句空话。
“自己犯罪问题”的研究更需要阐明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问题。犯罪抗制的主体，即刑事政策主体。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只有党和国家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实际上，犯罪乃人类社会恒久、难缠的事务，为各种社会力量所关切。因此，当代的公共政策更倾向于刑事政策主体的社会力量化。刑事政策主体的社会力量化不仅可以扩大犯罪治理的参与，还有助于相关社会利益和权力的制衡。
众所周知，权力具有滥用的天性。作为犯罪抗制的主体，刑事政策主体的犯罪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囿于权力滥用和犯罪学研究的局限性，刑事政策主体的犯罪更少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亦如“杜培武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案件反映出来的，相关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与一般犯罪人的犯罪都是自然存在的，且没有太多的差别。因此，“自己犯罪问题”的研究既要平等对待一般犯罪人与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使之得到相似的處理，还要加强犯罪人参与犯罪治理的研究，培育犯罪治理共同体，改善犯罪治理的事务。
在此基础上，犯罪治理的进路也有待调整。亦如前文所言，忽视了“自己犯罪问题”的犯罪抗制活动具有突出的秩序导向，轻视犯罪人、被害人和其他民众的生活利益，形成了压制性的抗制进路。区别于压制性的抗制进路，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既可以在犯罪自然的基础上，吸收犯罪的合理因素，实现犯罪的自然治理；还可以在认清“自己”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参与和利益，改善共同体，实现自然而然的治理。概而言之，这个意义上的犯罪治理，不仅撇开了不切实际、遁天妄行的空想，而且解开了犯罪治理的斯芬克斯之谜，真正实现了犯罪抗制的“现实生活”。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犯罪本乃自然的存在
犯罪之所以是一种恶，主要是因为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犯罪对生活的影响，亦如《俄狄浦斯王》所描述的：“因为这城邦，像你亲眼看见的，正在雪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来；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同理，犯罪之恶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田间、牧场、女人流产到城邦的生路，莫不是犯罪存在的界面。
因此，犯罪的诱惑与憎恶也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究其实质，加罗法洛所说的构成自然犯罪基础的“怜悯和正直”的情感，作为刑法目的及其违法性基础的法益，也都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即便如此，什么是犯罪，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我们自己，仍然是德尔菲神庙前的谜团。
基于现实的损害，犯罪是可恶的，但这个可恶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存在。初始的时候，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天谴神罚，共妻公有，但凭一己之力；尔后私念渐生，文明见长，泾渭分明，家国天下，始有“犯罪”之谓。然而，犯罪的存在并不以犯罪的名义为前提。恶行、不轨、越轨、虞犯、病态也都是它的别名。它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亘古如斯。
再者，普天之下，没有不生病的人类，也没有不犯罪的社会。这个可恶的东西，虽有恶名，亦有裨益。类似于伊甸园里的青苹果，它引诱出人类的“原罪”，但也启发了我们的智慧；更何况，谁是谁的谁，东边日出西边雨，张家的犯罪未必不是李家的功德。
可见，犯罪本乃自然的存在，生生息息。犯罪治理，一忌悖言乱辞，妄图消灭犯罪，不过徒劳无功；二忌遁天妄行，不尊法理，终无裨益。
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
在《政治学》中，亚氏明确提出：“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
一言蔽之，政治源于人性的自然要求，必然具有自然的属性。
城邦和犯罪治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质。在城邦的各种事务中，犯罪治理算得上最恒久、难缠的问题了。因此，犯罪治理既要遵循城邦事务的规律，也要遵从犯罪治理的理性。
在城邦理论中，政治合作乃人性的自然存在。既是人性的自然存在，也就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合作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和规律：第一，城邦需要以更好的生活来证明它的善治本质，否则就偏离了政治的本义；第二，城邦生活在人性维系、发展等方面具有无可违反的属性和规律；第三，城邦事务的解决当以合作为基本进路。以上所及，也是犯罪治理的思想基础。
源于城邦的自然属性，犯罪治理的政治合作也是一种依自然而存在的，自然而然的存在。首先，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犯罪治理需要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实现生活利益的逐步改善。
因此，秩序利益应当得到优先的考虑，但不应该成为生活利益的主要部分。犯罪治理也是如此，一个将秩序利益摆放在突出地位的犯罪抗制体系，必然具有层次较低的基本属性。其次，犯罪治理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依据自然而然的范式，犯罪治理不得违背人性及其自利情感的基本要求，需要折中相关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提升犯罪治理体系的效用。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亦如前文所言，城邦事务的解决当以合作为基本进路，犯罪治理也是如此。然而，国内长期存在严重的“政治”偏见。受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犯罪抗制依然留有“阶级统治”抑或“暴力革命”的烙印。以讹传讹，误以为政治不过是单一意识形态的代名词，拒绝承认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的大有人在。笔者以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的理论合理地解释了人们维系生存的基本权利，亦属善治的范畴。问题是，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是通过民众生活的改善才获得了相应的善治地位与合法性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倘若如今再奢求以暴力革命或阶级统治来寻求民生福祉的改善，当属南辕北辙抑或天方夜谭了。因此，阶级统治及其暴力革命的政治地位是阶段性的，是有限的。一旦基本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生存不再是主要的问题，就该突破低层次的秩序利益思维，以自然参与、自利自愿的方式来确立政治生活及其犯罪治理的合作进路。
犯罪治理的合作进路，需要确立商谈、自利的契约范式。商谈、自利的范式，不仅意味着多元犯罪治理主体的存在，还将在犯罪人、被害人等社会主体的参与过程中，实现犯罪治理的内在化和民主化。犯罪治理的民主化不待多言。犯罪治理的内在化，主要是指以犯罪人、被害人等传统意义上的局外人、边缘人的参与消解犯罪治理的内、外矛盾，提升犯罪治理的认同和责任，改善犯罪治理的共同体，实现犯罪治理系统的和谐一致。
犯罪治理的现实生活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派遣斯芬克斯扼守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俄狄浦斯猜中了以人类为谜底的谜题，斯芬克斯最终跳崖而死。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也不太擅长解答以自己为谜底的谜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斯芬克斯之谜，始终消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从未离开。尤其当代中国，随着理性的犯罪学观念的恢复和探明，犯罪抗制所引发的问题日渐突出。其中，又以“自己犯罪问题”最为突出。所谓“自己犯罪问题”，主要是指谁是犯罪行为的主体，又是谁在抗制犯罪，他们的犯罪能否得到相似的处理等一系列关系到犯罪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不管是犯罪主体的查明与关切，还是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问题，都是以自己为谜底的现实生活 。
毋庸讳言，犯罪主体的查明是犯罪治理的前提。问题是，传统刑事政策理念下，犯罪主体的查明不过是犯罪人被消灭、控制的开始，他们的利益长期被忽视，他们参与犯罪治理的程度也很低。然而，亦如前文所言，犯罪的自然存在也意味着犯罪和犯罪人必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质。他们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最了解相关犯罪行为的机理。没有他们的参与，犯罪治理不仅缺失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也会出现合理存在却未被合理关切的问题。一言蔽之，没有犯罪人主体地位的查明和关切，现代化的犯罪治理体系抑或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将是一句空话。
“自己犯罪问题”的研究更需要阐明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问题。犯罪抗制的主体，即刑事政策主体。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只有党和国家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实际上，犯罪乃人类社会恒久、难缠的事务，为各种社会力量所关切。因此，当代的公共政策更倾向于刑事政策主体的社会力量化。刑事政策主体的社会力量化不仅可以扩大犯罪治理的参与，还有助于相关社会利益和权力的制衡。
众所周知，权力具有滥用的天性。作为犯罪抗制的主体，刑事政策主体的犯罪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囿于权力滥用和犯罪学研究的局限性，刑事政策主体的犯罪更少进入公众的视野。然而，亦如“杜培武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案件反映出来的，相关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与一般犯罪人的犯罪都是自然存在的，且没有太多的差别。因此，“自己犯罪问题”的研究既要平等对待一般犯罪人与犯罪抗制主体的犯罪，使之得到相似的處理，还要加强犯罪人参与犯罪治理的研究，培育犯罪治理共同体，改善犯罪治理的事务。
在此基础上，犯罪治理的进路也有待调整。亦如前文所言，忽视了“自己犯罪问题”的犯罪抗制活动具有突出的秩序导向，轻视犯罪人、被害人和其他民众的生活利益，形成了压制性的抗制进路。区别于压制性的抗制进路，犯罪治理的合作抗制，既可以在犯罪自然的基础上，吸收犯罪的合理因素，实现犯罪的自然治理；还可以在认清“自己”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参与和利益，改善共同体，实现自然而然的治理。概而言之，这个意义上的犯罪治理，不仅撇开了不切实际、遁天妄行的空想，而且解开了犯罪治理的斯芬克斯之谜，真正实现了犯罪抗制的“现实生活”。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