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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多元化我们的阅读及参考框架，才能开展新的可能性，真正困难的工作在于如何自我转化，如何多样化我们认同的场域及参考架构。——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
“反戈一击”是一个令人叫绝的标题，除了字面上的决然气势，它所提示的“指向（包含过去的）自我的批判”是我觉得最切中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根本精神的含义。当然，亚际文化研究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Cul-tuaral Studies）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亚际”不抛弃传统的文化研究理论，但更加强调亚洲内部地区之间的相互参照和理解，通过从包括亚洲在内的第三世界中汲取思想资源，在拓展知识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实现对自身现实及历史的扬弃和更深广的理解。
作为亚际文化研究的读本，《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后文简称《反戈一击》）收入的二十八篇文章依次被分类为“何谓‘文明”’“何谓‘亚洲”’“‘文化’的力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主体性的生成”“流动中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媒介/城市”“工与农”以及“回归教育”九个部分。前三部分可以说是对“亚际文化研究”这一知识实践的分析性解读，在“何谓‘文明”’的部分，借由甘地的《印度自治（节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幸德秋水的《论爱国心（节选）》历史性地追溯了20世纪之交前后，面对进击的“西方”，亚洲内部不同区域主体问对于“文明”的本地化设计和想象。在这个基础上，“何谓‘亚洲”’中，陈光兴、孙歌的文章則提供了对于“亚洲”的再认识的方法;“‘文化’的力量”中，通过亚洲内不同地域之中（及之间的）“文化”的介人性案例的过程呈现，因应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特质，更强调了“文化”作为一种“运动”（movements）的历史性和能动性。
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节选）》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篇，作者基于战后台湾长期亲美的冷战历史经验，提出了“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三位一体”的“亚洲作为方法”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三个面向的知识行动不是历时性或共时性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错、互为因果的整体性议题。而“亚洲作为方法”现实上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首先便是由于亚洲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比如，“大国与小国”问的问题（例如中国之于东北亚诸国等）、所谓“民族问及内部的历史仇恨”问题（例如日本之于东亚各地等）、亚洲内的“南北问题”以及特定地区长期受到殖民的灾难反而更是受到歧视的问题（例如英语被当作殖民语言的问题等）。在这些历史问题的影响下，“‘亚洲’作为情绪性的符号没有召唤统合的力量，以简单的认同政治来建构‘亚洲认同’、寻求团结的历史条件并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中形成经济、文化生产区域化，所带动的90年代中‘亚洲崛起’的感觉结构，又确实造就了新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与情绪的基础。”
但更为严峻、也“常常让人不解”的现实之一是，“在亚洲内互动需要自我正当化，跟欧美互动反而不需要，谈亚洲就是排除欧美”，“‘二战’后第三世界主义所展开的亚、非、拉，相对于欧、美的想象并未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资源”。于是，在节选文章的第二部分，陈光兴分析了印度的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以“政治社会”提出对公民社会的质疑，以及“翻译”的重要性却在第三世界长期被转换成为一种“规范性”而非“分析性”的影响，就此重申了知识生产本地化、历史化的必要。但是他也不断强调，“这样的论调不是反西方的陈述，或是妒恨的表现，而是在批判研究及文化研究的场域中的自我批判”。
这篇写于十几年前的文章终于正式出版了简体中文版（虽然是节选），而面对当下（至少）中国大陆的知识思想界，其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反省完全不过时。如果我们拉长镜头，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发表的准确时间——2005年，大约正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开始学科建制化的时间点。正如同样收入书中的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中所描述的：
全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讲座、课程，出版欧美文化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拟订研究计划，建立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在这个时候，文化研究是唯一一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新”的学术资源，因此，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
但是，作者更强调的是，至少在上海，“文化研究”的建制源于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人倾向“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迫切希望“开展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以及“认定此种研究必须跨越现有的学科界限，不但要从整体上分析文化现实，而且必须将文化和与之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于是，他们便选择了“类似批判社会研究”的“新的思想资源”的“文化研究”给自己命名。
而整本书其他部分的文章，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角度、社会文化背景和问题意识，但他们都分享了与陈文、王文贯彻始终的自我反思意识，这也是我在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到的——“指向（包含过去的）自我的批判”是我觉得最切中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根本精神的含义——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主动的“文化研究”者的主体表达。那么，既然有“超前的、主动的‘文化研究’者”主体，是否会有不那么超前的甚至是保守的，不主动的甚至是被动的“文化研究”主体呢？
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我自认是倾向被动的后者。在阅读《反戈一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到自己（比较奇怪）的求学经历，同时又不断地徘徊回到如下几个“千古老题”：“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于我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不停地被追问“文化研究”的“学科认同”或“身份认同”？承认或不承认某种“认同”真的会影响知识的生产和实践吗？
时间拉回到2005年，“文化研究热”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一年级，繁重的课业压力全靠课外的日本动漫来排解;三年后，北京奥运会结束的当月，我人读了一家位于中部二线省会、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985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尴尬的就学“位置”和本科四年在课业和绩点上的“不思进取”，导致我本科毕业后依然不知道“文化研究”是什么，尽管我在考研时清楚地看到它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分类下的“文艺学”里边，尽管我当时已经阅读了富有争议性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并对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充满了“意犹未尽”之感。但因为本科学习过程中积累的“恶质”文学理论阅读、学习经验，导致我当时就将“文艺学”等同理解为“（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因而对其“敬而远之”甚至至今“避之不及”。也因为如此，当我今天向他人直陈“我不太读理论，也读不懂”时，常常收到的反馈却是：“你不是学文化研究的吗？”而每逢亲友聚会一被问及“学什么的”，一句“文化研究”出去，马上就会收到长辈劝诫：“中国文化是好东西，希望你学成后向更多人推广我们伟大的国学。”于是，出于口头解释上的懒惰以及学科“不自信”，后来我常常便以一句“中文系的”回应——同时却讽刺地自我安慰，感谢大陆的学科分类（“文化研究”至今归人中国语言文学下“文艺学”方向）给了我“打马虎眼”的合法性。 但是，承认自己“中文系的”也是出于真心。我在本科毕业后一度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于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跨学科”申请入读了香港高校一年的授课硕士，授课硕士课程本就是教育产业商品化的恶果，加之一年的短暂时间，很难说会有什么“学业精进”，当时的同学构成也都非常的“跨学科”，课程亦是，因此即便是“命题作文”式的课堂小组报告，由于各自知识背景、基础的不同，也无法进行深入的、有条理的讨论，反而学生却很容易将表面的“涉猎”误认为深层的“研究”或“理解”——理由很简单，教材是英文的，老师可能是“哈耶普”（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毕业的，更重要的是在世界排名前××名的香港某大学读的！
在那样的学习环境中，我反倒模糊地认识到，“跨学科”必须有一定的专一的学科基础，而我可以发挥的，也只有四年本科的“底子”。也就是在确认了这个认识的同时，我无意中读到了陈光兴老师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
（台北：行人，2006年），由此申请进入位于台湾新竹的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就读。
选择社文所而不选在台湾或许“学术话语权力”更强的中文系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我觉得我本科基础打得不好、文学文本分析能力不行，同时，我还不想放弃“跨学科”。时至今日，我在社文所已经五年，博士课程也即将进入第三年，虽然还是常常被追问“学科认同”，但我从未为当时选择社文所后悔过。反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我常常在回想自己至今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作为学生是多么深地嵌入了一整套社会性的话语权力体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学历、学位及“名校”“排名”的追逐——极其被动地成为被规范的对象，以及，知识生产的结果被量化、被标准化、被评级化，全世界“唯C（刊）是论”的当下，个体似乎完全没有挣扎的可能。
但讽刺的现实在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认识到以上种种限制和困境的前提，却是在我获得了某些“光环”或“入场券”之后。即，我正在作为一名在读博士、以后可能的学术生产者，对这套支撑我博士光环和可能的未来的话语权力体制产生怀疑——而这痛苦的质疑和反思过程，相当程度要归结于对我个人对“文化研究”的思考，尽管我必须要承认，中国大陆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制的内在性悖论对我个人来讲依然无解：鼓励“跨学科”的“学科”是否真的存在？
而或许以上我的种种说法，也正无形中印证了当今知识生产过分分科化的后果——特别是对人文社科类的知识生产来说，“文史哲不分家”在现实上似乎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了。面对同一批历史材料，不同人文学科（我暂且仍使用“学科”这一名词）自然会发展出不同的诠释方式，但是，因为“学科不同”，不仅在知识上没有互动和补充，却常常需要先面对不同学科人群之间的“学科优劣”区分——“你是历史专业的”或“他是学哲学的”——不仅如此，学科内的划分和“鄙视链”早已存在多年，仅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来说，更多时候，研究新诗的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的被普遍性地发展为三种“互不干涉、互不了解”的研究群体，而做中国台湾文学研究的跟做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研究的似乎也有“天然的屏障”……某种程度上说，在当下的知识生产场域中，我们都成了“单向度的人”。
一个更直接且可怕的事实是，当我回顾个人、观察他人的求学经历时，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硕博士们”走到今天，大多数绝非出自对“新视野”或“新知识”的渴求，而是对于“名校”“排名”“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习惯性”追逐。做优等生、当第一名、读最好的大学等“期待”当然是人之常情，但至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期待”往往被設定为“唯一的追求”并由此建构了一套“认识尺度”：硕士、博士一定是比本科生“高级”的;做学术的也是比直接去社会工作的“高级”的;毕业时进光荣榜的，几乎都是考入各大名校的“硕博士”们;“教授”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类似的状况日本也曾出现，重要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将之概括为“第一病”（鹤见俊辅、小熊英二、上野多鹤子《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因为是这样靠学习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当第一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他们在评价历史时也总是有明确的标准，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用现下的立场来评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带有日期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去评断“这是当时的局限”，而是要去思考：当时就只能这样想这样做吗？这样一来就有了与其后的发展不同的可能性和方向了吧。
他还进一步指出，该体制最终让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同时，“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需要比大众更多地“承担责任”，此外与大众无异，更无须成为“居高临下的启蒙者”。
在我看来，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鹤见俊辅的提醒与陈光兴、王晓明两位老师的文章共享了同样的自我批判和承担意识。身处全球自由化和学术评级等级化的时代，“被动”的知识生产者如何超越“学科化”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真正实现“自我转化”及“多样化我们认同的场域及参考架构”？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想象，创造更具有现实性、凝聚了更多人的知识生产方式？——例如，在谈论香港电影时，不是将眼光只盯在模式化的文本分析和对其商业成功的夸赞，不是以研究为幌子沉醉自溺于某种“亚洲或世界级”传播效应上，而是真正深入香港电影的本地生成语境中，分析过程中所呈现的思想和现实困境（见本书墨美姬《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电影研究》一文）;或是尝试着去关注到“主流”资本和媒体不去注意或被刻意忽略的群体，以研究者本身所最擅长的分析方法，给予这些“被无视”或“被单一化解读”的群体真正的理解和关注（例如本书中的卡尔·卡塞尔《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及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二文）;以及最重要的，从所处的亚洲开始，正视过往欧美文化工业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总结现实历史经验，以探寻亚际连带新的可能（例如本书中的乌汶叻·希里玉瓦萨、申炫准《K-pop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我想，这是《反戈一击》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和提醒。
“反戈一击”是一个令人叫绝的标题，除了字面上的决然气势，它所提示的“指向（包含过去的）自我的批判”是我觉得最切中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根本精神的含义。当然，亚际文化研究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Cul-tuaral Studies）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亚际”不抛弃传统的文化研究理论，但更加强调亚洲内部地区之间的相互参照和理解，通过从包括亚洲在内的第三世界中汲取思想资源，在拓展知识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实现对自身现实及历史的扬弃和更深广的理解。
作为亚际文化研究的读本，《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后文简称《反戈一击》）收入的二十八篇文章依次被分类为“何谓‘文明”’“何谓‘亚洲”’“‘文化’的力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主体性的生成”“流动中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媒介/城市”“工与农”以及“回归教育”九个部分。前三部分可以说是对“亚际文化研究”这一知识实践的分析性解读，在“何谓‘文明”’的部分，借由甘地的《印度自治（节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幸德秋水的《论爱国心（节选）》历史性地追溯了20世纪之交前后，面对进击的“西方”，亚洲内部不同区域主体问对于“文明”的本地化设计和想象。在这个基础上，“何谓‘亚洲”’中，陈光兴、孙歌的文章則提供了对于“亚洲”的再认识的方法;“‘文化’的力量”中，通过亚洲内不同地域之中（及之间的）“文化”的介人性案例的过程呈现，因应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特质，更强调了“文化”作为一种“运动”（movements）的历史性和能动性。
陈光兴的《“亚洲”作为方法（节选）》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篇，作者基于战后台湾长期亲美的冷战历史经验，提出了“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三位一体”的“亚洲作为方法”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三个面向的知识行动不是历时性或共时性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错、互为因果的整体性议题。而“亚洲作为方法”现实上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首先便是由于亚洲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比如，“大国与小国”问的问题（例如中国之于东北亚诸国等）、所谓“民族问及内部的历史仇恨”问题（例如日本之于东亚各地等）、亚洲内的“南北问题”以及特定地区长期受到殖民的灾难反而更是受到歧视的问题（例如英语被当作殖民语言的问题等）。在这些历史问题的影响下，“‘亚洲’作为情绪性的符号没有召唤统合的力量，以简单的认同政治来建构‘亚洲认同’、寻求团结的历史条件并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中形成经济、文化生产区域化，所带动的90年代中‘亚洲崛起’的感觉结构，又确实造就了新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与情绪的基础。”
但更为严峻、也“常常让人不解”的现实之一是，“在亚洲内互动需要自我正当化，跟欧美互动反而不需要，谈亚洲就是排除欧美”，“‘二战’后第三世界主义所展开的亚、非、拉，相对于欧、美的想象并未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资源”。于是，在节选文章的第二部分，陈光兴分析了印度的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以“政治社会”提出对公民社会的质疑，以及“翻译”的重要性却在第三世界长期被转换成为一种“规范性”而非“分析性”的影响，就此重申了知识生产本地化、历史化的必要。但是他也不断强调，“这样的论调不是反西方的陈述，或是妒恨的表现，而是在批判研究及文化研究的场域中的自我批判”。
这篇写于十几年前的文章终于正式出版了简体中文版（虽然是节选），而面对当下（至少）中国大陆的知识思想界，其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反省完全不过时。如果我们拉长镜头，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发表的准确时间——2005年，大约正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开始学科建制化的时间点。正如同样收入书中的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中所描述的：
全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讲座、课程，出版欧美文化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拟订研究计划，建立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在这个时候，文化研究是唯一一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新”的学术资源，因此，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
但是，作者更强调的是，至少在上海，“文化研究”的建制源于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人倾向“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迫切希望“开展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以及“认定此种研究必须跨越现有的学科界限，不但要从整体上分析文化现实，而且必须将文化和与之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于是，他们便选择了“类似批判社会研究”的“新的思想资源”的“文化研究”给自己命名。
而整本书其他部分的文章，虽然都有着不同的角度、社会文化背景和问题意识，但他们都分享了与陈文、王文贯彻始终的自我反思意识，这也是我在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到的——“指向（包含过去的）自我的批判”是我觉得最切中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根本精神的含义——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主动的“文化研究”者的主体表达。那么，既然有“超前的、主动的‘文化研究’者”主体，是否会有不那么超前的甚至是保守的，不主动的甚至是被动的“文化研究”主体呢？
之所以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我自认是倾向被动的后者。在阅读《反戈一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到自己（比较奇怪）的求学经历，同时又不断地徘徊回到如下几个“千古老题”：“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于我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不停地被追问“文化研究”的“学科认同”或“身份认同”？承认或不承认某种“认同”真的会影响知识的生产和实践吗？
时间拉回到2005年，“文化研究热”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一年级，繁重的课业压力全靠课外的日本动漫来排解;三年后，北京奥运会结束的当月，我人读了一家位于中部二线省会、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985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尴尬的就学“位置”和本科四年在课业和绩点上的“不思进取”，导致我本科毕业后依然不知道“文化研究”是什么，尽管我在考研时清楚地看到它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分类下的“文艺学”里边，尽管我当时已经阅读了富有争议性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并对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充满了“意犹未尽”之感。但因为本科学习过程中积累的“恶质”文学理论阅读、学习经验，导致我当时就将“文艺学”等同理解为“（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因而对其“敬而远之”甚至至今“避之不及”。也因为如此，当我今天向他人直陈“我不太读理论，也读不懂”时，常常收到的反馈却是：“你不是学文化研究的吗？”而每逢亲友聚会一被问及“学什么的”，一句“文化研究”出去，马上就会收到长辈劝诫：“中国文化是好东西，希望你学成后向更多人推广我们伟大的国学。”于是，出于口头解释上的懒惰以及学科“不自信”，后来我常常便以一句“中文系的”回应——同时却讽刺地自我安慰，感谢大陆的学科分类（“文化研究”至今归人中国语言文学下“文艺学”方向）给了我“打马虎眼”的合法性。 但是，承认自己“中文系的”也是出于真心。我在本科毕业后一度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于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跨学科”申请入读了香港高校一年的授课硕士，授课硕士课程本就是教育产业商品化的恶果，加之一年的短暂时间，很难说会有什么“学业精进”，当时的同学构成也都非常的“跨学科”，课程亦是，因此即便是“命题作文”式的课堂小组报告，由于各自知识背景、基础的不同，也无法进行深入的、有条理的讨论，反而学生却很容易将表面的“涉猎”误认为深层的“研究”或“理解”——理由很简单，教材是英文的，老师可能是“哈耶普”（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毕业的，更重要的是在世界排名前××名的香港某大学读的！
在那样的学习环境中，我反倒模糊地认识到，“跨学科”必须有一定的专一的学科基础，而我可以发挥的，也只有四年本科的“底子”。也就是在确认了这个认识的同时，我无意中读到了陈光兴老师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
（台北：行人，2006年），由此申请进入位于台湾新竹的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就读。
选择社文所而不选在台湾或许“学术话语权力”更强的中文系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我觉得我本科基础打得不好、文学文本分析能力不行，同时，我还不想放弃“跨学科”。时至今日，我在社文所已经五年，博士课程也即将进入第三年，虽然还是常常被追问“学科认同”，但我从未为当时选择社文所后悔过。反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我常常在回想自己至今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作为学生是多么深地嵌入了一整套社会性的话语权力体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学历、学位及“名校”“排名”的追逐——极其被动地成为被规范的对象，以及，知识生产的结果被量化、被标准化、被评级化，全世界“唯C（刊）是论”的当下，个体似乎完全没有挣扎的可能。
但讽刺的现实在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认识到以上种种限制和困境的前提，却是在我获得了某些“光环”或“入场券”之后。即，我正在作为一名在读博士、以后可能的学术生产者，对这套支撑我博士光环和可能的未来的话语权力体制产生怀疑——而这痛苦的质疑和反思过程，相当程度要归结于对我个人对“文化研究”的思考，尽管我必须要承认，中国大陆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制的内在性悖论对我个人来讲依然无解：鼓励“跨学科”的“学科”是否真的存在？
而或许以上我的种种说法，也正无形中印证了当今知识生产过分分科化的后果——特别是对人文社科类的知识生产来说，“文史哲不分家”在现实上似乎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了。面对同一批历史材料，不同人文学科（我暂且仍使用“学科”这一名词）自然会发展出不同的诠释方式，但是，因为“学科不同”，不仅在知识上没有互动和补充，却常常需要先面对不同学科人群之间的“学科优劣”区分——“你是历史专业的”或“他是学哲学的”——不仅如此，学科内的划分和“鄙视链”早已存在多年，仅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来说，更多时候，研究新诗的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的被普遍性地发展为三种“互不干涉、互不了解”的研究群体，而做中国台湾文学研究的跟做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研究的似乎也有“天然的屏障”……某种程度上说，在当下的知识生产场域中，我们都成了“单向度的人”。
一个更直接且可怕的事实是，当我回顾个人、观察他人的求学经历时，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硕博士们”走到今天，大多数绝非出自对“新视野”或“新知识”的渴求，而是对于“名校”“排名”“硕士或博士”头衔的“习惯性”追逐。做优等生、当第一名、读最好的大学等“期待”当然是人之常情，但至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期待”往往被設定为“唯一的追求”并由此建构了一套“认识尺度”：硕士、博士一定是比本科生“高级”的;做学术的也是比直接去社会工作的“高级”的;毕业时进光荣榜的，几乎都是考入各大名校的“硕博士”们;“教授”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类似的状况日本也曾出现，重要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将之概括为“第一病”（鹤见俊辅、小熊英二、上野多鹤子《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因为是这样靠学习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当第一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追求了。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他们在评价历史时也总是有明确的标准，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用现下的立场来评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带有日期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去评断“这是当时的局限”，而是要去思考：当时就只能这样想这样做吗？这样一来就有了与其后的发展不同的可能性和方向了吧。
他还进一步指出，该体制最终让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同时，“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需要比大众更多地“承担责任”，此外与大众无异，更无须成为“居高临下的启蒙者”。
在我看来，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鹤见俊辅的提醒与陈光兴、王晓明两位老师的文章共享了同样的自我批判和承担意识。身处全球自由化和学术评级等级化的时代，“被动”的知识生产者如何超越“学科化”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真正实现“自我转化”及“多样化我们认同的场域及参考架构”？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想象，创造更具有现实性、凝聚了更多人的知识生产方式？——例如，在谈论香港电影时，不是将眼光只盯在模式化的文本分析和对其商业成功的夸赞，不是以研究为幌子沉醉自溺于某种“亚洲或世界级”传播效应上，而是真正深入香港电影的本地生成语境中，分析过程中所呈现的思想和现实困境（见本书墨美姬《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电影研究》一文）;或是尝试着去关注到“主流”资本和媒体不去注意或被刻意忽略的群体，以研究者本身所最擅长的分析方法，给予这些“被无视”或“被单一化解读”的群体真正的理解和关注（例如本书中的卡尔·卡塞尔《让我们活！日本临工运动的培力和生活修辞》及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二文）;以及最重要的，从所处的亚洲开始，正视过往欧美文化工业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总结现实历史经验，以探寻亚际连带新的可能（例如本书中的乌汶叻·希里玉瓦萨、申炫准《K-pop的亚洲化：在泰国青年中的生产、消费与认同模式》）……我想，这是《反戈一击》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和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