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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和传媒史的研究多注重新闻和历史大事件，但很少认识到媒介不仅即讯息，媒介也即文化。媒介本身是和文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同时往往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反过来也是一样，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也大都是媒介事件。因此，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传媒的发展历史。
而近年来，“新文化史学”的提法在历史研究中十分盛行，新文化史学从原来的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因果论分析转向文化的闡释，强调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一般文化的关注。但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态度在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总体上是缺乏的，最近，曾一果与许静波合著的《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这方面做了点尝试。该书从新文化史学的角度对1919年到2019年期间百年中国传媒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该著作的特点便是将媒介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结合起来，透过媒介这个窗户，揭露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展现现代中国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
一、新文化史的切入视角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的特点是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认识百年传媒历史。从这一点出发，不难理解《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为何选择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探讨百年传媒历史。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以文化为先导而发生的社会变革，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朱寿桐先生在“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序言中就指出：“所谓中国新文化，是指中国百年来形成的融人西方因素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成果。新文化以近代启蒙思潮为基础，与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密切联系，经过不同时期的运作、发展与调整，反映着现代中国人与传统相异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及其支配下的生活习惯，生动地体现了从物质文明到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明的世界化和现代性的文化轨迹。”
新的文化变动与新媒介技术革新是紧密关联的，理解百年传媒的发展历史也必须将百年来先后兴起的传媒置于文化、媒介和社会互动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新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对媒介的使用态度;另一方面，新的媒介又可能促成某种新文化和新社会观念的形成，甚至一些革命性的历史和文化事件都是跟当时的新媒介直接相关的，比如在《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中，作者就援引罗兹曼的说法指出，在袁世凯复辟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电报和大众报纸成为公众舆论的发源地，军阀之间爆发战争之前通常是“通电战”，新媒介对战争有着直接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更是这样，成舍我等人干脆直接提出了“报纸救国”的理念，强调媒体在国家存亡时期的关键作用，“所以我们虽然在‘救国’二字极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揭起‘报纸救国’的大旗。因为我们认定了，只有祷祝这种大众化报纸的兴起，那才是中华民国的根本救星。”两位作者通过对一些文献史料的重新解读，生动地展现了电报、报纸等新兴大众传媒与文化及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当然，新文化运动至今，我国百年传媒的发展涉及技术发展、社会巨变、观念转型以及具体的传播环境变动和媒体运营策略等十分庞杂的内容，因此，百年传媒文化史的书写不可能无所不包，必须提纲挈领，选择比较典型的媒介文化案例进行历史叙述。在写作时，两位作者特别注重选择一些比较有趣的媒介事件，从文化的角度加以重新阐释。例如第一章中的“防员与记者：民国早期报人‘新闻本位’意识的萌发”，就讲述了民国时期新闻媒体行业如何在媒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逐渐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从晚清早期报业以“舆论”为核心走向“报道”为核心的艰难过程。通过仔细考察，作者发现，尽管民初新闻记者们号称所写的是“时事通讯”，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往往不能集中在事件本身上，时常宕开一笔。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民初记者所习惯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更多是汲取传统社会为民请命式的御史资源，而不是以调查事实为前提的记者本位，这导致他们的作品多注重揭露，而不注重尺度把握，有的时候只求批判得痛苦，却往往陷人言过其实的境地。”这就为人们重新理解当时的新闻报道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又如在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时，作者从通俗文化和媒介市场的角度重新理解吴宓对于新文化的看法，指出吴宓猛批鲁迅、胡适、张资平等人的行为不仅跟个人的文化信仰有关，也与争夺当时的新兴阅读群体和文化市场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解读为人们重新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之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二、“多元主义”的媒介史观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百年传媒发展史时，在整体上依然采取了按照“时代主题”编排体例和架构内容，这是由“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的主题和体例所决定的。中国新文化史丛书中的各本书基本都是围绕着“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与和谐”等六个“时代主题”展开，而这六个时代主题是按照时间序列以线性叙事的方式铺展的。但是，朱寿桐先生在总序中也指出“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一种文化主流并不能取代这一时段同时存在的文化支脉。有时候，处在文化支脉上的文化运作可能比文化主流更具活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那种僵硬的思维方法：以为与文化发展主流相对立的就一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潮流。文化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宽容，新文化的宽容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气概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历练才能形成，而一旦形成往往就是其健康、成熟的标志。”“时代主题”脉络清楚，但是文化情况本身却是复杂多样的，在具体到某个个案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因此，在深入具体章节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进化观主导的历史叙述方式，而是秉持了审慎的、理性的和多元化的态度，尽可能展现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同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也尽可能地挖掘和突出传播媒介史上一些微观的媒介事件。比如在第二章中，作者就将上海的一处公园，即张园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借助于现代媒介发展，在张园所发生的政治演讲如何在时间、空间和阶层上实现了“对古代政治传播的超越”。作者指出：“正是借助于电报的迅捷与高效，上海的报刊很快就可以获取诸如政治核心北京、边疆地域东北发生的时事，然后和相关的士绅领袖沟通，发布集会信息。非紧急事件，如庆祝预备立宪，会有三天广告预告此事，而在《中俄密约》事件中，上午登报发布集会信息，下午就开始集会，恐报刊传播人群有限，还辅助以传单。而关于集会的报道，往往第二天就会登报。可以说，只要有重大关系的国内外政治事件传播到了上海，上海的士绅、报刊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集会演讲，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并且以报刊发行和通电发送的形式让外界周知。”在这里，传播、媒介和地方空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化和政治传播景观，而以往的传媒史书写通常很少关注这样的城市空间。 总之，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摒弃了线性的历史评价体系和预设结论的写作方法，回到历史现场“触摸历史”，而非历史大事件的简单记述，因而能够观察到在具体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各种媒介实践如何以自身方式參与当时的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结构。
三、“超视觉”的写作立场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传媒文化史的过程中，并不限于单纯整理和呈现不同媒介上的文本信息，而是通过呈现历史背景、思想争论、技术变革、传播过程、传播者、运营者等媒介文本背后的丰富内容，来编织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历史景观。作者不仅看到了传媒文化的发展，还关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梅洛一庞蒂在《眼与心》中提出一种“超视觉”的看，即“比习常所见更多”、多于不在场的当下化，这超出在所见之物（比如图像）中之所见，而是“依据或借助”所见之物来看、来注视。因此，《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采取的是“超视觉”的媒介史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主要表现为：作者除了梳理和呈现媒介上的文本内容外，还进一步揭示媒介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现实原因、传播意图和长远影响等。《中国媒介文化百年史》在关注传媒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刺破媒介上的信息（如新闻报道、新闻图片等）这层表皮，借助传媒文化史来观看中国的百年历史发展。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传媒文化史的过程中不仅对时代背景、传播主体、媒介形态进行了介绍，还进一步深入描述了媒介实践背后观念的争论、写作的动机和传播的过程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视觉的、沉浸式的历史阅读体验。如第一章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作者对中国在20世纪初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争论进行了梳理。不仅如此，作者还交代了不同思想阵营中代表人物的留学经历，“虽然同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截然不同，胡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还没有回国，就已经加入《新青年》阵营，提倡新文化运动，梅光迪和吴宓则受到了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影响而成为反新文化运动的新保守主义者。”对人物学习历程的细致描述，为之后吴宓等人开展的媒介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动因。又如第三章的“大众媒介与边区政府的思想改造活动”，作者对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化政策”进行了介绍，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多元图景中的历史事实。在第六章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城市杂志热”’中，作者则将城市杂志的兴起与交通设施的改善、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休闲消费项目的增多等环境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指出“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城市杂志，城市规模越大、都市文化空间越成熟的地方，往往城市杂志越集中。”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传媒文化的发展由此被联系了起来，这样的书写跳出了“就媒介说媒介”的扁平化思维，丰富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野。
英尼斯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将人类文明史写成传播媒介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文化史实际上就是媒介视野中的人类历史。通过将媒介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勾连，《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展现了媒介发展的多元历史场景和人物行动，呈现了许多历史中原本不可见的文化面向，揭示了历史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使得读者得以透过百年传媒文化史，重新审视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得与失。《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不仅梳理了传媒文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同时也展示了中国风云变幻、不断探索、持续发展的百年历史，为我们深度理解传媒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而近年来，“新文化史学”的提法在历史研究中十分盛行，新文化史学从原来的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因果论分析转向文化的闡释，强调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一般文化的关注。但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态度在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总体上是缺乏的，最近，曾一果与许静波合著的《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这方面做了点尝试。该书从新文化史学的角度对1919年到2019年期间百年中国传媒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该著作的特点便是将媒介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结合起来，透过媒介这个窗户，揭露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展现现代中国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
一、新文化史的切入视角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的特点是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认识百年传媒历史。从这一点出发，不难理解《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为何选择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探讨百年传媒历史。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以文化为先导而发生的社会变革，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朱寿桐先生在“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序言中就指出：“所谓中国新文化，是指中国百年来形成的融人西方因素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成果。新文化以近代启蒙思潮为基础，与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密切联系，经过不同时期的运作、发展与调整，反映着现代中国人与传统相异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及其支配下的生活习惯，生动地体现了从物质文明到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明的世界化和现代性的文化轨迹。”
新的文化变动与新媒介技术革新是紧密关联的，理解百年传媒的发展历史也必须将百年来先后兴起的传媒置于文化、媒介和社会互动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新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对媒介的使用态度;另一方面，新的媒介又可能促成某种新文化和新社会观念的形成，甚至一些革命性的历史和文化事件都是跟当时的新媒介直接相关的，比如在《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中，作者就援引罗兹曼的说法指出，在袁世凯复辟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电报和大众报纸成为公众舆论的发源地，军阀之间爆发战争之前通常是“通电战”，新媒介对战争有着直接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更是这样，成舍我等人干脆直接提出了“报纸救国”的理念，强调媒体在国家存亡时期的关键作用，“所以我们虽然在‘救国’二字极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揭起‘报纸救国’的大旗。因为我们认定了，只有祷祝这种大众化报纸的兴起，那才是中华民国的根本救星。”两位作者通过对一些文献史料的重新解读，生动地展现了电报、报纸等新兴大众传媒与文化及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当然，新文化运动至今，我国百年传媒的发展涉及技术发展、社会巨变、观念转型以及具体的传播环境变动和媒体运营策略等十分庞杂的内容，因此，百年传媒文化史的书写不可能无所不包，必须提纲挈领，选择比较典型的媒介文化案例进行历史叙述。在写作时，两位作者特别注重选择一些比较有趣的媒介事件，从文化的角度加以重新阐释。例如第一章中的“防员与记者：民国早期报人‘新闻本位’意识的萌发”，就讲述了民国时期新闻媒体行业如何在媒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逐渐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从晚清早期报业以“舆论”为核心走向“报道”为核心的艰难过程。通过仔细考察，作者发现，尽管民初新闻记者们号称所写的是“时事通讯”，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往往不能集中在事件本身上，时常宕开一笔。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民初记者所习惯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更多是汲取传统社会为民请命式的御史资源，而不是以调查事实为前提的记者本位，这导致他们的作品多注重揭露，而不注重尺度把握，有的时候只求批判得痛苦，却往往陷人言过其实的境地。”这就为人们重新理解当时的新闻报道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又如在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时，作者从通俗文化和媒介市场的角度重新理解吴宓对于新文化的看法，指出吴宓猛批鲁迅、胡适、张资平等人的行为不仅跟个人的文化信仰有关，也与争夺当时的新兴阅读群体和文化市场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解读为人们重新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之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二、“多元主义”的媒介史观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百年传媒发展史时，在整体上依然采取了按照“时代主题”编排体例和架构内容，这是由“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的主题和体例所决定的。中国新文化史丛书中的各本书基本都是围绕着“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与和谐”等六个“时代主题”展开，而这六个时代主题是按照时间序列以线性叙事的方式铺展的。但是，朱寿桐先生在总序中也指出“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一种文化主流并不能取代这一时段同时存在的文化支脉。有时候，处在文化支脉上的文化运作可能比文化主流更具活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那种僵硬的思维方法：以为与文化发展主流相对立的就一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潮流。文化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宽容，新文化的宽容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气概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历练才能形成，而一旦形成往往就是其健康、成熟的标志。”“时代主题”脉络清楚，但是文化情况本身却是复杂多样的，在具体到某个个案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因此，在深入具体章节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进化观主导的历史叙述方式，而是秉持了审慎的、理性的和多元化的态度，尽可能展现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同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也尽可能地挖掘和突出传播媒介史上一些微观的媒介事件。比如在第二章中，作者就将上海的一处公园，即张园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借助于现代媒介发展，在张园所发生的政治演讲如何在时间、空间和阶层上实现了“对古代政治传播的超越”。作者指出：“正是借助于电报的迅捷与高效，上海的报刊很快就可以获取诸如政治核心北京、边疆地域东北发生的时事，然后和相关的士绅领袖沟通，发布集会信息。非紧急事件，如庆祝预备立宪，会有三天广告预告此事，而在《中俄密约》事件中，上午登报发布集会信息，下午就开始集会，恐报刊传播人群有限，还辅助以传单。而关于集会的报道，往往第二天就会登报。可以说，只要有重大关系的国内外政治事件传播到了上海，上海的士绅、报刊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集会演讲，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并且以报刊发行和通电发送的形式让外界周知。”在这里，传播、媒介和地方空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化和政治传播景观，而以往的传媒史书写通常很少关注这样的城市空间。 总之，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摒弃了线性的历史评价体系和预设结论的写作方法，回到历史现场“触摸历史”，而非历史大事件的简单记述，因而能够观察到在具体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各种媒介实践如何以自身方式參与当时的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结构。
三、“超视觉”的写作立场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传媒文化史的过程中，并不限于单纯整理和呈现不同媒介上的文本信息，而是通过呈现历史背景、思想争论、技术变革、传播过程、传播者、运营者等媒介文本背后的丰富内容，来编织一个更加多元丰富的历史景观。作者不仅看到了传媒文化的发展，还关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梅洛一庞蒂在《眼与心》中提出一种“超视觉”的看，即“比习常所见更多”、多于不在场的当下化，这超出在所见之物（比如图像）中之所见，而是“依据或借助”所见之物来看、来注视。因此，《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采取的是“超视觉”的媒介史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主要表现为：作者除了梳理和呈现媒介上的文本内容外，还进一步揭示媒介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现实原因、传播意图和长远影响等。《中国媒介文化百年史》在关注传媒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刺破媒介上的信息（如新闻报道、新闻图片等）这层表皮，借助传媒文化史来观看中国的百年历史发展。
《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在书写传媒文化史的过程中不仅对时代背景、传播主体、媒介形态进行了介绍，还进一步深入描述了媒介实践背后观念的争论、写作的动机和传播的过程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视觉的、沉浸式的历史阅读体验。如第一章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作者对中国在20世纪初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争论进行了梳理。不仅如此，作者还交代了不同思想阵营中代表人物的留学经历，“虽然同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截然不同，胡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还没有回国，就已经加入《新青年》阵营，提倡新文化运动，梅光迪和吴宓则受到了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影响而成为反新文化运动的新保守主义者。”对人物学习历程的细致描述，为之后吴宓等人开展的媒介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动因。又如第三章的“大众媒介与边区政府的思想改造活动”，作者对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化政策”进行了介绍，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多元图景中的历史事实。在第六章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城市杂志热”’中，作者则将城市杂志的兴起与交通设施的改善、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休闲消费项目的增多等环境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指出“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城市杂志，城市规模越大、都市文化空间越成熟的地方，往往城市杂志越集中。”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传媒文化的发展由此被联系了起来，这样的书写跳出了“就媒介说媒介”的扁平化思维，丰富拓展了读者的阅读视野。
英尼斯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将人类文明史写成传播媒介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文化史实际上就是媒介视野中的人类历史。通过将媒介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勾连，《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展现了媒介发展的多元历史场景和人物行动，呈现了许多历史中原本不可见的文化面向，揭示了历史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使得读者得以透过百年传媒文化史，重新审视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得与失。《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不仅梳理了传媒文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同时也展示了中国风云变幻、不断探索、持续发展的百年历史，为我们深度理解传媒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