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王定国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让谢烈深受触动。红军女将军张琴秋的外孙刘秉宏在灵堂前痛哭流涕，谢烈从没见他这样哭过，把他扶出灵堂后，他又回去站着接着哭。
　　刘秉宏本来办好了车证和手续，准备去参加原定于6月15日上午9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的王定国遗体告别仪式，但因为北京疫情突变，除直系亲属外，其他人不能参加了。这让刘秉宏以及众多准备参加告别仪式的红四方面军、“河西走廊”红军、新疆“新兵营”以及西路军等几个群体的后代们都深感遗憾。
　　“西路军后代对王定国的感情都非常深，因为她就像一面旗帜。”刘秉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又一次营救”

　　1980年5月，为撰写《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后任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的董汉河来到北京东皇城根街46号王定国的家中采访。
　　窄小的客厅里，有关谢觉哉的资料从地板摞到天花板。王定国耐心细致地向董汉河讲起当年西路军兵败后她如何被俘，又是如何反抗，咬敌人的手指。她腾出家里的客房让董汉河住下，让他安心在北京采访。
　　她还亲自带着董汉河，坐公交车到李卓然、刘瑞龙等原西路军将领家中采访。车上没有座，67岁的王定国用手扶着车门口的立柱站着。董汉河想介绍一下她的身份请大家让个座，被她阻止。她说她可以要车出行，但不愿给公家添麻烦。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史研究还没有在社会上受到重视。王定国给了董汉河1000块钱，说：“现在都不重视党史研究，你要好好干！这是别人给我的润笔费，我用不着，你拿去用。”
　　1983年秋，王定国和伍修权重访甘肃，到西宁、银川、兰州以及河西走廊等地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行程上千公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伍修权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八办”）处长，曾和王定国并肩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战士。

　　王定国一行到兰州时，消息迅速传开。她先后见到了数十位西路军老战士。大家都非常激動，有的抱头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红军姚玉珍，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当地政府请他们吃饭，有人拿起筷子就哭了，说几十年来没到这样的地方吃过饭。
　　马玉凤也随母亲安明秀参加了这次重聚。由于被俘过，安明秀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家人都受到牵连。
　　马玉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小在西路军老红军的圈子里长大，加上自己当时被借调到财贸系统的“整党办”工作，对这个群体的冤屈和困难很了解。老人们聚在一起，只要谈起过去的浴血奋战和后来遭受的不公待遇，就会抱头痛哭。
　　由兰州市委党史办牵头，在兰州市友谊饭店11楼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在兰州的几十位西路军老红军参加。
　　王定国说：“姐妹们，我看你们来了！我其实和你们一样，就是遇到了谢老，我的命运才不一样了。我很想念你们，现在要来和你们见见面。”她让大家有啥说啥。
　　老红军们纷纷哭着发言。马玉凤也代表母亲发了言，说起西路军老红军们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没有工作，街道瞧不起，民政救济要不上，尤其是“西路军流散红军”的称谓让人心寒。王定国听后说：“大家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有机会我会向组织汇报。战败不能怪战士们，那是指挥上的问题。”
　　回京后，伍修权和王定国给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情况造成的，不应由他们本人负责，他们有的曾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报告建议，红军西征的失败不应该让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士们去承担，组织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生活待遇。

　　不久，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下，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发放《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凭《优抚证》享受公费医疗，每月可领取15～45元不等的生活补助，尔后逐年提高。
　　在马玉凤家人看来，王定国此行是对西路军老战士的“又一次营救”。
　　但王定国最牵挂的剧团战友、原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之妻陈淑娥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当年，王定国与陈淑娥都是红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成员。1936年12月5日，剧团奉命去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途中被马步芳部队包围。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被俘，王定国和陈淑娥都在其中。当时马步芳用枪杀、活埋等手段杀害了大批红军战俘，一片白色恐怖，但他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他们表演。
　　因相貌出众，陈淑娥被马步芳手下的马元海看中，要纳她为妾，当时已身怀有孕的她为了保住孩子同意了。不久后，孙玉清被马家军杀害。国共合作后，王定国被组织解救，于1937年9月底来到兰州“八办”工作。
　　西北解放后，陈淑娥带着与孙玉清所生的儿子刘龙在兰州艰难度日。由于当年没有与孙玉清正式举办婚礼，她的身份长期在“反动军阀姨太太”和“红军英烈遗孀”之间难以判定，刘龙也一直未被认定为烈士遗孤。每次政治运动，他们都会受到牵连。
　　1988年6月27日，董汉河在北京开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作品讨论会，去向王定国辞行。王定国说，青海省邀请她参加8月举行的西路军纪念馆和孙玉清烈士雕像落成仪式，让他回兰州后问问陈淑娥去不去，如果陈淑娥去那她也去，如果陈淑娥不去她也不去了。董汉河转达后，陈淑娥满口答应。 　　8月13日下午，王定国到达西宁，和当地省市领导一起研究典礼事宜。会后，王定国告诉董汉河，青海方面有人说陈淑娥被俘后除了给马元海当过姨太太外，还和别的反动军官结过婚，她觉得可能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又怎么样？要是反过来，陈淑娥死了，孙玉清还活着，可能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她说：“女同志战争中被俘失贞，不是政治变节，不是耻辱，是受的委屈！有些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太严重了！”
　　陈淑娥和刘龙抵达青海后，王定国做陈淑娥的工作，劝她还是要体谅青海方面的安排。
　　8月15日上午，举行了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来宾们瞻仰完西路军烈士墓后，陈淑娥才在两个陪同者的搀扶下围着墓转了一圈。
　　下午又举行了孙玉清雕像落成仪式。孙玉清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其塑像是根据刘龙的样子雕刻的，但刘龙却没能参加揭幕典礼。第二天才派车接陈淑娥一家人去参观了纪念馆和雕像。
　　当天，王定国半夜披衣到陈淑娥住处谈了一晚上，然后告诉董汉河：“你和陈淑娥谈一谈，替她写一份申诉书，如果青海不给解决，就让甘肃解决。”
　　董汉河和陈淑娥谈后，写好申诉信，由王定国递交给了甘肃省。她找到甘肃省民政厅领导，认为应该承认陈淑娥的革命烈属身份，对方表示没有结婚证无法证明，王定国说：“我和谢老就没有结婚证，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套呢！我们讲的是历史，应该正视历史，承认历史。”
　　申诉信经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批示，陈淑娥很快拿到了500块钱慰问金。烈属证书也发放了，持证人是刘龙，还是只字未提陈淑娥。王定国去陈淑娥家里看她，把身上所有东西都送给她，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重访“八办”

　　2001年4月28日，是兰州西路军研究会成立的日子。刚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工作三个月的朱永光一大早得到消息，王定国从北京抵达兰州，让他去机场迎接。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定国。她个子娇小，声音洪亮有力，一下飞机就挥手唱起1937年刚到“八办”时唱的红歌。
　　兰州“八办”有两处活动旧址。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战士，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兰州筹建红军联络处，地点设在南滩街54号。国共正式合作后，办事处对外改名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并于1938年2月迁至孝友街32号。
　　朱永光带王定国从一处旧址走到另一处。88岁高龄的她毫无疲态，坐在当年的炕上，一遍一遍地抚摸着炕的木沿子，抓着朱永光的手话当年。她说，营救回来的西路军战士就住在院子里，有时能达100多人。
　　王定国讲故事生动有趣。她讲起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八办”主任谢觉哉要她到外屋把《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找给他，她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从那天起，谢觉哉每天挤时间，教目不识丁的她识字、学文化。
　　临走时，她交待纪念馆给当地的十几个西路军老红军每人发放100块钱，纪念馆当时财力有限而未做到，朱永光备感愧疚。后来，纪念馆举办西路军展览，用捐款连续多年为老红军发放100块补助，落实了王定国的嘱托。

92岁重走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一度很久不敢回老家四川营山。她当初动员参军的400多名妇女，在战争中全部牺牲。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才决定回去看看。
　　她和当年的小伙伴見了面。两人曾约好一起投奔红军，但因父母反对，对方没有成行。那时的四川大山里依然在用油灯，聊天中对方说起，听说县城里有个电灯，晚上一拉屋子里就亮，自己想去看看。从那时起，王定国萌生了常回老家、帮老区脱贫致富的念头。
　　2004年5月，92岁的王定国开始重走长征路。她去老区群众家里调研，把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央。
　　第一站是嘉陵江。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胜利，长征拉开序幕。喜欢唱歌跳舞的王定国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随军参加长征，翻越了5座雪山，过了3次草地，途中冻掉了一根脚趾。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王定国在自己的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中写道。
　　90多岁的王定国头发乌黑。她自己动手染头发，说革命战士就是要有活力有精神。她还能唱出长征路上的歌。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是红军的“粮食”，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王定国还带儿子重走了泸定桥。她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没有走过泸定桥，但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谢觉哉走过。她在铺着稀疏木板、有些摇晃的铁索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对儿子说：“你们父亲长征时已经50岁了，非常不容易。你们以后也要带着你们的子女来这里，感受父辈的不易。我90岁的双脚也踏过了你们父亲50岁时走过的足迹，我满足了，可以告慰你们的父亲了。”
　　1937年，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兰州“八办”结婚，婚后养育了7个子女。二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执导的《本命年》曾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王定国常常教导谢飞，要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
　　在家中客厅正中央的墙上，挂着谢觉哉的一幅照片，旁边挂着一幅红底金字的绣品，上面绣的是王定国写的一段祝词：“谢觉哉，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二十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值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长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万寿无疆，祝你青春长远。定国，1953年5月15日。”
　　1971年，谢觉哉去世。按规定遗属可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提出，自己有工作，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她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99岁时，王定国还在植树造林。被问及长寿秘诀，她说，自己一直记着谢觉哉生前常说的“养生之道”：当勤厌惰，宜成习惯;不急于成功，又不喧噪;心中经常满足，勿生不平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