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正功的盛赞之句，读到韩愈的小雅之咏，浸润在这万千诗词中，即使未曾泛舟漓江之上、穿行湘桂之间，人们依然能从那些富有灵性的辞藻中，体味千百年前文人墨客的飞扬文采和激荡情怀。那么，没到过桂林，又有何妨呢！

恢弘画道丹青浩浩的水墨漓江

　　桂林山水，美在它的自然形态，而那时而朦胧、时而飘逸的漓江烟雨，又赋予了它无穷无尽的变化。如此说来，这份随四季交替、昼夜轮回而转瞬即逝的变幻，似乎是任何诗文所不能穷尽的，那么画呢？
　　有人将桂林山水比作一幅行云流水的中国画——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就了桂林千峰“雄、奇、险、秀”的万般姿態；宛如青罗玉带的漓江，又以缠绕之势穿山而过，二者相交相融，汇成了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立体景致。此情此景，唯有大写意的水墨丹青才配得上它的气势与气韵。
　　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是现存史料中以画笔彰显桂林山水之美的第一人。北宋熙宁年间，米芾在桂林任临桂县尉时，曾泛舟漓江、遍览名山。桂林的奇山秀水让其沉醉，他遂于城南的阳朔万云亭之上，泼墨作画，《阳朔山图》成之。但不幸的是，这幅描绘阳朔早年风光的画作现已不知去向，但米芾与其子米友仁一同创立的“米点山水”技法，对后来的中国山水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这种讲究“以点代皴，积点成片”的技法，把以往山水画追求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写实风格，提高到了精神境界，这也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意识，从具象发展到抽象的一次质的飞跃。
　　既然谈到山水画创新，那么除了米芾，当代中国最活跃的绘画流派之一——漓江画派对中国山水画转型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有意思的是，在这段画史中，有两个让人颇为诧异的名字：一个是因画虾名扬四海的齐白石，另一个是以《奔马图》享名于世的徐悲鸿。

　　当然，徐悲鸿并非光说不练之人。1937年，徐悲鸿用画笔开启了山水画的新艺术流变——他的山水画代表作《漓江春雨》，虽未取象鼻山、芦笛岩、伏波山等知名景点，却采用“以焦点透视”的手法，将“扁舟渔人”作为前景，以小见大，营造出清幽空蒙的意境。整幅画作不见一丝线条，取而代之的是大小墨块，它们或浓或淡，于虚实交替间，展现出漓江山水的烟雨迷蒙之妙。次年，他与满谦子、吴伯超等因抗战爆发而撤退到桂林的艺术家，共同筹办了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为广西现代美术、漓江画派的形成，以及后来广西艺术学院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齐白石和徐悲鸿是为漓江画派洒下墨痕的先驱者，那么，当代绘画艺术大师关山月、山水画巨匠李可染，便是将这点点墨痕晕染开来的代表性人物：1940年，关山月创作了有史以来第一幅全方位展现漓江山水的长卷《漓江百里图》；李可染曾三访桂林，他创作的《桂林春雨》《漓江山水天下无》等作品，将浑厚润泽的积墨手法推高到凝重朴茂的艺术境界，被画坛奉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经典范式之一”。
　　对于漓江画派来说，1962年是一个极具开拓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桂林本土画家代表阳太阳，首次提出打造属于广西自己的美术品牌，而漓江画派也随之逐渐壮大，成为中国画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疑，桂林山水的健硕肌理成全了水墨大家的丹青妙笔，而这一众绘画大师也用气韵生动的墨色，将漓江烟雨泼洒得朦胧梦幻，为中国画史留下了一幅幅不朽名作。

逆流而上的柳宗元开创山水游记之新风

　　把目光移至湘桂走廊另一端的永州，这里山川纵横、溪涧交汇：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萌渚岭-九疑山系自北向南，如臂弯般顺时针将永州城环抱；发源于各山间的溪流，呈树枝状跌宕而下，穿山绕岭，最终在城北的萍洲汇入潇、湘二水，呈现出一派“欸乃一声山水绿”的景象。
　　和桂林一样，山水有灵的永州，自古就是群贤毕至的风雅之地。但相较于桂林璀璨而恢弘的诗画历史，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留在永州的故事，似乎就有些傲霜斗雪的意味。
　　唐元和年间，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那时的永州，虽有潇、湘二水汇于城外，亦有青山密林将其拱卫，却也是饱经战乱的荒凉瘴疠之地。这一点，从柳宗元写给挚友李建的书信中可探得一二：在居于楚地南端、环境与南越相仿的永州，若想踏足山水排解心中之苦闷，还得时刻瞻前顾后，以免遭遇“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等恶虫攻击，因而总是“寸步劳倦”，即便遇到“幽树好石”，也只能“暂得一笑”。 　　而初抵永州的柳宗元，由于仕途不顺，本就带着一身的伤痛与悲愤，所以当他一路风尘仆仆、翻山越岭而来后，难免会触景伤怀，深感自己的满腔抱负就此荡然无存。以至于此后的几年里，壮志难酬的柳宗元，终日郁郁寡欢，甚至还疯狂地自我否定，认为自己愚不可及。于是，他就将自己居所旁的冉溪改名为“愚溪”，还把附近的山、沟、岛、亭等景物建筑，均以“愚”字冠名。柳宗元在永州共度过了十个春秋。这十年間，他是孤独的，一首《江雪》就写尽了他心中，乃至整个人间的“千万孤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好在，不久之后，柳宗元就调整了心态。那日，他与友人同游永州城南的西山，登顶之后，城景尽收眼底。观景之余，柳宗元也从其中收获了另一番感悟：河川纵横下的永州，是山高水远的偏远之地，也是山环水绕的秀丽之城，以此类比自己的坎坷人生，虽有种种不顺，但或许终能收获别样风景。后来，柳宗元就遍踏永州山水，把心中的理想与抱负，寄于笔墨，融于自然，从而开创了山水游记之新风。
　　柳宗元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山水游记的鼻祖之一，他的《永州八记》精雕细刻出了一种幽深、高旷之美，使后人为之仰息。事实上，在柳宗元谪居永州之前，这里的山水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景致，却在柳宗元的笔下，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不禁让人感慨万分：一个失意之人，竟成了永州山水的伯乐。而作为壮志在胸之人，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期间，也没有忘记民间疾苦，他反对华而不实、主张以文载道的《捕蛇者说》《黔之驴》等寓言及散文，无不寄托着自己为官为民的拳拳之心。

　　如今，在永州城南的零陵区，有一条为纪念柳宗元而修的柳子街。以老街东端为起点，沿萍阳南路南行百余米，可达愚溪；逆愚溪西行，至207国道附近，可寻得柳宗元昔年游玩过、赞美过的西山——今天的愚溪，清凉依旧；今天的西山，也一如千年前那般“萦青缭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