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毛泽东认为,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关系.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具体思考,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资源之间如何协调整合,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利完成所有制过渡,消除城乡、职业、分配等诸差异;第二,在建设进程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褪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不动摇;第三,如何践行人民民主,将处于压迫结构中的人解放出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0年代前后开始的社会关系领域改革,紧紧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认为,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关系.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具体思考,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资源之间如何协调整合,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利完成所有制过渡,消除城乡、职业、分配等诸差异;第二,在建设进程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褪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不动摇;第三,如何践行人民民主,将处于压迫结构中的人解放出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0年代前后开始的社会关系领域改革,紧紧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为今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其他文献
《实践论》《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编入《毛泽东选集》后全国就掀起了学习热潮,在科技管理、科学研究、生产实践等方面凸显出重要指导意义,成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海外基础理论研究的“他山之石”.《实践论》《矛盾论》内蕴现代科学规律,在撰写上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有力论据,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为科技发展提供思路谋划和策略指导.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深刻发掘《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人大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核心环节.近些年来,人大立法面临两个新议题:从人大代表的构成上来说,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需要协调多重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立法过程来说,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立法活动越来越由立法工作人员而非代表负责,导致部门立法难题.解决上述两大问题,要求加强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多元代表的共识基础,夯实了人大立法的全国性、整体性基础,确保了立法的公意性.同时,党的领导也有助于避免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和部门立法问题,提升立法过程的民主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领导
当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在现代人精神层面的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爆发代表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和价值范式整体失灵,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对现代人生命意义的摧毁,无论对个体精神信心,还是对社会整体的理想信念,甚至国家精神的整体凝聚力,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消解.辨识资本主义精神的虚假本质,洞察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爆发的危害,警惕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弥散,对于彰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培育和践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历史渊源,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立足中国国情,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族文化根基;坚持人民中心理念,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推进公平正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指针;提升干部的人格素质和履职能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队伍支持;注重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下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信仰,集中体现着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信念.当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这就需要依靠加强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来解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转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建设更具学理性、学科性、实践性.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树立也对社会主义学科体系提出了建设要求,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引领,构建与之相辅相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知识格局,以高超的传播方法与原则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奉献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要求,是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民心民力、开创历史伟业的重要密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党性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冲突使奉献逐渐遭遇现实困境.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要善于透过现象分析冲突的本质,把握中国共产党践行奉献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坚守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在赓续与弘扬奉献精神中有效化解党性与“经济人”特性的冲突.
根据唯物史观,我国要体现和保有制度优势,应当以促进社会发展双重评价尺度的统一为哲学理据,具体就是既要以历史的尺度去分析和处理问题,又要在顺应历史规律即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使事物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就应当继续以促进社会发展双重评价尺度的统一为哲学理据.由此,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既发展科技又管控科技、既刺激消费又引导消费、既发扬民主又强调集中,是我们在实践中应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时代主题,成为实现二者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共通之处.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围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探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抽象的话语体系,立足当今时代发展前沿,不断丰富深化对资本逻辑的时代批判;更不同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历史倒车”的理论策略,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做出了新的时代判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新趋向的把握与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树立话语权威、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过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创新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谱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展开研究,探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引领社会变革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深刻认同,是社会大众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自觉使自身认识和行为趋近马克思主义要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经历了成功的构建过程,中国共产党以信仰为基础构建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同,以共同的民族心理为纽带构建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以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塑造理论认同,并最终引领大众化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现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