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新斯密问题”的一个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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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道德情感论》第六版所作大幅修改被视为晚年的重要思想转变,由此衍生出关于其思想在"1759—1776—1790"间发展的"新斯密问题".对主要文本的梳理表明,斯密区分了"可行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在《道德情感论》第一版和《国富论》中,斯密以人类天性中的同情共感秉性和交换倾向为核心原理,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及商业社会如何带来社会的繁荣与公平.斯密也逐渐认识到商业社会中社会成员并不幸福,这只是一个次优的可行选择.通过《道德情感论》第六版中的大幅修订,斯密将第一版中的同情共感机制立体化,探索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理想社会的可能路径.理想社会虽然更值得追求,但能否实现却是未定的."新斯密问题"仍然可以在斯密的整体思想框架内作出解释,体现了其思想的发展与深化.
其他文献
姚思廉是《梁书》、《陈书》的作者,唐初著名史家。《旧唐书·姚思廉传》、《新唐书·姚思廉传》(以下简称《旧传》《新传》),存在若干矛盾舛误,试辨之。 关于姚思廉的名、字。《旧传》云:“姚思廉,字简之”。《新传》则云:“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思廉”究竟是名还是字?
一、从“货殖”说起 西汉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全国共有一百零二个郡国。然而,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却全然没有受这些政治区划的限制,而是按照另外的标准,将全国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二十多个地理单位,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从“货殖”说起。
《甘誓》是夏王朝与有忘氏在甘地作战的誓师词。在西汉《今文尚书》里为第四篇,属《夏书》;东汉古文本仍为第四篇,列于《虞夏书》;流传至今的晋伪古文本列在第七篇,作为《夏书》第二篇。其情况详本文讨论(一)、(四)两部分。
唐史自武宗以下皆无实录。五代时后晋起居郎史馆修撰贾纬,因见于晚唐诸帝无实录,乃采掇近代传闻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年补录》六十五卷。贾纬参与修纂《旧唐书》,于晚唐史料便多采《唐年补录》,而《唐年补录》实多缺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调,贾纬“以武宗后无实录,故为此书,终唐末,其实补实录之缺也。
《明史·张学颜传》载称:“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於张其哈佃,移险山於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见标点本页五八五五。这句话中有两处地名引起许多史学家的误解,现辨证如下:一、关于张其哈佃 张其哈佃,又称张其哈喇甸子,最早见於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兵部侍郎汪道昆上明廷《辽东善后事宜疏》中:“去堡(指孤山旧堡)东三十里,有沃土一区,地名张其哈喇甸子,……请以孤山堡军移建於彼”。此后,关于张其哈佃的记载便见于各史学著作。
《史记·屈原列传》叙述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谗毁屈原的直接起因是:“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通常的解释,“夺”是夺取;“与”是给予,上官大夫企图夺取屈原起草的宪令草稿,攘为已作,屈原不给。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及淳于髡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谏齐威王,卒使戚王“罢长夜之饮”。淳于髡所进谏言的最后几句,《史记》各种标点本、标点选注本以及引述该段文字的有关学术论著,每有不同的标点方式。
近读美国华人学者黄仁字先生《万历十五年》。该书在历史著作中独辟蹊径,文笔清新,观点新颖,读后对人启发颇多。读至戚继光一章,作者对戚继光《愚愚稿》的命名作出了如下解释:“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比美”(《万历十五年》页一九五)。这种解释似有牵强猜度之嫌,很难令人信服。假若了解戚继光的整个思想体系,对“愚愚”一词就不会作出如此望文生义的解释。
甘肃永登连城土司鲁氏家族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其家族最著名者为鲁鉴、鲁麟、鲁经祖孙三人。均见于《明史·鲁鉴传》。 明末鲁氏家族曾受到李自成义军贺锦部的沉重打击而一蹶不振,“图书法物,烬于兵燹”。清末,其十五世裔孙鲁纪勋重纂《鲁氏世谱》授律,共家藏《鲁氏家谱》今仍见在。近年来,《明故荣禄大夫靖虏将军总兵部督鲁公(鉴)墓志铭》面世,现据此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之《鲁鉴传》作一订误。
明末的东林党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著名的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团。它以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名盛一时,吸引着江南地区的“罢官废吏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