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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算不上好地方。
不好生活的地方，往往是好生养的地方。丘陵总是人丁兴旺，孩子成窝，吃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但现在也不是这样了。
年前，我驱车百十里，回了一趟老家。在村口，碰到抱着孩子的堂兄。我问：“孙子？”堂兄说：“重子！”堂兄结婚早，儿子孙子结婚都早，他六十出头已经带上重孙。儿孙都在上海打工，也在上海安了家，堂兄骂：“？菖亲妈的，这些东西都不回来了。”堂兄老了。
当年，堂兄是村中孩子的领袖，带领着我们和邻村的孩子打石头仗，石如飞蝗，被砸中的头破血流，嗷嗷乱叫。如今村中再也找不出一个闯祸的孩子，也看不见追打孩子的母亲和一声接一声气急败坏的咒骂。
堂兄一直生活在原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一说起“现在”就生气。
“现在做田连个锄头都没有，背个药水筒子打除草剂！现在下地，骑个电瓶车，不像去干活像去看戏！”又讲到气候和环境：“原来冬天大牯牛都冻死了，现在冬天蚊子都冻不死！原先这条河里小鱼小虾的，淘米篮子都能舀到，三岁伢子下水都能摸到鱼……”堂兄是个木匠，吃过几年咸菜饭，学得一门好手艺，特别是“隔”（割）得一手好“材”，远近有名。村中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上立新做的棺材”。“立新”是堂兄的大号。禁止土葬的政策落地，堂兄失了手艺，断了财路，在村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丘陵田小，他和堂嫂除了带孩子，还捡些零头碎脑的田来做。丘陵红壤，颜色好看，能开染坊，但瘦瘠，种庄稼不出货;红土性黏，沾锄头，田不好做。可他们总是把田做得角到边齐，把庄稼伺候得漂漂亮亮。勤劳，谨小慎微，能吃苦，犟脾气，爱贫嘴，堂兄是典型的丘陵人。而我在外面漂荡了多年，只能算个“非典型的丘陵人”。人越来越懒了。以前这时候，山上都能看见双衣花了。堂兄想表达的是“人勤春早”，肯做会累的人，春来得更早。
“双衣？”我刚想查问这久违的“发小”，堂兄却说：“现在很少见了。”
从一九八三年读中专开始，我就离开了村子，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乡镇，走来走去，兜兜转转，似乎是走出去了，但走出去的只是村子，从未走出丘陵。我一个干了几十年农技员的老同学说：“丘陵的路，缠腿，道不好走。”老同学说得隐晦。他也是丘陵之子，酒量大，能睡，清醒的时候，也沉默得像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人这一生，喜欢在山顶上跟自己分手，上山的时候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往上爬，只有下山的时候才频频回头。“狐死必首丘”，屈子若是得意，写不出如此深沉痛彻的句子。家山没有风景，荒岗也从不丰饶，却时时让我牵挂。我想为丘陵写点什么，却一直迷茫于它地貌的复杂、气候的中庸、物产的零碎和人心的叵测，拿捏不准也就无从下笔。无意之中，堂兄的一句话，我似乎有了灵感。
“双衣”也是丘陵的孩子。
隆冬的天底下，一条蜡样的河湾，静止不流。在河与南山之间，有些歇冬的田块，在河与北山之间，稍高的地势上面，有些散落的人家。冬日里的人家最像人家。
滴水滴冻，母亲刚把湿衣服晾在门口的索上，转身进屋，衣服就冻成了硬邦邦的壳。
家中。大门上的每条缝都用裁纸糊上，不给风留一丝缝隙;堂屋中间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四方形的火塘，里面烧着树根，火塘上方是一个火吊子，用铁链缭在梁上，火苗舔着吊子底，大梁熏得漆黑。
父亲拾粪归来，在石砧上面锤干草，干草锤软和了好搓草绳，开春要用。劳动是他驱寒取暖的方式。军人出身的他改不了出操的习惯，大冬天的，踩着大白霜出门，全村第一个，只是将“一二一”改成了拾粪。父亲会理发，会拳脚，会修剪果木，会用搭网捕鱼，会用苦楝树的根熬汤给我们驱蛔虫。他还用薄膜在院子的一角搭建了一个阳光棚，让我们在太阳下沐浴。父亲要带我们“出操”，母亲惯着我们，叫我们别起来，好不容易焐热了被窝，早饭就在床头上吃，先铺一块围腰，再盛一碗山芋粥递到我们手里。
拾粪回来的父亲说，山脚下看见双衣花了，这天冷不到哪去了。
双衣开花在旧历年的前后。它是丘陵一年当中开花最早的草本植物，和蜡梅花前后脚。赶上暖冬，冬至上坟就能看见双衣花了。先是从冻土里撇出两片很厚实的叶子，叶中间挑一根瘦弱的莖，茎很短，顶端开一朵白盏黄蕊的六瓣花，贴着地面，像是贴着水面的睡莲。
双衣是乳名，它的学名叫“光慈姑”，是一味中草药，因为开花早，丘陵的老少都叫它迎春花。敢为天下先的，一定都有天赋异秉，双衣也是，它的花和叶都有一层厚厚的植物脂肪，埋在地下的双衣果（块茎）也穿着一棉一夹两层“衣”。
人们常说“九尽花开，冻出尿来”，九未尽，花却开了，不惧冬的淫威，独骑闯关，笑傲江湖，双衣花是那样的勇敢。记得一位忆苦思甜的大爷，曾动情并自豪地对我们诉说：“六○年，过粮食关，我靠一柄山锄（挖双衣果），救了一家人性命，双衣花是我们穷人的花！”
是啊，在草都不敢露头的寒冬，双衣花开，吹响了向严冬冲锋的号角，鼓舞着人们：严冬将尽，春光不远，也许就在明天吧，穷人可以不愁了。
等到花开天下暖的时候，双衣花反而不见了。它们早在清明之前，就花落蒂结，用一个蒴形的果，收藏着自己的种子，纷披的长叶，也随风作草，不久也悄然地落下了。
不再是花的双衣，在泥土里猫着，等待着。等田里的早稻扬花，等早稻落场，等乡间四月连枷响，等丘陵人家的孩子捧着比脸还要大的蓝边碗喊饿的时候。春脖子长，满地都是“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这段时间，在部队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父亲，也躺在床上叹气，夜里涧水哗啦哗啦地响，搅动得人心神不安。他最怕听到的是母亲的量米升子刮米缸的声音，只可惜那一河滩上的卵石变不成软乎乎的馒头。这时候能帮一把的就只有双衣了。双衣是百合科植物，有石蒜一样的块茎，清明前后就能起获。人们纷纷上山挖双衣果，回来和米同煮。“双衣粥”特别浓稠，特别扛饿，吃进嘴里，绵绵的，糯糯的，也别有风味。对于年年都闹一次的荒春，对于“牙齿敲敲一大捧”的丘陵人家，双衣果岂止是好吃，简直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是救荒的恩物。 大姐和二姐已经能够分担一点家务了。从早春到仲春，她们一直在寻找，寻找着每一块泥土之下的密藏。她们有灵敏的嗅觉，能嗅出那些眼睛尚未发现的东西，这是饥饿和丘陵的双重叠加，培养出来一个个食蚁兽般的鼻子，为丘陵孩子所特有。春来昼长，放晚学后太阳离山顶还有一丈高，她们身背篾箩，肩扛山锄，嘴里啃着一根生山芋上坡。丘陵是个草盛的地方。草长齐后，双衣完全转入地下，这时候的双衣果已经圆气，籽粒饱满而充盈。双衣果喜欢聚族而居，找到一棵往往就找着了一大家子，双衣果结得不深，在地下十到十五厘米的地方，红壤的板结和逼仄的石头缝里，它们也能很好地生长。百姓不耕不种，不薅不锄，到时候就来收获，它们也不见怪。它们是自然的馈赠，是上天派来脱生民于饥馑的，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大姐和二姐选中一块地方，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二姐先挖一锄头泥巴凑到鼻子尖嗅嗅，又让大姐嗅嗅，嗅到了，就像垦荒一样一锄合一锄地挖过去，穿得棉裹裹的双衣果被挖出来，像一个个呆萌呆萌的小棕熊。双衣穿着两层衣，剥开外面一层沾着红壤带着土腥味的棕红色“皮衣”，露出里面雪白的“府绸衬衣”。看这穿着，外头，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里面，一个青衿白袷的读书郎。剥开内层，才露出它光溜瓷实的仿佛一敲当当响的肌肤，羊胆一样的形状。将它们晒干了，就是药材光慈姑的干果用以入药的部分。《中华本草》等医书上都说，光慈姑“味甘，性温，有轻毒”，“有散结、化瘀之功效”。那些年，只知道饿，只知道它和山芋、芋头、土豆等一样能吃，并没有将它当成什么名贵药材。把天物当敝屣，现在想来，真是罪过。贫穷自带三分轻毒。
草盛苗稀的岁月，丘陵用它并不宽广的胸怀展现出极为慷慨的一面，如今我们阔了，它反倒吝啬了。丘陵的光慈姑资源已经匮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正如我堂兄说的：“很难找到了！不过，现在人也不指望它来生存了。”
双衣干果舂成的粉，是止泻良药。取出两勺双衣粉，冷水勾芡，用开水，一冲数调，就是一碗绿莹莹的挂片糊，吃进嘴里，泥土的气息中有丝丝淡淡的甜。孩子们都吃过那一碗浓稠绵密的双衣糊，体验过它食药兼备、药到病除的神奇。就是不拉稀，有时也冲上一碗，当粥喝。暮色中，大姐命令我们剥双衣果的第一层“衣”，她剥第二层，第二道工序比较精细。双衣果丢进瓷盆里，“当啷”一声响。当啷当啷，半天“当啷”，明天早上的粥就浓稠了。有“双衣”护身，艰苦的日子也有了亮色和回声。
那时不知道它的大名叫“光慈姑”，丘陵的孩子真该感念地叫它一声“姑”。
惊蛰一声雷，蜈蚣便从冬眠的梦里醒来。它们是春天的孩子。
枯树叶一样颜色的山蛙，在林下跳跃，四脚蛇顺着蕨类或麦冬草的茎叶，跑得比兔子还快。江淮丘陵的蜈蚣，红头，黑盖，淡红色的肚子，橙红色的脚，蠕动爬行，百足协调一致，节节向前，像行驶在弯道上的一列慢车。蜈蚣是昼伏夜出的习性，白天喜欢躲在石头底下休息，夜间外出捕食。翻蜈蚣的人带着两齿的钉耙，柄上系一个用布头缝制的松紧口的袋子，顺着山脚走，顺着山沟走，顺着山梁走，一路走，一路翻石块。早年蜈蚣好翻的时候，平均每十块石头就有一块下面藏着蜈蚣。石头移走，蜈蚣见光，惊慌地逃走，可是已经迟了，它被钉耙的一齿按住，扭过头来，用浑身的“脚”抱住铁齿，用毒牙啮咬着齿尖。捉蜈蚣的人伸出左手，连脖子带头地掐住它，又腾出右手，用指甲一边一下，切断它的两颗黑色的毒刺，缴了它的械后，将它塞进布袋里。
暮春，空山无人，草深叶密，这时，某一条山沟里传来哗啦哗啦翻石头的声音，打破了春山的寂静，有人，那一定是一个翻蜈蚣的人。翻蜈蚣的人是有路的，路在心里。一群人进山后就分开了，各走各的路，胆子大的，专挑那些人迹罕至的孤深洼子里去，或是孤坟野地，会有很多的收获。胆子小的妇女和学生，只敢在离道路村庄近的地方，这些地方通人气，有事能喊得应人。可这些地方的石块被人翻了很多遍，收获很少，但只要是一夜新雨，石头下面也会再藏蜈蚣的。
初中时，读柳子厚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奇毒，但可入药。“太医以王命聚之”，于是，有蒋氏三代冒死捕蛇以抵赋税的故事。蜈蚣也是有毒的，也是可以用来入药的，一条“蛇”顶一年的赋税，一季蜈蚣的获利比一季水稻的收入还要强，这又带点富贵险中求的味道。
吃了早饭，翻蜈蚣的出门。刚下了一场雨，山路光亮，泼了油一样地湿滑，树叶草尖挂着豆大的水珠，像是漫山遍野长满了眼睛。涧水一直在涨，快要淹没过涧的一溜礅石，用脚尖点着省略号一样的礅石过涧，有一点草上飞的感觉。
过涧即进山，一行人走在窄窄的山路上，自动走成前后脚的一列细细长长的队伍，跑在最前面的是一条黄狗，是隔壁嫂子带着壮胆的，队伍中间夹着一个初次上阵的孩子，一张脸小小白白的，小书生模样。队伍散开后，山中不见人，只听见钉耙和石头的碰撞声。不到半天工夫，山沟里传来那孩子的哭声，嗷嗷大叫，肯定是被蜈蚣咬了，疼得很。附近的嫂子赶过去，捉住那只受伤的手指，挤血，吹气，掏出一只雪白的奶子，往那有血眼的地方挤了几滴奶水揉一揉。见孩子不哭了，她扣上纽扣，从自己的袋子里扯出一条蜈蚣，让它在地上逃跑，然后用自己的耙子按住蜈蚣，给孩子做了一回捉蜈蚣的示范。要领是胆大心细和稳准狠，怕它，犹犹豫豫的，肯定是要被蜈蚣咬的。受了嫂子的奶水，孩子的痛缓解一些，但手指肿了，手臂木木的，腋下和大腿根的淋巴结也出现了。嫂子说不要紧的，一个对时就会好的。山里的孩子，谁没有被蜈蚣咬过啊，都有这个经验，咬一回就过关了。
活人不易。人这一生，危机四伏，疼痛不期而遇，怕痛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当年那个被蜈蚣咬得哇哇亂叫的男孩，半百之后再见到邻家嫂子，那个浑身散发着乳香的嫂子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看孙婆了，眼皮之上都是时间的刀痕。终极伤害的，是那些毫不痛痒又面无表情的时间，这边呱呱坠地，那边倒计时的秒针就嘀嘀嗒嗒地跑开了，谁也脱不了，谁也不能抱怨。它是温水，我们是蛙。
翻蜈蚣回来的人，用开水将袋子一浇，袋子里唾沫横飞的辱骂和惶恐不安的走动销声匿迹。被烫死的蜈蚣，倒出来，纠结着，弯缩着，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药香。这时，用两头削尖的篾黄，将它们一一绷起来，节节拉伸，身体绷得笔直，像是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放在窗台上晒干。苍蝇是不叮死蜈蚣的，只有蚂蚁会抬着蜈蚣的残肢，“哩哟哩哟”地回家。 晒干后的蜈蚣才拿去卖，卖到镇上的药材收购点去，最大的五分钱一条，中等的两分半两分不等。收购点的柜台上有刻度，但那个收购药材的老头不用，只凭眼力分等级，只有产生争议时，才用那刻度去量。后來，十厘米大蜈蚣的价格已经涨到一块了，行情好的时候能到一块半一条，一季蜈蚣，能给丘陵人家带来上万元的收入，很多人家靠翻蜈蚣盖起了小洋楼。只是那时，我已离开。
父亲从上沿墙上摘下了鸟铳，用一块油布精心地擦着，擦得枪管和“大鸡头”锃亮，桃木做的枪托也油光可鉴。雪一直在下，可是还没有封山，冬猎还不到时候，须等到山上的獐子和野兔断了顿，才肯靠近农田和村庄。
擦好了枪，他又蹲在门口，借着亮光，将麻袋里的山芋干倒出来，一一挑拣。白生生的留着明年春天煮粥，那些因为下雨没来得及收而生了霉点子的，则单独装在一只口袋里面，等哪一天赶集，去县酒厂设在集上的门市部去换八毛二一斤的地瓜干子酒。
冬天是火的季节，人需要火，火需要柴草。
前文几次说到丘陵的草盛，丘陵是不缺草的。可正份的草是要卖钱的，自家烧锅的燃料需要另找。山林是集体的，留给孩子们发挥的余地很小，但这么大好的闲冬，什么也不做，显然不是丘陵人家的教养，也不符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信条。二姐将一柄托刀捆在竹竿上，带领着我们去打松节和捣松果。松树林在后山，郁郁葱葱的一大片，似乎在等着下雪。松林总是很干净，风也很干净，林下只有一株株山茶，接收着斜射进来的阳光。松树节是松树砍枝后留下的节，枯干了，一碰就落;松果也枯干了，绣球一样挂着灯笼，有的干脆落在地上，捡起来就好。二姐昂着脖子，眯缝着眼，举着托刀，站在高高的松树下，敲松节，捣松果，我们追着顺坡滚落的松果儿，捡到了，放进篾箩里。
高大有鳞的是黑松，粗壮矮小的似乎永远年轻的是马尾松。气温到零下的时候，马尾松的松针间会渗出晶莹的松糖，远看像松针卧雪，吃进嘴里，很甜也很鲜。我们折下一颗，拔下松针，一根接一根地放进嘴里，用舌头一找，吃了松糖，再把松针扔掉，吃得多了，舌头麻了，嘴染成了绿色。
我们曾在松树林里发现了一具鹰的骨架，躺在一堆褐色的羽毛中。二姐捡了几根长长的翎子，打算凑凑，做一把羽扇。只是我们再也没有遇见过。
山寒水瘦。丘陵的鹰是小型猛禽，被叫作“鹞”，它是那个飞得最高远的孩子。
（选自2021年第6期《安徽文学》）
原刊责编 黄月梅
不好生活的地方，往往是好生养的地方。丘陵总是人丁兴旺，孩子成窝，吃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但现在也不是这样了。
年前，我驱车百十里，回了一趟老家。在村口，碰到抱着孩子的堂兄。我问：“孙子？”堂兄说：“重子！”堂兄结婚早，儿子孙子结婚都早，他六十出头已经带上重孙。儿孙都在上海打工，也在上海安了家，堂兄骂：“？菖亲妈的，这些东西都不回来了。”堂兄老了。
当年，堂兄是村中孩子的领袖，带领着我们和邻村的孩子打石头仗，石如飞蝗，被砸中的头破血流，嗷嗷乱叫。如今村中再也找不出一个闯祸的孩子，也看不见追打孩子的母亲和一声接一声气急败坏的咒骂。
堂兄一直生活在原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一说起“现在”就生气。
“现在做田连个锄头都没有，背个药水筒子打除草剂！现在下地，骑个电瓶车，不像去干活像去看戏！”又讲到气候和环境：“原来冬天大牯牛都冻死了，现在冬天蚊子都冻不死！原先这条河里小鱼小虾的，淘米篮子都能舀到，三岁伢子下水都能摸到鱼……”堂兄是个木匠，吃过几年咸菜饭，学得一门好手艺，特别是“隔”（割）得一手好“材”，远近有名。村中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睡上立新做的棺材”。“立新”是堂兄的大号。禁止土葬的政策落地，堂兄失了手艺，断了财路，在村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丘陵田小，他和堂嫂除了带孩子，还捡些零头碎脑的田来做。丘陵红壤，颜色好看，能开染坊，但瘦瘠，种庄稼不出货;红土性黏，沾锄头，田不好做。可他们总是把田做得角到边齐，把庄稼伺候得漂漂亮亮。勤劳，谨小慎微，能吃苦，犟脾气，爱贫嘴，堂兄是典型的丘陵人。而我在外面漂荡了多年，只能算个“非典型的丘陵人”。人越来越懒了。以前这时候，山上都能看见双衣花了。堂兄想表达的是“人勤春早”，肯做会累的人，春来得更早。
“双衣？”我刚想查问这久违的“发小”，堂兄却说：“现在很少见了。”
从一九八三年读中专开始，我就离开了村子，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乡镇，走来走去，兜兜转转，似乎是走出去了，但走出去的只是村子，从未走出丘陵。我一个干了几十年农技员的老同学说：“丘陵的路，缠腿，道不好走。”老同学说得隐晦。他也是丘陵之子，酒量大，能睡，清醒的时候，也沉默得像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人这一生，喜欢在山顶上跟自己分手，上山的时候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往上爬，只有下山的时候才频频回头。“狐死必首丘”，屈子若是得意，写不出如此深沉痛彻的句子。家山没有风景，荒岗也从不丰饶，却时时让我牵挂。我想为丘陵写点什么，却一直迷茫于它地貌的复杂、气候的中庸、物产的零碎和人心的叵测，拿捏不准也就无从下笔。无意之中，堂兄的一句话，我似乎有了灵感。
“双衣”也是丘陵的孩子。
隆冬的天底下，一条蜡样的河湾，静止不流。在河与南山之间，有些歇冬的田块，在河与北山之间，稍高的地势上面，有些散落的人家。冬日里的人家最像人家。
滴水滴冻，母亲刚把湿衣服晾在门口的索上，转身进屋，衣服就冻成了硬邦邦的壳。
家中。大门上的每条缝都用裁纸糊上，不给风留一丝缝隙;堂屋中间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四方形的火塘，里面烧着树根，火塘上方是一个火吊子，用铁链缭在梁上，火苗舔着吊子底，大梁熏得漆黑。
父亲拾粪归来，在石砧上面锤干草，干草锤软和了好搓草绳，开春要用。劳动是他驱寒取暖的方式。军人出身的他改不了出操的习惯，大冬天的，踩着大白霜出门，全村第一个，只是将“一二一”改成了拾粪。父亲会理发，会拳脚，会修剪果木，会用搭网捕鱼，会用苦楝树的根熬汤给我们驱蛔虫。他还用薄膜在院子的一角搭建了一个阳光棚，让我们在太阳下沐浴。父亲要带我们“出操”，母亲惯着我们，叫我们别起来，好不容易焐热了被窝，早饭就在床头上吃，先铺一块围腰，再盛一碗山芋粥递到我们手里。
拾粪回来的父亲说，山脚下看见双衣花了，这天冷不到哪去了。
双衣开花在旧历年的前后。它是丘陵一年当中开花最早的草本植物，和蜡梅花前后脚。赶上暖冬，冬至上坟就能看见双衣花了。先是从冻土里撇出两片很厚实的叶子，叶中间挑一根瘦弱的莖，茎很短，顶端开一朵白盏黄蕊的六瓣花，贴着地面，像是贴着水面的睡莲。
双衣是乳名，它的学名叫“光慈姑”，是一味中草药，因为开花早，丘陵的老少都叫它迎春花。敢为天下先的，一定都有天赋异秉，双衣也是，它的花和叶都有一层厚厚的植物脂肪，埋在地下的双衣果（块茎）也穿着一棉一夹两层“衣”。
人们常说“九尽花开，冻出尿来”，九未尽，花却开了，不惧冬的淫威，独骑闯关，笑傲江湖，双衣花是那样的勇敢。记得一位忆苦思甜的大爷，曾动情并自豪地对我们诉说：“六○年，过粮食关，我靠一柄山锄（挖双衣果），救了一家人性命，双衣花是我们穷人的花！”
是啊，在草都不敢露头的寒冬，双衣花开，吹响了向严冬冲锋的号角，鼓舞着人们：严冬将尽，春光不远，也许就在明天吧，穷人可以不愁了。
等到花开天下暖的时候，双衣花反而不见了。它们早在清明之前，就花落蒂结，用一个蒴形的果，收藏着自己的种子，纷披的长叶，也随风作草，不久也悄然地落下了。
不再是花的双衣，在泥土里猫着，等待着。等田里的早稻扬花，等早稻落场，等乡间四月连枷响，等丘陵人家的孩子捧着比脸还要大的蓝边碗喊饿的时候。春脖子长，满地都是“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这段时间，在部队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父亲，也躺在床上叹气，夜里涧水哗啦哗啦地响，搅动得人心神不安。他最怕听到的是母亲的量米升子刮米缸的声音，只可惜那一河滩上的卵石变不成软乎乎的馒头。这时候能帮一把的就只有双衣了。双衣是百合科植物，有石蒜一样的块茎，清明前后就能起获。人们纷纷上山挖双衣果，回来和米同煮。“双衣粥”特别浓稠，特别扛饿，吃进嘴里，绵绵的，糯糯的，也别有风味。对于年年都闹一次的荒春，对于“牙齿敲敲一大捧”的丘陵人家，双衣果岂止是好吃，简直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是救荒的恩物。 大姐和二姐已经能够分担一点家务了。从早春到仲春，她们一直在寻找，寻找着每一块泥土之下的密藏。她们有灵敏的嗅觉，能嗅出那些眼睛尚未发现的东西，这是饥饿和丘陵的双重叠加，培养出来一个个食蚁兽般的鼻子，为丘陵孩子所特有。春来昼长，放晚学后太阳离山顶还有一丈高，她们身背篾箩，肩扛山锄，嘴里啃着一根生山芋上坡。丘陵是个草盛的地方。草长齐后，双衣完全转入地下，这时候的双衣果已经圆气，籽粒饱满而充盈。双衣果喜欢聚族而居，找到一棵往往就找着了一大家子，双衣果结得不深，在地下十到十五厘米的地方，红壤的板结和逼仄的石头缝里，它们也能很好地生长。百姓不耕不种，不薅不锄，到时候就来收获，它们也不见怪。它们是自然的馈赠，是上天派来脱生民于饥馑的，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大姐和二姐选中一块地方，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二姐先挖一锄头泥巴凑到鼻子尖嗅嗅，又让大姐嗅嗅，嗅到了，就像垦荒一样一锄合一锄地挖过去，穿得棉裹裹的双衣果被挖出来，像一个个呆萌呆萌的小棕熊。双衣穿着两层衣，剥开外面一层沾着红壤带着土腥味的棕红色“皮衣”，露出里面雪白的“府绸衬衣”。看这穿着，外头，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里面，一个青衿白袷的读书郎。剥开内层，才露出它光溜瓷实的仿佛一敲当当响的肌肤，羊胆一样的形状。将它们晒干了，就是药材光慈姑的干果用以入药的部分。《中华本草》等医书上都说，光慈姑“味甘，性温，有轻毒”，“有散结、化瘀之功效”。那些年，只知道饿，只知道它和山芋、芋头、土豆等一样能吃，并没有将它当成什么名贵药材。把天物当敝屣，现在想来，真是罪过。贫穷自带三分轻毒。
草盛苗稀的岁月，丘陵用它并不宽广的胸怀展现出极为慷慨的一面，如今我们阔了，它反倒吝啬了。丘陵的光慈姑资源已经匮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正如我堂兄说的：“很难找到了！不过，现在人也不指望它来生存了。”
双衣干果舂成的粉，是止泻良药。取出两勺双衣粉，冷水勾芡，用开水，一冲数调，就是一碗绿莹莹的挂片糊，吃进嘴里，泥土的气息中有丝丝淡淡的甜。孩子们都吃过那一碗浓稠绵密的双衣糊，体验过它食药兼备、药到病除的神奇。就是不拉稀，有时也冲上一碗，当粥喝。暮色中，大姐命令我们剥双衣果的第一层“衣”，她剥第二层，第二道工序比较精细。双衣果丢进瓷盆里，“当啷”一声响。当啷当啷，半天“当啷”，明天早上的粥就浓稠了。有“双衣”护身，艰苦的日子也有了亮色和回声。
那时不知道它的大名叫“光慈姑”，丘陵的孩子真该感念地叫它一声“姑”。
惊蛰一声雷，蜈蚣便从冬眠的梦里醒来。它们是春天的孩子。
枯树叶一样颜色的山蛙，在林下跳跃，四脚蛇顺着蕨类或麦冬草的茎叶，跑得比兔子还快。江淮丘陵的蜈蚣，红头，黑盖，淡红色的肚子，橙红色的脚，蠕动爬行，百足协调一致，节节向前，像行驶在弯道上的一列慢车。蜈蚣是昼伏夜出的习性，白天喜欢躲在石头底下休息，夜间外出捕食。翻蜈蚣的人带着两齿的钉耙，柄上系一个用布头缝制的松紧口的袋子，顺着山脚走，顺着山沟走，顺着山梁走，一路走，一路翻石块。早年蜈蚣好翻的时候，平均每十块石头就有一块下面藏着蜈蚣。石头移走，蜈蚣见光，惊慌地逃走，可是已经迟了，它被钉耙的一齿按住，扭过头来，用浑身的“脚”抱住铁齿，用毒牙啮咬着齿尖。捉蜈蚣的人伸出左手，连脖子带头地掐住它，又腾出右手，用指甲一边一下，切断它的两颗黑色的毒刺，缴了它的械后，将它塞进布袋里。
暮春，空山无人，草深叶密，这时，某一条山沟里传来哗啦哗啦翻石头的声音，打破了春山的寂静，有人，那一定是一个翻蜈蚣的人。翻蜈蚣的人是有路的，路在心里。一群人进山后就分开了，各走各的路，胆子大的，专挑那些人迹罕至的孤深洼子里去，或是孤坟野地，会有很多的收获。胆子小的妇女和学生，只敢在离道路村庄近的地方，这些地方通人气，有事能喊得应人。可这些地方的石块被人翻了很多遍，收获很少，但只要是一夜新雨，石头下面也会再藏蜈蚣的。
初中时，读柳子厚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奇毒，但可入药。“太医以王命聚之”，于是，有蒋氏三代冒死捕蛇以抵赋税的故事。蜈蚣也是有毒的，也是可以用来入药的，一条“蛇”顶一年的赋税，一季蜈蚣的获利比一季水稻的收入还要强，这又带点富贵险中求的味道。
吃了早饭，翻蜈蚣的出门。刚下了一场雨，山路光亮，泼了油一样地湿滑，树叶草尖挂着豆大的水珠，像是漫山遍野长满了眼睛。涧水一直在涨，快要淹没过涧的一溜礅石，用脚尖点着省略号一样的礅石过涧，有一点草上飞的感觉。
过涧即进山，一行人走在窄窄的山路上，自动走成前后脚的一列细细长长的队伍，跑在最前面的是一条黄狗，是隔壁嫂子带着壮胆的，队伍中间夹着一个初次上阵的孩子，一张脸小小白白的，小书生模样。队伍散开后，山中不见人，只听见钉耙和石头的碰撞声。不到半天工夫，山沟里传来那孩子的哭声，嗷嗷大叫，肯定是被蜈蚣咬了，疼得很。附近的嫂子赶过去，捉住那只受伤的手指，挤血，吹气，掏出一只雪白的奶子，往那有血眼的地方挤了几滴奶水揉一揉。见孩子不哭了，她扣上纽扣，从自己的袋子里扯出一条蜈蚣，让它在地上逃跑，然后用自己的耙子按住蜈蚣，给孩子做了一回捉蜈蚣的示范。要领是胆大心细和稳准狠，怕它，犹犹豫豫的，肯定是要被蜈蚣咬的。受了嫂子的奶水，孩子的痛缓解一些，但手指肿了，手臂木木的，腋下和大腿根的淋巴结也出现了。嫂子说不要紧的，一个对时就会好的。山里的孩子，谁没有被蜈蚣咬过啊，都有这个经验，咬一回就过关了。
活人不易。人这一生，危机四伏，疼痛不期而遇，怕痛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当年那个被蜈蚣咬得哇哇亂叫的男孩，半百之后再见到邻家嫂子，那个浑身散发着乳香的嫂子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看孙婆了，眼皮之上都是时间的刀痕。终极伤害的，是那些毫不痛痒又面无表情的时间，这边呱呱坠地，那边倒计时的秒针就嘀嘀嗒嗒地跑开了，谁也脱不了，谁也不能抱怨。它是温水，我们是蛙。
翻蜈蚣回来的人，用开水将袋子一浇，袋子里唾沫横飞的辱骂和惶恐不安的走动销声匿迹。被烫死的蜈蚣，倒出来，纠结着，弯缩着，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药香。这时，用两头削尖的篾黄，将它们一一绷起来，节节拉伸，身体绷得笔直，像是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放在窗台上晒干。苍蝇是不叮死蜈蚣的，只有蚂蚁会抬着蜈蚣的残肢，“哩哟哩哟”地回家。 晒干后的蜈蚣才拿去卖，卖到镇上的药材收购点去，最大的五分钱一条，中等的两分半两分不等。收购点的柜台上有刻度，但那个收购药材的老头不用，只凭眼力分等级，只有产生争议时，才用那刻度去量。后來，十厘米大蜈蚣的价格已经涨到一块了，行情好的时候能到一块半一条，一季蜈蚣，能给丘陵人家带来上万元的收入，很多人家靠翻蜈蚣盖起了小洋楼。只是那时，我已离开。
父亲从上沿墙上摘下了鸟铳，用一块油布精心地擦着，擦得枪管和“大鸡头”锃亮，桃木做的枪托也油光可鉴。雪一直在下，可是还没有封山，冬猎还不到时候，须等到山上的獐子和野兔断了顿，才肯靠近农田和村庄。
擦好了枪，他又蹲在门口，借着亮光，将麻袋里的山芋干倒出来，一一挑拣。白生生的留着明年春天煮粥，那些因为下雨没来得及收而生了霉点子的，则单独装在一只口袋里面，等哪一天赶集，去县酒厂设在集上的门市部去换八毛二一斤的地瓜干子酒。
冬天是火的季节，人需要火，火需要柴草。
前文几次说到丘陵的草盛，丘陵是不缺草的。可正份的草是要卖钱的，自家烧锅的燃料需要另找。山林是集体的，留给孩子们发挥的余地很小，但这么大好的闲冬，什么也不做，显然不是丘陵人家的教养，也不符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信条。二姐将一柄托刀捆在竹竿上，带领着我们去打松节和捣松果。松树林在后山，郁郁葱葱的一大片，似乎在等着下雪。松林总是很干净，风也很干净，林下只有一株株山茶，接收着斜射进来的阳光。松树节是松树砍枝后留下的节，枯干了，一碰就落;松果也枯干了，绣球一样挂着灯笼，有的干脆落在地上，捡起来就好。二姐昂着脖子，眯缝着眼，举着托刀，站在高高的松树下，敲松节，捣松果，我们追着顺坡滚落的松果儿，捡到了，放进篾箩里。
高大有鳞的是黑松，粗壮矮小的似乎永远年轻的是马尾松。气温到零下的时候，马尾松的松针间会渗出晶莹的松糖，远看像松针卧雪，吃进嘴里，很甜也很鲜。我们折下一颗，拔下松针，一根接一根地放进嘴里，用舌头一找，吃了松糖，再把松针扔掉，吃得多了，舌头麻了，嘴染成了绿色。
我们曾在松树林里发现了一具鹰的骨架，躺在一堆褐色的羽毛中。二姐捡了几根长长的翎子，打算凑凑，做一把羽扇。只是我们再也没有遇见过。
山寒水瘦。丘陵的鹰是小型猛禽，被叫作“鹞”，它是那个飞得最高远的孩子。
（选自2021年第6期《安徽文学》）
原刊责编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