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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生活在西周王权正在解体的春秋末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社会现状使教育权利下移。孔子适应社会需求首创了私学，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百家”的转变，破除了商周时期“政教合一”的教育模式。而生活在战国时代自称“鄙人”的墨子，他所创办的私学是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校。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理论研究的代表，墨子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培训的代表，他们的教育理念存在着许多差异。
关键词：孔子 墨子 教育理念 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类社会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作为一种物质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手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和历史的任何时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痕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是属于贵族的特权，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而且也完全占有教育资源。因此，反映到教育理念上，就是“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长期的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统治局面，又形成了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为教材的理论教育模式。自从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教育和被教育都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生产劳动则基本上由下层劳动者承担，而学校的理论学习和精英式教育，更使得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地加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成了有权利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的人生目标，而受教育的贵族子弟会把教育与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不断地升堂入室地走向纯学术的领域里，使学术研究与生产实践之间产生更加严重的分离。在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之下，古代的学者都把“君子忧道不忧贫”作为道德信仰，有学问的君子们应当探讨天地人生的大道理，而不会去讨论某一种生产劳动技能。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分离与对立的现像，自孔子时代就已开始产生，并且在孔子的教育理念里有明确的体现。
孔子生活在西周王权正在解体的春秋末期，土地私有化已成为普遍的趋势，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已势不可挡，“人道”、“民本”等思想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生活于经历过变革改良的鲁国孔子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春秋社会正处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的动荡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社会现状使得教育权利急剧下移。孔子适应社会需求首创私学，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百家”的学术统治现状的转变，破除了“政教合一”的教育模式，使教育独立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孔子私学，在教育理念上难免表现出既变革又复古的双重性质。而生活战国时代自称“鄙人”的墨子，是孔子之后开设私学规模最大者，“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墨子的私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一位特殊的教育家，墨翟虽然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也长于《诗》、《书》、《春秋》等儒家学术理论，但他的教育理念却已经与孔子有着极大的区别。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理论研究的代表，墨子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培训的代表，他们的教育理念存在着许多差异，本文试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论证孔墨教育理念的差异。
一 教育目标的巨大差异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古籍的编纂者，对商周的古代文献有着执着的爱好。孔子在他的私学里传授“诗、书、礼、乐、义、春秋”等六种文献典籍，在孔子晚年的时候又带领弟子修纂《春秋》一书，还培养出了孔门十哲，这说明孔子私学里主要从事的是学术理论研究。孔子的教育方式是通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的传授来传授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之道，其目的是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目的，培养出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的封建接班人。所以，孔子要与苦学的颜回讨论“为政”、“为孝”之道，要与巧学的子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讨论《诗经》，要与子贡讨论“富而无骄，贫而无谄”的修身之道，要与子路讨论“片言可以折狱”的法制观念，以此达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教育目的。而对于直接涉及到民生质量的生产劳动技能，孔子颇不以为然，所以弟子樊迟提出向孔子“请学稼”“请学圃”时，孔子显得非常反感，他生硬地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并且还要骂樊迟：“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的话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于生产技能的鄙视，也说明在孔子的私学里完全没有讨论职业技术的可能性。
而墨子出身于下层的手工劳动者，代表的是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一生都过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俭朴生活，在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墨子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生存的艰辛，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教育理念，墨子将培养弟子的职业技能当成自己的教育目标。
墨子属于小手工业者，他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看到了保护下层平民的利益也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措施，而下层平民需要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墨子心怀救亡图存之念，希望通过教导下层民众掌握劳动技能而达到共同构建理想社会的目的。因此，有着丰富的动手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墨子，他所创办的私学其实就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据《公输》篇中记载，墨子弟子三百人在宋国“持守圉之器”等待楚国人的进攻，以破公输布下的云梯战术，可见墨子私学里不仅弟子众多，教学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为了达到让弟子掌握某种生产技能的目的，墨子还注重对弟子们进行科技知识的教育。墨子本人很善于观察生产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并积极探索包含在生产劳动中的自然规律，从中推论出未知的知识，获取新的知识，再将其转化为进步的生产力。如墨子在生产中发现了杠杆、滑轮、斜面的原理以及建筑知识，墨子在《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中，也谈及了天文学中太空引力、地球运转和时空观等问题，《墨子·法仪》中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这些科技知识的传授是墨子私学中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墨子及弟子们可以动手造出云梯、滑翔器、各种车辆的理论基础。因此，墨子培养出的弟子不是让他们去做官，而是让他们成为道德高尚、掌握劳动技能的手工业者，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教育目的与孔子有着显著的差异。 二 教育对象的巨大差异
孔子出身于春秋时没落的贵族家庭，面对礼崩乐坏的西周社会，孔子一心向往着西周时的礼制时代，希望恢复以往的西周礼仪制度，孔子提出了“吾从周”的政治见解。为了实现自己“吾从周”的政治抱负，孔子曾率领弟子游说列国十多年，一心想说服诸侯推行仁政礼制，从而将已经末路的西周等级制度再次复活。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决定了他的教育对象只能是上层贵族子弟和士大夫们，来孔子私学里接受教育的弟子也是一心想“学而优则仕”、或是通过孔子的社会关系进入仕途的政客，因此可以说，孔子私学里所推行的是精英教育，是为上层贵族阶级服务的，他的教育对象是贵族阶层。
墨子率先将自己的教育对象定在了社会下层，其教育目的重在使受教育者能够“谋食”，而不是“谋道”。“谋食”的途径就是自己动手，用技术能力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来换取生活资源。墨子的弟子大部分是“农与工肆之人”，都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贫穷手工业者，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实际的需要来设计教学的内容，以培养动手型人才为其教育方向。在墨子的教育内容中，直接和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要求弟子学会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巧，达到“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的目标。在《墨子·节用中》有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墨子本人也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并把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自己的弟子，墨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在教学实践中该增者增，该减者减，使前来求学的每一位弟子都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作者。在培养弟子生产技能的同时，墨子还注重培养弟子们吃苦耐劳、奉献社会的精神，如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跟随墨子三年，一直在勤奋地工作，“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这说明墨子培养出的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更是一个高尚的劳动者。
《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看到周礼的繁琐与靡费，特别是在“慎终追远”的思想之下，西周人有着厚葬之风，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周礼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对下层民众物质上的掠夺与精神上的奴役。所以，墨子不主张推行周礼而主张用“夏政”。夏朝属于远古时代，先民们处于原始的生存状态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那些繁文缛节，没有那么多铺张的礼仪场面，百姓自耕自食，鼓腹而歌，只要掌握了某种生产技能，就可以安身立命，过着“小富即安”的快乐日子。所以，墨子认为“夏政”才是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教化民众才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根本。因此，墨子私学里的教育对像是生产劳动技能型的下层民众，而孔子私学里的教育对象是积极入仕的政治人才，二者之间有着“谋食”与“谋道”的根本区别。
三 学术态度的巨大差异
在学术研究上，孔子一直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宋代朱熹所撰《论语集注》卷四解释此句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这说明孔子有学术态度还趋于保守，他认为自己只有编修前人古籍的资格，而并不具备创造某种学术理论的能力，所以才要“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指的是“商贤大夫，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就是传说中的彭祖，彭祖是中国长寿的代表，传说历夏朝、商朝两代。商朝时彭祖为守藏史，官拜贤大夫，周朝时担任柱下史，所以阅览古籍甚广，编修史料甚多，孔子自比彭祖，就是说自己也编修了许多史籍，但并没有创造学术理论专著。
墨子的学术态度与孔子完全相反，墨子在《耕柱》篇中明确提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认为，人类文化的创造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一个时期都应有新的创造，都应当有新的补充，而不能停滞于前人的理论上。这体现了墨子积极向上的学术思想和开放式的教学思维。因此，墨子云：“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传承了古人的学术理论，更注重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符合当今社会的学术理念，而人类学习古人知识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知识领域。所以，墨子提出的“述而作”的学术思想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对于培养弟子的创新能力具有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墨子虽然都是古代影响力巨大的教育家，都对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由于他们两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有着很大区别，所以在教育结果上、培养目标上、选择受教育对像上都会产生差异。但正是因为二者的差异，使中国古代教育自西周时起，就明确地划分为理论研究与职业教育两大类别，这种划分一方面完善了中国教育的种类，另一方面也使素质不同的受教育者能因材施教，学有所长，使学校能够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要的全面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孙怡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
[2] 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马元，女，1980—，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品德教育、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关键词：孔子 墨子 教育理念 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人类社会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作为一种物质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手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和历史的任何时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痕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是属于贵族的特权，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而且也完全占有教育资源。因此，反映到教育理念上，就是“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长期的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统治局面，又形成了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为教材的理论教育模式。自从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教育和被教育都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生产劳动则基本上由下层劳动者承担，而学校的理论学习和精英式教育，更使得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地加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成了有权利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的人生目标，而受教育的贵族子弟会把教育与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不断地升堂入室地走向纯学术的领域里，使学术研究与生产实践之间产生更加严重的分离。在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之下，古代的学者都把“君子忧道不忧贫”作为道德信仰，有学问的君子们应当探讨天地人生的大道理，而不会去讨论某一种生产劳动技能。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分离与对立的现像，自孔子时代就已开始产生，并且在孔子的教育理念里有明确的体现。
孔子生活在西周王权正在解体的春秋末期，土地私有化已成为普遍的趋势，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已势不可挡，“人道”、“民本”等思想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生活于经历过变革改良的鲁国孔子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春秋社会正处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的动荡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社会现状使得教育权利急剧下移。孔子适应社会需求首创私学，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百家”的学术统治现状的转变，破除了“政教合一”的教育模式，使教育独立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孔子私学，在教育理念上难免表现出既变革又复古的双重性质。而生活战国时代自称“鄙人”的墨子，是孔子之后开设私学规模最大者，“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墨子的私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一位特殊的教育家，墨翟虽然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也长于《诗》、《书》、《春秋》等儒家学术理论，但他的教育理念却已经与孔子有着极大的区别。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理论研究的代表，墨子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培训的代表，他们的教育理念存在着许多差异，本文试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论证孔墨教育理念的差异。
一 教育目标的巨大差异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古籍的编纂者，对商周的古代文献有着执着的爱好。孔子在他的私学里传授“诗、书、礼、乐、义、春秋”等六种文献典籍，在孔子晚年的时候又带领弟子修纂《春秋》一书，还培养出了孔门十哲，这说明孔子私学里主要从事的是学术理论研究。孔子的教育方式是通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的传授来传授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之道，其目的是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目的，培养出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的封建接班人。所以，孔子要与苦学的颜回讨论“为政”、“为孝”之道，要与巧学的子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讨论《诗经》，要与子贡讨论“富而无骄，贫而无谄”的修身之道，要与子路讨论“片言可以折狱”的法制观念，以此达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教育目的。而对于直接涉及到民生质量的生产劳动技能，孔子颇不以为然，所以弟子樊迟提出向孔子“请学稼”“请学圃”时，孔子显得非常反感，他生硬地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并且还要骂樊迟：“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的话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于生产技能的鄙视，也说明在孔子的私学里完全没有讨论职业技术的可能性。
而墨子出身于下层的手工劳动者，代表的是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一生都过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俭朴生活，在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墨子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生存的艰辛，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教育理念，墨子将培养弟子的职业技能当成自己的教育目标。
墨子属于小手工业者，他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看到了保护下层平民的利益也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措施，而下层平民需要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墨子心怀救亡图存之念，希望通过教导下层民众掌握劳动技能而达到共同构建理想社会的目的。因此，有着丰富的动手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墨子，他所创办的私学其实就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据《公输》篇中记载，墨子弟子三百人在宋国“持守圉之器”等待楚国人的进攻，以破公输布下的云梯战术，可见墨子私学里不仅弟子众多，教学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为了达到让弟子掌握某种生产技能的目的，墨子还注重对弟子们进行科技知识的教育。墨子本人很善于观察生产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并积极探索包含在生产劳动中的自然规律，从中推论出未知的知识，获取新的知识，再将其转化为进步的生产力。如墨子在生产中发现了杠杆、滑轮、斜面的原理以及建筑知识，墨子在《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中，也谈及了天文学中太空引力、地球运转和时空观等问题，《墨子·法仪》中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这些科技知识的传授是墨子私学中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墨子及弟子们可以动手造出云梯、滑翔器、各种车辆的理论基础。因此，墨子培养出的弟子不是让他们去做官，而是让他们成为道德高尚、掌握劳动技能的手工业者，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教育目的与孔子有着显著的差异。 二 教育对象的巨大差异
孔子出身于春秋时没落的贵族家庭，面对礼崩乐坏的西周社会，孔子一心向往着西周时的礼制时代，希望恢复以往的西周礼仪制度，孔子提出了“吾从周”的政治见解。为了实现自己“吾从周”的政治抱负，孔子曾率领弟子游说列国十多年，一心想说服诸侯推行仁政礼制，从而将已经末路的西周等级制度再次复活。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决定了他的教育对象只能是上层贵族子弟和士大夫们，来孔子私学里接受教育的弟子也是一心想“学而优则仕”、或是通过孔子的社会关系进入仕途的政客，因此可以说，孔子私学里所推行的是精英教育，是为上层贵族阶级服务的，他的教育对象是贵族阶层。
墨子率先将自己的教育对象定在了社会下层，其教育目的重在使受教育者能够“谋食”，而不是“谋道”。“谋食”的途径就是自己动手，用技术能力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来换取生活资源。墨子的弟子大部分是“农与工肆之人”，都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贫穷手工业者，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实际的需要来设计教学的内容，以培养动手型人才为其教育方向。在墨子的教育内容中，直接和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要求弟子学会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巧，达到“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的目标。在《墨子·节用中》有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墨子本人也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并把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自己的弟子，墨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在教学实践中该增者增，该减者减，使前来求学的每一位弟子都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作者。在培养弟子生产技能的同时，墨子还注重培养弟子们吃苦耐劳、奉献社会的精神，如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跟随墨子三年，一直在勤奋地工作，“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这说明墨子培养出的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更是一个高尚的劳动者。
《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看到周礼的繁琐与靡费，特别是在“慎终追远”的思想之下，西周人有着厚葬之风，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周礼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对下层民众物质上的掠夺与精神上的奴役。所以，墨子不主张推行周礼而主张用“夏政”。夏朝属于远古时代，先民们处于原始的生存状态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那些繁文缛节，没有那么多铺张的礼仪场面，百姓自耕自食，鼓腹而歌，只要掌握了某种生产技能，就可以安身立命，过着“小富即安”的快乐日子。所以，墨子认为“夏政”才是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教化民众才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根本。因此，墨子私学里的教育对像是生产劳动技能型的下层民众，而孔子私学里的教育对象是积极入仕的政治人才，二者之间有着“谋食”与“谋道”的根本区别。
三 学术态度的巨大差异
在学术研究上，孔子一直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宋代朱熹所撰《论语集注》卷四解释此句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这说明孔子有学术态度还趋于保守，他认为自己只有编修前人古籍的资格，而并不具备创造某种学术理论的能力，所以才要“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指的是“商贤大夫，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就是传说中的彭祖，彭祖是中国长寿的代表，传说历夏朝、商朝两代。商朝时彭祖为守藏史，官拜贤大夫，周朝时担任柱下史，所以阅览古籍甚广，编修史料甚多，孔子自比彭祖，就是说自己也编修了许多史籍，但并没有创造学术理论专著。
墨子的学术态度与孔子完全相反，墨子在《耕柱》篇中明确提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认为，人类文化的创造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一个时期都应有新的创造，都应当有新的补充，而不能停滞于前人的理论上。这体现了墨子积极向上的学术思想和开放式的教学思维。因此，墨子云：“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传承了古人的学术理论，更注重进一步创造出新的、符合当今社会的学术理念，而人类学习古人知识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知识领域。所以，墨子提出的“述而作”的学术思想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对于培养弟子的创新能力具有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墨子虽然都是古代影响力巨大的教育家，都对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由于他们两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有着很大区别，所以在教育结果上、培养目标上、选择受教育对像上都会产生差异。但正是因为二者的差异，使中国古代教育自西周时起，就明确地划分为理论研究与职业教育两大类别，这种划分一方面完善了中国教育的种类，另一方面也使素质不同的受教育者能因材施教，学有所长，使学校能够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要的全面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孙怡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
[2] 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马元，女，1980—，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品德教育、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单位：西安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