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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潘岳是西晋太康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历来学界对其《悼亡诗》研究较多，而很少关注他的四言诗。其实，潘岳的四言诗虽说在历代诗话中常常因形式大于内容而受到历代论家的诟病，却也可从历代诗话评论中分析得知，无论在引导四言诗走向碑铭体方面，还是在有意识地注重骈偶，从而预示着南朝骈体文的产生方面，潘岳的四言诗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潘岳 四言诗 诗话 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潘岳现存诗歌中，四言诗与五言诗几乎各占一半。其四言诗多为应制赠答之作，主要用于正式与公开的场合。现存完整诗篇有《关中诗》十六章、《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于贾谧坐讲〈汉书〉诗》、《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家风诗》、《离合诗》。此外，还有《东郊诗》、《鲁公诗》、《金谷会诗》三首四言残诗。现将潘岳的这些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反映情况进行梳理，整理并总结出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价值与影响。
一 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情况
四言诗自《诗经》始直至东汉，一直占据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舞台。东汉末年，五言古诗悄然兴起，出现了《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杰作。此后，经曹魏建安文学的大力推动，五言诗终于取代四言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中心舞台。
但是，这一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西晋时期，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就遭受到最后的挫折。
西晋人崇尚典正博雅的诗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将五言、七言等杂言诗视为“于俳谐倡乐世用之”的俗体，认为四言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典正之体。至于杂言诗虽然也有曲折变化的美感，却不符合自《诗经》以来四言诗典雅庄严的传统。所以，荀勖在造晋代雅乐的时候，竟然将曹魏流传下来的许多杂言雅乐悉数改为四言。
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西晋诗坛一时长篇四言泛滥成灾，上至庙堂雅乐歌辞与朝廷献诗，下至应酬赠答，凡涉及庄严正式或酬唱客套场合所作之诗，无不刻意采用典正的四言雅体。然而，诗人们在创作四言诗的时候，总是刻意地追求诗歌语言形式上的雍容典雅，却往往忽略了诗歌最重要的灵魂——性情。这就使四言诗的创作走入了一个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死胡同。
潘岳作为西晋太康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四言诗也带有这种浓重的时代特征。在他的《关中诗》、《为贾谧作赠陆机诗》等诗作中都可以看到《诗经》的影子，却又没有了《诗经》中的古朴圆融，具有明显的雕琢斧凿痕迹。明人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认为二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想要模仿《诗经》却又只得其形不得其神，正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论家对潘岳四言诗的批评核心在于其诗的“无情”。诗歌的灵魂就在于诗中流淌着的性情。缺乏性情是诗歌的硬伤，没有性情的诗歌无论辞藻上装饰得多么华丽，也不能够掩饰内容的空洞。综观潘岳的很多四言诗，如《为贾谧作赠陆机》、《于贾谧坐讲〈汉书〉诗》等，的确有文胜于质之病。然潘岳并非无情之人，他为妻子作的《悼亡诗》情采并茂，历来为人称颂。然而，这样一个多情才子却写出许多苍白无情的四言诗，究其原因主要与诗歌的内容有关。潘岳四言诗的主要作品有《关中诗十六章》、《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及《于贾谧坐讲〈汉书〉诗》。《关中诗》为献诗，自然免不了在诗中宣扬圣恩，歌功颂德。
除去上述应制赠答之作外，潘岳的四言诗中也有真性情。如他写赠表兄王堪的《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诗中全然没有空洞堆砌的套话，浅近直白的语言中充满了拳拳手足情。这首诗也颇受后人推崇。《世说新语·赏誉》记载谢朗问叔父谢安王堪是何人，谢安随口就答：“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这则故事虽是赞叹谢安记性超常，对世家谱系谙熟于心。然而潘岳的诗句脱口而出，亦可见平日诵读实多。明代陆深《俨山集·诗话》也称这首诗中“子亲伊姑，我父唯舅”这两句虽是家常叙述，却能写得典雅晓畅，既有朴直古风，文辞更加考究，为后人所难以企及。
潘岳还有另一首四言《家风诗》，这首诗语言古朴雅致，深切表达了自己不能继承父业，振兴家族的痛苦，与别的应制之作大为不同。另有《东郊诗》，只余残句：“出自东郊，忧心摇摇。遵彼菜田，言采其樵。”浑如《诗经》句法，语言清新自然，完全不似其它应制之作的华靡空洞。
综上所述，潘岳的四言诗实可分为无情与有情两大类。无情之作皆属应制赠答之作，确实写得繁冗板滞，内容空洞。由于潘岳存留的四言诗以这一类为主，所以历代诗话之评亦以此类为主痛加批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潘岳之四言诗还另有性情之作，这类诗歌的风格与前一类大不相同，却不该受上述诸家之责了。
二 潘岳四言诗中的“冒头”现象及其影响
中国诗歌向来注重发端。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好的诗歌要用让人耳目一新的切入主题，一开篇就牢牢抓住读者的心。如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一开篇就渲染出气势恢宏而充满悲凉的氛围，历来被作为工于发端的典范。至于诗歌的“冒头”现象，则刚好与此相背。
所谓“冒头”是指诗歌的发端不直入诗题，而是使用太多的有关叙说历史渊源及宣扬皇统帝功的铺垫，使诗歌显得头重脚轻。
这种提法始于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王氏以潘岳的《为贾谧作赠陆机》与陆机的《答贾常侍》这一赠一答两组诗为例，认为古诗四言之“冒头”始于陆氏兄弟与潘岳等人。事实上，冒头是西晋文人赠答应制诗中的普遍现象，几乎成为固定模式。只不过潘、陆在太康诸人中文名最高，影响又大，故而王氏把他们作为“冒头”的始作俑者来加以批评。
潘岳所作《为贾谧作赠陆机》的起首，用了两章从上古一直说到战国，还未进入正题。这样的诗歌发端，就如同做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帽子，戴在任何人的头上都无不妥，用“冒头”来描述真是再帖切不过了。潘岳另一首应制诗《关中诗》的发端，从西晋立国开始颂扬，将晋宣帝、晋文帝、晋武帝称为“三祖”，把白痴皇帝晋惠帝称为“圣皇”，大肆歌颂国祚圣功，让人生厌。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潘岳诗歌的冒头之弊主要出现在四言应酬赠答诗中。在他另一类发乎真情的四言诗如《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家风诗》中就无此病。有趣的是，陆机的冒头诗也有此特征。只要涉及较为正式的应酬赠答，立即出现冒头。如果出于自身抒情叙怀需要而作的诗就无此病。潘、陆既是西晋文坛领袖，由此可见西晋的应酬赠答诗大多都以冒头为固定的框架。
西晋四言诗之冒头既成一时风气，难免受到后世论家的批评。明代冯复京在《说诗补遗》中批评潘岳与陆机的四言诗冒头部分太费辞章，简直不能算作是诗，只不过是有韵的古文而已。清代叶矫然也在《龙性堂诗话》中批评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之冒头发端是铺陈堆砌，满纸可厌；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认为如潘岳、陆机、陆云、颜延年等人的四言应制诗的冒头写法，如出一辙，无高下之分。大抵而言，都只得了《诗经》雅颂的皮毛，是阿谀奉承的固定格式，不过是《诗经》的奴隶罢了。
这种应制冒头诗不但在西晋盛行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在整个南朝时期，应制赠答诗的冒头现象都相当普遍，在颜延之、谢朓等人的诗作中，都直接延续了西晋以来四言应制诗的冒头传统。
三 由历代诗话看潘岳四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自西汉崇尚儒学，奉《诗》为经以来，四言诗逐渐向庄严肃穆的庙堂雅言过渡。到了西晋，四言诗的雅化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潘岳的四言诗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创作是四言诗发展中的一个拐点，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其独到的文学价值。
首先，四言诗极度雅化，由抒情述志向廊庙碑铭功能过渡。
四言诗发展到西晋时期，已经变得十分尴尬。钟嵘《诗品》中就提到四言诗要写得好，必须取法《诗经》。但取法《诗经》也有难处，总容易写得文烦而意少，所以，世上已很少有人习写四言诗了。此言着实道出了诗人写作四言诗的个中苦楚。《诗经》为四言诗之正道，被历代诗人奉为四言诗创作之圭臬。诗人要创作四言诗，不拟《诗经》当然是不可以的。然拟《诗》而作，离《诗》太近或太远也都不可。这个标准着实难以把握，戴着如此沉重的镣铐，西晋诗人已很难在四言诗的创作中抒发性灵，难免会写得缺乏生气而近乎铭赞了。
后世论家如胡应麟等人常常将四言诗发展到西晋便走向僵化板滞的穷途末路归罪于潘岳、陆机等人。其实，四言诗在经过了《诗经》的辉煌后，就再未出现过创作的高峰。汉代诗歌以汉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为主，并未为四言诗补充新鲜血液。汉魏建安时期只有曹操倒是让四言诗焕发过生机，魏晋时又有嵇康的四言诗闪现过一丝亮色。勉强发展到西晋，四言诗已成强弩之末。正由于潘陆等人对四言诗进行了极度雅化的创作实践，才为四言诗另辟蹊径，使之终于迈入廊庙碑铭一途。
潘岳的四言诗在这一过渡中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如《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中用了长篇累句陈述历史，颂扬晋德。在这些诗句中已经体现出了后世碑铭体的特点。他的另一首四言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通篇都是说教和对鲁侯的吹捧，可以直接用到碑铭中去。再如，他的另一首残诗《鲁公诗》的存句：“如天之临，如地之载”窥一斑而知全貌，可知此诗也全为碑铭用语。明代许学夷亦已洞悉到潘陆四言诗的这一特点，他在《诗源辩体》中明白指出潘岳已经在用碑铭写诗了。
潘岳等人的这些极度雅化，具有累赘冒头的四言诗虽然内容上空洞无取，却在形式上派生出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导引四言诗向更为庄严肃穆的碑铭体过渡。自潘岳等人以后，四言诗逐渐退出了诗歌的大众视野而向碑铭体过渡，完成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使命。
其次，四言诗注重对偶，成为南朝骈体文的先驱。
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开始出现骈俪化的这一特点，在历代诗话中有明确反映。
明代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说潘岳、陆机的四言诗中偶句成群，简直就是四言排律。王氏的本意是批评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失去了自《诗经》以来的风雅精神，过于注重形式的美而忽视了诗歌的内容。从另一角度，他也敏锐地看出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已具有骈俪联比的特点，成为南朝骈体文的先鞭。明代冯复京也同样看出了潘陆等人的四言诗实际已经预示了追求语言极致精美的南朝骈体文即将出现。
虽然从《诗经》至汉魏时的四言诗都偶有对句出现，但却没有潘岳等人诗中的骈偶句这般出现频繁，比比皆是。如潘岳《关中诗》中，就有“岳牧虑殊，威怀理二。将无专策，兵不素肄”，“曰纳其降，曰枭其首。畴真可掩，孰伪能久”，“当乃明实，否则证空。好爵既縻，显戮亦从”，“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等一系列骈偶诗句；《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中亦有“子亲伊姑，我父惟舅。昆同瓜瓞，志齐执友”，“情有迁延，日无余景。回辕南翔，心焉北骋”等句式。除长篇四言诗外，潘岳四言短诗中的骈偶句也屡屡出现，如《于贾谧坐讲〈汉书〉诗》中的“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离合诗》中的“桒梓被原，卉木在野。锡鸾未设，金石拂举”等。潘岳这些四言诗中的骈偶诗句往往表现得自然连贯，一气呵成，实已具有六朝骈体文的雏形。
这种现象其实也说明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往往是一脉相承，有其渊源的。如果没有潘岳等人骈俪化的诗句，也不会有六朝骈体文的盛行，就更不会催生出在唐代大放异彩的律诗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岳等人对于律诗的产生，实在功不可没。
综合看来，历代诗话中诸子所评多为确论。潘岳四言诗的文学成就并不算高，但也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引导四言诗走向碑铭体方面，还是对南朝骈体文的产生所具有的预示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诗文的发展也具有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梁）萧统、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董志广：《潘岳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6]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作者简介：谢丹，女，1974—，贵州兴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魏晋方向），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关键词：潘岳 四言诗 诗话 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潘岳现存诗歌中，四言诗与五言诗几乎各占一半。其四言诗多为应制赠答之作，主要用于正式与公开的场合。现存完整诗篇有《关中诗》十六章、《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于贾谧坐讲〈汉书〉诗》、《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家风诗》、《离合诗》。此外，还有《东郊诗》、《鲁公诗》、《金谷会诗》三首四言残诗。现将潘岳的这些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反映情况进行梳理，整理并总结出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价值与影响。
一 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情况
四言诗自《诗经》始直至东汉，一直占据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舞台。东汉末年，五言古诗悄然兴起，出现了《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杰作。此后，经曹魏建安文学的大力推动，五言诗终于取代四言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中心舞台。
但是，这一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西晋时期，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就遭受到最后的挫折。
西晋人崇尚典正博雅的诗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将五言、七言等杂言诗视为“于俳谐倡乐世用之”的俗体，认为四言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典正之体。至于杂言诗虽然也有曲折变化的美感，却不符合自《诗经》以来四言诗典雅庄严的传统。所以，荀勖在造晋代雅乐的时候，竟然将曹魏流传下来的许多杂言雅乐悉数改为四言。
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西晋诗坛一时长篇四言泛滥成灾，上至庙堂雅乐歌辞与朝廷献诗，下至应酬赠答，凡涉及庄严正式或酬唱客套场合所作之诗，无不刻意采用典正的四言雅体。然而，诗人们在创作四言诗的时候，总是刻意地追求诗歌语言形式上的雍容典雅，却往往忽略了诗歌最重要的灵魂——性情。这就使四言诗的创作走入了一个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死胡同。
潘岳作为西晋太康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四言诗也带有这种浓重的时代特征。在他的《关中诗》、《为贾谧作赠陆机诗》等诗作中都可以看到《诗经》的影子，却又没有了《诗经》中的古朴圆融，具有明显的雕琢斧凿痕迹。明人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认为二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想要模仿《诗经》却又只得其形不得其神，正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论家对潘岳四言诗的批评核心在于其诗的“无情”。诗歌的灵魂就在于诗中流淌着的性情。缺乏性情是诗歌的硬伤，没有性情的诗歌无论辞藻上装饰得多么华丽，也不能够掩饰内容的空洞。综观潘岳的很多四言诗，如《为贾谧作赠陆机》、《于贾谧坐讲〈汉书〉诗》等，的确有文胜于质之病。然潘岳并非无情之人，他为妻子作的《悼亡诗》情采并茂，历来为人称颂。然而，这样一个多情才子却写出许多苍白无情的四言诗，究其原因主要与诗歌的内容有关。潘岳四言诗的主要作品有《关中诗十六章》、《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及《于贾谧坐讲〈汉书〉诗》。《关中诗》为献诗，自然免不了在诗中宣扬圣恩，歌功颂德。
除去上述应制赠答之作外，潘岳的四言诗中也有真性情。如他写赠表兄王堪的《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诗中全然没有空洞堆砌的套话，浅近直白的语言中充满了拳拳手足情。这首诗也颇受后人推崇。《世说新语·赏誉》记载谢朗问叔父谢安王堪是何人，谢安随口就答：“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这则故事虽是赞叹谢安记性超常，对世家谱系谙熟于心。然而潘岳的诗句脱口而出，亦可见平日诵读实多。明代陆深《俨山集·诗话》也称这首诗中“子亲伊姑，我父唯舅”这两句虽是家常叙述，却能写得典雅晓畅，既有朴直古风，文辞更加考究，为后人所难以企及。
潘岳还有另一首四言《家风诗》，这首诗语言古朴雅致，深切表达了自己不能继承父业，振兴家族的痛苦，与别的应制之作大为不同。另有《东郊诗》，只余残句：“出自东郊，忧心摇摇。遵彼菜田，言采其樵。”浑如《诗经》句法，语言清新自然，完全不似其它应制之作的华靡空洞。
综上所述，潘岳的四言诗实可分为无情与有情两大类。无情之作皆属应制赠答之作，确实写得繁冗板滞，内容空洞。由于潘岳存留的四言诗以这一类为主，所以历代诗话之评亦以此类为主痛加批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潘岳之四言诗还另有性情之作，这类诗歌的风格与前一类大不相同，却不该受上述诸家之责了。
二 潘岳四言诗中的“冒头”现象及其影响
中国诗歌向来注重发端。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好的诗歌要用让人耳目一新的切入主题，一开篇就牢牢抓住读者的心。如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一开篇就渲染出气势恢宏而充满悲凉的氛围，历来被作为工于发端的典范。至于诗歌的“冒头”现象，则刚好与此相背。
所谓“冒头”是指诗歌的发端不直入诗题，而是使用太多的有关叙说历史渊源及宣扬皇统帝功的铺垫，使诗歌显得头重脚轻。
这种提法始于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王氏以潘岳的《为贾谧作赠陆机》与陆机的《答贾常侍》这一赠一答两组诗为例，认为古诗四言之“冒头”始于陆氏兄弟与潘岳等人。事实上，冒头是西晋文人赠答应制诗中的普遍现象，几乎成为固定模式。只不过潘、陆在太康诸人中文名最高，影响又大，故而王氏把他们作为“冒头”的始作俑者来加以批评。
潘岳所作《为贾谧作赠陆机》的起首，用了两章从上古一直说到战国，还未进入正题。这样的诗歌发端，就如同做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帽子，戴在任何人的头上都无不妥，用“冒头”来描述真是再帖切不过了。潘岳另一首应制诗《关中诗》的发端，从西晋立国开始颂扬，将晋宣帝、晋文帝、晋武帝称为“三祖”，把白痴皇帝晋惠帝称为“圣皇”，大肆歌颂国祚圣功，让人生厌。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潘岳诗歌的冒头之弊主要出现在四言应酬赠答诗中。在他另一类发乎真情的四言诗如《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家风诗》中就无此病。有趣的是，陆机的冒头诗也有此特征。只要涉及较为正式的应酬赠答，立即出现冒头。如果出于自身抒情叙怀需要而作的诗就无此病。潘、陆既是西晋文坛领袖，由此可见西晋的应酬赠答诗大多都以冒头为固定的框架。
西晋四言诗之冒头既成一时风气，难免受到后世论家的批评。明代冯复京在《说诗补遗》中批评潘岳与陆机的四言诗冒头部分太费辞章，简直不能算作是诗，只不过是有韵的古文而已。清代叶矫然也在《龙性堂诗话》中批评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之冒头发端是铺陈堆砌，满纸可厌；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认为如潘岳、陆机、陆云、颜延年等人的四言应制诗的冒头写法，如出一辙，无高下之分。大抵而言，都只得了《诗经》雅颂的皮毛，是阿谀奉承的固定格式，不过是《诗经》的奴隶罢了。
这种应制冒头诗不但在西晋盛行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在整个南朝时期，应制赠答诗的冒头现象都相当普遍，在颜延之、谢朓等人的诗作中，都直接延续了西晋以来四言应制诗的冒头传统。
三 由历代诗话看潘岳四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自西汉崇尚儒学，奉《诗》为经以来，四言诗逐渐向庄严肃穆的庙堂雅言过渡。到了西晋，四言诗的雅化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潘岳的四言诗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创作是四言诗发展中的一个拐点，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其独到的文学价值。
首先，四言诗极度雅化，由抒情述志向廊庙碑铭功能过渡。
四言诗发展到西晋时期，已经变得十分尴尬。钟嵘《诗品》中就提到四言诗要写得好，必须取法《诗经》。但取法《诗经》也有难处，总容易写得文烦而意少，所以，世上已很少有人习写四言诗了。此言着实道出了诗人写作四言诗的个中苦楚。《诗经》为四言诗之正道，被历代诗人奉为四言诗创作之圭臬。诗人要创作四言诗，不拟《诗经》当然是不可以的。然拟《诗》而作，离《诗》太近或太远也都不可。这个标准着实难以把握，戴着如此沉重的镣铐，西晋诗人已很难在四言诗的创作中抒发性灵，难免会写得缺乏生气而近乎铭赞了。
后世论家如胡应麟等人常常将四言诗发展到西晋便走向僵化板滞的穷途末路归罪于潘岳、陆机等人。其实，四言诗在经过了《诗经》的辉煌后，就再未出现过创作的高峰。汉代诗歌以汉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为主，并未为四言诗补充新鲜血液。汉魏建安时期只有曹操倒是让四言诗焕发过生机，魏晋时又有嵇康的四言诗闪现过一丝亮色。勉强发展到西晋，四言诗已成强弩之末。正由于潘陆等人对四言诗进行了极度雅化的创作实践，才为四言诗另辟蹊径，使之终于迈入廊庙碑铭一途。
潘岳的四言诗在这一过渡中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如《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中用了长篇累句陈述历史，颂扬晋德。在这些诗句中已经体现出了后世碑铭体的特点。他的另一首四言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通篇都是说教和对鲁侯的吹捧，可以直接用到碑铭中去。再如，他的另一首残诗《鲁公诗》的存句：“如天之临，如地之载”窥一斑而知全貌，可知此诗也全为碑铭用语。明代许学夷亦已洞悉到潘陆四言诗的这一特点，他在《诗源辩体》中明白指出潘岳已经在用碑铭写诗了。
潘岳等人的这些极度雅化，具有累赘冒头的四言诗虽然内容上空洞无取，却在形式上派生出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导引四言诗向更为庄严肃穆的碑铭体过渡。自潘岳等人以后，四言诗逐渐退出了诗歌的大众视野而向碑铭体过渡，完成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使命。
其次，四言诗注重对偶，成为南朝骈体文的先驱。
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开始出现骈俪化的这一特点，在历代诗话中有明确反映。
明代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说潘岳、陆机的四言诗中偶句成群，简直就是四言排律。王氏的本意是批评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失去了自《诗经》以来的风雅精神，过于注重形式的美而忽视了诗歌的内容。从另一角度，他也敏锐地看出了潘岳等人的四言诗已具有骈俪联比的特点，成为南朝骈体文的先鞭。明代冯复京也同样看出了潘陆等人的四言诗实际已经预示了追求语言极致精美的南朝骈体文即将出现。
虽然从《诗经》至汉魏时的四言诗都偶有对句出现，但却没有潘岳等人诗中的骈偶句这般出现频繁，比比皆是。如潘岳《关中诗》中，就有“岳牧虑殊，威怀理二。将无专策，兵不素肄”，“曰纳其降，曰枭其首。畴真可掩，孰伪能久”，“当乃明实，否则证空。好爵既縻，显戮亦从”，“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等一系列骈偶诗句；《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中亦有“子亲伊姑，我父惟舅。昆同瓜瓞，志齐执友”，“情有迁延，日无余景。回辕南翔，心焉北骋”等句式。除长篇四言诗外，潘岳四言短诗中的骈偶句也屡屡出现，如《于贾谧坐讲〈汉书〉诗》中的“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离合诗》中的“桒梓被原，卉木在野。锡鸾未设，金石拂举”等。潘岳这些四言诗中的骈偶诗句往往表现得自然连贯，一气呵成，实已具有六朝骈体文的雏形。
这种现象其实也说明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往往是一脉相承，有其渊源的。如果没有潘岳等人骈俪化的诗句，也不会有六朝骈体文的盛行，就更不会催生出在唐代大放异彩的律诗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岳等人对于律诗的产生，实在功不可没。
综合看来，历代诗话中诸子所评多为确论。潘岳四言诗的文学成就并不算高，但也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引导四言诗走向碑铭体方面，还是对南朝骈体文的产生所具有的预示作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诗文的发展也具有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梁）萧统、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董志广：《潘岳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6]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作者简介：谢丹，女，1974—，贵州兴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魏晋方向），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