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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将领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黄克诚一生为正义而坎坷，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甚至被审查关押，庐山会议后更是蒙冤20年之久。黄克诚一生与许多同时期的领导人相知相交，陈云也是其中之一，两人前后交往合作几十年，可谓交往情深，至真至诚。
东北战场上的合作
陈云和黄克诚直接合作共事是从抗战结束后在东北解放战场开始的，之前两人并不熟悉。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1945年9月15日，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陈云受中央之命，便和彭真等其他2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奔赴战火纷飞的东北。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上级命令，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余人开赴东北。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三师于11月2阿5日到达锦西地区。至此，陈云和黄克诚两人开始了在东北战场上的合作。
黄克诚刚进入东北时，由于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气候寒冷，部队的生活、作战都遇到很多困难。在此情况下，我军不可能马上控制东北全境，也不可能迅速取得东北决战的胜利。黄克诚从战略全局出发，于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占领中小城市，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以一部主力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和基层政权，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之准备。与黄克诚不谋而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云指出独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和独占全东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当前工作重点是把主要的武装力量及干部迅速地分散，以建立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陈云和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认真、慎重地研究了陈云、黄克诚等人的报告和建议后，于11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统一了东北各级领导的认识，为最后夺取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46年后，黄克诚先后领导创建了西满根据地，他指挥部队，先后攻占了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与前往南满分局任书记的陈云相互配合，两人虽然接触不多，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东北全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初，陈云从南满回到哈尔滨养病。5月底，东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任命陈云为主任，统一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这时，中央派黄克诚到热河，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领导战勤支前工作。两人的工作性质颇为相同，交往也多了起来。当时东北解放区使用的是东北币，冀察热辽边区流通券是长城票。如何处理东北币与长城票的关系？为了便利部队机动、物资交流，陈云建议东北票与长城票固定比价，并停发长城票，黄克诚很好地配合了这一工作。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后，陈云奉命接管沈阳，取得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11月底，陈云在给中央《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中，除了总结经验外，还向中央建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中央非常赞同。巧合的是，黄克诚此时被任命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奉命进关去接管天津。陈云当即从接收沈阳的工作人员中抽调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1949年2月，由北平回到沈阳的陈云，途中在天津停留了两天，同黄克诚见了面，了解接收天津的情况，并参观了一个纺织厂。
1949年5月，陈云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与此同时，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主持湖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陈云从沈阳回到了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黄克诚则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故乡。
在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共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与作为一方大员的黄克诚必然有不少工作联系，但两人天各一方，直接接触并不多。1952年10月，黄克诚调到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后来，黄克诚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与陈云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
1957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人组成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黄克诚则是五人小组的唯一的军队领导人。至此，两人的直接接触更加多了起来，黄克诚经常参加陈云召集的经济方面的会议，研究工业、农业、计划等工作，有时两人还单独谈话。陈云后来回忆说：“全国解放后，他（黄克诚）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陈云作了“检讨”。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此后，毛泽东直接抓经济工作，改变了财经工作的决策程序。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等为组员。这次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不同，它已经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陈云在“大跃进”浪潮下，又多次检讨反冒进。
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因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一起遭到错误批判。陈云因病没有能够赴会，但“反右倾”斗争仍波及到他。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尖锐地批判彭德怀意见书的“右倾思想”时，也批评了“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陈云上书中央为黄克诚治眼疾
1975年，长期被关押审查的黄克诚境况有了好转，这一年他被解除了监护，送到了他曾短暂任职的山西，住在太原晋祠招待所休息。此时的黄克诚，身体状况极差，双目患有严重白内障，几近失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黄克诚迎来了转机。此间，他向中央上书表达自己的心意，一是拥护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二是陈述自己的处境和痛苦，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党工作。为治疗眼疾，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 唐棣华的这封信是陈云转交的。这时，“四人帮”被粉碎刚一个多月，“文革”刚刚结束，陈云也已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年，此时他仅仅是一名中央委员，他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为什么唐棣华的这封信找陈云转交？一是陈云对黄克诚的情况了解。二是陈云的仗义，这是最重要的，他勇于为遭诬陷、受冤屈的同志主持公道。“四人帮”被粉碎后，陈云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像黄克诚这样“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11月25日，陈云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同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还亲笔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
为了这个相知甚深的老战友的身体健康，陈云在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克诚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到批准。中央办公厅遂将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疗。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
陈云的呼吁使黄克诚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初，从山西回到北京的黄克诚被安排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正式结论。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出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黄克诚很清楚，按照“两个凡是”，过去庐山会议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就是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自己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赋闲的日子，他只有静观其变。但他已预感到，“两个凡是”行不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迟早要变。果然，情况慢慢有了转机。这年5月，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首次提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黄克诚清楚，历史进程的僵局将要被打破。这年年底，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他虽未平反和对历史作出结论，但恢复了工作。
1978年，在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全党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年年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标志，在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陈云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进程。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6个问题，其中提到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庐山会议问题终于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仅是中央委员的陈云被众望所归地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久经考验而又历尽磨难的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历史是公正的，庐山会议的案子早晚都会得到平反。但毫无疑问，陈云的呼吁大大加快了平反的进程。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历史正确结论了庐山会议，历史公正地评价了彭德怀。彭德怀平反之后，黄克诚的问题也随之平反，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清除，他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同为新时期中纪委领导人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为协助陈云做好中央的纪检工作，全会为陈云选了几位非常得力的助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至此，黄克诚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两人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
中纪委刚一成立，黄克诚和王鹤寿即到陈云家中，请示关于中纪委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问题，陈云当即答复：“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陈云，发表了重要讲话。中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人也分别讲了话。
黄克诚同陈云的思考是一致的。黄克诚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很重要，我完全赞成”，“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黄克诚的讲话，直接点明了中纪委的战斗性和工作的严峻性。
中纪委成立了，基本任务也确定了，具体工作怎么开展？职权范围怎么定？在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何准备？这是常务书记黄克诚和副书记王鹤寿重点考虑的问题。黄克诚认为有许多重大案子要办，要由中纪委直接处理。但同时他认为“所有的案子都由我们去办不可能”，“有大量的事情要批转地方党委”，有些案子“要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帮忙，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工作全面展开。在历史转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解决起来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黄克诚主张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不能设想得太窄，而应该比较宽。并且，他形象化地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为党做“保健护士的工作”。作为党的“保健护士”，就不能仅仅围绕反对特殊化等问题做工作，因为对党的健康来说，“更重要的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和党的其他一些原则问题”。
鉴于改革开放形势下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有增长的势头，中央多次指出，要下大力气纠正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此，陈云、黄克诚领导的中纪委配合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然而，这项工作也遇到了来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 1982年7月1日，新华社在简报上刊载了香港《快报》一篇《反贪污斗争停滞不前》的文章。文章说：“中共自年初发动反贪污斗争以来，只打了几只苍蝇，不过都是县委级或以下的干部，一只老虎也没有打着。正是雷声大，雨点小……”这篇文章引起陈云的关注，7月5日，他将这份材料批给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他在一些尖锐的意见下面画了线，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7月中旬，中纪委派出1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处理工作。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对陈云、黄克诚等领导的中纪委的工作，党的十二大作了充分的肯定。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纪委，第一书记还是陈云，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新时期，中纪委的工作异常繁忙。黄克诚1985年退出领导岗位，在中纪委工作近7年。应当说，黄克诚的工作是得力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躯很好地配合了陈云的工作。
黄克诚的比喻与陈云的“鸟笼经济”
1980年代初，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犯罪猖獗和秩序混乱等情况，陈云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摆脱国家总体计划的错误倾向，为了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提出了“鸟与笼子”的著名比喻，他把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一比喻，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引起中外广泛关注。
其实，鸟与笼子的比喻并不是陈云的发明，而是黄克诚首先提出的。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请黄克诚等同志谈有关中纪委的工作问题。谈完工作后，黄克诚向陈云反映了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情。他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但黄克诚这个生动的比喻，引起他的重视。1982年11月至12月，陈云3次运用这个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这次谈话后的两个月，11月4日，陈云在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时，针对有些人只强调搞活经济，不顾总体战略部署的倾向，陈云第一次运用黄克诚的比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将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陈云在对报告稿的修改提出意见时，就搞活经济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又一次讲了在听取宋平、柴树藩汇报时提出的鸟与笼子的比喻，并说“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克诚同志讲的”。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上海代表团部分同志要与陈云座谈，陈云再次用黄克诚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论述“笼子”的大小问题时，他说明“笼子”是动态的——“‘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该多大就多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之，计划不是主观的僵死的框框，要符合实际，朝着适合“鸟”飞、适合搞活经济的方面调整。
我们不能说黄克诚一次不经意的比喻成就了陈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却使陈云的经济思想更加生动形象，传播得更广。
陈云称黄克诚为“一代楷模”
黄克诚蒙冤20年之久，直到晚年才恢复工作，但他坚决支持和拥护干部年轻化。他曾说：“我从‘四人帮’的班房里一出来，就感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老化不是办法，要及时考虑解决，使新干部有个锻炼和接班的时间。”1979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就在一次同陈云的谈话中，提到了党内干部老化的问题。一次，在他主持中纪委工作酝酿常委名单时，他就提出，除中央提议的常委之外，60岁以上的委员一律不再进常委班子。有一次，他曾对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济，中纪委的事情由你们作主办，不必向我请示报告了。”对邓小平、陈云提出干部年轻化要求，他非常赞同，一遇机会就广为宣传，并以身示范。
1985年5月，黄克诚给陈云写了一份请退报告。报告说：“我现年已83岁，身体不好，又双目失明，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条件。事实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已经无力过问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了。身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而不能尽职尽责地去工作，心中深感不安。因此，我再次恳请中央批准我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尽快由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承担这一领导工作。”9月，黄克诚和中纪委其他29位老同志共同致信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
1985年9月，陈云同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主持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同意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为此，全会为因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两个人写了致敬信，一位是88岁的叶剑英元帅，另外一位就是83岁的黄克诚大将。中央给黄克诚的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辞去领导职务后不久，黄克诚就病倒了。11月30日，陈云前往医院看望病情危重的黄克诚。陈云的这次看望后，黄克诚又顽强地活了一年。1986年12月28日，一生历尽艰辛，屡遭坎坷而又矢志不渝的黄克诚终因医治无效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4岁。在黄克诚的追悼会上，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称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1987年10月6日，陈云为《纪念黄克诚文集》题写书名“一代楷模”。
东北战场上的合作
陈云和黄克诚直接合作共事是从抗战结束后在东北解放战场开始的，之前两人并不熟悉。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1945年9月15日，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陈云受中央之命，便和彭真等其他2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奔赴战火纷飞的东北。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上级命令，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余人开赴东北。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三师于11月2阿5日到达锦西地区。至此，陈云和黄克诚两人开始了在东北战场上的合作。
黄克诚刚进入东北时，由于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气候寒冷，部队的生活、作战都遇到很多困难。在此情况下，我军不可能马上控制东北全境，也不可能迅速取得东北决战的胜利。黄克诚从战略全局出发，于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占领中小城市，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以一部主力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和基层政权，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之准备。与黄克诚不谋而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云指出独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和独占全东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当前工作重点是把主要的武装力量及干部迅速地分散，以建立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陈云和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认真、慎重地研究了陈云、黄克诚等人的报告和建议后，于11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统一了东北各级领导的认识，为最后夺取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46年后，黄克诚先后领导创建了西满根据地，他指挥部队，先后攻占了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与前往南满分局任书记的陈云相互配合，两人虽然接触不多，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东北全境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初，陈云从南满回到哈尔滨养病。5月底，东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任命陈云为主任，统一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这时，中央派黄克诚到热河，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领导战勤支前工作。两人的工作性质颇为相同，交往也多了起来。当时东北解放区使用的是东北币，冀察热辽边区流通券是长城票。如何处理东北币与长城票的关系？为了便利部队机动、物资交流，陈云建议东北票与长城票固定比价，并停发长城票，黄克诚很好地配合了这一工作。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后，陈云奉命接管沈阳，取得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11月底，陈云在给中央《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中，除了总结经验外，还向中央建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中央非常赞同。巧合的是，黄克诚此时被任命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奉命进关去接管天津。陈云当即从接收沈阳的工作人员中抽调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1949年2月，由北平回到沈阳的陈云，途中在天津停留了两天，同黄克诚见了面，了解接收天津的情况，并参观了一个纺织厂。
1949年5月，陈云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财经工作。与此同时，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主持湖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陈云从沈阳回到了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黄克诚则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故乡。
在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共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与作为一方大员的黄克诚必然有不少工作联系，但两人天各一方，直接接触并不多。1952年10月，黄克诚调到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后来，黄克诚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与陈云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
1957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人组成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黄克诚则是五人小组的唯一的军队领导人。至此，两人的直接接触更加多了起来，黄克诚经常参加陈云召集的经济方面的会议，研究工业、农业、计划等工作，有时两人还单独谈话。陈云后来回忆说：“全国解放后，他（黄克诚）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陈云作了“检讨”。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此后，毛泽东直接抓经济工作，改变了财经工作的决策程序。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等为组员。这次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不同，它已经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陈云在“大跃进”浪潮下，又多次检讨反冒进。
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因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一起遭到错误批判。陈云因病没有能够赴会，但“反右倾”斗争仍波及到他。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尖锐地批判彭德怀意见书的“右倾思想”时，也批评了“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陈云上书中央为黄克诚治眼疾
1975年，长期被关押审查的黄克诚境况有了好转，这一年他被解除了监护，送到了他曾短暂任职的山西，住在太原晋祠招待所休息。此时的黄克诚，身体状况极差，双目患有严重白内障，几近失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黄克诚迎来了转机。此间，他向中央上书表达自己的心意，一是拥护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二是陈述自己的处境和痛苦，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党工作。为治疗眼疾，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 唐棣华的这封信是陈云转交的。这时，“四人帮”被粉碎刚一个多月，“文革”刚刚结束，陈云也已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年，此时他仅仅是一名中央委员，他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为什么唐棣华的这封信找陈云转交？一是陈云对黄克诚的情况了解。二是陈云的仗义，这是最重要的，他勇于为遭诬陷、受冤屈的同志主持公道。“四人帮”被粉碎后，陈云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像黄克诚这样“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11月25日，陈云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同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还亲笔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
为了这个相知甚深的老战友的身体健康，陈云在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克诚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到批准。中央办公厅遂将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疗。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
陈云的呼吁使黄克诚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初，从山西回到北京的黄克诚被安排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正式结论。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出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黄克诚很清楚，按照“两个凡是”，过去庐山会议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就是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自己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赋闲的日子，他只有静观其变。但他已预感到，“两个凡是”行不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迟早要变。果然，情况慢慢有了转机。这年5月，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首次提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黄克诚清楚，历史进程的僵局将要被打破。这年年底，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他虽未平反和对历史作出结论，但恢复了工作。
1978年，在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全党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年年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标志，在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陈云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进程。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6个问题，其中提到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庐山会议问题终于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仅是中央委员的陈云被众望所归地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久经考验而又历尽磨难的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历史是公正的，庐山会议的案子早晚都会得到平反。但毫无疑问，陈云的呼吁大大加快了平反的进程。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历史正确结论了庐山会议，历史公正地评价了彭德怀。彭德怀平反之后，黄克诚的问题也随之平反，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清除，他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同为新时期中纪委领导人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为协助陈云做好中央的纪检工作，全会为陈云选了几位非常得力的助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至此，黄克诚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两人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
中纪委刚一成立，黄克诚和王鹤寿即到陈云家中，请示关于中纪委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问题，陈云当即答复：“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陈云，发表了重要讲话。中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人也分别讲了话。
黄克诚同陈云的思考是一致的。黄克诚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很重要，我完全赞成”，“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黄克诚的讲话，直接点明了中纪委的战斗性和工作的严峻性。
中纪委成立了，基本任务也确定了，具体工作怎么开展？职权范围怎么定？在第一次会议上，陈云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何准备？这是常务书记黄克诚和副书记王鹤寿重点考虑的问题。黄克诚认为有许多重大案子要办，要由中纪委直接处理。但同时他认为“所有的案子都由我们去办不可能”，“有大量的事情要批转地方党委”，有些案子“要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帮忙，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工作全面展开。在历史转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解决起来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黄克诚主张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不能设想得太窄，而应该比较宽。并且，他形象化地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为党做“保健护士的工作”。作为党的“保健护士”，就不能仅仅围绕反对特殊化等问题做工作，因为对党的健康来说，“更重要的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和党的其他一些原则问题”。
鉴于改革开放形势下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有增长的势头，中央多次指出，要下大力气纠正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此，陈云、黄克诚领导的中纪委配合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然而，这项工作也遇到了来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 1982年7月1日，新华社在简报上刊载了香港《快报》一篇《反贪污斗争停滞不前》的文章。文章说：“中共自年初发动反贪污斗争以来，只打了几只苍蝇，不过都是县委级或以下的干部，一只老虎也没有打着。正是雷声大，雨点小……”这篇文章引起陈云的关注，7月5日，他将这份材料批给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他在一些尖锐的意见下面画了线，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7月中旬，中纪委派出1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处理工作。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对陈云、黄克诚等领导的中纪委的工作，党的十二大作了充分的肯定。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纪委，第一书记还是陈云，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新时期，中纪委的工作异常繁忙。黄克诚1985年退出领导岗位，在中纪委工作近7年。应当说，黄克诚的工作是得力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躯很好地配合了陈云的工作。
黄克诚的比喻与陈云的“鸟笼经济”
1980年代初，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犯罪猖獗和秩序混乱等情况，陈云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摆脱国家总体计划的错误倾向，为了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提出了“鸟与笼子”的著名比喻，他把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一比喻，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引起中外广泛关注。
其实，鸟与笼子的比喻并不是陈云的发明，而是黄克诚首先提出的。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请黄克诚等同志谈有关中纪委的工作问题。谈完工作后，黄克诚向陈云反映了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情。他说：“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但黄克诚这个生动的比喻，引起他的重视。1982年11月至12月，陈云3次运用这个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这次谈话后的两个月，11月4日，陈云在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时，针对有些人只强调搞活经济，不顾总体战略部署的倾向，陈云第一次运用黄克诚的比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将向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陈云在对报告稿的修改提出意见时，就搞活经济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又一次讲了在听取宋平、柴树藩汇报时提出的鸟与笼子的比喻，并说“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克诚同志讲的”。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上海代表团部分同志要与陈云座谈，陈云再次用黄克诚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论述“笼子”的大小问题时，他说明“笼子”是动态的——“‘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该多大就多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之，计划不是主观的僵死的框框，要符合实际，朝着适合“鸟”飞、适合搞活经济的方面调整。
我们不能说黄克诚一次不经意的比喻成就了陈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却使陈云的经济思想更加生动形象，传播得更广。
陈云称黄克诚为“一代楷模”
黄克诚蒙冤20年之久，直到晚年才恢复工作，但他坚决支持和拥护干部年轻化。他曾说：“我从‘四人帮’的班房里一出来，就感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老化不是办法，要及时考虑解决，使新干部有个锻炼和接班的时间。”1979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就在一次同陈云的谈话中，提到了党内干部老化的问题。一次，在他主持中纪委工作酝酿常委名单时，他就提出，除中央提议的常委之外，60岁以上的委员一律不再进常委班子。有一次，他曾对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济，中纪委的事情由你们作主办，不必向我请示报告了。”对邓小平、陈云提出干部年轻化要求，他非常赞同，一遇机会就广为宣传，并以身示范。
1985年5月，黄克诚给陈云写了一份请退报告。报告说：“我现年已83岁，身体不好，又双目失明，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条件。事实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已经无力过问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了。身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而不能尽职尽责地去工作，心中深感不安。因此，我再次恳请中央批准我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尽快由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承担这一领导工作。”9月，黄克诚和中纪委其他29位老同志共同致信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
1985年9月，陈云同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主持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同意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为此，全会为因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两个人写了致敬信，一位是88岁的叶剑英元帅，另外一位就是83岁的黄克诚大将。中央给黄克诚的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辞去领导职务后不久，黄克诚就病倒了。11月30日，陈云前往医院看望病情危重的黄克诚。陈云的这次看望后，黄克诚又顽强地活了一年。1986年12月28日，一生历尽艰辛，屡遭坎坷而又矢志不渝的黄克诚终因医治无效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4岁。在黄克诚的追悼会上，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称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1987年10月6日，陈云为《纪念黄克诚文集》题写书名“一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