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普罗泰戈拉》里,苏格拉底否认存在不自制,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不自制问题的讨论.一些学者从当下快乐所产生的诱惑角度,反驳苏格拉底对不自制的否认.但这些反驳忽略了《普罗泰戈拉》中所隐含的快乐主义的二阶结构.根据这种二阶结构,在快乐主义的第一阶段,受现象力量影响的行动者,在对当下和未来的快乐和痛苦进行大小估值时,就已经考虑了当下快乐所产生的诱惑;而有快乐测量技艺的行动者,则在两个阶段都不受当下快乐之诱惑的影响.因此学者们的这些反驳不能成立.本文对快乐主义的二阶结构分析也同时表明,那种认为苏格拉底是理智主义的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柏拉图未成文学证据汇编》译注与研究"(编号20BZX087)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2020kfyXJJS033)的资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普罗泰戈拉》里,苏格拉底否认存在不自制,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不自制问题的讨论.一些学者从当下快乐所产生的诱惑角度,反驳苏格拉底对不自制的否认.但这些反驳忽略了《普罗泰戈拉》中所隐含的快乐主义的二阶结构.根据这种二阶结构,在快乐主义的第一阶段,受现象力量影响的行动者,在对当下和未来的快乐和痛苦进行大小估值时,就已经考虑了当下快乐所产生的诱惑;而有快乐测量技艺的行动者,则在两个阶段都不受当下快乐之诱惑的影响.因此学者们的这些反驳不能成立.本文对快乐主义的二阶结构分析也同时表明,那种认为苏格拉底是理智主义的标准观点并不正确;相反,苏格拉底所持有的是一种能够容纳当下快乐之诱惑等非理性因素的道德心理学.
其他文献
在《海牙判决公约》的知识产权问题谈判上,中美欧分别采取了限制性合作、不合作和合作的立场,代表着在多边层面的不同利益博弈模式.一方面,公约排除了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美国的不合作立场成为最终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单边施压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拉平了中美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实现了中美在知识产权制度水平与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上的级差效应,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收益.而欧盟之所以愿意进行国际合作,也旨在于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水平的"水涨船高",从而在国际上产生类似于美国的级差效应.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水平大幅提升
继父服是《丧服》中唯一单纯涉及养育之恩的条目,前儒对继父服的立礼之义、具体内容均有争议.本文从《丧服》和《丧服小记》的相关内容出发,首先指出继父服的本意是"两穷相倚"的行权之制,必须同时满足"无主后"与"同财祀先",方可成就继父、继子关系.而对于继子本人的养育之恩,并非继父丧服成立的主要因素.其次,批评其他经说,并指出其中存在着偏重"同财祀先"之恩,或者偏重养育继子本人的私恩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养恩趋向独立的思想铺垫.再次,分析历代继父服制的演变以及经说对制度的批评,以此作为这一人伦观念变迁的侧证.
经学曾是儒学的主干,自晚清经学体系瓦解以来,现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叙事只是在做一些历史材料的清理工作.但这些碎片式的研究只是现代学术系统的些许补充.西方古典学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作为比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学术的体系,具有相对成熟和独立的形态.经学的复兴能否借鉴古典学的经验乃至复制西方古典学的模式?从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直就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并且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作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经学的内容毕竟不同于西方古典学,其现代转化的境遇和路径也不能拿古典学来作简单的比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崛起
章太炎将文王、孔子、老子、庄子并称为"域中四圣",此四圣皆是冥会华梵、悲悯利生的大乘菩萨.章太炎认为,文王在最高智慧上与佛乘并无二致,文王作易,始以乾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隐喻阿赖耶识变现天地万物;同时,文王意识到众生在种种无明中难以觉悟,故以"未济"来表达他度化众生的大悲心.生生之道为"既济"之世间法,度脱众生为"未济"之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不坏世间法,真妄一元,俗真同体.《菿汉微言》指出"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此中之忧患不是开物成务之世间法意义上的忧患,而是自证证他、觉悟众生之烦恼障.
海昏竹书《易占》六十甲子配卦,以地支相同的诸卦为一组,从组成每组诸卦的上下经卦看,每组卦有主卦和相交之卦.其主卦之次序为乾(戌)、兑(亥)、艮(丑)、离(寅)、坎(辰)、巽(巳)、震(未)、坤(申).按顺序两两一类,分别与其前之三卦相交,即乾、兑皆与坤、震、巽相交,艮、离皆与兑、乾、坤相交,坎、巽皆与离、艮、兑相交,震、坤皆与巽、坎、离相交.而子、午、卯、酉四组则主其前两支主卦之相交.每组诸卦,以两象易为主要卦象关系,又含有旁通、反对等象数义例.此即为《易占》六十甲子配卦的基本规则.但此规则不能形成所有重
"圆教"本是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佛学概念,融合了汉字"圆"的意象和佛学判教理论,是中国佛学建立自身义理体系和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在比较中西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经常借助来自佛学的理论资源.马一浮、唐君毅和牟宗三等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将"圆教"纳入各自义理系统,以"圆满""圆融""圆盈"为标准判断哲学体系的完满性,重新诠释了"圆教",进而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这种多元标准和义理结构下的"殊途",及其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同归",凸显了现当代新儒学在"西学东渐"变局下创造性转
翻译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本文以明末清初"克己"概念的跨文化诠释为对象,从比较哲学角度分析哲学翻译中的思想交会的三个层次:语义对应、概念挪用和思想创造.分析表明,以"(人)性"为中心的儒家修身工夫和以"灵魂"为中心的基督宗教实践在观念和技术上有共同点,但两者间的界限并不因此消失.跨文化交流中的由浅入深次第以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对交流的结果影响重大.传统之下和传统之间的"人",而不是概念,才是跨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中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因素.
理解朱子"诚意"说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诚意本位工夫"和"真知必能行"的关系.诚意的本位工夫是好善恶恶时能实用其力.而真知正是要为此过程提供道德动力,使诚意工夫的展开具有自然性和自发性.同时,道德动力的来源不能只归于行动主体的深切体认,而是根源于天理的生生不已.在天理的统摄下,诚意本位工夫中的实用其力和道德意识的自然而发具有了同一性.因此,朱子的"诚意"说贯通了"知-天理-诚意"这一过程,这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既有相似又有区别.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3.1-3中提出的运动定义向来是哲学史研究的重点.本文关注的是:在运动定义的讨论中两次出现的一个看似无关的议题,即推动者在何种意义上也被其对象所反向推动.本文从因果性角度出发,论证这一议题对于亚氏运动定义的核心意义:在亚氏看来,运动作为推动者和受动者双方因果关系的实现,仅仅出现在受动者之中,而推动者自身的现实性并非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氏的运动定义针对的是既往哲人对于推动者和受动者双方因果关系以及推动者本质的理解,而所谓"离题"文本所关注的,正是如何正确理解推动者和受动者之间的因
"德治"倡导道德教化在治国中的首要地位,"法治"则肯定法律的至高权威,二者分别被看作儒家和法家治国思想的标志.而齐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则既主张法治,也推崇道德教化,在礼义廉耻的教化之中融入了法治的因素,实现了德教与法治的结合.《管子》认为道德与法具有一致性,通过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风俗,民众就会守法听令,刑罚就可以减少使用;重视君主的道德品格在化民中的作用,认为君主以法约束自身并严格执法,可以引导民众敬畏并遵从法律.《管子》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君主首先应通过利民、爱民满足民众的欲求,进而推行道德教化,再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