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融入、逃避、顺应……法律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这是《南风窗》第九期封面报道中对于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世相与心态的描摹，呈现了青年人在阶层日益固化和流动空间窄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困顿、焦灼与挣扎。青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这正如李大钊在民初发表的《青春》一文所揭示的那样，若青年人都有昂扬、蓬勃的生命情调和创造精神，则中国社会就能新陈代谢而趋向有活力的状态，若青年人少年老成，过早地被所谓主流价值观捆缚，以“小时代”成功人士的生活理想自我规划，而缺乏一种向内沉潜和向外开拓的青春精神，那么，这样的青年人也仅仅是在生理上“青春”而已，并不能给他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一些新的气息和精神。
　　这个专题中“四月青年”群体的人生际遇尤其引人深思。爱国主义似乎可以给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股亢奋的激情，可是一时的激情却并不能长久地给日常生活提供积极的情绪。一个饶有意味的青年文化现象就是：身在海外的中国青年，其爱国之动力、言行之激烈似乎远远超过在国内的青年，可当这些人的爱国梦触碰到国内现实的“无物之阵”时，生计的艰难、底层的苦痛、社会的不公、道德的义愤、表达渠道的收缩等，就导致爱国青年群体急剧的分化。正如“四月青年”当事人所言：“现实就像个大黑洞，青年人的理想被吞噬得差不多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面对现实又缺乏改变的勇气。”可见韦伯所言的那种追求“没有结果的亢奋”的政治意识，其实是缺乏一种“穿透硬木板”的坚韧与审慎的。青春精神意味着一种从私人生活领域投身公共领域的政治勇气和道德意识，也意味着不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是永远怀抱着追求卓越和创造性的文化情怀。
　　就此而言，我特别欣赏“青年归来”专题中那些致力于乡村社会变革的青年行动者，他们放弃优渥的待遇和良好的机会，投身到空心化的乡土中国，将现代教育、文明和知识的薪火引入乡村，他们是一群当代意义上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正如记者所言，这些人的“眼光不仅不再紧盯着传统的热门领域和只用于谋生的职业，而是开始挑战传统世俗的主流标准，开辟更富挑战性、更有社会价值的崭新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看似不起眼的行动来推动中国的变革”。作为一个同样出身乡村的学院中人，每当想起故土、故乡、故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凋敝和挫败，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心。这些青年人选择了一条艰辛却饶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很不主流，很另类，却并非刻意的标新立异或者捞取政治资本，这样的青年人才是鲁迅先生所言的中国的真脊梁吧。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自觉和人生自主，才是对青春精神的最好诠释。
　　就这次小升初“新政”而论，我没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免试就近入学”、“随机派位”这些概念已历经N版了，老调重弹。好的制度一旦被暗箱操纵，那么所有的规则矫正便“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而各地久积的招生乱象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集结号尽管早已吹响，但实际进展基本仍是原地踏步。这就反映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懒政行为背后，始终纠缠着一张剪不断的网—领导干部教育政绩观的扭曲和招生领域寻租空间的固化。
　　有些地方“大学生村官”政策早已变味。大学生村官到任后，跟机关办公一样踩着钟点上下班，只跟当地村干部联系，很少深入农户或者走进田间地头跟农民亲密接触。如此浮在上面，就很难了解农民的想法和需求，当然做不到真正为农民办事。还有的大学生村官过于自以为是，照搬外地经验，替农民做主搞所谓的特色农业，结果水土不服，无异于折腾农民。农民很希望基层官员不再截留政策，不扭曲政策谋私利，也希望有关部门建立严格的大学生村官委派制度，并且要让农民能够监督大学生村官，让好政策真正给农民带来好处。
　　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惹来这么一串烦恼事说明什么？一是这个协会能带来额外利益，二是能藉此平台获得政府专项扶持资金。这就难怪资本拼命渗透，权力也轻车熟路赶来。本来被纳入非遗的技艺就是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特有的文化，受益者当然应该首先是这门技术的拥有者和传承者。搞笑的是主角反而没戏了！国家三令五申不准政府机构办协会，不准官员在协会任职，现在却以另一种形式潜入民间协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只要是政府给出的蛋糕，一定要在阳光下分割，以防止无孔不入的权力染指、伺机而动的资本“偷猎”。
　　自进入公众视野以来，“走廊医生”兰越峰的故事足可以拍一部电影。从最初的在网络上被渲染成对抗不合理医疗制度、反对过度医疗的“勇士”、“斗士”，到各主流媒体报道，各种不同声音的报道引发公众质疑和意见分裂，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其发布的最终结果每次都引发一片唏嘘。其实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更需要的，是调查部门撇开压力和偏见，深入调查事实来龙去脉，还原真相，而不是有关部门在公众舆论压力下为了公关做出的快速、不能使人信服的处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