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查找近年来国外钢结构建筑的新颖案例，我在互联网上四处游荡，很偶然地走进一位美国艺术家的个人网站。他的代表作是一些尺寸较大的公共雕塑，摆放在公园里、城市建筑前的广场上，以钢管和钢索精巧地组装而成。纤细的钢索像琴弦一样紧绷着，似有若无。闪亮的钢管仿佛摆脱了重力，飘浮在空中。仅仅看到几张照片，我就对这些作品一见钟情。叹服之余，我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位艺术家的名字，无论是英文的“Kenneth Snelson”，还是中文的“肯尼斯·斯奈尔森”。
作为任教于艺术学院的建筑师，我平日很注意积累当代艺术方面的常识，对于二十世纪的抽象雕塑更是格外关注。现代建筑与抽象雕塑有诸多相通之处，处理得当的话，可以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例如，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入口处，横卧着亨利·摩尔的一件大型抽象铜雕——建筑整体硬朗犀利，衬托着摩尔作品的柔滑飘逸，妙不可言。
成就不凡的隐形人
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力，我从图书馆借到几本当代艺术史：《艺术史：1940年至今天》（J. Fineberg）、《1960年以来的艺术》（M. Archer）、《什么是当代艺术》（T. Smith）和《1970年以来的当代艺术》（B. Taylor）。连同自己的储备—《牛津艺术史》系列的《现代艺术之后：1945—2000》（D. Hopkins）和《西方当代雕塑》（A. Causey），厚厚的几大本在书桌上摆开，一律翻到末尾处的“专用名词索引”（Index）—这个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
以我粗略的估计，目前仅是英文撰写的当代艺术理论专著，至少还有二十多种。尽管没有尽数查阅，但是我已经隐约地产生一种预感，斯奈尔森先生出现的概率恐怕很小。如果这些书是从石器时代讲到计算机时代的艺术通史，那么遗漏某个当代艺术家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它们都是聚焦于过去半个世纪的专门研究；如果艺术家身处偏僻小国，或者作品缺乏吸引眼球的特征，那么他被研究者们忽略也不足为奇，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
斯奈尔森是一位成就不凡的实践者。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一直生活在纽约市，与德万画廊 （Dwan Gallery）等多家著名的当代艺术馆有过密切合作。他的小型钢结构雕塑，分别入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和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re）。一九六八年，他的代表作《针塔》（Needle Tower）被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的赫希洪博物馆（Hirshhorn Museum）收藏，在其雕塑庭院永久展出。一九七七年，他在德国柏林的国家美术馆新馆（建筑大师密斯最后的杰作）举办个人作品展。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型的室外公共雕塑，遍布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以及大阪、汉诺威、汉堡的街头。他的雕塑落户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庄园，也曾出现在一九七○年大阪世界博览会的广场上。
结论很明确：斯奈尔森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正与他在理论界被冷落的程度相仿。
或许，斯奈尔森在他的艺术道路初期选择的方向，就注定了他日后成为理论界的隐形人。一九二七年，斯奈尔森生于俄勒冈州北部的潘德顿（Pendleton），父亲在这座只有数千人口的小城经营一家相机店。一九四五年春天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海军服役，所幸几个月后战争就结束了。他并未经历战火就光荣退役，依靠退伍军人的学费减免政策进入俄勒冈大学，立志当一名画家。不久，斯奈尔森听说了包豪斯以前的导师之一阿尔贝斯（J. Albers）正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任教。于是连续两年，他远赴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那里的暑期课程。阿尔贝斯执掌的黑山学院，是战后美国艺术界最活跃的舞台之一。正是在阿尔贝斯的课堂上，斯奈尔森理解了雕塑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此客座讲学的结构工程师富勒（B. Fueller），帮助他找到了一把锐利的工具。
当时还没有获得世界声誉的富勒，在课堂上生动地展示了神奇的张拉结构。无处不在而又无影无形的力，在一根根张拉构件中流动，青年斯奈尔森被彻底征服了。他开始用木片和尼龙弦制作一些尺寸较小的模型，得到了富勒的夸赞。从六十年代起，他开始以钢管和钢索作为材料制作大型雕塑，此后几十年都与“力”为伴。
是技术，还是艺术？
一把儿童玩具弓箭就可以演示什么是张拉结构，但是要让几十根坚硬的杆和柔韧的弦成为艺术品，还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和精准的施工。
斯奈尔森的代表作，都称得上是结构的奇迹。全凭一组钢管和钢索紧紧相扣，“针塔”就能扶摇直上，达到二十几米高。强风袭来，也只是微微摇摆。一九七○年落户荷兰城市阿纳姆（Arnhem）的作品Easy-K，从河岸边探出三十米长的巨臂，不可思议地悬空在河面上。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细致的计算，制作小尺寸的试验模型，然后确定零件的种类和数量。结构是否稳定，完全依赖钢管、钢索的数量、长度和它们悬浮在空中的角度。零件从工厂运到现场之后，需要十几个体魄强健、身手敏捷的工人，在斯奈尔森的统一指挥下，搭建一幅立体的拼图。位于美国巴尔的摩市海滨的Easy Landing，高二十米，长二十五米。耗时两星期，才完成四十多根金属管、近百条钢索的搭建和调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姿态优雅的构架经风历雨三四十年，全都完好如初。
问题在于，真正的结构工程师——能够看懂压力、拉力如何在钢管和钢索里流动的人，却并不认可它们是出色的结构。他会指点旁边一脸天真的观赏者：你瞧，切断任意一根钢索，结构就会出现变形；切断那根关键的钢索，整体会在顷刻间坍塌！这种脆弱的平衡，简直是工程师的噩梦。只有艺术家，才会为了视觉形式而牺牲结构的合理性。他设计的几十根钢索全都各自独立，任意两根钢管都没有接触，以确保“悬浮”的效果。整个构架没有任何一处焊接，每一根钢索仅仅铆接相邻的两根钢管，而不是串起一系列钢管。事实上，利用焊接或者让钢索串起多根钢管，结构的整体性必然会更强。 至于它为何被当代艺术的主流排斥—懂得矩阵方程的人恐怕都没有兴趣研究这个问题。
和“主义”无缘
从斯奈尔森崭露头角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形式如此奇特的雕塑手法，竟然没有伙伴跟上，更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的缺憾。粗略地看，当代艺术的视觉形式可谓千姿百态。以雕塑为例，既有毫发毕现的具象人物、纯净至极的白盒子，也有两层楼高的大蜘蛛、废弃齿轮拼接的装置。可惜的是，它们的集合也只占据了一幅大“画布”的角落，仍然有相当可观的空白无人触及，形式的多样性远未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斯奈尔森的成果，只是张拉结构可能实现的形式之一，而张拉结构也只是众多的结构形式之一。以钢作为主要材料的当代雕塑家为数不少，如卡尔德（A. Calder）、苏维罗（M. di Suvero）和塞拉（R. Serra），然而他们只是像米开朗琪罗利用石块那样利用钢板。如果把各种结构技术的艺术潜力充分挖掘，能够创造出多少惊人的形式啊！
当代艺术的大多数实践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奇妙的形式，而是深刻的社会概念：生命、死亡、性、暴力，哲学、历史、政治……古代艺术创造了太多精巧的形式，二十世纪创造了太多人为的灾难、纠结的情绪。今日的艺术家们有充足的理由，让概念取代形式，成为艺术的主角。
概念的矿石经过提炼，就会形成主义：波普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最简主义、照相写实主义……以纯净的几何形著称的勒维特（S. LeWitt）、贾德（D. Judd），是最简主义的代表人物；具象的大勺子、大羽毛球的主人奥登伯格（C. Oldenburg），兼有超现实主义和波普主义的名片。斯奈尔森的这几位同龄人，不会被任何一部当代艺术史遗漏，时常还会独占书中的一个小节。
斯奈尔森始终与主义无缘。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只有一项内容：三维空间中力形成的图案。力的图案？这哪里是当代艺术，倒有点像科幻小说。单是一个“力”字，就偏离社会太远，偏离艺术太远了。
这样的作品可以被博物馆收藏，在广场或公园里受到围观，却难以被纳入系统的理论研究，顶多以个人专辑的形式出版。它就像古雅的油画上一团跳跃的色块。它不合群，缺少伙伴。一旦装错了分类的抽屉，很容易破坏整部著作的理论架构。此外，没有主义归属的作品，很难展开学术性的评价。它会让学术著作变成单纯的案例描述，这正是理论研究的大忌。
在乔托或者丢勒的时代，艺术理论就像印刷机一样稀罕，对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当今的时代，艺术理论研究是一门兴旺的职业，它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艺术实践的方向。无论是研究者、创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都会把权威的理论著作当成重要的食物。主义鲜明的作品，借助于理论著作的推广而吸引大量追随者。他们的作品又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由此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
类似的情形在现代建筑界也相当普遍。十九世纪之前，全世界的建筑理论书仅用十个手指就能数清。如今，建筑理论著作纷繁林立，已经足够开一家专门的书店。它们同样青睐有主义归属的作品：粗野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地域主义……某些抗拒“主义”的建筑师，例如美国的劳特纳（J. Lautner）、西班牙的依盖拉斯（F. de Higueras），他们的作品形式“过于”独特，贴不上任何一个标签，所以极少出现在研究家的视野里。无论国内高校常用的几种现代建筑史教材，还是英美众多的建筑书刊，都把他们视为隐形人。就连公认的权威著作，如《1900年以后的现代建筑》（W. Curtis）和《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K.Frampton），也没有接纳这些建筑界的“斯奈尔森”。
而今斯奈尔森已年近九十高龄，想必不会在意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在某一本书里了。既然在英语的艺术理论界都无人问津，在中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简而言之，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紧随国际主流—概念与主义携手占据制高点。二○一三年，“社会雕塑”的教主博伊斯（J. Beuys）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盛况空前，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二○一四年，憨态可掬的“大黄鸭”又席卷中国，创下在同一国展出城市最多的纪录。
几天前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有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院的几位朋友在座。我向他们提起“斯奈尔森”，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我开始积极地宣传自己的新偶像，仿佛回到了篝火边口口相传的时代。这时，旁边一位朋友讲起刚刚看过的最新一部《星球大战》，我突然想到电影里著名的台词：“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愿力与你同在）只需稍加改动，用来解释斯奈尔森的作品就很恰当—“愿力与艺术同在！”
作为任教于艺术学院的建筑师，我平日很注意积累当代艺术方面的常识，对于二十世纪的抽象雕塑更是格外关注。现代建筑与抽象雕塑有诸多相通之处，处理得当的话，可以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例如，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入口处，横卧着亨利·摩尔的一件大型抽象铜雕——建筑整体硬朗犀利，衬托着摩尔作品的柔滑飘逸，妙不可言。
成就不凡的隐形人
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力，我从图书馆借到几本当代艺术史：《艺术史：1940年至今天》（J. Fineberg）、《1960年以来的艺术》（M. Archer）、《什么是当代艺术》（T. Smith）和《1970年以来的当代艺术》（B. Taylor）。连同自己的储备—《牛津艺术史》系列的《现代艺术之后：1945—2000》（D. Hopkins）和《西方当代雕塑》（A. Causey），厚厚的几大本在书桌上摆开，一律翻到末尾处的“专用名词索引”（Index）—这个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
以我粗略的估计，目前仅是英文撰写的当代艺术理论专著，至少还有二十多种。尽管没有尽数查阅，但是我已经隐约地产生一种预感，斯奈尔森先生出现的概率恐怕很小。如果这些书是从石器时代讲到计算机时代的艺术通史，那么遗漏某个当代艺术家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它们都是聚焦于过去半个世纪的专门研究；如果艺术家身处偏僻小国，或者作品缺乏吸引眼球的特征，那么他被研究者们忽略也不足为奇，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
斯奈尔森是一位成就不凡的实践者。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一直生活在纽约市，与德万画廊 （Dwan Gallery）等多家著名的当代艺术馆有过密切合作。他的小型钢结构雕塑，分别入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和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re）。一九六八年，他的代表作《针塔》（Needle Tower）被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的赫希洪博物馆（Hirshhorn Museum）收藏，在其雕塑庭院永久展出。一九七七年，他在德国柏林的国家美术馆新馆（建筑大师密斯最后的杰作）举办个人作品展。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型的室外公共雕塑，遍布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以及大阪、汉诺威、汉堡的街头。他的雕塑落户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庄园，也曾出现在一九七○年大阪世界博览会的广场上。
结论很明确：斯奈尔森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正与他在理论界被冷落的程度相仿。
或许，斯奈尔森在他的艺术道路初期选择的方向，就注定了他日后成为理论界的隐形人。一九二七年，斯奈尔森生于俄勒冈州北部的潘德顿（Pendleton），父亲在这座只有数千人口的小城经营一家相机店。一九四五年春天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海军服役，所幸几个月后战争就结束了。他并未经历战火就光荣退役，依靠退伍军人的学费减免政策进入俄勒冈大学，立志当一名画家。不久，斯奈尔森听说了包豪斯以前的导师之一阿尔贝斯（J. Albers）正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任教。于是连续两年，他远赴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那里的暑期课程。阿尔贝斯执掌的黑山学院，是战后美国艺术界最活跃的舞台之一。正是在阿尔贝斯的课堂上，斯奈尔森理解了雕塑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此客座讲学的结构工程师富勒（B. Fueller），帮助他找到了一把锐利的工具。
当时还没有获得世界声誉的富勒，在课堂上生动地展示了神奇的张拉结构。无处不在而又无影无形的力，在一根根张拉构件中流动，青年斯奈尔森被彻底征服了。他开始用木片和尼龙弦制作一些尺寸较小的模型，得到了富勒的夸赞。从六十年代起，他开始以钢管和钢索作为材料制作大型雕塑，此后几十年都与“力”为伴。
是技术，还是艺术？
一把儿童玩具弓箭就可以演示什么是张拉结构，但是要让几十根坚硬的杆和柔韧的弦成为艺术品，还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和精准的施工。
斯奈尔森的代表作，都称得上是结构的奇迹。全凭一组钢管和钢索紧紧相扣，“针塔”就能扶摇直上，达到二十几米高。强风袭来，也只是微微摇摆。一九七○年落户荷兰城市阿纳姆（Arnhem）的作品Easy-K，从河岸边探出三十米长的巨臂，不可思议地悬空在河面上。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细致的计算，制作小尺寸的试验模型，然后确定零件的种类和数量。结构是否稳定，完全依赖钢管、钢索的数量、长度和它们悬浮在空中的角度。零件从工厂运到现场之后，需要十几个体魄强健、身手敏捷的工人，在斯奈尔森的统一指挥下，搭建一幅立体的拼图。位于美国巴尔的摩市海滨的Easy Landing，高二十米，长二十五米。耗时两星期，才完成四十多根金属管、近百条钢索的搭建和调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姿态优雅的构架经风历雨三四十年，全都完好如初。
问题在于，真正的结构工程师——能够看懂压力、拉力如何在钢管和钢索里流动的人，却并不认可它们是出色的结构。他会指点旁边一脸天真的观赏者：你瞧，切断任意一根钢索，结构就会出现变形；切断那根关键的钢索，整体会在顷刻间坍塌！这种脆弱的平衡，简直是工程师的噩梦。只有艺术家，才会为了视觉形式而牺牲结构的合理性。他设计的几十根钢索全都各自独立，任意两根钢管都没有接触，以确保“悬浮”的效果。整个构架没有任何一处焊接，每一根钢索仅仅铆接相邻的两根钢管，而不是串起一系列钢管。事实上，利用焊接或者让钢索串起多根钢管，结构的整体性必然会更强。 至于它为何被当代艺术的主流排斥—懂得矩阵方程的人恐怕都没有兴趣研究这个问题。
和“主义”无缘
从斯奈尔森崭露头角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形式如此奇特的雕塑手法，竟然没有伙伴跟上，更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的缺憾。粗略地看，当代艺术的视觉形式可谓千姿百态。以雕塑为例，既有毫发毕现的具象人物、纯净至极的白盒子，也有两层楼高的大蜘蛛、废弃齿轮拼接的装置。可惜的是，它们的集合也只占据了一幅大“画布”的角落，仍然有相当可观的空白无人触及，形式的多样性远未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斯奈尔森的成果，只是张拉结构可能实现的形式之一，而张拉结构也只是众多的结构形式之一。以钢作为主要材料的当代雕塑家为数不少，如卡尔德（A. Calder）、苏维罗（M. di Suvero）和塞拉（R. Serra），然而他们只是像米开朗琪罗利用石块那样利用钢板。如果把各种结构技术的艺术潜力充分挖掘，能够创造出多少惊人的形式啊！
当代艺术的大多数实践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奇妙的形式，而是深刻的社会概念：生命、死亡、性、暴力，哲学、历史、政治……古代艺术创造了太多精巧的形式，二十世纪创造了太多人为的灾难、纠结的情绪。今日的艺术家们有充足的理由，让概念取代形式，成为艺术的主角。
概念的矿石经过提炼，就会形成主义：波普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最简主义、照相写实主义……以纯净的几何形著称的勒维特（S. LeWitt）、贾德（D. Judd），是最简主义的代表人物；具象的大勺子、大羽毛球的主人奥登伯格（C. Oldenburg），兼有超现实主义和波普主义的名片。斯奈尔森的这几位同龄人，不会被任何一部当代艺术史遗漏，时常还会独占书中的一个小节。
斯奈尔森始终与主义无缘。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只有一项内容：三维空间中力形成的图案。力的图案？这哪里是当代艺术，倒有点像科幻小说。单是一个“力”字，就偏离社会太远，偏离艺术太远了。
这样的作品可以被博物馆收藏，在广场或公园里受到围观，却难以被纳入系统的理论研究，顶多以个人专辑的形式出版。它就像古雅的油画上一团跳跃的色块。它不合群，缺少伙伴。一旦装错了分类的抽屉，很容易破坏整部著作的理论架构。此外，没有主义归属的作品，很难展开学术性的评价。它会让学术著作变成单纯的案例描述，这正是理论研究的大忌。
在乔托或者丢勒的时代，艺术理论就像印刷机一样稀罕，对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当今的时代，艺术理论研究是一门兴旺的职业，它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艺术实践的方向。无论是研究者、创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都会把权威的理论著作当成重要的食物。主义鲜明的作品，借助于理论著作的推广而吸引大量追随者。他们的作品又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由此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
类似的情形在现代建筑界也相当普遍。十九世纪之前，全世界的建筑理论书仅用十个手指就能数清。如今，建筑理论著作纷繁林立，已经足够开一家专门的书店。它们同样青睐有主义归属的作品：粗野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地域主义……某些抗拒“主义”的建筑师，例如美国的劳特纳（J. Lautner）、西班牙的依盖拉斯（F. de Higueras），他们的作品形式“过于”独特，贴不上任何一个标签，所以极少出现在研究家的视野里。无论国内高校常用的几种现代建筑史教材，还是英美众多的建筑书刊，都把他们视为隐形人。就连公认的权威著作，如《1900年以后的现代建筑》（W. Curtis）和《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K.Frampton），也没有接纳这些建筑界的“斯奈尔森”。
而今斯奈尔森已年近九十高龄，想必不会在意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在某一本书里了。既然在英语的艺术理论界都无人问津，在中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简而言之，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紧随国际主流—概念与主义携手占据制高点。二○一三年，“社会雕塑”的教主博伊斯（J. Beuys）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盛况空前，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二○一四年，憨态可掬的“大黄鸭”又席卷中国，创下在同一国展出城市最多的纪录。
几天前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有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美院的几位朋友在座。我向他们提起“斯奈尔森”，大家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我开始积极地宣传自己的新偶像，仿佛回到了篝火边口口相传的时代。这时，旁边一位朋友讲起刚刚看过的最新一部《星球大战》，我突然想到电影里著名的台词：“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愿力与你同在）只需稍加改动，用来解释斯奈尔森的作品就很恰当—“愿力与艺术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