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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现代社会不断生产和创造风险，而且通过其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将这种风险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影响人的发展，它为我们理解現代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之间提供了独特视角。本文尝试探讨“风险社会”对现代人自我认同及信任危机产生的密切关系中发现风险与人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风险社会 自我认同 信任危机
一、有关风险和风险社会的定义与维度选择
现代意义上“风险”概念出自西方，它包含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风险的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是一种发生危险的可能，风险与人类息息相关，近代之后人类渐渐成为了风险的造就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随即发生本质性变化，进而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并发展出了“风险社会”的雏形。
“风险社会”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首次提出。风险社会不同学者有不同定义。首先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体现了人类对风险文化认识的加深，拉什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风险文化是混乱且无序的，呈现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是我们常说的“失范”；其次是现实主义者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以劳认为风险社会代表着全新的、危害更大的风险，如歧视以及贫富差距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最后，制度主义以贝克等人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贝克称自己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基于贝克对于风险社会的总结，首先贝克认为风险既不是信任和安全，也不是破坏，而是“虚拟的现实世界”；且风险也强调对事实的评价；其次，风险是控制或缺乏控制，如同“人为的不确定性”；最后，风险是在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未知的东西。
“风险社会”的假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ordering）。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过分膨胀的结果。而这种风险造就的现代化，同样也是“对现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方式之一。在现代型社会中，财富的变化会相应的产生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独特性凸显了社会发展过程中脱离控制范围经济膨胀的结果。需要注意现代社会文明在不遗余力地运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时候，也留下了“潜在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中潜在副作用破坏了安全体系，分析发现人口、环境、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其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城市化、风险认知的提高也加剧了风险社会。
与传统性风险不同，传统性风险往往多属于个人，现代性风险由于科技发展及科技文明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能力，不确定性更大。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仅是知识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还是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的问题。贝克看来，现代性风险仅代表着风险社会中一个维度，它还与“社会文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叉。重叠的风险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如社会阶级、性别地位、婚姻、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信任危机及自我认同的丧失。
二、风险社会发展的困境
风险社会在人类不断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是一种人为造就的风险，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环境，使人的发展面临多重困境。风险社会理论再发展中也存在困境无法解决。
首先，吉登斯、贝克从实践活动层面分析，使用多个视角对风险及风险社会进行了解析，但这种分析陈述理论上面缺乏实践论证。
其次，风险社会存在的结构困境。风险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的断裂，而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其中的一个表现则是存在信任关系的二元分裂，这种信任危机，致使秩序双重化，传统文化价值规范消失。以至于现代控制准则也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风险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性影响而言，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风险的基于转化机器对人的存在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风险的危害性功能释放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三、风险社会视域下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体对社会生活、心理、个体的发展进行的一种自我解读，是个体价值观、人生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自我认同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当自我需要与周边的环境影响如何能达到一致，环境此时可以满足自我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评价与自我评价基本一致，那么自我的认同感就会强。反之，自我的认同感就会变弱。但只要自我认同导向了对自我的否定，就容易出现自我认同的危机。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探索“自我认同”问题则也是“现代性”的问题，确立自我反思性的互动是“现代性”的重要核心内容。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而现代性对自我认同的侵入是通过日常生活、权威系统、文化思想系统的解构从而威胁到个体本体安全的方式进行的。风险社会下的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分离。它的研究内容是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社群关系，进而发展到群体关系中的猪体认知和行为。学者应该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关注如何构建和管理自我认同，风险社会不仅包括现代性风险，它的维度中也存在个体化的社会。个体化社会产生的重要后果致使人们完全以自己作为行动决策的主体，不再以任何制度性的东西作为参照物，如家庭或者阶级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表现的主要内容是从基于身份的阶级中脱离。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阶级身份认同的消失，传统阶级开始瓦解，不变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影响着自我价值感，对自我的认知变得模糊不定。在风险社会视角下的自我认同超越了时空的连续性：周边环境的不可明确性，不可把控性影响了人们对自我认同的否定。
四、风险社会与信任危机
学者福山定义信任是一种普遍的人格文化特性，是人们的一种合理期待，这种期待基于规范与价值观，如诚实、互惠等。心理学逻辑起点与视角往往与社会学关注信任有所差异，心理学主要关注个体信任，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去理解。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信任更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引发的整体性的危机，信任的缺失则会引发社会困境并引起持续反作用。社会信任的普遍存在，会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信任被看作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过程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态度；信任的缺失有可能影响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普遍性的社会信任把具有不同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职业背景的人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培养其合作发展精神。 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信任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对于信任的解读表现也存在差异。关于风险社会情境下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风险社会造成人们的信任危机，不利于人与人之间持久发展。在风险社会下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是“焦虑”和在人际关系层面是“信任危机”。
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受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制约，使得主体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相对稳定，但在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交往主体的交往存在着怀疑，渐渐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主体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人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中。这种存在在内心深处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焦虑”升级。人们生存的社会，惯常的生活离不开一定的本体性安全与信任感，而这种安全感与信任感的获得的基本机制是生活习以为常惯例，但是风险社会打破了即成的生活习惯，进而造成了人们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是制度性信任危机。由于正式制度信任包括对领导集团的大政方针的信任，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否比制度信任更加具有影响力，有待我们进一步证实观察研究。在传统社会中，熟人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是血缘性、地域性社区。而风险社会下的社会特性是“陌生”，人们接触到的人或物往往會超出所理解的认知范围。且知识日益多元化，专家在一个领域内研究同一个社会现象会出现不同视角、不同方向以及不同维度作为论证的内容，然而知识内容并不完全契合，有些甚至相互矛盾，造成更多社会上的人们不知所措，而信任是建立在对专家系统及其背后制度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因此会让公众陷入信任危机。社会制度分配功能日益分化，使得大众群体和专家系统之间信息交流不完全对称，无论是专家系统对公众的倒戈又或是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导致大众对社会制度以及政府公共权威的不信任，将会影响其信任关系的维持，影响社会信任系统持续稳定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的困境。
五、研究局限性
风险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风险社会理论忽视了对不同时期人的发展影响，风险理论不能很好的解决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人类处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这种影响是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与公共空间。并不只是一个社会认知概念。虽然风险社会下形成的“现代化综合焦虑”只存在某些现代化水平较发达的国家，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彰显，尤其是像发展中国家，这种“现代性”只是部分的体现出来，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完全被卷入风险社会之中，但我们深知风险社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机遇和挑战。风险社会的理论发展与完善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上研究科学自然是难免出现错误，对科学历史要求过高也不切实际。但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风险社会下的特性通过相互依附性造成社会整体失序不仅有利于找到解决方案，能使我们更好地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公众认知与人们行为的影响，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风险治理的社会政策。
综上所述，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启示我们不再停留于表面，要尝试着努力削减信任危机与紧张的社会关系，从深刻性的路径去改造风险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催生更完善、理性的社会发展机制。
关键词风险社会 自我认同 信任危机
一、有关风险和风险社会的定义与维度选择
现代意义上“风险”概念出自西方，它包含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风险的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是一种发生危险的可能，风险与人类息息相关，近代之后人类渐渐成为了风险的造就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随即发生本质性变化，进而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并发展出了“风险社会”的雏形。
“风险社会”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首次提出。风险社会不同学者有不同定义。首先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体现了人类对风险文化认识的加深，拉什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风险文化是混乱且无序的，呈现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是我们常说的“失范”；其次是现实主义者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以劳认为风险社会代表着全新的、危害更大的风险，如歧视以及贫富差距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最后，制度主义以贝克等人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贝克称自己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基于贝克对于风险社会的总结，首先贝克认为风险既不是信任和安全，也不是破坏，而是“虚拟的现实世界”；且风险也强调对事实的评价；其次，风险是控制或缺乏控制，如同“人为的不确定性”；最后，风险是在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未知的东西。
“风险社会”的假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ordering）。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过分膨胀的结果。而这种风险造就的现代化，同样也是“对现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方式之一。在现代型社会中，财富的变化会相应的产生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独特性凸显了社会发展过程中脱离控制范围经济膨胀的结果。需要注意现代社会文明在不遗余力地运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时候，也留下了“潜在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中潜在副作用破坏了安全体系，分析发现人口、环境、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其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城市化、风险认知的提高也加剧了风险社会。
与传统性风险不同，传统性风险往往多属于个人，现代性风险由于科技发展及科技文明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能力，不确定性更大。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仅是知识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还是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的问题。贝克看来，现代性风险仅代表着风险社会中一个维度，它还与“社会文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叉。重叠的风险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如社会阶级、性别地位、婚姻、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信任危机及自我认同的丧失。
二、风险社会发展的困境
风险社会在人类不断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是一种人为造就的风险，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环境，使人的发展面临多重困境。风险社会理论再发展中也存在困境无法解决。
首先，吉登斯、贝克从实践活动层面分析，使用多个视角对风险及风险社会进行了解析，但这种分析陈述理论上面缺乏实践论证。
其次，风险社会存在的结构困境。风险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的断裂，而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其中的一个表现则是存在信任关系的二元分裂，这种信任危机，致使秩序双重化，传统文化价值规范消失。以至于现代控制准则也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风险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性影响而言，无非是两种结果，一是风险的基于转化机器对人的存在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风险的危害性功能释放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三、风险社会视域下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体对社会生活、心理、个体的发展进行的一种自我解读，是个体价值观、人生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自我认同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当自我需要与周边的环境影响如何能达到一致，环境此时可以满足自我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评价与自我评价基本一致，那么自我的认同感就会强。反之，自我的认同感就会变弱。但只要自我认同导向了对自我的否定，就容易出现自我认同的危机。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探索“自我认同”问题则也是“现代性”的问题，确立自我反思性的互动是“现代性”的重要核心内容。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而现代性对自我认同的侵入是通过日常生活、权威系统、文化思想系统的解构从而威胁到个体本体安全的方式进行的。风险社会下的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分离。它的研究内容是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社群关系，进而发展到群体关系中的猪体认知和行为。学者应该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关注如何构建和管理自我认同，风险社会不仅包括现代性风险，它的维度中也存在个体化的社会。个体化社会产生的重要后果致使人们完全以自己作为行动决策的主体，不再以任何制度性的东西作为参照物，如家庭或者阶级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表现的主要内容是从基于身份的阶级中脱离。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阶级身份认同的消失，传统阶级开始瓦解，不变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影响着自我价值感，对自我的认知变得模糊不定。在风险社会视角下的自我认同超越了时空的连续性：周边环境的不可明确性，不可把控性影响了人们对自我认同的否定。
四、风险社会与信任危机
学者福山定义信任是一种普遍的人格文化特性，是人们的一种合理期待，这种期待基于规范与价值观，如诚实、互惠等。心理学逻辑起点与视角往往与社会学关注信任有所差异，心理学主要关注个体信任，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去理解。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信任更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引发的整体性的危机，信任的缺失则会引发社会困境并引起持续反作用。社会信任的普遍存在，会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信任被看作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过程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态度；信任的缺失有可能影响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普遍性的社会信任把具有不同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职业背景的人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培养其合作发展精神。 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信任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对于信任的解读表现也存在差异。关于风险社会情境下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风险社会造成人们的信任危机，不利于人与人之间持久发展。在风险社会下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是“焦虑”和在人际关系层面是“信任危机”。
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受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制约，使得主体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相对稳定，但在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交往主体的交往存在着怀疑，渐渐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主体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人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中。这种存在在内心深处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焦虑”升级。人们生存的社会，惯常的生活离不开一定的本体性安全与信任感，而这种安全感与信任感的获得的基本机制是生活习以为常惯例，但是风险社会打破了即成的生活习惯，进而造成了人们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是制度性信任危机。由于正式制度信任包括对领导集团的大政方针的信任，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否比制度信任更加具有影响力，有待我们进一步证实观察研究。在传统社会中，熟人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是血缘性、地域性社区。而风险社会下的社会特性是“陌生”，人们接触到的人或物往往會超出所理解的认知范围。且知识日益多元化，专家在一个领域内研究同一个社会现象会出现不同视角、不同方向以及不同维度作为论证的内容，然而知识内容并不完全契合，有些甚至相互矛盾，造成更多社会上的人们不知所措，而信任是建立在对专家系统及其背后制度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因此会让公众陷入信任危机。社会制度分配功能日益分化，使得大众群体和专家系统之间信息交流不完全对称，无论是专家系统对公众的倒戈又或是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导致大众对社会制度以及政府公共权威的不信任，将会影响其信任关系的维持，影响社会信任系统持续稳定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的困境。
五、研究局限性
风险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风险社会理论忽视了对不同时期人的发展影响，风险理论不能很好的解决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人类处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这种影响是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与公共空间。并不只是一个社会认知概念。虽然风险社会下形成的“现代化综合焦虑”只存在某些现代化水平较发达的国家，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彰显，尤其是像发展中国家，这种“现代性”只是部分的体现出来，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完全被卷入风险社会之中，但我们深知风险社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机遇和挑战。风险社会的理论发展与完善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上研究科学自然是难免出现错误，对科学历史要求过高也不切实际。但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风险社会下的特性通过相互依附性造成社会整体失序不仅有利于找到解决方案，能使我们更好地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公众认知与人们行为的影响，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风险治理的社会政策。
综上所述，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启示我们不再停留于表面，要尝试着努力削减信任危机与紧张的社会关系，从深刻性的路径去改造风险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催生更完善、理性的社会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