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研究生舞会上，23岁的威廉·戈德曼手持空酒杯，和漂亮的萨拉·劳伦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你从哪儿来？”“你住哪儿？”伴随着干冷的幽默和礼貌的笑声。然后，萨拉的一个程式化的问题为聊天画上了句号：“你毕业后打算干什么？”戈德曼回答：“哦，我想当作家。”萨拉的笑容僵住了，然后转身走开，几步之后又回过头来，盯着戈德曼：“又一个神经病。”
第一幕：小说
威廉·戈德曼说自己之所以想当作家，是为了“复仇”——向童年复仇。不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的金矿，戈德曼想把童年欠他的金子都索要回来。
戈德曼于1931 年8月12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高地公园，他前头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哥哥詹姆斯。小时候家境殷实，父亲辛苦工作多年，终于熬到了一家服装公司副总裁的位置。但戈德曼的母亲像麦克白夫人一样野心勃勃，她知道丈夫所在的家族企业不会让他成为一把手，便敦促他“另立门户”，于是，父亲不情愿地提前退休，和朋友合办了一家服装厂，但厂子很快就倒闭了。
接下来的五年时光，父亲都躲在家中的二楼上穿着睡衣买醉度日，偶尔下楼也是为了到商店去买酒“囤货”。因为父亲的颓废，戈德曼不敢带朋友来家里玩，更不敢谈恋爱。他的成绩直线下滑，有一年的时间他装病逃学，躺在家里望着天花板胡思乱想。戈德曼的母亲并不关心他，而且严重偏爱长子，声称自己在生戈德曼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听力，直到临终时才坦白说是生哥哥的时候变聋的。戈德曼上初三时，父亲的离世更加剧了他的内疚感：父亲辅导他写的作文得了“A”，他放学后本想拿给父亲看，但犹豫了一下，决定先写作业再说，等他拿着作文本进到父亲的房间，发现父亲已经吞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青少年时代的戈德曼以读书为避难所。一个表兄借给他一本美国作家欧文·肖的短篇小说集，他读得上了瘾，两天之内就看完了。等他稍大一些的时候，每逢过节，亲戚们都会问他：“比尔，你打算以后从事什么职业？”他认真地说：“我想当作家。”这时候一般有两种接话的方式，一种是：“当完作家之后呢？”另一种是：“别开玩笑，你到底想干什么？”真正令他心慌的是第一种方式，因为其潜台词是他不会在作家路上走多远，而戈德曼的确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一定会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戈德曼中学毕业后进了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这是一座充满艺术气质的学府，戈德曼和未来的词曲作家约翰·肯德尔成了同窗和一生的朋友。戈德曼选了创意小说写作课，班上有12名学生，只有他是正儿八经地想当作家。他花三周时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而肯德尔在交作业前一晚花三小时完成了一篇，结果戈德曼得了“C”，肯德尔得了“A”。课程结束时班里同学都是“B ”以上，只有戈德曼得了唯一的“C”。此外，戈德曼还选了一门议论文的课程，班上除了他之外都是女孩子，授课老师有一句口头语“：谁能帮帮比尔？”女孩子们都叽叽喳喳地指点他：“第一论点要放在第二论点的前面。”“为什么？”“因为一比二小啊……”
奥柏林学院有一份文学杂志，戈德曼是小说板块的编辑，还有两个同学分别是诗歌板块编辑和主编。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提交的，于是做每一期杂志时，戈德曼都会偷偷把自己写的小说顺进要讨论的材料中，在例会上，另外两位编辑总是用两根手指夹起戈德曼写的稿子：“我们不能发表这坨屎。”戈德曼点点头。当了两年编辑，他没能发表过一篇自己的小说。
21岁从奥柏林取得学士学位之后，时值朝鲜战争，戈德曼被征到五角大楼服两年兵役。为了逃避上战场，他学会了打字，混了一份文职工作。白天，他和其他几位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室里进行了20个月的“军事训练”——用橡皮筋射纸团，最后精准到可以当狙击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雨中士兵》中，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早地嘲讽了军队的官僚体制。到了晚上，他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写短篇小说，投给各家杂志，几百篇中没有一篇成功。退役之后的美国士兵可以享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就这样，他在23岁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有两个工作任他挑选，一个是杜鲁斯大学的写作教师，另一个是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的初级文案。时年24岁的戈德曼除了写小说，别的都不想干：“我真的只想讲故事。”他一遍一遍地哀叹。看着手头上100多条拒稿信，其中没有一句鼓励的话，他不免有些绝望。1956年7月25日，戈德曼回到了高地公园的家里，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机械地敲打键盘。
这是戈德曼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他不知道自己能写多少。他用三周的时间写了187页，给小说起了个名字——《金庙》，没做什么修改就寄了出去。这次戈德曼下了最后的赌注：如果还不成功，就放弃写作。
没过多久，小说被录用的消息传来，戈德曼在公寓里一时间手足无措，浑身哆嗦着，整整一个下午在屋里踱来踱去。室友肯德尔回来时看到他这个状态吓了一跳，戈德曼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小说出版的消息。戈德曼离起跑线太远了，等他真正穿过白线，却跑到了朋友们的前头——25岁的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而更有天赋的肯德尔以及戈德曼的哥哥詹姆斯却要熬更长的时间。戈德曼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不敢把消息告诉我的哥哥。他才是应该成功的那个，而我注定失败……”
为了减轻成功带来的侥幸感，戈德曼没日没夜地写作，基本上一年完成一部小说，虽然质量不敢恭维，但其中不乏卖出上百万册的畅销书。不写小说的时候，他就泡在电影院里——戈德曼从8岁起就成了电影迷。《金庙》出版的那年，他看了一千多部电影，而《金庙》的名字就来自他看了16遍的、由福克纳编剧的电影《古庙战笳声》。
第二幕：剧本
戈德曼的小说很畅销，所以批评家不肯放过他。有一则恶意的评价是：“一个小孩在拿不动这本小说的年纪上已经能读懂它了。”这则评论让他几乎哭了一个月，后来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读书评。传记作家肖恩·伊根指出，戈德曼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里面的人物对话使用的都是电影语言。 什么是电影语言？这要追溯编剧这一行业的产生。默片时代是没有编剧的，好莱坞从默片时代转到有声电影时，制片厂会雇一些小说家、剧作家或记者为电影编写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叫做“repartee”，是“机敏应答”的意思。比如电影《虎豹小霸王》开场的一幕：赌场老板语带威胁地问圣丹斯：“你赢牌的诀窍是什么？”圣丹斯头也不抬地回答：“祈祷。”《一夜风流》甚至有意识地揭示出编剧在人物对白上的锤炼：“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鼻子？”“你也许不喜欢我的鼻子，但我很喜欢。”“哦，是吗？”“你这句太简洁了，让我怎么接话？”好莱坞经典黑白电影的魅力正在于那些令人难忘的台词。然而，台词虽句句美妙且充满机智，却与现实脱节。戈德曼小说的问题就在这一点上，对话太多，而且讨巧。小说是真实的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这么说话。不过不难理解，戈德曼注定就是为写电影而生的。
威廉·戈德曼
他用“接力赛跑”来概括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接力棒”是由制片人制作的，他看了一本小说或一场戏剧，或是有了一个点子，或是别的原因（有个制片人想用制片厂的钱周游世界，所以买下了三本以新西兰为背景的小说版权）；然后，制片人找到编剧，让他把剧本写出来；再后，制片人把剧本带给制片厂主管，看他能否通过并投资，如果通过，再找导演；导演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选角；明星来了，又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索要更好的台词，然后开拍——拍摄过程也是记者唯一蜂拥而至的时候，明星就尽量好好表现；拍摄好之后交给剪辑师；最后一棒由电影配乐师跑下来。 关于导演，在好莱坞有句话：只要有个鸭舌帽，猴子也能当导演。戈德曼认为，导演的重要性在电影业被夸大了。导演几乎等于编剧加摄影师加艺术总监加剪辑师。最惨的就是编剧，功劳几乎完全被导演覆盖了：专家们都热衷于谈希区柯克，“又有博学的评论家出来探讨希区柯克在《西北偏北》中使用的反天主教象征，但你翻遍索引，绝对不会有欧内斯特·雷曼（编剧）的名字”。不过戈德曼还是为导演说了好话：导演是天底下最累的工作之一，不是凡·高和莎士比亚的那种累，而是煤矿工人那种——除了准确地选角，还要安抚被惯坏的明星，与制片人明争暗斗。关于导演和制片人的关系，戈德曼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导演和制片人经常对彼此微笑，类似于狐猴面对眼镜蛇时的那种笑。”
戈德曼认为，好莱坞明星都很聪明，不过是街头混混的那种聪明。明星瞧不起编剧的高学历，编剧也瞧不起明星的痞子气。戈德曼在记录他所编剧的战争片《遥远的桥》时，讲了这么件轶事：制片人约瑟夫·莱文想敲定史蒂夫·麦奎因，麦奎因同意了，但条件是每星期100万美元，还要开工资给他的“朋友们”，周薪两万左右；他还有一栋在棕榈泉的度假屋卖不掉，要莱文花47万买下来。戈德曼还描绘了一种诅咒：普通演员一旦梦想成真当了明星，一生就被这一头衔控制了。就算不拍戏，只要在人前，他就必须“表演”——不管演的是谁，反正不是他自己。
《历险》中有两句话，戈德曼反复要求读者“刻在脸上，刻在眼皮后面，刻在视网膜上”：一句是针对于编剧新手所说的“剧本就是结构”，旨在反驳“剧本是对话”的观点。另一句被人引用烂了：“所有人都一无所知。”意思是电影业比淘金业还神秘，完全没法预测成败，也没法知道哪个元素能促进电影的成功。所有的一切赞赏和贬低，全都是后见之明。凑齐一流的导演和一流的明星会出好电影吗？不一定。演员之间关系敌对会破坏电影吗？不一定。所有人都一无所知，预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教父》拍成后，导演科波拉看了试映都快绝望了，经纪人只能用这样的话鼓励他：“不要主动退出，等他们解雇你。”制片厂并不看好《泰坦尼克号》，说“没人想看大船上的恋人，太陈词滥调”，等到成功时他们又作为权威出来分析：“谁不喜欢看大船上的恋人？”曾被视为白痴之作的《E. T. 外星人》的剧本被各大制片厂推来推去；《雌雄大盗》在第一次上映时完全失败，制片兼主演沃伦·贝蒂使劲浑身解数争取到二次上映，才成为经典。制片厂主管的任务就是预测一个剧本能不能成功，值不值得投资，但事实上，大罗神仙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一旦电影产生了意外的结果，制片厂就会用“特殊现象”和“不可重复的现象”来搪塞。
在写完《历险》的五年之后，戈德曼才重出江湖。他曾谈道，大多数编剧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会下降。戈德曼虽未能重振《虎豹小霸王》的辉煌，但仍旧保持了雄风：《穿墙隐形人》《公主新娘》《赌侠马华力》《绝对权力》等等。其中《公主新娘》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戈德曼每天晚上都给两个小女儿编童话故事，有一次他问：“你们想成为什么？”一个女儿说“公主”，另一个说“新娘”，故事就这样诞生了。戈德曼写了那么多小说和剧本，唯一钟爱《公主新娘》。后来《公主新娘》连同《虎豹小霸王》《总统班底》一起被收入“好莱坞101本最佳电影剧本”中，他哥哥詹姆斯的《冬狮》也被选入名单。在后期，斯蒂芬·金的三本小说——《危情十日》《亚特兰蒂斯之心》《捕梦网》（戈德曼的收官之作）——都交由戈德曼改写，足见好莱坞对元老的重视。
《公主新娘》电影海报
幼年缺爱、早期创作的一连串失败、好莱坞编剧行业的是是非非，使得戈德曼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成功，更不认为自己有天分。“害怕被人发现是个骗子”始终是戈德曼自我评价的关键词，每次去好莱坞谈电影合同他都先买一瓶泻立停放在包里。他这样总结写作生涯：“我能成功完全是侥幸，我已经写作50多年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作家。”“我的墓志铭中不会提到‘编剧’一词。”
这居然是《虎豹小霸王》和《在编剧行业历险》的作者的自我评价——不过也验证了“所有人都一无所知”这句话：他并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所拥有的才华。就小说写作而言，戈德曼的确有应该自卑的地方，不过，他实在没必要哆嗦成这样……
第一幕：小说
威廉·戈德曼说自己之所以想当作家，是为了“复仇”——向童年复仇。不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的金矿，戈德曼想把童年欠他的金子都索要回来。
戈德曼于1931 年8月12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高地公园，他前头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哥哥詹姆斯。小时候家境殷实，父亲辛苦工作多年，终于熬到了一家服装公司副总裁的位置。但戈德曼的母亲像麦克白夫人一样野心勃勃，她知道丈夫所在的家族企业不会让他成为一把手，便敦促他“另立门户”，于是，父亲不情愿地提前退休，和朋友合办了一家服装厂，但厂子很快就倒闭了。
接下来的五年时光，父亲都躲在家中的二楼上穿着睡衣买醉度日，偶尔下楼也是为了到商店去买酒“囤货”。因为父亲的颓废，戈德曼不敢带朋友来家里玩，更不敢谈恋爱。他的成绩直线下滑，有一年的时间他装病逃学，躺在家里望着天花板胡思乱想。戈德曼的母亲并不关心他，而且严重偏爱长子，声称自己在生戈德曼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听力，直到临终时才坦白说是生哥哥的时候变聋的。戈德曼上初三时，父亲的离世更加剧了他的内疚感：父亲辅导他写的作文得了“A”，他放学后本想拿给父亲看，但犹豫了一下，决定先写作业再说，等他拿着作文本进到父亲的房间，发现父亲已经吞服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青少年时代的戈德曼以读书为避难所。一个表兄借给他一本美国作家欧文·肖的短篇小说集，他读得上了瘾，两天之内就看完了。等他稍大一些的时候，每逢过节，亲戚们都会问他：“比尔，你打算以后从事什么职业？”他认真地说：“我想当作家。”这时候一般有两种接话的方式，一种是：“当完作家之后呢？”另一种是：“别开玩笑，你到底想干什么？”真正令他心慌的是第一种方式，因为其潜台词是他不会在作家路上走多远，而戈德曼的确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一定会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戈德曼中学毕业后进了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这是一座充满艺术气质的学府，戈德曼和未来的词曲作家约翰·肯德尔成了同窗和一生的朋友。戈德曼选了创意小说写作课，班上有12名学生，只有他是正儿八经地想当作家。他花三周时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而肯德尔在交作业前一晚花三小时完成了一篇，结果戈德曼得了“C”，肯德尔得了“A”。课程结束时班里同学都是“B ”以上，只有戈德曼得了唯一的“C”。此外，戈德曼还选了一门议论文的课程，班上除了他之外都是女孩子，授课老师有一句口头语“：谁能帮帮比尔？”女孩子们都叽叽喳喳地指点他：“第一论点要放在第二论点的前面。”“为什么？”“因为一比二小啊……”
奥柏林学院有一份文学杂志，戈德曼是小说板块的编辑，还有两个同学分别是诗歌板块编辑和主编。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提交的，于是做每一期杂志时，戈德曼都会偷偷把自己写的小说顺进要讨论的材料中，在例会上，另外两位编辑总是用两根手指夹起戈德曼写的稿子：“我们不能发表这坨屎。”戈德曼点点头。当了两年编辑，他没能发表过一篇自己的小说。
21岁从奥柏林取得学士学位之后，时值朝鲜战争，戈德曼被征到五角大楼服两年兵役。为了逃避上战场，他学会了打字，混了一份文职工作。白天，他和其他几位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室里进行了20个月的“军事训练”——用橡皮筋射纸团，最后精准到可以当狙击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雨中士兵》中，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早地嘲讽了军队的官僚体制。到了晚上，他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写短篇小说，投给各家杂志，几百篇中没有一篇成功。退役之后的美国士兵可以享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就这样，他在23岁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有两个工作任他挑选，一个是杜鲁斯大学的写作教师，另一个是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的初级文案。时年24岁的戈德曼除了写小说，别的都不想干：“我真的只想讲故事。”他一遍一遍地哀叹。看着手头上100多条拒稿信，其中没有一句鼓励的话，他不免有些绝望。1956年7月25日，戈德曼回到了高地公园的家里，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机械地敲打键盘。
这是戈德曼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他不知道自己能写多少。他用三周的时间写了187页，给小说起了个名字——《金庙》，没做什么修改就寄了出去。这次戈德曼下了最后的赌注：如果还不成功，就放弃写作。
没过多久，小说被录用的消息传来，戈德曼在公寓里一时间手足无措，浑身哆嗦着，整整一个下午在屋里踱来踱去。室友肯德尔回来时看到他这个状态吓了一跳，戈德曼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小说出版的消息。戈德曼离起跑线太远了，等他真正穿过白线，却跑到了朋友们的前头——25岁的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而更有天赋的肯德尔以及戈德曼的哥哥詹姆斯却要熬更长的时间。戈德曼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不敢把消息告诉我的哥哥。他才是应该成功的那个，而我注定失败……”
为了减轻成功带来的侥幸感，戈德曼没日没夜地写作，基本上一年完成一部小说，虽然质量不敢恭维，但其中不乏卖出上百万册的畅销书。不写小说的时候，他就泡在电影院里——戈德曼从8岁起就成了电影迷。《金庙》出版的那年，他看了一千多部电影，而《金庙》的名字就来自他看了16遍的、由福克纳编剧的电影《古庙战笳声》。
第二幕：剧本
戈德曼的小说很畅销，所以批评家不肯放过他。有一则恶意的评价是：“一个小孩在拿不动这本小说的年纪上已经能读懂它了。”这则评论让他几乎哭了一个月，后来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读书评。传记作家肖恩·伊根指出，戈德曼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里面的人物对话使用的都是电影语言。 什么是电影语言？这要追溯编剧这一行业的产生。默片时代是没有编剧的，好莱坞从默片时代转到有声电影时，制片厂会雇一些小说家、剧作家或记者为电影编写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叫做“repartee”，是“机敏应答”的意思。比如电影《虎豹小霸王》开场的一幕：赌场老板语带威胁地问圣丹斯：“你赢牌的诀窍是什么？”圣丹斯头也不抬地回答：“祈祷。”《一夜风流》甚至有意识地揭示出编剧在人物对白上的锤炼：“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鼻子？”“你也许不喜欢我的鼻子，但我很喜欢。”“哦，是吗？”“你这句太简洁了，让我怎么接话？”好莱坞经典黑白电影的魅力正在于那些令人难忘的台词。然而，台词虽句句美妙且充满机智，却与现实脱节。戈德曼小说的问题就在这一点上，对话太多，而且讨巧。小说是真实的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这么说话。不过不难理解，戈德曼注定就是为写电影而生的。
他用“接力赛跑”来概括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接力棒”是由制片人制作的，他看了一本小说或一场戏剧，或是有了一个点子，或是别的原因（有个制片人想用制片厂的钱周游世界，所以买下了三本以新西兰为背景的小说版权）；然后，制片人找到编剧，让他把剧本写出来；再后，制片人把剧本带给制片厂主管，看他能否通过并投资，如果通过，再找导演；导演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选角；明星来了，又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索要更好的台词，然后开拍——拍摄过程也是记者唯一蜂拥而至的时候，明星就尽量好好表现；拍摄好之后交给剪辑师；最后一棒由电影配乐师跑下来。 关于导演，在好莱坞有句话：只要有个鸭舌帽，猴子也能当导演。戈德曼认为，导演的重要性在电影业被夸大了。导演几乎等于编剧加摄影师加艺术总监加剪辑师。最惨的就是编剧，功劳几乎完全被导演覆盖了：专家们都热衷于谈希区柯克，“又有博学的评论家出来探讨希区柯克在《西北偏北》中使用的反天主教象征，但你翻遍索引，绝对不会有欧内斯特·雷曼（编剧）的名字”。不过戈德曼还是为导演说了好话：导演是天底下最累的工作之一，不是凡·高和莎士比亚的那种累，而是煤矿工人那种——除了准确地选角，还要安抚被惯坏的明星，与制片人明争暗斗。关于导演和制片人的关系，戈德曼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导演和制片人经常对彼此微笑，类似于狐猴面对眼镜蛇时的那种笑。”
戈德曼认为，好莱坞明星都很聪明，不过是街头混混的那种聪明。明星瞧不起编剧的高学历，编剧也瞧不起明星的痞子气。戈德曼在记录他所编剧的战争片《遥远的桥》时，讲了这么件轶事：制片人约瑟夫·莱文想敲定史蒂夫·麦奎因，麦奎因同意了，但条件是每星期100万美元，还要开工资给他的“朋友们”，周薪两万左右；他还有一栋在棕榈泉的度假屋卖不掉，要莱文花47万买下来。戈德曼还描绘了一种诅咒：普通演员一旦梦想成真当了明星，一生就被这一头衔控制了。就算不拍戏，只要在人前，他就必须“表演”——不管演的是谁，反正不是他自己。
《历险》中有两句话，戈德曼反复要求读者“刻在脸上，刻在眼皮后面，刻在视网膜上”：一句是针对于编剧新手所说的“剧本就是结构”，旨在反驳“剧本是对话”的观点。另一句被人引用烂了：“所有人都一无所知。”意思是电影业比淘金业还神秘，完全没法预测成败，也没法知道哪个元素能促进电影的成功。所有的一切赞赏和贬低，全都是后见之明。凑齐一流的导演和一流的明星会出好电影吗？不一定。演员之间关系敌对会破坏电影吗？不一定。所有人都一无所知，预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教父》拍成后，导演科波拉看了试映都快绝望了，经纪人只能用这样的话鼓励他：“不要主动退出，等他们解雇你。”制片厂并不看好《泰坦尼克号》，说“没人想看大船上的恋人，太陈词滥调”，等到成功时他们又作为权威出来分析：“谁不喜欢看大船上的恋人？”曾被视为白痴之作的《E. T. 外星人》的剧本被各大制片厂推来推去；《雌雄大盗》在第一次上映时完全失败，制片兼主演沃伦·贝蒂使劲浑身解数争取到二次上映，才成为经典。制片厂主管的任务就是预测一个剧本能不能成功，值不值得投资，但事实上，大罗神仙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一旦电影产生了意外的结果，制片厂就会用“特殊现象”和“不可重复的现象”来搪塞。
在写完《历险》的五年之后，戈德曼才重出江湖。他曾谈道，大多数编剧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会下降。戈德曼虽未能重振《虎豹小霸王》的辉煌，但仍旧保持了雄风：《穿墙隐形人》《公主新娘》《赌侠马华力》《绝对权力》等等。其中《公主新娘》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戈德曼每天晚上都给两个小女儿编童话故事，有一次他问：“你们想成为什么？”一个女儿说“公主”，另一个说“新娘”，故事就这样诞生了。戈德曼写了那么多小说和剧本，唯一钟爱《公主新娘》。后来《公主新娘》连同《虎豹小霸王》《总统班底》一起被收入“好莱坞101本最佳电影剧本”中，他哥哥詹姆斯的《冬狮》也被选入名单。在后期，斯蒂芬·金的三本小说——《危情十日》《亚特兰蒂斯之心》《捕梦网》（戈德曼的收官之作）——都交由戈德曼改写，足见好莱坞对元老的重视。
幼年缺爱、早期创作的一连串失败、好莱坞编剧行业的是是非非，使得戈德曼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成功，更不认为自己有天分。“害怕被人发现是个骗子”始终是戈德曼自我评价的关键词，每次去好莱坞谈电影合同他都先买一瓶泻立停放在包里。他这样总结写作生涯：“我能成功完全是侥幸，我已经写作50多年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作家。”“我的墓志铭中不会提到‘编剧’一词。”
这居然是《虎豹小霸王》和《在编剧行业历险》的作者的自我评价——不过也验证了“所有人都一无所知”这句话：他并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所拥有的才华。就小说写作而言，戈德曼的确有应该自卑的地方，不过，他实在没必要哆嗦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