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城镇化发展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战略。1992年初小城镇发展理念的提出，揭开了小城镇研究和城镇化进程进入政策领域的序幕。在这之前，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我们对城镇化问题一直是回避的。原因一是因为解放后几十年，对农产品的供给和轻工业产品的供给问题始终有一种担忧，农民大量进城，怎么解决他们的就业、物资供应以及粮食等方面的需求？此外，农民进城以后，会不会成为城市的负担？医疗和教育资源是否充足？还有一个担忧是，虽然我们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够快，但如果把有限的财政大量用到城市建设方面的话，会不会可能导致投资的浪费？这些问题长时间困扰着决策层。
　　1993年，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凯的支持并亲自协调下，推动了以国家体改委为主导的小城镇综合改革工作。
　　1995年4月11日，国家体改委等11部委联合颁布《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这个文件是针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就如何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城镇化而提出的。当时，中国城镇化率很低，只有26%。全国12亿人口，如果70%-80%的人都在农村，人均一亩多地，怎么能增加农民收入，更不用说改善农村的生活状况。根据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确定了从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途径，来解决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的主要思路。

　　当时，虽然提出了农村城镇化道路，但这个问题在政策上是一个限制非常严格的禁区，谁也不敢提城镇化，“户改”“土改”都是禁区。当时，我们选择从城乡矛盾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小城镇，开始推进城镇化改革，改革的风险较小。
　　1998年到2003年期间，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来说，堪称里程碑式的两份重要文件先后出台，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00年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两份文件，标志着县级以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2012年城镇化“真正进入中央政策的主渠道”，當年中央提出“通过新型城镇化拉动内需”，翻开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新篇章。

　　纵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城镇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北京从1000多万人口到2000多万人口，城镇化率从17%到现在的58.53%，城镇人口净增加了3亿多。城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超过6个，设市城市658个，城区人口5万以上的各类较大规模的城镇1500多个。这就是城镇化实质性进展。
　　未来中国涉及全体国民福祉的改革战略之一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可以激活农村的改革，彻底地通过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而使“三农”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镇化可以拉动内需，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城镇化在当前信息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影响下，又增加了创新和智慧的内容。而基于科技发生的变革和共享模式的创新，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自动推进了社会变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会理事长 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