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致公出版社是隶属于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级出版社。近年来，中国致公出版社坚持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致公党员服务、为读者大众服务的原则，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以出版文史、经济管理、生活休闲、教育类图书为主，尤其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华文化是连接海内外同胞无形的纽带，海内外同胞同宗同源、同种同文，有着不可分割的中华“根文化”。作为具有“侨”、“海”特色的党派，严以新说，致公党不仅通过传统的文艺和武术表演等形式传播中华文化，更要利用“十二五”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契机，不断增强海外侨胞的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前不久，本刊有幸邀请致公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伟见做客我刊“前沿访谈”栏目，让我们倾听一位国学大师如何把“文化入侨”的理念贯彻到出版传播中，从而将中华文化的种子传遍世界各地。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刘社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刊“前沿访谈”栏目。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出版改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您认为在这种前提下出版人是否面临着新的定位与转型？
　　刘伟见：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版人，经常要追溯出版的本质是什么？从中外出版史来看，出版最核心的本质是做文化与教育的价值塑造与引领，这是出版最重要的方向，也是出版的文化本质。出版在经济上的贡献可能不大，但在精神领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这是中西出版史上的共识。出版改革深层次是文化改革，只有培养出一批真正有文化志向的新型出版人成为行业领军人物，出版的文化价值才能得到凸显。我认为在当下出版人的文化转型包括文化公器、出版情怀、人文修炼三个层次。
　　所谓文化公器，就是对文化要有包容性与开阔度。不可有一隅之偏，一得之尊。我认为每一个出版人，尤其是居于出版核心层的编辑，应当怀抱文化是天下之公器这一基本价值判断。当下的图书产品种类繁多，虽然也有精品，但更多图书是缺乏灵魂的“空心”书。古人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视书如药，是何等的重视。如果带有偏狭，作为精神垃圾产品的图书贻害将是无穷的。同时，书又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如果没有开阔的文化胸怀，就难以编著出精良的文化作品。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图书出版权是纯国有的，作为国家属性的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化的包容性与开阔度，就难以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起到相应的作用。从近30年的出版实践中看到，图书在内容上没有公私之别，但在文化襟怀上有广狭之分。优秀的出版人没有体制之别，重要的是其出版的图书本身表达了对文化的探索和对价值的引领。我觉得出版改革就是要让优秀的出版人脱颖而出。如果出版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出版英才陨落会很惨烈。我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出版人，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都有，在文化日益被庸俗化、面具化、利益化的出版环境中最后离开了出版。从民国时期的出版，转而上溯到古代与外延到西方，很多出版人同时也是大文化人。
　　记者：我注意到您对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做过系统研究，你说的出版环境与此相关联吗？
　　刘伟见：对。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变成出版企业，为此，传统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面临着在新形势下的范式转变。在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衡量的一种共识和竞争战略的实践语境下，只有逐步确立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才能确保出版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至于被企业追逐利润的“狼性”吞噬其文化性和使命感，进而为出版业建立真正的国内与国际的竞争优势提供保障。我的管理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基于我国出版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构建了以国家责任、公众责任、作者责任、读者责任、合作者责任、员工责任为主轴的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所以一个良好的出版环境是由社会文化各种力量共构出来的。我以为，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绝不是狭隘的社会慈善与捐书，而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保障下如何将出版的文化责任与社会贡献最优化。
　　记者：目前全球纸质出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衰减，数字出版在持续上升，有些出版人表现出一定的困惑，您觉得未来的出版业态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刘伟见：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出版理念问题。出版的理念包含着出版的愿景，一个企业的愿景有多高就决定了发展的道路能走多远。文化企业尤其如此。目前数字出版的繁荣、经济形势的压力以及出版的同质化竞争使有的出版人对出版失去信心。一个产业的发展，一个组织的发展，与一个人的发展一样存在共性，如何在艰难繁杂的现实中进行文化创业，稳固核心竞争力是业界需要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数字出版的出现，只不过是内容载体形式的变化，出版的核心价值力在内容原创与创新，这是不可替代的，而国民对文化的期待是永恒的。
　　从未来的出版业态来说，我认为有三个趋势，一是无论集团化的大型出版社还是中小型出版社都将转向以编辑创意与原创为主。在这个全媒体的时代，出版人的内涵和外延将发生变化。要善于在全媒体时代简择出版的职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版的生产环节和发行环节将会以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入纯商业化、纯技术化。编辑的专业性与创造性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其次，作者的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且随着纸质出版向高端人文发展，一些内容平庸、缺乏创意的出版物将会减少，而不是像当下那样受畅销书榜的误导。从出版史来看，作者与产业经营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出版关系。作者在网络时代的重要性又重新被凸显出来了，出版的“掮客”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会以另一种方式重生。我是指版权代理与经营层面会复兴，而不是完全以居间牟利为主的“掮客”。知识性出版的消亡，知识解决方案的出版仍然存在，创意与原创将成为出版的主导要素，所以作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第三，随着新媒体兴起，自媒体的形成，读书形态的变化以及信息摄取的多样化，读者层面将有两种阅读取向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一是小众对宏观价值的消解。这个时代日益分裂成一个小众时代，公共区域只限于一个组织体系里的人。如同一个公司，或同一个行政体系他们在某些组织关系上有公共区域，那些交叉的公共区域正日益消亡。小众消解宏观价值将使英雄情怀消泯和凡者心态的回归，由此个人阅读喜好也将分化和细化。二是大众文化通识的期待。分众的思想与文化的价值区隔日益加大，各分众的思想文化缺乏文化共识，精英小众，文化快餐，传统泥古，政教固化，缺乏价值伦理的最大公约化。所以如何构建思想与文化的社会共识是大众所期盼的。这在出版文化上带来了机遇。我认为应当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百年民族图强文化、红色革命奋斗文化、改革开放创新文化以及西方当代优秀文化中梳理人文资源，构筑文化共识，综合创新出更适合中国发展的人文体系。出版的这四种文化资源值得关注。简而言之，未来图书出版会重回简约，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肿胀，良莠不齐。出版将更多成为回答社会问题与引领思潮的工具，编辑的作用将显得更为突出。所以，我们出版人尤其需要重塑出版情怀。 　　记者：您指的出版情怀的内涵是什么？
　　刘伟见：前段时间从台湾来的出版朋友曾经对我说过，干了半辈子的出版，忽然发现在这个行业的积累都白费了。我却不这么悲观，我觉得这恰恰是出版的机遇。我认为出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行业，并且永远是朝阳产业，要将眼光放到5至10年的出版发展中去。我觉得出版情怀内涵包括：知识服务、内容创新、价值引领、人文化成。
　　出版的知识服务是其基本，一般性的知识服务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存在，但会日渐脱离纸质形式，转换为新的形态。如各种学习资料的整理，各种进入公版的中外名著，各种专业考试的信息都会被替之以电子载体下载。知识服务中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潮流的知识性的读物仍然会存在。出版的内容创新就是指作为编辑层次的出版人根据社会对知识、文化、精神的需求，挖掘、培植作者和好的文化产品，这将是未来出版存在的基石。出版的价值引领是指出版作为社会文化产品的源点，其文化产品中要容纳各种文化价值，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开阔性提供平台，最后是人文化成。古人云：“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人心。”出版的高层次是人文化成，并对国民文明素质负有重要责任。这本来是出版的本质所在，也是出版人应有的出版情怀。未来在技术的进步下会促进这个出版本质会的重新回归。
　　记者：那么中国致公出版社的出版人的出版情怀体现在哪里呢？
　　刘伟见：中国致公出版社是中国致公党中央主管的中央级出版机构，面向全球华文出版。近年引进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的战略性投资开发动漫图书。逐步形成了以动漫、人文、学习为发展方向。我们借助湖北知音动漫打造的知音动漫系列在未来3年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动漫出版机构，发行规模将达到2个亿左右的码洋。这是融入了“内容创新，价值引领” 的出版实践。同时中国致公出版社将在社科图书上围绕价值引领系列开发独具特色的系列图书。如已经推出的欧洲著名管理学家，欧洲管理技术学院院长施密茨博士的《管理管理者：为什么管理是可以抛弃的》一书，这是将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与中国对接的出版物，是中国致公出版社国际组稿的范例。这是全球第一个中文版本，我们将推出英文、法文等国际版本。刚一面世不久，就销售了10000册。又如《重说中国近代史》是著名作家，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先生的最新作品。本书是张鸣教授的课堂实录，生动真切，精彩迭出。以充满智慧和哲理的笔触重新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立足点在“还原一段被歪曲的历史”。当然支撑出版情怀，我们还需要切实的人文修炼。
　　记者：出版人的人文修炼包括哪些内容呢？
　　刘伟见：出版人的人文修炼首先要在文化本身上求真。人文修炼将远离与抛弃空心文化和拼凑文化，淘汰缺乏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它不是某种文化形式的复兴，也不是文化成果的数量，更不是某种文化载体的回潮，而是适应时代实践，回归文化本质，反映时代总体发展的文化总汇。以人文修炼作为驱动可以使文化强国成为现实。 也可以使出版人获得真正创造文化的价值。莫言获奖接受采访时说作家要回到良心的指引。同样，文化也有生命，不能假，要有自觉与自新，不是他觉和附庸，不是游魂。其次，出版人的人文修炼要在文化主体上求诚。人文修炼在我国有着厚重的历史渊源。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在古人而言，人文修炼强调的是从主体自身出发，即由自得，由自己觉察而非他人，由自己体会并明了。是一种在自己身上发生的革命性的认识转折。人文修炼是文化的觉照，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化出发点而非人云亦云，是一种对文化的深度认识并发生交道感应，同时能变化气质的文化自新。如此，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所以人文修炼一定是自己要明了，不是他者。有一点“悟道”的含义在里面。由之，文化传承和时代探索都具有了人作为主体的中转站，能通过主体进行整理并确立位置。人文修炼将使我们事事回到自身之诚，与身心交涉，不是心口两层皮，虚应故事。最后，出版人的人文修炼要在发展上求新。诸如一般产业发展初期需要规模，需要效益，现在则更需要品质，需要内涵。要发挥文化的培本与滋润作用，也要发挥文化的批判与创造作用，更要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创新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新的实践的文化形式、新的文化符号人物、新的时代特色的文化。
　　记者：您作为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还是著名的国学学者。如何兼顾这两重身份呢？
　　刘伟见：我一直觉得出版人首先应当是真正的文化人，因为出版经营的就是文化，没文化怎去经营文化。但现实是不少文化人缺乏真正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不足以成为社会认可的人文财富，所以有点文化的经营者就冲在前面，配合社会的功利化追求，让文化成为了经济附属。出版的发展前途在于社会的人文养成与文化人成为精神的向导。基于这个认识，我从事出版10多年，一直在出版与学问之间坚持探索。在出版上坚持做有价值的出版物，在学问上一直向中西的经典体认与实践。我觉得二者是相互辅益的作用。除去白天的工作，早晨和晚上，节假日我基本都在读书与研究。10余年担任出版社负责人，我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撰写了数十篇出版与阅读的研究文章，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坚持出版文化与经营的授课，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出版人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