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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土文学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作家都写过家乡或者乡土话题，出现了众多的杰出作家与优秀作品。乡土文学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整理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到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变化。乡土文学为我们了解、观察社会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
关键词：乡土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流变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76-02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大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并以许钦文的《故乡》为例说：“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他指出“乡土文学”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作者以一个既非乡下人、又非城里人的身份去回忆以往的故事。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睨代文学三十年》在鲁迅先生的基础上对‘乡土文学’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乡土文学”的几个重要的特性，即写回忆、带有乡土滋味、地方色彩浓厚、隐含着淡淡的乡愁。
一、第一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20年代“乡土文学”开始登上文学舞台，是有它的文学背景的。这一时期，“五四”热潮开始退却，读者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看到更加真实的社会描写，于是“乡土小说”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以“为人生”为目的来写小说，开创了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模式。鲁迅关注农民，始终关注着他们精神上的麻木与愚昧，表现其在沉痛的社会压力下的精神痛苦。他的一系列小说，如《故乡》、《祝福》、《孔乙己》等都是在这个主题下进行的，以求得对读者心灵的震撼与救赎。在鲁迅的影响下，1923年之后文学研究会中的许多作家纷纷着眼于“乡土小说”的写作，“形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代表作家主要有王鲁彦、膨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人。他们继承鲁迅先生“为人生”而写作，同样着眼于农村落后、农民精神的麻木不仁，通过一桩桩的悲剧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往往是站在乡土之外的，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乡村的种种，或同情、或讽刺、或心痛，在他们笔下的农村是千疮百孔的，是非人的；他们笔下的农民是在封建社会宗法压抑下苟延残喘的病态人物，是不健康的，是丑陋的，同样他们的生活也是非人的，是由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悲剧构成的。
二、第二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30年代决定文学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主要由“左联”作家及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构成。“左联”中代表作家主要有沙汀、叶紫，以及以“二萧”为首的“东北作家群”。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因此，这时“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也往往以战争与军阀为作品的背景。比如沙汀的作品就是“从四川农民饱受军阀中世纪式的暴政里浓缩出来的，具时代、阶级烙印的黑色基调”，叶紫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真实表现大革命失败前后洞庭湖畔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则体现着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情节及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表现出东北粗犷的地方特色和日本侵略下的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京派小说的乡土作家则以沈从文、废名、萧乾和芦焚为代表，他们多以“乡下人”自称，以城市中的“乡下人”的身份回顾乡下的生活经历。与“左联”作家相比，京派作家更加平静，具有诗意，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宁静的乡土之美。即便是表现悲伤的情绪，似乎也是娓娓道来，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这些作家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反映社会。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美，即使那淡淡的哀愁也给人美的享受。在他的世界里，美就是他的宗教。废名的乡土小说也追求美，追求风景的美、人性的美，他的世界宁静、和谐、自然闲适、返璞归真。芦焚的小说深切表现北方农村的衰败，“自然界的荒凉与人事的心酸紧密交织”，却充满诗意。
三、第三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确定了文艺的服务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赵树理的小说就被认为是能体现《讲话》精神的作品典范。与之前的乡土作家不同，赵树理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村，具有地道的农民气质。他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因而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及审美要求，真正为农民所接受，这也是与赵树理同类型的“山药蛋”派作家的突出特点。在作品题材内容上，这类作家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将农民视为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在作品中进步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是作品全力赞扬与讴歌的对象。与赵树理类似的作家还有“荷花淀”派的代表孙犁，他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与品性，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然而与赵树理的不同在于孙犁着重于挖掘农民身上的灵魂美和人情美，尤其是表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的美好形象。其实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与鲁迅先生之前对乡土文学下的定义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出入，作者更多的是在写当下正在发生的人和事，而不再以回忆为主；淡淡的乡愁也转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
四、50-70年代的“乡土文学”
从50年代开始，文学进入当代史的范畴，而第一次文代会则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在这次会议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被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认为文学应继续为工农兵服务。在这种形势下，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在作家人数上还是作品数量上，在小说中都居于首位。这一时期写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有两个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一是柳青等陕西作家，此外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乡土作家。与40年代的小说创作相比，赵树理这时的写作依旧保持了淳朴、诚实的特色，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着眼，“更突出了从传统吸取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少了点当年的激情而变得慎重、严密了。与赵树理相比，柳青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他坚定地表现新人物、新世界，重视的是新价值观的灌输，具有理想的浪漫色彩。与40年代相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同样远离了鲁迅先生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更与沈从文等作家的小说风格渐行渐远。
五、80年代的“乡土小说”
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80年代思想开始解放，“拨乱反正”被看作是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准备阶段。文学创作较文革时期也开始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寻根文学”主张“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对话。受这种文学主张的影响，许多作家(尤以“知情作家”为主)纷纷把自己的家乡作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比如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周系列小说”以及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有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莫言等人。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在精神气质上与鲁迅先生关于“乡土文学”的定义，较40-70年代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归。作家来到城市，却无法忘怀乡村，于是便借助回忆将记忆中的家乡娓娓道来，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但与沈从文等作家不同的是，这时的乡土作家们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反思，更具有时代的变革精神。他们笔下的农民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也不是被高歌的英雄，而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描写这些普通人在新时期改革潮流中的精神面貌及心理状态。
“乡土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许多作家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作为一个潮流，一个流派，乡土小说对于现代小说的确立是有不小贡献的。”
关键词：乡土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流变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76-02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大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并以许钦文的《故乡》为例说：“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他指出“乡土文学”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作者以一个既非乡下人、又非城里人的身份去回忆以往的故事。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睨代文学三十年》在鲁迅先生的基础上对‘乡土文学’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乡土文学”的几个重要的特性，即写回忆、带有乡土滋味、地方色彩浓厚、隐含着淡淡的乡愁。
一、第一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20年代“乡土文学”开始登上文学舞台，是有它的文学背景的。这一时期，“五四”热潮开始退却，读者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看到更加真实的社会描写，于是“乡土小说”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以“为人生”为目的来写小说，开创了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模式。鲁迅关注农民，始终关注着他们精神上的麻木与愚昧，表现其在沉痛的社会压力下的精神痛苦。他的一系列小说，如《故乡》、《祝福》、《孔乙己》等都是在这个主题下进行的，以求得对读者心灵的震撼与救赎。在鲁迅的影响下，1923年之后文学研究会中的许多作家纷纷着眼于“乡土小说”的写作，“形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代表作家主要有王鲁彦、膨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人。他们继承鲁迅先生“为人生”而写作，同样着眼于农村落后、农民精神的麻木不仁，通过一桩桩的悲剧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往往是站在乡土之外的，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乡村的种种，或同情、或讽刺、或心痛，在他们笔下的农村是千疮百孔的，是非人的；他们笔下的农民是在封建社会宗法压抑下苟延残喘的病态人物，是不健康的，是丑陋的，同样他们的生活也是非人的，是由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悲剧构成的。
二、第二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30年代决定文学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主要由“左联”作家及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构成。“左联”中代表作家主要有沙汀、叶紫，以及以“二萧”为首的“东北作家群”。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因此，这时“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也往往以战争与军阀为作品的背景。比如沙汀的作品就是“从四川农民饱受军阀中世纪式的暴政里浓缩出来的，具时代、阶级烙印的黑色基调”，叶紫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真实表现大革命失败前后洞庭湖畔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则体现着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情节及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表现出东北粗犷的地方特色和日本侵略下的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京派小说的乡土作家则以沈从文、废名、萧乾和芦焚为代表，他们多以“乡下人”自称，以城市中的“乡下人”的身份回顾乡下的生活经历。与“左联”作家相比，京派作家更加平静，具有诗意，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宁静的乡土之美。即便是表现悲伤的情绪，似乎也是娓娓道来，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这些作家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反映社会。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美，即使那淡淡的哀愁也给人美的享受。在他的世界里，美就是他的宗教。废名的乡土小说也追求美，追求风景的美、人性的美，他的世界宁静、和谐、自然闲适、返璞归真。芦焚的小说深切表现北方农村的衰败，“自然界的荒凉与人事的心酸紧密交织”，却充满诗意。
三、第三个十年中的“乡土文学”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确定了文艺的服务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赵树理的小说就被认为是能体现《讲话》精神的作品典范。与之前的乡土作家不同，赵树理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村，具有地道的农民气质。他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因而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及审美要求，真正为农民所接受，这也是与赵树理同类型的“山药蛋”派作家的突出特点。在作品题材内容上，这类作家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将农民视为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在作品中进步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是作品全力赞扬与讴歌的对象。与赵树理类似的作家还有“荷花淀”派的代表孙犁，他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与品性，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然而与赵树理的不同在于孙犁着重于挖掘农民身上的灵魂美和人情美，尤其是表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的美好形象。其实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与鲁迅先生之前对乡土文学下的定义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出入，作者更多的是在写当下正在发生的人和事，而不再以回忆为主；淡淡的乡愁也转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
四、50-70年代的“乡土文学”
从50年代开始，文学进入当代史的范畴，而第一次文代会则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在这次会议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被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认为文学应继续为工农兵服务。在这种形势下，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在作家人数上还是作品数量上，在小说中都居于首位。这一时期写农村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有两个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一是柳青等陕西作家，此外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乡土作家。与40年代的小说创作相比，赵树理这时的写作依旧保持了淳朴、诚实的特色，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着眼，“更突出了从传统吸取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少了点当年的激情而变得慎重、严密了。与赵树理相比，柳青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他坚定地表现新人物、新世界，重视的是新价值观的灌输，具有理想的浪漫色彩。与40年代相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同样远离了鲁迅先生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更与沈从文等作家的小说风格渐行渐远。
五、80年代的“乡土小说”
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80年代思想开始解放，“拨乱反正”被看作是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准备阶段。文学创作较文革时期也开始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寻根文学”主张“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对话。受这种文学主张的影响，许多作家(尤以“知情作家”为主)纷纷把自己的家乡作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比如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周系列小说”以及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有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莫言等人。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在精神气质上与鲁迅先生关于“乡土文学”的定义，较40-70年代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归。作家来到城市，却无法忘怀乡村，于是便借助回忆将记忆中的家乡娓娓道来，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但与沈从文等作家不同的是，这时的乡土作家们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反思，更具有时代的变革精神。他们笔下的农民就不是被同情的对象，也不是被高歌的英雄，而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描写这些普通人在新时期改革潮流中的精神面貌及心理状态。
“乡土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许多作家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作为一个潮流，一个流派，乡土小说对于现代小说的确立是有不小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