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引言
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核心和基石。志愿服务持续深入开展需要志愿精神背后的支持和影响，发扬志愿精神才能真正引导人们自愿、主动从事志愿服务。尽管一些学者或多或少对志愿服务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研究，呈现了部分成果，但志愿精神却往往不是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本研究主要依据在2011年1月至2月间对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志工进行访谈调查所获取的资料，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台湾公益组织在弘扬志愿精神，号召社会公众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反思大陆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志愿服务，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提供参考。
一、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
根据大陆学者的定义，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些国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丁元竹，2001）。志愿服务的持续开展、深入日常生活以及充分发挥志愿者自主性都需要作为内在动力的志愿精神的支撑，因而对于志愿服务乃至慈善事业、公益活动来说，志愿精神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探讨志愿精神有必要先对涉及志愿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自我实现和利他主义的个人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志愿精神，他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作为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是对自己和自己与外界关系的体验、认识和愿望。志愿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倡导关爱和奉献，是当今人们自我实现的重要内容。从个人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除了社会普适的价值、精神倡导外，志愿服务必须基于一定的组织架构中，在组织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志愿服务。因此志愿精神除了社会普适倡导的价值观念外，还带有志愿者组织引导和提倡的精神观念。这预示着志愿精神会因为不同的志愿者组织而带有略微差异。以高校志愿组织为例，因为面向大学生志愿者群体，所以在传递爱与奉献的同时也会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倡导大学生用年轻、充满活力的激情去感染帮助他人。从宏观的社会层面看志愿精神则涉及社会互助理论，提到互助论，就不能不说到互助进化论者“克鲁泡特金”，他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进化的真正原因。虽然将互助视为进化的关键原因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成员的互助对于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田军，2007）。有学者认为志愿服务的实质就是互助，是社会互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军，2007）。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居住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被更为现代、便捷的工具所取代，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并没有因此更加融合反而疏离和冷漠。通过倡导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可以将居于单元格中的人们拉出来走向人群，以己之力助他人一臂。当社会成员内化志愿精神，通过互助互爱拉近彼此距离时，也无形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美国学者帕特南看来，信任、互惠规范、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特征，以互助参与、公共精神为内涵的社会资本是能够像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一样增值的，增值后的社会资本将有助于将社会成员团结成为公民共同体，构建出一个团结、信任、宽容的公民社会（帕特南，1992）。
在已有对于志愿精神进行讨论的文献中，就有涉及志愿精神与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关系的，挖掘了志愿精神在西方以及中国兴起的思想基础，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慈善文化对于志愿服务精神在中国的生根和发扬具有重要作用。安国启就强调应当重视从传统慈善观念、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中挖掘适应现代社会志愿精神培育的宝贵资源（安国启，2002）。这些研究表明，已有学者认为应当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与志愿精神连接起来，只不过大部分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慈善文化中，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对于志愿精神的影响范围还过于窄小。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角度是侧重于志愿精神的本土化发展以及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陈霞的研究就通过比较中西方志愿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路径，指出在构建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的过程中，关键是开发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已有的与志愿精神可以对话和对接的资源，将其现代化并实现可操作化（陈霞，2009）。就本研究而言，由于更侧重通过呈现台湾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的经验和做法进行反思，为此本研究也查阅了一些以关注志愿服务、培育志愿精神的做法为视角的相关研究，发现这部分的研究更关注制度建设、规章形成以及教育培训（丁元竹，2001、张燕红，2009、汪小琳，2010、邓文英,2010）。张燕红提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应当从建立组织目标，建立志愿者的教育培训、社会荣誉制度、社会回报制度以及政府支持、社会法制环境等方面完善激励方式来更好地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张燕红，2009）。汪小琳的研究则是通过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志愿精神的培育经验，得出我国政府应着力塑造志愿文化氛围、转变政府角色、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汪小琳，2010）。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文献选取了多元视角从不同方面对志愿精神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对志愿精神的关注还是不太全面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限在完善规章和培训、培育志愿精神。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对志愿精神的培育固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很多时候发扬志愿精神并不是光靠订立制度、单方向培训、灌输教育理念就能发挥作用的。培育志愿精神还需要首先建立志愿参与者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信任，并在之后的服务中通过“做”来反思、感悟，将志愿精神真正地融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第二，志愿服务是“舶来品”。毫无疑问在开展志愿服务、倡导志愿精神方面，国外确实走在我们前面。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无可厚非，但国外的文化底蕴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我们国家存在差异。究竟在这种差异文化背景下借鉴的国外经验和做法是否能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待审视。就香港、台湾地区来说，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这几个地区在发展志愿服务，传递志愿精神的过程中既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也深受国外文化观念以及经验做法的影响，因此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从台湾以及香港等地区挖掘探讨适合志愿精神生长的“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1966年发起成立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文简称“台湾慈济”）发展至今已有45个年头。从初期30位志工的“竹筒岁月”到在全球47个国家拥有超过十万长期参与的志工以及超过四百万的志愿参与者，并涉足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等四大志业八项重点工作。可以说台湾慈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赫赫有名。以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为例，在灾害发生两三个小时内台湾慈济志工就迅速行动起来，两天之内就投入两万余名慈济志工参与灾后救援，动员反应速度甚至比政府还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台湾慈济不断发展、慈济志工队伍不断充实壮大呢？笔者认为除了台湾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影响力以及雄厚的物质支持外，还在于志愿精神这一力量的引导和推动，那么台湾慈济和她的志工是如何培育传递志愿精神的呢？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笔者试图挖掘台湾志工传递志愿精神的动力。
因此本研究选择通过呈现这一组织在培育志愿精神方面的做法来比较分析大陆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扬志愿精神，使志愿精神真正深入民心提供参考建议。具体的，本研究主要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以及礼仪仪式四个方面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开展服务的经验做法。之所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是因为，第一，建章立制，开展培训一直是组织建立，实现组织目标，维护组织团结稳定，传递组织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必须依托于组织，因而就发扬志愿精神而言，志愿组织、慈善团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和传播媒介主要就是依靠设定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来实现。这在已有的不少文献中也都有所体现。本研究将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作为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的其中两个方面，试图了解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上的独到之处，以及这种做法对于志工的影响。第二，公信力就是公众的信任度。公信力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上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证实。孟天运在其研究中就提到，慈善事业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础上的事业, 慈善事业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孟天运，2006）。借助慈善事业中公信力的概念，我们认为，在志愿者中建立公信力对于培育志愿精神同样重要。只有取得志愿者的信任，志愿者才可能融入到组织和志愿服务中，才可能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领悟、培育志愿精神。第三，礼仪仪式在陶冶人的心灵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礼仪是一些行为的方式，它仅在集合的群体中存在，它的功能是去建立、维持和改变群体中的心灵状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6）。涂尔干所提到的礼仪是针对宗教信仰中的礼仪仪式而言，虽然本文讨论的志愿精神还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念将会改变志愿者的心灵状态。那么这种改变需要通过何种渠道才能实现，除了规章、培训、公信力外，礼仪仪式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研究概况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此次研究选取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及慈济志工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源自佛教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台湾鹊誉高扬的慈善团体。经过数十载的发展，慈济在扶危助困、救灾济贫、宣传环保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慈济志工更是做出突出贡献。从创办初期的30名志工到拥有海内外超过十万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慈济在慈善事业的投入时间之长、志工发展数量之庞大是令人惊讶的。虽然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带有佛教色彩，但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慈济不分宗教、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理念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的范围界限。因此，通过研究台湾慈济和慈济志工将有助于了解这一组织在培养志愿精神的做法，对于大陆培育、传递志愿精神，构建公民社会提供思考和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访谈法为主，辅之以观察法。在2011年1月—2月期间笔者奔赴厦门翔安区新圩镇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现场以及台湾慈济设于厦门的分理处静思书轩，实地观察台湾慈济志工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过程，并采访了5位慈济志工。为了作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笔者还访问了厦门市慈善总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义工。厦门市慈善总会曾多次与台湾慈济合作。作为本土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厦门市慈善总会在沿袭传统大陆式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同时还面对着来自台湾的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冲击。因此，他们对两岸在志愿精神发展、传扬方面有更深的体会和感受，对这部分人员的采访，将有助于本次研究获取更为深入的资料和信息。
三、研究发现
本文分别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分析台湾慈济在培养、启发志工内化志愿精神的做法。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无形的规章——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
组织的建立、维护需要规章目标的约束和规范，从而将组织成员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一般的，我们所见的组织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明文规章来阐明组织的目标、架构、任务、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奖惩，这些规范可以很好地起到对成员的约束作用。但在访谈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慈济的规章是无形且特别的。慈济的一位志工就谈到：
我们问上人(证严法师)全世界那么多志工，你都没有离开台湾，你怎么管理好你的志工，上人就讲了一句话：“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戒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而爱就是我们大家的互爱。作为志工要怎么走到这条路来，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相互的互动就是用感动，尊重，爱来成就来祝福的，所以志工的态度就在这里。戒对个人就是时时刻刻的反省，但对于一个团队就是彼此的规矩，体现在约定的时间，统一的制服等等。慈济没有上下级，但是有功能。
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所说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句看似简单而又无形的话却作为慈济的规章规范对志工的管理和要求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传递出台湾慈济在管理志工，培育志愿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志愿精神不仅包括利他助人，还在于自我约束以及互信互爱，事实上已经扩大了志愿精神的概念范围。
一方面，规范让志工了解如何开展志愿服务，如何做到既能够帮助别人，又能顾及服务对象的尊严，将这种无形的规章，无形的要求体现在具体的服务中，并内化于心，在这个过程中志愿精神也得以酝酿萌发。
身为志工我们是有所规范的，打个比方今天有老人家来领东西你和老人家讲话，上人教导我们们能够手心向下帮忙别人这是你的福报，手心向上就要求人家给你帮忙。假使今天你能做一下手心向下的人你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所以今天来领东西的人你要抱着感恩他的心，不要认为我们是来帮忙人家，这样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他们（志工）的言行举止我们都是要教他们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是来领物资的，领物资的人他一定很谦虚，甚至有自卑感接受别人的帮助。假使你的姿态比较高你就伤害了别人，你看我们所有的志工在现场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坐椅子，我们没有权利坐椅子。为什么？因为来领物资领东西的都是我们的感恩户，他们都是走路来，他们都是站着领东西的。我们的志工我们付出的人是不能坐着等待别人来的。
另一方面，从慈济的规章中可以看出，台湾慈济已经将志愿精神的内涵加以延展，不仅强调助人，也看重志工本身的内省，并通过内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说这和大陆地区单纯强调自愿、奉献、助人的志愿精神是很不同的。一位在冬令物资发放现场接受我们访谈的志工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我们出门要排队？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当然很多人会不习惯，但是其实这些规矩都是为自己好。你做久了像上人（证严法师）说的假久成真，你可能平时不早起，但是参加活动你就一定要早起，后来就养成你一个很好的早起习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讲话很大声，来慈济后你讲话要很小声，那就自然养成一个讲话要小声要温柔的习惯。所以做慈济真正的付出看上去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收获是自己，收获的反而比自己付出的还要多。所以这就是慈济的魅力，为什么慈济在全球那么多志工，就是在做的当下，自己会很欢喜，然后有所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在做志工。
（二）特殊的培训——自我教育和反思
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将价值理念更好地传承下去。因而传递志愿精神，教育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一般的，在大陆地区，我们所熟知的志愿者组织也会有相关的培训课程，为志愿者讲解机构的理念、目标以及志愿服务须知和活动安排。在我们的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慈济的培训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堂式授课，它更看重一个志工在成长过程中爱与善的价值观的养成，并且这种价值观的获得是需要志工的亲身经历和反思体会。在采访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委员陈洲明就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去福州做访视，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要一个孩子去抚慰大人有点困难。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糖果给这个孩子要她把糖果送给山上的小朋友，我叮嘱孩子送给别人糖果的时候不要忘记和别人讲一句“谢谢”，这个很重要让心灵开始有触动。那个小朋友就问妈妈为什么把糖果给别人还要和别人说谢谢，我说记住就好，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山上我们就开始做访视关怀学生，我就注意这个孩子把糖果送出去没有忘记要说谢谢，她刚开始还不敢讲觉得不合理啊，但是她发现她送出去的时候别人很欢喜。她终于明白一件事，原来我说谢谢就是要送微笑，这个她感受到了。我们就讲每一个志工为什么会欢喜，上人（证严法师）讲过我们要用恭敬心和感恩心将物资送给别人，还要讲一句感恩和祝福。这个时候送的人他找寻失去已久的爱，这个爱没有自私，对方会感受到爱，这个部分让我们志工有很深的体会。当有一天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纯粹用自己的时间和爱去付出，然后还要说感恩的时候，感动的是谁？两个都感动。
单向的授课对于志工来讲只是作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也许通过“听”的方式可以将志愿精神的理念储存在志工的记忆中但却不能内化为志工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自愿从事志愿服务的动力。相反，若志愿精神是通过在服务过程中的“做”来连接，那么志工将在实践中收获自己对于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感动和收获。正如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志工都提到的尽管选择了志工服务就意味着选择了东奔西走、选择了付出和奉献，但是却能从中真正的收获欢喜心和感恩，在“做”的过程中学会助人，也懂得要爱人，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在慈济的四大志业中有一项是“教育”，采访中有一位志工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校里面（慈济学校）都有大爱妈妈，这些担任大爱妈妈的都是普通学生的妈妈。她们都会和慈济接触，我们慈济也会到学校里面和学生接触，教学生静思语录（主要反映的是证严法师的理念）。因为慈济的理念是教育不能等，要往下扎根，要把爱从小播种在他（孩子）心里面，这样孩子慢慢长大他内心就会有爱心存在，然后会影响四周的人。
台湾慈济对于教育的重视表明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不能等，而要从小培养。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引导他（她）去思考，去感恩，去获得关爱他人的体验。通过从小播撒爱心的种子进行教育，让志愿精神向下扎根。这样的培训教育才能真正深刻地影响一个人，才能让志愿精神传递，才能让志愿服务普及并持久坚持。
（三）公信力——完全的付出和100%的信任
台湾慈济在服务项目以及费用支出上做到公开透明，在其网站上均列出各年度的服务成果，详细说明各类服务方案，实施内容、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实物捐款明细。在访谈中一些志工也谈到：
一些单位行政费用就要占到40%，而我们是百分百的应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正因为点滴都用到，所以会让志工越做越感动，这个公信力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每一位志工是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会找慈济，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慈济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只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知道他捐款归捐款，我所募的款一分一毫都用在该用的地方。比如像我去四川赈灾，费用可能是三千多四千多，食衣住行是要自己另外付费，不是说回来之后再请公款。我就觉得第一个我们所捐的款可以知道在哪里，你也知道可能有些慈善机构内部作业是可以请公款，那我愿意信任慈济，他里面的氛围大家也都是很喜欢的，就像一个家的感觉。
台湾慈济将募款服务进行公开透明的运作，在社会中建立起公信力，同时也赢得了志工的充分信任。志工的信任感一旦形成就必然推动志工在投入服务的过程中更加愿意真诚地付出，通过在一个值得信任的组织中“欢喜做”，志工不仅找到了归属感，更能渐渐培养起志愿精神。
（四）礼仪和仪式——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
笔者进行采访调查工作的其中一个现场——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厦门市翔安新圩点，我们观察到当慈济志工在向感恩户发放物资时都会统一弯身递送物品并合十掌表示感恩和祝福。那么作为礼仪和仪式的这些行为方式究竟是为了传递出一种什么理念或是精神呢？在访谈中志工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慈济是这样啦，我们去帮助他，他是手心向上，他只是一时的困难，我们是要去救他的心，让他也能手心向下去帮助别人，这个善的种子爱的种子就能传播出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去冬令发放我们是90度鞠躬，为什么，因为你也会顾虑到人家的自尊。
慈济志工见到其他人都会合十掌道声感恩这里蕴含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所用的东西，所吃的饭菜都是由所有人的付出你才会享受到，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
从现场观察和访谈中不难理解，不管是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的释义，还是90度鞠躬，抑或是合十掌道感恩和祝福。这些仪式和礼仪作为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其意义并不单单停留于一个动作或一句话，而是存在于慈济这个集体中，用来培植和塑造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心灵状态，间接地告诉志工在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过程中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并感恩他人，这样志愿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志工。
（五）台湾志愿精神的内涵
本文前部分曾引用丁元竹学者对志愿精神的定义，而这一强调自愿、不为报酬和收入、公众参与、利他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也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在访谈、观察以及亲身体验志工服务之后，笔者对台湾志工眼中的志愿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尽管志愿精神同样也包含自愿、利他亲社会、不计报酬等因素，但它的所指有了更广阔的延展，既强调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又重视志愿服务过程中施者与受者的感恩心，更特别的是强调了在服务过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扩展后的志愿精神不仅内涵更为丰富，而且在付出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的体验和反思，使参与者从中获得思考，获得成长，更具有感召力。这也是台湾民众不分阶层，不分地位都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讨论与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的做法为培养启发志工的志愿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通过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强调传统道德文化以及志工的自我反思，使志工积极地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欢喜做、甘愿受”，并自觉地内化志愿精神，将其作为指引自身志愿参与的精神动力。反观大陆地区的志愿服务和所倡导的志愿精神我们发现，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志愿者的队伍和对志愿精神的关注度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而像“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和榜样也鼓舞着志愿者积极参与、助人奉献。据统计，2008年全国志愿者队伍的规模已近亿人。但事实上大陆地区的志愿者培养和志愿精神的倡导仍值得反思和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志愿精神的倡导力度不够，单纯局限于强调助人为乐的志愿精神往往留于口号、止于形式。另一方面，志愿活动的自愿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涂敏霞在其对广州市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调查中就得到有8%的志愿参与是因为政府的号召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涂敏霞，1998），丁元竹指出强制性劳动不能视为志愿活动，但是因为涉及报酬因素，这里还存在一个灰色区域（丁元竹，2001）。可以说这样的志愿精神很难使志愿者收获真正的感动和体会，没有坚实的自觉的志愿精神作为支撑和服务的动力，实践中的志愿服务就很难长期、持久地开展。举个例子，在美国，每年有约55%的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3.5小时；英国是48%，平均每周3.2小时；韩国有14%的成年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2.2小时(丁元竹，2001)。而我们的志愿服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型活动的组织上，带有官方色彩。在访谈中厦门市慈善总会会长蔡景祥先生就指出：
志愿者到处都在搞，各部门都在做，作秀的多，我感觉实际解决问题少。还有我们缺乏培训，现在就是报名呀什么的组织去志愿服务一个什么活动，活动结束就没啦。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多用在大的活动，（例如）开“九八”（九八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马拉松，那个戴红帽子的志愿者很多，这也是一种公益活动。但是平时志愿者深入到生活中去的很少，你有没有感觉啊，实际的志愿者他应是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去帮助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使之为志愿者接受并内化于心呢？虽然台湾慈济的运作模式和理念目标并未能完全和大陆本土一致，一些服务领域和做法也不能达到尽善尽美，但通过采访台湾慈济志工以及近距离观察台湾志工的做法和思维方式，也使我们意识到台湾志工在传递继承志愿精神时所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这为本文提供以下几点反思：
（一）重拾传统道德文化
在进行调查访谈工作中一位受访志工说的一段话让笔者记忆犹新，他是这样表述的：
我想回归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为何做志工就要先探索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会去思考这个，才会选择走这条路。人有两件事是不能不做的，一个是如何去行孝去回报，生命得来不易就需要回报父母亲，所谓孝顺。第二个就是要去行善。为何要行善，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能够慢慢的接受教育，在一个很有规矩的社会体系内生存，这不是你个人能做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也在培育你，养育你，所以我们要对父母孝顺，回馈社会，那这个确定了我们就可以谈志工了。
可见，在志工眼中，选择从事志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在于对孝和善的尊崇。这实际上反映了志愿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传统道德的引导和鼓舞。在证严法师给志工的静思语录中同样也体现着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的回归和渗透。复旦大学的于海教授曾经区分了中国传统道德与志愿精神的不同，认为前者是在传统伦理社会中形成的具体人伦道德及其引申，它们都是指向熟人社会的：而志愿精神主要是对与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他人的利他贡献，源于宗教的慈善传统，是普世主义和抽象的博爱原则，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主义道德传统所缺乏的（安国启，2002）。与将现代志愿精神同传统慈善观念抽离的观点不同，台湾慈济所倡导的现代志愿精神正是注入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观念。通过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培育的内容和资源，将志愿服务、志愿精神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连接起来自然而然地启发出志工对于伦理的思考，对于价值观的重新选择，从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志愿精神也就逐渐在内心中生根滋长。因而对于大陆地区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而言，我们需要重拾传统道德文化，打破志愿精神与传统道德文化的界限，从传统道德文化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的要素将其融合发展。
（二）志愿者与社工的结合
顾名思义，参加志愿服务工作的人，称为“志愿者”（“志工”）；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人，称为“社工”。在完善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志愿者与社工有机结合，发挥社工的功能，为培养、传递志愿者的志愿精神发挥作用。在前部分的研究发现中我们以“送糖果道感谢”为例，提到了台湾志工所传递的志愿精神中还包含了在服务过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对于我们的志愿者来说，可能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培训结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志愿者并非反思能力差而是缺少一个能够带领志愿者进行反思和感悟的机会和引导者，这方面社会工作者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社会工作者不仅可以协助志愿者进行方案规划和服务训练，更能通过服务评估引导志愿者对自身和服务成果进行反思。志愿者和社工的结合将有助于志愿者认识自身在志愿服务中的体验和价值，从而扩大对志愿精神的认识将其内化于心。
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核心和基石。志愿服务持续深入开展需要志愿精神背后的支持和影响，发扬志愿精神才能真正引导人们自愿、主动从事志愿服务。尽管一些学者或多或少对志愿服务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研究，呈现了部分成果，但志愿精神却往往不是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本研究主要依据在2011年1月至2月间对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志工进行访谈调查所获取的资料，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台湾公益组织在弘扬志愿精神，号召社会公众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反思大陆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志愿服务，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提供参考。
一、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
根据大陆学者的定义，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些国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丁元竹，2001）。志愿服务的持续开展、深入日常生活以及充分发挥志愿者自主性都需要作为内在动力的志愿精神的支撑，因而对于志愿服务乃至慈善事业、公益活动来说，志愿精神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探讨志愿精神有必要先对涉及志愿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自我实现和利他主义的个人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志愿精神，他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作为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是对自己和自己与外界关系的体验、认识和愿望。志愿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倡导关爱和奉献，是当今人们自我实现的重要内容。从个人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除了社会普适的价值、精神倡导外，志愿服务必须基于一定的组织架构中，在组织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志愿服务。因此志愿精神除了社会普适倡导的价值观念外，还带有志愿者组织引导和提倡的精神观念。这预示着志愿精神会因为不同的志愿者组织而带有略微差异。以高校志愿组织为例，因为面向大学生志愿者群体，所以在传递爱与奉献的同时也会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倡导大学生用年轻、充满活力的激情去感染帮助他人。从宏观的社会层面看志愿精神则涉及社会互助理论，提到互助论，就不能不说到互助进化论者“克鲁泡特金”，他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进化的真正原因。虽然将互助视为进化的关键原因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成员的互助对于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田军，2007）。有学者认为志愿服务的实质就是互助，是社会互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军，2007）。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居住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被更为现代、便捷的工具所取代，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并没有因此更加融合反而疏离和冷漠。通过倡导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可以将居于单元格中的人们拉出来走向人群，以己之力助他人一臂。当社会成员内化志愿精神，通过互助互爱拉近彼此距离时，也无形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美国学者帕特南看来，信任、互惠规范、网络是社会资本的特征，以互助参与、公共精神为内涵的社会资本是能够像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一样增值的，增值后的社会资本将有助于将社会成员团结成为公民共同体，构建出一个团结、信任、宽容的公民社会（帕特南，1992）。
在已有对于志愿精神进行讨论的文献中，就有涉及志愿精神与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关系的，挖掘了志愿精神在西方以及中国兴起的思想基础，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慈善文化对于志愿服务精神在中国的生根和发扬具有重要作用。安国启就强调应当重视从传统慈善观念、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中挖掘适应现代社会志愿精神培育的宝贵资源（安国启，2002）。这些研究表明，已有学者认为应当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与志愿精神连接起来，只不过大部分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慈善文化中，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对于志愿精神的影响范围还过于窄小。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角度是侧重于志愿精神的本土化发展以及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陈霞的研究就通过比较中西方志愿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路径，指出在构建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的过程中，关键是开发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中已有的与志愿精神可以对话和对接的资源，将其现代化并实现可操作化（陈霞，2009）。就本研究而言，由于更侧重通过呈现台湾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的经验和做法进行反思，为此本研究也查阅了一些以关注志愿服务、培育志愿精神的做法为视角的相关研究，发现这部分的研究更关注制度建设、规章形成以及教育培训（丁元竹，2001、张燕红，2009、汪小琳，2010、邓文英,2010）。张燕红提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应当从建立组织目标，建立志愿者的教育培训、社会荣誉制度、社会回报制度以及政府支持、社会法制环境等方面完善激励方式来更好地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张燕红，2009）。汪小琳的研究则是通过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志愿精神的培育经验，得出我国政府应着力塑造志愿文化氛围、转变政府角色、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汪小琳，2010）。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文献选取了多元视角从不同方面对志愿精神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对志愿精神的关注还是不太全面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限在完善规章和培训、培育志愿精神。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对志愿精神的培育固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很多时候发扬志愿精神并不是光靠订立制度、单方向培训、灌输教育理念就能发挥作用的。培育志愿精神还需要首先建立志愿参与者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信任，并在之后的服务中通过“做”来反思、感悟，将志愿精神真正地融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第二，志愿服务是“舶来品”。毫无疑问在开展志愿服务、倡导志愿精神方面，国外确实走在我们前面。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无可厚非，但国外的文化底蕴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我们国家存在差异。究竟在这种差异文化背景下借鉴的国外经验和做法是否能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待审视。就香港、台湾地区来说，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这几个地区在发展志愿服务，传递志愿精神的过程中既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也深受国外文化观念以及经验做法的影响，因此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从台湾以及香港等地区挖掘探讨适合志愿精神生长的“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1966年发起成立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下文简称“台湾慈济”）发展至今已有45个年头。从初期30位志工的“竹筒岁月”到在全球47个国家拥有超过十万长期参与的志工以及超过四百万的志愿参与者，并涉足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等四大志业八项重点工作。可以说台湾慈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赫赫有名。以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为例，在灾害发生两三个小时内台湾慈济志工就迅速行动起来，两天之内就投入两万余名慈济志工参与灾后救援，动员反应速度甚至比政府还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着台湾慈济不断发展、慈济志工队伍不断充实壮大呢？笔者认为除了台湾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的影响力以及雄厚的物质支持外，还在于志愿精神这一力量的引导和推动，那么台湾慈济和她的志工是如何培育传递志愿精神的呢？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笔者试图挖掘台湾志工传递志愿精神的动力。
因此本研究选择通过呈现这一组织在培育志愿精神方面的做法来比较分析大陆地区在开展志愿服务、发扬志愿精神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扬志愿精神，使志愿精神真正深入民心提供参考建议。具体的，本研究主要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以及礼仪仪式四个方面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开展服务的经验做法。之所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是因为，第一，建章立制，开展培训一直是组织建立，实现组织目标，维护组织团结稳定，传递组织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必须依托于组织，因而就发扬志愿精神而言，志愿组织、慈善团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和传播媒介主要就是依靠设定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来实现。这在已有的不少文献中也都有所体现。本研究将规章目标和教育培训作为探讨台湾慈济在培育志愿精神的其中两个方面，试图了解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以及教育培训上的独到之处，以及这种做法对于志工的影响。第二，公信力就是公众的信任度。公信力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上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证实。孟天运在其研究中就提到，慈善事业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础上的事业, 慈善事业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和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孟天运，2006）。借助慈善事业中公信力的概念，我们认为，在志愿者中建立公信力对于培育志愿精神同样重要。只有取得志愿者的信任，志愿者才可能融入到组织和志愿服务中，才可能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领悟、培育志愿精神。第三，礼仪仪式在陶冶人的心灵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礼仪是一些行为的方式，它仅在集合的群体中存在，它的功能是去建立、维持和改变群体中的心灵状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6）。涂尔干所提到的礼仪是针对宗教信仰中的礼仪仪式而言，虽然本文讨论的志愿精神还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念将会改变志愿者的心灵状态。那么这种改变需要通过何种渠道才能实现，除了规章、培训、公信力外，礼仪仪式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研究概况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此次研究选取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及慈济志工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源自佛教的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台湾鹊誉高扬的慈善团体。经过数十载的发展，慈济在扶危助困、救灾济贫、宣传环保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慈济志工更是做出突出贡献。从创办初期的30名志工到拥有海内外超过十万人长期参与的志愿者，慈济在慈善事业的投入时间之长、志工发展数量之庞大是令人惊讶的。虽然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带有佛教色彩，但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慈济不分宗教、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理念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的范围界限。因此，通过研究台湾慈济和慈济志工将有助于了解这一组织在培养志愿精神的做法，对于大陆培育、传递志愿精神，构建公民社会提供思考和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访谈法为主，辅之以观察法。在2011年1月—2月期间笔者奔赴厦门翔安区新圩镇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现场以及台湾慈济设于厦门的分理处静思书轩，实地观察台湾慈济志工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过程，并采访了5位慈济志工。为了作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笔者还访问了厦门市慈善总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义工。厦门市慈善总会曾多次与台湾慈济合作。作为本土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厦门市慈善总会在沿袭传统大陆式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同时还面对着来自台湾的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冲击。因此，他们对两岸在志愿精神发展、传扬方面有更深的体会和感受，对这部分人员的采访，将有助于本次研究获取更为深入的资料和信息。
三、研究发现
本文分别从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分析台湾慈济在培养、启发志工内化志愿精神的做法。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无形的规章——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
组织的建立、维护需要规章目标的约束和规范，从而将组织成员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一般的，我们所见的组织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明文规章来阐明组织的目标、架构、任务、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奖惩，这些规范可以很好地起到对成员的约束作用。但在访谈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慈济的规章是无形且特别的。慈济的一位志工就谈到：
我们问上人(证严法师)全世界那么多志工，你都没有离开台湾，你怎么管理好你的志工，上人就讲了一句话：“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戒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而爱就是我们大家的互爱。作为志工要怎么走到这条路来，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相互的互动就是用感动，尊重，爱来成就来祝福的，所以志工的态度就在这里。戒对个人就是时时刻刻的反省，但对于一个团队就是彼此的规矩，体现在约定的时间，统一的制服等等。慈济没有上下级，但是有功能。
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所说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句看似简单而又无形的话却作为慈济的规章规范对志工的管理和要求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传递出台湾慈济在管理志工，培育志愿精神的一个重要理念，志愿精神不仅包括利他助人，还在于自我约束以及互信互爱，事实上已经扩大了志愿精神的概念范围。
一方面，规范让志工了解如何开展志愿服务，如何做到既能够帮助别人，又能顾及服务对象的尊严，将这种无形的规章，无形的要求体现在具体的服务中，并内化于心，在这个过程中志愿精神也得以酝酿萌发。
身为志工我们是有所规范的，打个比方今天有老人家来领东西你和老人家讲话，上人教导我们们能够手心向下帮忙别人这是你的福报，手心向上就要求人家给你帮忙。假使今天你能做一下手心向下的人你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所以今天来领东西的人你要抱着感恩他的心，不要认为我们是来帮忙人家，这样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他们（志工）的言行举止我们都是要教他们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是来领物资的，领物资的人他一定很谦虚，甚至有自卑感接受别人的帮助。假使你的姿态比较高你就伤害了别人，你看我们所有的志工在现场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坐椅子，我们没有权利坐椅子。为什么？因为来领物资领东西的都是我们的感恩户，他们都是走路来，他们都是站着领东西的。我们的志工我们付出的人是不能坐着等待别人来的。
另一方面，从慈济的规章中可以看出，台湾慈济已经将志愿精神的内涵加以延展，不仅强调助人，也看重志工本身的内省，并通过内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说这和大陆地区单纯强调自愿、奉献、助人的志愿精神是很不同的。一位在冬令物资发放现场接受我们访谈的志工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我们出门要排队？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当然很多人会不习惯，但是其实这些规矩都是为自己好。你做久了像上人（证严法师）说的假久成真，你可能平时不早起，但是参加活动你就一定要早起，后来就养成你一个很好的早起习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讲话很大声，来慈济后你讲话要很小声，那就自然养成一个讲话要小声要温柔的习惯。所以做慈济真正的付出看上去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实收获是自己，收获的反而比自己付出的还要多。所以这就是慈济的魅力，为什么慈济在全球那么多志工，就是在做的当下，自己会很欢喜，然后有所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在做志工。
（二）特殊的培训——自我教育和反思
教育培训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将价值理念更好地传承下去。因而传递志愿精神，教育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一般的，在大陆地区，我们所熟知的志愿者组织也会有相关的培训课程，为志愿者讲解机构的理念、目标以及志愿服务须知和活动安排。在我们的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慈济的培训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堂式授课，它更看重一个志工在成长过程中爱与善的价值观的养成，并且这种价值观的获得是需要志工的亲身经历和反思体会。在采访中，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委员陈洲明就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去福州做访视，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要一个孩子去抚慰大人有点困难。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糖果给这个孩子要她把糖果送给山上的小朋友，我叮嘱孩子送给别人糖果的时候不要忘记和别人讲一句“谢谢”，这个很重要让心灵开始有触动。那个小朋友就问妈妈为什么把糖果给别人还要和别人说谢谢，我说记住就好，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山上我们就开始做访视关怀学生，我就注意这个孩子把糖果送出去没有忘记要说谢谢，她刚开始还不敢讲觉得不合理啊，但是她发现她送出去的时候别人很欢喜。她终于明白一件事，原来我说谢谢就是要送微笑，这个她感受到了。我们就讲每一个志工为什么会欢喜，上人（证严法师）讲过我们要用恭敬心和感恩心将物资送给别人，还要讲一句感恩和祝福。这个时候送的人他找寻失去已久的爱，这个爱没有自私，对方会感受到爱，这个部分让我们志工有很深的体会。当有一天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纯粹用自己的时间和爱去付出，然后还要说感恩的时候，感动的是谁？两个都感动。
单向的授课对于志工来讲只是作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也许通过“听”的方式可以将志愿精神的理念储存在志工的记忆中但却不能内化为志工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自愿从事志愿服务的动力。相反，若志愿精神是通过在服务过程中的“做”来连接，那么志工将在实践中收获自己对于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感动和收获。正如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志工都提到的尽管选择了志工服务就意味着选择了东奔西走、选择了付出和奉献，但是却能从中真正的收获欢喜心和感恩，在“做”的过程中学会助人，也懂得要爱人，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在慈济的四大志业中有一项是“教育”，采访中有一位志工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校里面（慈济学校）都有大爱妈妈，这些担任大爱妈妈的都是普通学生的妈妈。她们都会和慈济接触，我们慈济也会到学校里面和学生接触，教学生静思语录（主要反映的是证严法师的理念）。因为慈济的理念是教育不能等，要往下扎根，要把爱从小播种在他（孩子）心里面，这样孩子慢慢长大他内心就会有爱心存在，然后会影响四周的人。
台湾慈济对于教育的重视表明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不能等，而要从小培养。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引导他（她）去思考，去感恩，去获得关爱他人的体验。通过从小播撒爱心的种子进行教育，让志愿精神向下扎根。这样的培训教育才能真正深刻地影响一个人，才能让志愿精神传递，才能让志愿服务普及并持久坚持。
（三）公信力——完全的付出和100%的信任
台湾慈济在服务项目以及费用支出上做到公开透明，在其网站上均列出各年度的服务成果，详细说明各类服务方案，实施内容、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实物捐款明细。在访谈中一些志工也谈到：
一些单位行政费用就要占到40%，而我们是百分百的应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正因为点滴都用到，所以会让志工越做越感动，这个公信力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每一位志工是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会找慈济，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慈济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只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知道他捐款归捐款，我所募的款一分一毫都用在该用的地方。比如像我去四川赈灾，费用可能是三千多四千多，食衣住行是要自己另外付费，不是说回来之后再请公款。我就觉得第一个我们所捐的款可以知道在哪里，你也知道可能有些慈善机构内部作业是可以请公款，那我愿意信任慈济，他里面的氛围大家也都是很喜欢的，就像一个家的感觉。
台湾慈济将募款服务进行公开透明的运作，在社会中建立起公信力，同时也赢得了志工的充分信任。志工的信任感一旦形成就必然推动志工在投入服务的过程中更加愿意真诚地付出，通过在一个值得信任的组织中“欢喜做”，志工不仅找到了归属感，更能渐渐培养起志愿精神。
（四）礼仪和仪式——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
笔者进行采访调查工作的其中一个现场——台湾慈济冬令物资发放厦门市翔安新圩点，我们观察到当慈济志工在向感恩户发放物资时都会统一弯身递送物品并合十掌表示感恩和祝福。那么作为礼仪和仪式的这些行为方式究竟是为了传递出一种什么理念或是精神呢？在访谈中志工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慈济是这样啦，我们去帮助他，他是手心向上，他只是一时的困难，我们是要去救他的心，让他也能手心向下去帮助别人，这个善的种子爱的种子就能传播出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去冬令发放我们是90度鞠躬，为什么，因为你也会顾虑到人家的自尊。
慈济志工见到其他人都会合十掌道声感恩这里蕴含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所用的东西，所吃的饭菜都是由所有人的付出你才会享受到，所以你身边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
从现场观察和访谈中不难理解，不管是手心向上与手心向下的释义，还是90度鞠躬，抑或是合十掌道感恩和祝福。这些仪式和礼仪作为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其意义并不单单停留于一个动作或一句话，而是存在于慈济这个集体中，用来培植和塑造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心灵状态，间接地告诉志工在志愿服务助人利他的过程中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并感恩他人，这样志愿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志工。
（五）台湾志愿精神的内涵
本文前部分曾引用丁元竹学者对志愿精神的定义，而这一强调自愿、不为报酬和收入、公众参与、利他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也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在访谈、观察以及亲身体验志工服务之后，笔者对台湾志工眼中的志愿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尽管志愿精神同样也包含自愿、利他亲社会、不计报酬等因素，但它的所指有了更广阔的延展，既强调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又重视志愿服务过程中施者与受者的感恩心，更特别的是强调了在服务过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扩展后的志愿精神不仅内涵更为丰富，而且在付出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的体验和反思，使参与者从中获得思考，获得成长，更具有感召力。这也是台湾民众不分阶层，不分地位都积极参与到志愿服务、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讨论与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台湾慈济在规章目标、教育培训、公信力、礼仪仪式四个方面的做法为培养启发志工的志愿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通过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强调传统道德文化以及志工的自我反思，使志工积极地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欢喜做、甘愿受”，并自觉地内化志愿精神，将其作为指引自身志愿参与的精神动力。反观大陆地区的志愿服务和所倡导的志愿精神我们发现，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志愿者的队伍和对志愿精神的关注度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而像“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和榜样也鼓舞着志愿者积极参与、助人奉献。据统计，2008年全国志愿者队伍的规模已近亿人。但事实上大陆地区的志愿者培养和志愿精神的倡导仍值得反思和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志愿精神的倡导力度不够，单纯局限于强调助人为乐的志愿精神往往留于口号、止于形式。另一方面，志愿活动的自愿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涂敏霞在其对广州市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调查中就得到有8%的志愿参与是因为政府的号召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涂敏霞，1998），丁元竹指出强制性劳动不能视为志愿活动，但是因为涉及报酬因素，这里还存在一个灰色区域（丁元竹，2001）。可以说这样的志愿精神很难使志愿者收获真正的感动和体会，没有坚实的自觉的志愿精神作为支撑和服务的动力，实践中的志愿服务就很难长期、持久地开展。举个例子，在美国，每年有约55%的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3.5小时；英国是48%，平均每周3.2小时；韩国有14%的成年人参加志愿活动，平均每周每人2.2小时(丁元竹，2001)。而我们的志愿服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型活动的组织上，带有官方色彩。在访谈中厦门市慈善总会会长蔡景祥先生就指出：
志愿者到处都在搞，各部门都在做，作秀的多，我感觉实际解决问题少。还有我们缺乏培训，现在就是报名呀什么的组织去志愿服务一个什么活动，活动结束就没啦。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多用在大的活动，（例如）开“九八”（九八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马拉松，那个戴红帽子的志愿者很多，这也是一种公益活动。但是平时志愿者深入到生活中去的很少，你有没有感觉啊，实际的志愿者他应是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去帮助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倡导务实的志愿精神使之为志愿者接受并内化于心呢？虽然台湾慈济的运作模式和理念目标并未能完全和大陆本土一致，一些服务领域和做法也不能达到尽善尽美，但通过采访台湾慈济志工以及近距离观察台湾志工的做法和思维方式，也使我们意识到台湾志工在传递继承志愿精神时所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这为本文提供以下几点反思：
（一）重拾传统道德文化
在进行调查访谈工作中一位受访志工说的一段话让笔者记忆犹新，他是这样表述的：
我想回归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为何做志工就要先探索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会去思考这个，才会选择走这条路。人有两件事是不能不做的，一个是如何去行孝去回报，生命得来不易就需要回报父母亲，所谓孝顺。第二个就是要去行善。为何要行善，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能够慢慢的接受教育，在一个很有规矩的社会体系内生存，这不是你个人能做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也在培育你，养育你，所以我们要对父母孝顺，回馈社会，那这个确定了我们就可以谈志工了。
可见，在志工眼中，选择从事志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在于对孝和善的尊崇。这实际上反映了志愿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传统道德的引导和鼓舞。在证严法师给志工的静思语录中同样也体现着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的回归和渗透。复旦大学的于海教授曾经区分了中国传统道德与志愿精神的不同，认为前者是在传统伦理社会中形成的具体人伦道德及其引申，它们都是指向熟人社会的：而志愿精神主要是对与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他人的利他贡献，源于宗教的慈善传统，是普世主义和抽象的博爱原则，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主义道德传统所缺乏的（安国启，2002）。与将现代志愿精神同传统慈善观念抽离的观点不同，台湾慈济所倡导的现代志愿精神正是注入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观念。通过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培育的内容和资源，将志愿服务、志愿精神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连接起来自然而然地启发出志工对于伦理的思考，对于价值观的重新选择，从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志愿精神也就逐渐在内心中生根滋长。因而对于大陆地区志愿精神的传递和延续而言，我们需要重拾传统道德文化，打破志愿精神与传统道德文化的界限，从传统道德文化中挖掘适合志愿精神的要素将其融合发展。
（二）志愿者与社工的结合
顾名思义，参加志愿服务工作的人，称为“志愿者”（“志工”）；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人，称为“社工”。在完善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志愿者与社工有机结合，发挥社工的功能，为培养、传递志愿者的志愿精神发挥作用。在前部分的研究发现中我们以“送糖果道感谢”为例，提到了台湾志工所传递的志愿精神中还包含了在服务过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对于我们的志愿者来说，可能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培训结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志愿者并非反思能力差而是缺少一个能够带领志愿者进行反思和感悟的机会和引导者，这方面社会工作者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社会工作者不仅可以协助志愿者进行方案规划和服务训练，更能通过服务评估引导志愿者对自身和服务成果进行反思。志愿者和社工的结合将有助于志愿者认识自身在志愿服务中的体验和价值，从而扩大对志愿精神的认识将其内化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