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跟邻居郑广有的较量，由来已久。
　　在老家石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仅隔一堵矮墙的两家，表面上春风和畅，背地里却是暗流涌动。
　　父亲生有两男一女，而郑广有则是两女一男。在重男轻女的农村，父亲的优越感显而易见。可是，恢复高考那年，郑家的大女儿娟子考上了辽宁大学，我大哥考取的仅是市属师范专科学校。这让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在老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
　　两年后，轮到我高考了。“考北京大学！”父亲望着我，极像家里来客人时，母亲追望母鸡屁股的神情。鸡屁股被母亲盯着盯着，没准儿就能下出一枚蛋来。而父亲的瞩望无论如何热切，我都不大可能为他考上北大。可我又不想让父亲过分绝望，便答应一定报考北京的院校，在首都读大学。
　　那个夏天格外漫长。漫长的夏天刚要过去时，我收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丢下饭碗，一高兴蹦了出去。消息迅即传遍了全村。
　　那几天，郑广有像霜打的茄子，一蹶不振。
　　寒假回到老家，刚进门，父亲就问：“带烟卷回来了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没有啊，我又不抽烟。”父亲很是失望：“娟子回来时，给她爹带了好几盒烟卷。这姓郑的，舞舞咋咋的见人就发烟抽，还吹呼说一盒两块多钱呢！可你和你哥回来都没有带烟卷。”父亲吧嗒着旱烟袋，吩咐道：“二秃子明天开拖拉机去县城进货，你也跟着去一趟吧，买几盒烟卷，再买些鞭炮。记住，烟卷一定要比老郑家的好！”
　　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急。我刚到家，就被他打发走了。好在去县城，当天就能回来。傍晚，刚要进村，就见父亲不知何时，已等候在村头的北石盖了。
　　我跳下拖拉机，迎向父亲。“烟买了？”父亲问，目光充满期待。我掏出了香烟。“多少钱的？”父亲一把抓过烟，又问。我说三块多钱一盒。父亲点点头，笑了：“好，好！狗日的，比他贵就好。来，二秃子，抽烟！”
　　不大工夫，全村人都知道在北京上大学的我回来了，且给父亲买的香烟，比老郑女儿买的还要贵！啧啧啧，这在京城读书的，就是比省城的厉害！我看到，一墙之隔的郑广有耷拉着脑袋，蹲在猪圈墙上，像刚刚败下阵来的伤兵。
　　春节说来就来了。大年三十，晚上九十点钟，家家户户都要燃放鞭炮，石门人称之为“发子”。而发子时燃放鞭炮的多少，则成了一个家庭的脸面问题。甚至，连鞭炮燃放后的纸屑，都被各家各户所看重。纸屑越多，说明日子越红火。
　　每年发子，父亲都要跟老郑家较劲。常常是一起燃放，比声音的大小，比时间的长短。有时赢，有时输。而近几年，我们家总是输多赢少。原因是娟子处了个对象，每年都往老郑家送不少的鞭炮。有了这一外援，郑家的底气就越来越足了。
　　今年，父亲改变了战术。发子时，不跟郑家同步，而是等全村都燃放完了，再放鞭炮。“各家各户都没声了，独独咱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那该是多么地突出啊！这下子，肯定把老郑家给盖了！”父亲很是为他的这一奇思妙想而得意。
　　不料，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父亲的计划。郑广有在燃放鞭炮时，一不小心把自家西厢房旁的草垛给引燃了。开始，父亲还没太在意。当草垛上的火势陡然升腾起来时，父亲惊吼道：“救火——！”便带領着我们，冲进了火场。
　　两家人齐心协力，火势渐渐地被压了下去。父亲满脸的灰烬，头发也烧焦了。郑婶递来一条湿毛巾，对父亲说：“谢谢他叔，擦把脸吧。”
　　回到家后，我问父亲：“该咱们家放鞭炮了吧？”父亲吧嗒着烟袋锅，沉吟了一会儿，说：“算了吧。老郑家刚着过火，咱这个时辰放鞭炮，不大合适吧？待会儿，你出去放个二踢脚就得了，其他的，留元宵节再放吧。”
　　翌日晨，父亲一推开街门就愣住了。昨晚我们家虽没燃放鞭炮，街门口却是满地红红的纸屑。那边，老郑手持扫帚，正冲着父亲哑哑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