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市徐汇中学读高中。我们学校坐落在繁华的徐家汇中心地区，学校的大门坐西向东，正前方是当时上海唯一的一条美丽的林荫大道——肇嘉浜路。出了大门向右拐，一块巨幅电影广告牌高高地矗立在人行道旁，吸引着无数双行人的眼球。我估摸，这块电影广告牌足足有五六米高，十余米宽。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广告牌的左侧一半是新近摄制好的国产影片的广告，右侧一半是刚译制成的外国电影的广告。读高中的那三年里，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块广告牌。出于好奇，时常会下意识地驻足观望。久而久之，我发现这块广告牌右侧一半的外国电影广告上，除了有出产国摄制职员名单外，其下方是参加该片译制工作的翻译、导演和主要配音演员的名单。那时候，在几门学科中，我对外语似乎更喜欢，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对译制职员中的翻译较为关注。时间长了，我发现在许多译制片的译制职员中经常出现“翻译：肖章”。我心里想，这个人一定很了不起，能把外国电影译成汉语，其外语水平一定非同一般，中文功底也相当了得，一种仰慕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1964年夏，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今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年之后，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地处安徽西北部的南京军区西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两年农场锻炼后，于1970年底，由国家统一分配，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任翻译。与我一起分配到这个厂的还有其他语种的六名外语院校的毕业生。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影视翻译生涯。
　　说实话，我们七个人，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涉足译制片的工作。面对这份既陌生又神秘的工作，全然是一无所知。1971年初，记得是上海市电影局一位管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把我们带到了电影译制厂（当时在曹家渡万航渡路上）。他向我们逐个介绍了厂领导，所谓的厂领导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记得那天是1971年1月14日，一位姓郭的工宣队头头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你们别看电影译制厂厂不大，但问题很多，也很严重。可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你们七位年轻人是国家派来的，是我们的新鲜血液。”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说：“像电影译制厂这样的单位，长期来，深受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影响，必须彻底砸烂重建！今天，我们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有知识、有朝气的年轻人来掺沙子，来改造！”随后，这位工宣队头头又把我们领到了翻译室，向我们逐个介绍了翻译室的几位老翻译：肖章、陈叙一（文革后任厂长）、陈涓、叶琼、易豫等人。那位工宣队头头拉过他们中的一位的手，说：“这是肖章同志，你们翻译室的组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肖先生：中等身材，五十岁左右，看上去很和蔼可亲。此刻的我，脑海里即刻联想起徐汇中学大门口旁的那块巨幅广告牌。肖先生谦和地朝我们笑了笑，并同我们几个一一握手，说：“欢迎，欢迎！这下我们组增添了新生力量了。”
　　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员、环境、工作……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全然不知道这译制工作是怎么回事。但大家最初的共同感觉是今后的工作一定很有趣，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不辜负党和国家寄予的厚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同肖章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们一起工作。他们尽心尽力，手把手地传授他们的经验，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渐渐地熟悉了如何译本子，如何对口型和最后将译好的剧本交给配音演员进行配音和录音。肖章等老翻译家在我们身上倾注了无尽的辛劳和汗水。在电影翻译方面，肖先生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经常激励我们说：“业精于勤，你们要珍惜青春的大好时光，要多读书，要像海绵吸水那样，尽量多汲取知识。电影翻译工作者应该是博学的杂家，什么东西都要懂得一些，还要多动笔，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积累。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获得可喜的收获。”他还说，在翻译剧本的过程中，行文遣字很重要，必须字字推敲，句句琢磨，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译出的台词必须让配音演员朗朗上口，还要让每句台词能对上口型、表情，吻合原版片角色的身份和气质。用行内的话说就是，我们剧本翻译和配音演员一样是在带着镣铐跳舞，不同的是我们翻译先跳，他们配音演员后跳。先生还时时向我们传授他的创作体会，说：“我认为，翻译首先必须‘求真’，即‘信、达、雅’中的‘信’。‘求真’者，就是翻译必须在充分理解原片的基础上，根据原片作者的主题、风格，以及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的要求，忠实地译出规范的汉语，而且必须做到译出的台词有声有色，决不能拘泥于原文的表面。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准确地将原影片的意境传递给我国观众，从而获得观看译制片的艺术享受。”肖先生还曾多次提醒我们说：“在整个译制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固然重要，但其中我们这一环节，即剧本翻译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剧本翻译的基础好还是差，直接影响到影片的艺术效果。”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道理就在于此。如若译出的本子基础不好，即便是再优秀的配音演员配音也难以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因此，肖先生要求我们在译本中要字斟句酌，精工细雕，认真译好每一句台词。他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独立翻译剧本时的情景。那是1972年吧，我进厂不久，厂里交给我翻译一部西班牙影片的任务，那部影片名叫《义侠佐罗》。接到任务后，我又兴奋又紧张。“我能译好吗？”说句实话，我当时心里没底。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初稿译出来了。由于我是初次正式独立翻译剧本，厂里请肖章先生为我校稿把关。他看了我的译稿后，微微一笑，说：“总体上看还不错，有的台词可以在初对口型时做些修改。不过这句台词不是太好。”说着用铅笔在我译稿的一页上做了个记号。我循着他的铅笔看了看，当时觉得也没什么不妥，因为原文就是如此。影片中的一个平时为非作歹、抢劫当地百姓的土匪头儿吩咐他手下的几个小喽喽：“你们埋伏好，别出声，等那个该死的佐罗走近了再出击。记住，只有在最糟糕的时候才能开枪！”肖先生说：“这句台词太拘泥于外文了。”他建议将后半句倒过来译，改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枪！”又说：“这样的话，观众一听就懂，你说好吗？”听他这么一说，我似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连声称好。 　　又有一次，同我一起进厂的一位同事在译本子中有句台词译是译出来了，但总觉得不满意，于是就去请教肖先生。这句台词原先是这样的：“敌人只听得懂武器的语言。”肖先生看了看原文，思索片刻后说：“从字面上看，没有译错，只是观众听了会似懂非懂，不甚理解。我看可以这样译：对付敌人只能用枪炮来说话！换句话说，同敌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话音刚落，顷刻就获得了同事们的好评。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见肖先生思维之敏捷，翻译功底之扎实！经他之手译出的台词既生动鲜活，又贴切到位。
　　在日常生活中，肖章先生平易近人，没有著名翻译家的架子。每当我们在工作中碰到难题向他讨教时，他从不拒绝，总是毫无保留地出手相助，我们都把他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那时正值文革，社会上普遍流行彼此之间的“师傅”相称。我们这帮小年轻也称先生为师傅。我们认为，称先生为师傅理由有二：其一，先生学识渊博，译作众多，在业务上完全有资格当我们的老师；其二，先生年长我辈二十有余，是我们的父辈，当然其中不乏尊重之意。虽然我们并没有正儿八经地举行过“拜师仪式”，但我们从心底里佩服他，钦佩他学识的渊博，为人的谦和低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爱这样称呼他。在我们的心目中，肖章先生就是我们的师傅，我们的老师。刚开始，我们叫他为师傅，他总是不接受的，说：“你们别叫我师傅，我们是同事。”到后来时间长了，先生也慢慢地所习惯了，接受了这一称呼。
　　肖章师傅生于1922年，浙江宁波人，说起话来依然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他早年参加电影翻译工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先生就在上海杜美戏院（现今的上海东湖电影院）从事电影翻译。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同袁雪芬、傅全香等越剧名家参加过越剧革新，编写过神话剧《嫦娥奔月》，讽刺现代话剧《赋夫人》并在沪公演。1952年，在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现今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改读俄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当时的姜椿芳校长挽留，留校任教。1954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肖先生进入并担任翻译组组长，直至上世纪末退休。肖章先生精通英、俄、德、法国语言，翻译过众多国家的电影约130余部。其中有《魂断蓝桥》《奥赛罗》《白夜》《唐吉·柯德》及后期的《英俊少年》《国际女郎》等颇有影响的影片。除了翻译电影，肖章先生还参与编纂了多本词典，其中有《法汉词典》（1979年），《德汉成语词典》（1994年），《法汉成语词典》（1999年），《英汉俚语大词典》（2006年，任主编）。退休后，肖章先生并不甘心赋闲在家，他开始钻研书法和绘画。年过八十还每星期二次去老年大学学习。他还踏着他那破旧的自行车去远离他家的原单位电影译制厂参加党员组织生活。出于对师傅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常常劝阻他，可他总是笑着对我们说：“谢谢你们的关心，可是我觉得人上了年纪就更应该出来动动，一要多动腿，二要多动脑子。这样才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我们的肖章师傅已年过九旬，而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后来也陆续退休了，相互见面也少了，但每每回想起同肖章先生他们相处的日子，心中不免会泛起层层涟漪。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我们一辈的辛勤付出；人民也感谢你们为我国的译制片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社会也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深情地祝愿你们身体安康，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