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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楼的房间，小娜躺在昆明之上。
灌进了三瓶高度罗斯福，我对着一扇五平方的玻璃窗。榻榻米紧贴着窗玻璃。在小娜散开的头发后面，滇池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子。她的一对乳峰逆着光，像黄昏下圣彼得教堂的圆顶，圆顶之下，晃荡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水泥楼。这些方块不甘于马上被夜晚消融，竭力在一点余晖中证明出自己模糊的轮廓。飘窗上，一枝干花从西山之腹荒蛮地长出来，又枯萎在金黄的城市之上。
小娜侧起身，把一座城池挡在了身后。她在一片遥远的黄金中转头望向我。
她叫我，你过来。我手里拿着半瓶啤酒走到她面前，在床边坐下。她缓缓的点起了一支烟，放到我的嘴里。
前一天，小娜正式向我提出，我们应该在一起。后来我们认真地探讨了这件事情。在那个夏日即将流尽的晚上，我们从一间商学院附近的酒吧里出来，走进了一片淹没在高楼之下的城中村，又沿着一条河岸往里越陷越深。
城中村里弥漫着各种形式的腐烂味道。街道里杂乱、粗鄙的面貌像一块发暗的牛皮癣，足以让一座现代昆明斯文扫地。很庆幸，当时在晚上，我们不需要亲眼目睹那些发育不良的畸形水泥房，衣不蔽体地朝市区裸露出自己脆弱的排骨和潦倒的内脏。我和小娜原本打算在一条河岸边的街上散散步，街上一对对学生男女却以恋人的名义招摇过市。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荷尔蒙的水分子就像寄居蟹一样依附于街上每一寸空气，从街头到街尾，沉重的空气将一条窄窄的河岸围堵得水泄不通。我只能尽量不去看街上，扭头对着身旁的那条河水，它正在夜色里带着上游的落叶、生活垃圾以及嘈杂的时间向着滇池而去。
在这样一条街上，小娜紧紧跟在一个已近中年的男人身后。这个男人在满是流动荷尔蒙的空气中走到了穷途末路，只能快步把自己往人群的边界流放。
据小娜说，她没有上完高中就退了学，她到一间书店去上班，并一直持续至今。她从来没有讲到过退学的原因，但是她对我说，现在为自己没能上一次大学而感到遗憾。小娜说她愿意去想象大学生活是怎样度过的，以此來为这种缺憾作出一些弥补。她甚至能想象到自己结婚生子以后每天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可当一个人试图去获得一段被挥霍掉的时间，是徒劳的，她得不到那种年光无意识被消耗的失落之情，是因为这样，她才时常感到沮丧的。我以为，小娜这番话很像出自一个作家之口，不过我们走在那条昏暗的河埂上时，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其实她感受不到的，是一整块四年时间从人身上骤然消失所带来的，那种具体的失落。我道貌岸然地朝前走，把手指握成拳头，装在两个幽深的口袋里。我的手肘没有空出一条缝隙，好让小娜伸手进来挽住我。
小娜会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和另一个姑娘走在街上的情形。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身体里的荷尔蒙每天都聚成一汪无底的海水，永不停歇地向外淌出一条巨河。和那个姑娘一起散步，我也总是把手放在裤包里。那位姑娘和小娜有点不一样。她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意，并提出，让我尽快改掉这个坏毛病，否则就要和我散伙。这点我一直改不掉，最后她还是嫁给了我，所以姑娘们跟你在一起，很多时候说的赌气话都不必太当真。
可惜我们结婚后的情况不太好，现在正在闹离婚。关于此，我只能说，婚姻生活比我们上大学时想象的要复杂。当我和我的妻子站在一堵生活的南墙下，已经注定了要持续着这十年不幸的婚姻。她对我抱怨最多的是，我不愿对生活作出让步，或者干脆向它投降。而我的无奈则在于，每当我企图去了解她对于生活的算计时，就仿佛掉进了一座没有活路的迷宫。
小娜走在我身边，走在一条河埂上，岸上的柳枝浮夸地向水面伸去。她没有注意到我正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中。小娜的步子像一头月光下的斑羚，踩在山坡上，那样充满弹性。
河埂上，城市阴暗面的喧嚣在继续。我们正穿过一条烧烤摊连成的街道，小娜站在一片烟熏火燎之中买肉串。她的面前，一条掏空了肺腑的鱼被几根香草捆着，被迫平躺在铁丝网烤架上。在浓浓的白烟中，它突然弯起身子，深陷的眼睛忧伤地瞪着自己冒烟的尾巴。
卖水果的人在市井里收了摊，推着虚胖的三轮车从昏暗里走过，站在车把手上的大喇叭不知疲倦，复读着水果们的名字，车兜里未被带走的留守者则显得自暴自弃，干瘪得如同一堆扯碎的抹布。河对面跨列着几间旅馆，劣质的霓虹爬满了这些低矮建筑的全身，点亮了一排带有强烈暗示意味的店名。我们走上一座石桥，把人群孤立在远处。整座石桥铺满红红绿绿的光，开始有些暧昧。小娜站在桥上，啃着一串土耳其烤肉，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说，我认真地想过了，我们应该做爱，你觉得呢？
我在一块刷着红白油漆的石墩上坐下来。远处的人声和电器之音还很重，但我不能假装听不见她说的话。我像个愚笨的学生，因为答不上老师的问题不知所措。我看着小娜，看着一位正在向我提问的老师。我尽量对这位老师表现出来我在听，在努力地思考她说的事情。好在小娜没有继续说下去。她定定地看着面前的河水，她似乎是不计时间成本的，在与一条河流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博弈。
小娜告诉我，在她上班的书店里，那些同事都知道我，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书店去，而且总是最后一个走。小娜说她们还知道，她现在正和谁在一起。她说，这些同事不是只知道我，书店的工作很闲，让她们有很多时间，用来研究每个到店里买书的客人。又说，研究客人，她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谈起她的同事和工作，小娜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她扬起头，笑着对我说，我的同事们是一群侦探啊。我不否认她的说法。是的，我说，做侦探需要时间，他们正好有的是时间。
小娜手里抓着一把烤肉，吃完一串，就把签子插进身边的一棵柳树下。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竹签，她在空中比划，经过一阵深思熟虑，才将它们缓缓地插入河岸上松软的泥土里。
这些年与我妻子在一起的生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直到最后对着彼此无话可说，已经像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被迫关进了一间牢房，穷其所能，我们始终也找不到一种折中的语言。如果还有更不幸的事，就是我们每天还必须共用着一个马桶。事实上，婚后的头几年，我妻子的行为已经开始变得古怪，对我说的话也显得深奥难懂了。 如果有谁愿意趴在我们家的窗口往里面看一眼，就会觉察出房间里的气氛，而且他会看见，在那个被我妻子长期占据的三平方卫生间，她将一张深褐色的面具戴在自己脸上，上半身的重心倾向一块无辜的镜子。她举起几根哀怨的手指，不停拍地打着那张面目全非的脸，同时以一种自言自语般的口气对我说，你就整天干这些用猪头去钓虾的事情吧，请你——她居然还对我很客气——过来看一眼镜子，就会知道你吃不了坐在家里炒股票这碗饭啦。
她一边对着镜子喋喋不休，一边揭下那张深褐色的面具，露出一张湿漉漉面孔。这回她又把这张面具贴在了一只手背上。此时要是我愿意，就可以从镜像里看到，她的目光不时掠过半瘫痪在沙发上的我。我手上正捧着那本《都柏林人》，这本书端在我手上，是一面向她展开的旗帜。于是她劝我，天天抱着这种书看毕竟学不会炒股票，你还是找个工作吧，尽管我实在想不出来，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还可以做点什么呢……此时，镜子会在她面前反着痛苦的光，可怜它不能为此说点什么，一个马桶和几条毛巾也委屈地沉默着。
成为职业炒股人之前，我曾经找过一份工作，在一家杂志社给人做文字校对。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我有角膜炎。做校对需要长时间对着电脑，两个月后，我的眼白变成了浅红色，眼角两边布满血丝，到了傍晚，眼睛就自顾自地淌眼泪。可我还想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反正眼睛不受罪耳朵就要受罪——我已经悲观地相信，人不受点罪总是不行的。
在杂志社那两年，我每天清晨会杵在楼下的公交车站，等来 186路公交车，经过十个站，186路会开到龟背立交桥。我在立交桥下买一根地沟油炸的油条或者病猪肉馅包子当早点，然后转 52路，再坐六个站到新闻路附近去上班。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就睡眼朦胧地挤上一辆浑身疼痛的公交车，它颤抖着穿过大片永垂不朽的钢筋水泥丛林，每天里有几个小时，我站在车厢里，手上抓住一条油腻的钢管。隔着车窗玻璃可以看见，昆明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往柏油路的窨井盖下面，传出阵阵绝望的嘶吼。此刻你会发现，命运正被粗暴地拉扯着，被迫与一群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陌生人捆绑在一起。这样几个月后，人很自然就变成一根龟背立交桥下的油条，那样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直到有一天，杂志社的人告诉我，他们租不起刊号了。他们说我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那是一个九月的夜晚，在远处，昆明城的灯火使得头顶的星空黯然失色，小娜坐在一座光影交错的石桥上，对我讲她在书店上班的事情。她讲到他的同事的故事，也讲到他们获悉这些客人的情况（其中也包括我的），动用了什么样的办法。但是我心里装着别的事情，她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当时河对岸一间十元店的音响开得很大，沙哑的低音鼓声声撞上桥头，让我的心里一阵阵发慌。
把所有的木签都插入了河边的泥土里，小娜站起身来。她背身向我时，才像真正进入一个她预先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她对着地上的一把木签说，你不要担心，离不离婚，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低下头，看见她用那些木签在地上围出了一张笑脸。同时我注意到，河水流过我们头顶上一盏昏黄的路灯，水里映出城中村支离破碎的块面。这时我感觉对面的霓虹灯越来越亮。如果此时有人注意到桥上的我们，小娜看起来像是落入了一个男人蓄谋已久的掌控之中。
河岸上的旅馆，是为商学院的学生开的。走进来之前，我以为旅馆里会坐着一个好事的老板，他看看我，再看看小娜，然后对我报以意味声长的一笑。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出现，就让人感到很不愉快。所幸当小娜把两张身份证递过去，我的目光越过吧台上堆成个山包一样的瓜子壳，望见一个肥腻的脑袋在一截脖子上摇摇欲坠，屏幕上正播着一出香港电视剧。老板娘的眼睛始终没有移开过屏幕，一直随着剧情的悲喜，她也不转脸，扔过来一串钥匙说，房费五十，给一百，押五十。
房间里有一张床，简易的平柜上放着老式的电视机。小娜坐在床头。在方寸之地，除了一张床外，房间里再也没有第二处容身之所了。我走到床尾坐下来，床尾是个靠窗的位置，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就像个正人君子那样坐着，一动不动。窗外的柳树绵软地向夜晚垂下头来，趋炎附势地在风中摇摆。在远处，行人已经变得稀疏，街上只剩一排打着圆伞顶的烧烤摊，中间残喘着青白色的烟。
走下石桥之前，小娜对我说，你看你，你遇到我之前把婚也结了，和你在一起，别人就要喊我小三了。说完这句话，她停下步子，站在桥上游离的光线里。我也站住了。她说，我不是说当个小三不行，我无所谓，但是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最清楚了，我们什么也没做，其实这件事根本没有坐实。她问我，我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不反对吧。我说我同意，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说，所以，我们要为了一件没有坐实的事情，去承受被坐实的结果，是不是呢。我无话可说。最后小娜在石桥上做出决定，她说你听我的，我认真想过了，除了把这个事坐实，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要是想到了你就告诉我。我说，你要这样问，我一下子也想不到什么办法。她说，很晚了，十元店都关门了，想不到就听我的吧，说不好我们就是为干那件事来
的，我们去对面开房间。
起初，我不是很想和小娜办那件事，认为有事在先行的嫌疑。换句话说，我觉得小娜想办这件事，其实这个对象是不是我并不重要。只要没有开始，我们就还有机会再退一步，找找其它的解決办法，并非一定如此。我在窗口一支一支的抽烟，犹豫着这事要不要再跟小娜商量商量。同时我还想到，小娜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做爱的事情上确实坦坦荡荡，而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却犹犹豫豫，是不是有些寡廉鲜耻。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跟她开口。这时小娜猛地站起来，向前一步，把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关掉了。
小娜以为，既然我们是偷情，就该拿出点偷情的样子来，决定了做这件事就好好做，说至少，不可以像生孩子那样胡来。小娜说，应该有所仪式感。她还提出，应该先从接吻开始，然后相互抚摸对方，这样循序渐进。那天晚上为了不让我打退堂鼓，小娜表现得很主动，她说，这种事要怎么做，她很清楚。街上的最后一个音响关掉的时候，她对着我的耳朵说，操我吧。 一个广告灯箱挂在我们的窗户外面，是旅店的招牌。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我们床头的一面墙上，墙面被灯光涂上了三个变形的艺术体大字：爱之屋。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们按照小娜说的，尽量使它看起来充满仪式感。所以半个小时后，我只脱掉了一件外套。我觉得如果照那样下去，天亮以前我们是完不成了。
如果你住过河埂上的那种旅馆，你就知道，它的房间是用石膏板隔出来的，左右两边的动静可以听得很清楚。住在隔壁的一位老板，从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在打电话，我们听着他一直在跟他的朋友谈一个项目，该项目他正在做，要从孟定边境修条公路，一直修到缅甸去。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个项目的细节，以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唯独没有谈及他这个人此时身在何处。离我们更近的一间房，住的是一对大学生情侣——确实离得太近了，假如此时有人突然抽掉隔在中间那片薄薄的石膏板，两张床将会很自然地连在一起，成为一条大通铺。他们是在我们接吻之后才进来的，才来了一会儿，我就听见隔壁床上僵硬的钢丝弹簧规律地响了起来。男生喘着一嘴粗气，他压低了声音（但还是像对着我的耳朵说一样）对女生说：你别咬我。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以后，姑娘的声音就大了，海浪般向我们头顶涌来。我想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当时并不考虑仪式感。毕竟，在说“别咬我”之前两分钟，我还听见他们谈论着关于下周上选修课的事情。
在隔壁的气氛帮助下，我们总算快了一些。他们停下来后，我们也终于到了互相深入了解对方的紧要关头。小娜将一只避孕套递给我，在霓虹灯下，银色的塑料包装壳发出了一层悲壮的光，她说，呐，穿上你的衣服，我们就开始吧。
那天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大概是由于隔壁女生很兴奋的原因，让小娜受到了刺激。她总是一惊一乍的，动不动就大喊大叫，生怕别人听不见。我说，你能不能正常一些，这种事不是比赛，要有感而发。小娜不高兴了，说，你们男的不就是喜欢这样。这句话说完后，我顿时就失去了兴致，又复回到了悲观、复杂的情绪中。
我妻子在每天出门前，通常会在镜子前扭着脖子转几个圈，似乎是为了确定，她的身后没有长着一截尾巴。她转完最后一个圈，还不忘记问我一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然后她拉拉衣领，眼睛来回扫过房间中的一切陈设。她客观地凝视它们的样子，经常让我想起一台在夜间横行的探照灯，缓慢、匀速。你也许能想到，这种行动轨迹会形成一个扇面，起点是一面镜子，终点是躺在沙发上的我。探照灯适时发出一声冷笑，以便加强对答案的肯定，她说，是因为这房子实在太小了。这样一个藐视科学的答案，会终于把我激怒——我只是身体看起来像瘫痪了，脑子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是因为我们五年没有做爱。我甚至可以想办法把自己说服，相信我其实是个性无能，但没有人可以说，大一点的房子会让我的妻子自己怀孕。
一句话确实已经顶到了我嘴边：孩子生出来是要在房间里骑马吗？但是她已经打开门，走进了一条幽暗深邃的楼道里。
我们在河边旅馆举行仪式，整个过程十分糟糕。
后半夜，隔壁的老板已经修完了一条孟定到缅甸的公路，打起了疲惫的雷。小娜坐起身，披着广告灯箱照进来那个“爱”字的光，靠在床头点起一支烟。她指着修路老板那边对我说，你听听，这鼾声充满了故事，像在过着一场起起落落的人生。小娜把烟吸得很重，为自己的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石膏板那边床上的钢丝弹簧又响了。我仔细地注意着隔壁的动静，觉得他们这次和上一次很不一样，因为有一个脑门正“咚咚……咚咚”撞着我头上的那面墙。我跟小娜说，这回好了，一场起落的人生，还有人在帮忙打着鼓点。说出这句话，我也许带着对大学生的嫉妒，他们都还很年轻，不需要什么原因，总是说爱马上就爱了。
当时在一片暗淡的夜色里，我想到非洲草原上的那些狮子。交配季节，它们在干燥炎热的旷野上，浑身充斥着粗野的欲望。它们百无禁忌，不知疲倦。不需要任何仪式，不需要征得大象或者野牛的同意，甚至不需要互相喊一声开始。雄狮的毛发茂密而张扬，它浑身赤裸，站起来扭扭脖子，就爬上了雌狮的后背。你很少看见雄狮奔跑，它就在原地驰骋。
我的心思正在草原。小娜灭掉了烟，滑进被子紧紧贴住我，她的身子发凉，如同一件柔软的瓷器。她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伸进被子，隔着内裤将我握住。但是我没有心思，我的身體毫无反应，已经成圣。
小娜动了动身子，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哼了一阵，见我还是无动于衷，她就哭了起来。小娜吸着鼻子得出结论：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这句话，她翻了个身，以背对着我。小娜的身子露在被子外，在影影绰绰的光线下仿佛一匹孱弱的斑马。“男人不是好东西”——如我所知，从古到今这都是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这句话，我不知道石膏板后面的小伙子听后怎么看，反正我不是太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正作为一个已婚男人，此时与一个年轻女人正躺在河边旅馆的床上，不同意的话就不方便说。小娜肩膀耸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她的整个后背似乎陷入了一种昏暗的绝望中。我以为这是一种草率的绝望，甚至怀疑，她自己也不清楚这种绝望之所起，不过我还是相信，她所有的绝望都是真诚的。我有点慌，又不知道我此时能说点什么，不过为了表现出我该有的善意，就伸手摇了摇她的后背，她不理我，还把背上的肌肉绷紧得像张鼓皮一样。我只好又用手背的指节，在她的身上敲了敲。我说，不要哭，要有什么事，大不了我们还可以再商量。我的本意是想安慰她，可她转过身来，劈头盖脸就把我骂了一顿：敲什么敲？脑子真是坏掉了，我是一道门吗？
小娜确信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无疑是其中一个，但我还是相信这话主要并不是冲我。那天她还对我说，她有个男朋友，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关于他的男朋友没有良心，她举了很多例子，我听进去的很少，这些话我也不喜欢听。有一些大概是说到，她记得他生日给他买礼物，冬天给他买手套，而那个男的却总是忘掉情人节，忘掉纪念日一类。我不知道她指的男朋友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的，小娜在这种情况下骂人家没良心，我就认为很不应该。我对此有些好奇，但不好问，此情此景，讨论这些不合时宜。 我不上班以后，用我爸的退休金在家里炒股票。我运气不太好，一只股票都没有选对。一开始的情况是这样，我看见屏幕上的几根线，还只是一点一点羞愧地垂下头，等到有一天，它们终于相信了万有引力，就变得毫无廉耻、不管不顾了。它们终于跌出屏幕，砸穿地板，向着无尽的黑色深渊而去。我要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股民都说，进入大熊市了。
而我却已经不想再问为什么会进入大熊市。我妻子向我提出离婚是迟早的事，我也不怪股市。当她站在我面前，而不是在卫生间的那面镜子前，她没有戴她深褐色的面具，苍白的脸上却酝酿出即将失去众生那种人该有的悲伤表情。我想，她起码让我知道，这是个经过一番挣扎后才作出的决定。那天我妻子甚至还哭了。已经很多年，她没有在我面前流泪了。她一哭，脸上再不像套着一层塑料保鲜膜，所有面部肌肉都变得生动起来，有一个瞬间，她好像真的变得年轻了许多，仿佛回到了她上大学时的样子——那时候的她话很少，容易伤感，身体像燕子一样轻盈。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就答应了把房子给她。甚至，我还安慰了她很长时间。可她还是不停地流眼泪。最后我只能说，愿意陪她去医院看看。我问她是不是也得了角膜炎。
后来我们躺在旅馆的床上，在一张被子之下相敬如宾。她不哭了以后，隔壁的鼾声和钢丝弹簧都疲惫地停了下来。街上寂静无声，只有河水从月光下沥沥的流过。小娜向着顶上的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故事，不是听，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她解释说，哪怕人生过得坏一点也行，要有故事。
小娜说，一个人如果喜欢看小说，就有可能自己写故事。她还向我坦白，说这种事情在我这里发生，可能性就很大。那天晚上小娜让我答应她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写了，就为她写一个故事。其实对她来说，这根本是个未可期的事，可我随口就答应她了。不过小娜认为我这种态度很可疑，而且她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就不老实，这也让她不放心。小娜说我看起来不老实，我应该就自己的长相对她提出异议，但当时我不想提。至于小娜说，我叫人不放心，这一点，我承认她说得对。小娜有些焦虑，在床上来回翻腾几次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脑门，她说必须要想出个办法才行。我劝她，不要着急，办法你可以慢慢想。她就说，想到了。突然，小娜抓住我的左手，在我手臂向内的部位，一口咬了上去。咬我的时候，她的头发像片荷叶一样散开，盖住了我的肚皮。记不得过了多久，她用手背擦了擦嘴上的血说，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你一定会为我写一个故事。
小娜咬了我一口，当时不觉得很疼。但是等她的脸从我的身上转开，有几滴水珠从她眼里掉下来，落在我的肩膀和左边胸膛上。落在肩膀上的那几滴，很快顺着我的手臂滚进了床单。一滴最大的落在了胸口，停在那里，铁水般滚烫。在有个瞬间，它像浸进我的皮肤，穿过肋骨烫了进去，仿佛是要把我的心烫伤了。小娜软着声音问我，我是不是把你咬疼了，是我咬得太深了？她说她可以向我道歉，可我不能怪她，如果咬轻了，就不管用了。隔一会儿，血开始缓缓涌出来，在我的手臂上游荡，我的骨头在那时候有点发酥。我有点想小娜了，可是我感觉她似乎并不想。我有点拿不准小娜的意思。
一辆载着锅碗瓢盆的三轮板车从河岸上经过。熹微的曙光伙同叮叮当当的声响一起驱散了本已单薄的黑夜，钻进窗帘后面那个徒有四壁的房间。轻飘飘的光线泄在一张窘迫的床上，使粗布质地的被褥变成了一块柔软的天鹅绒。小娜的呼吸均匀地落在一团绵软的白色中。
二十四楼的房间，在一片星空之下，一座城市之上。我喝掉三瓶高度啤酒，整座昆明的灯火就在我们身下一起闪烁起来。我手上握着她的乳房，像握住了滇池最柔软的那部分湖水。
我所见过的滇池是壮阔的。
白天我们从城中村出来，小娜说要去滇池看海鸥。我说滇池现在没有海鸥，海鸥只在冬季才来。她说，这我知道，可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来不来，我们就去看看滇池吧。
在大观楼公园的摩天轮上，我们被装在一个玻璃笼子里，慢慢升到空中去。随着摩天轮徐徐往上，散落于地的房子越缩越小，直到它们完全失去了原本傲慢的体积感，变成一堆被距离压扁的盒子。地面传来的人声逐渐消失，我们被一台转动的圆形机械引领着，从错中复杂的昆明中逃离出来。它似乎再也不能把我们困住。视线一点点越过大片茂密的湿地，窄窄的滇池在我们面前陡然开阔，小娜眺望着夏末初秋之际的五百里滇池，我看见此时她的目光如镜。在她的身后，我第一次看出来，西山的轮廓像一个平躺于碧空下的女人。小娜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时，瞟过半隐在树林间的大观楼。她问我，你知道掛在大观楼上那幅长联有多少字吗？我不知道。她说，一共是一百八十个字。我说，我以前没有数过。她又问，那你知道你昨天看了多少次手机？这个问题小娜没有等我回答。她说，你看了四十七次。我说，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手机的电没有以前耐用了，那我今天看了多少次？这时，一阵没有经过任何阻碍的风从远处呼啸着冲过来，撞在这架摩天轮上，使它在半空轻微摇晃，那些钢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小娜问我，你说，如果我们现在掉下去会怎么样？
摩天轮把我们转到了最高处，小娜指着我们对面的一座高耸的建筑说，你看，那有个酒店比我们现在的位置还高，我们晚上就去那里吧。
昆明的夜空无比深沉，我低下头，楼下灯火璀璨，像一片倒挂的星空。当我真正进入身下这座年轻的城池，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奔腾起来，昆明城的灯火无数次在我身畔飞快闪过，我和小娜浮在江上，正向着最深远的地方流过去。再次抬起头来，我看见了星空斗转。
小娜在世界的边际沉沉地睡去，昆明的灯火仿佛在瞬间全部暗淡下来。城市变成了一块无尽的墓地，上面立满了无数片墓碑一样的高楼。在河边旅馆里，当我躺在一张吱吱呀呀的弹簧床上，望着河边的柳树枝在灯下摇曳，那时我希望它们正在以这种方式驱赶黑夜。但现在，我看着小娜，想到很快会天亮，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穿好衣服，从桌上拿起半包烟，抽出一根，将剩下的留在了床头柜上。她没有听见我小心地关上房门。
出租车爬上高架，黑夜也走到了尽头。如果小娜正在此时醒来，如果她走过去掀开窗帘，她将自己笼在窗前一片清澈的光线里。她会看见，在不远处，五百里滇池正被一阵微风吹着，带着它的所有过去，涌向西山眼底。
我从汽车反光镜里看见，有一缕锋利的曙光，正刺进身后那座高楼的心脏。我不确定，能否会让小娜如愿。
灌进了三瓶高度罗斯福，我对着一扇五平方的玻璃窗。榻榻米紧贴着窗玻璃。在小娜散开的头发后面，滇池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子。她的一对乳峰逆着光，像黄昏下圣彼得教堂的圆顶，圆顶之下，晃荡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水泥楼。这些方块不甘于马上被夜晚消融，竭力在一点余晖中证明出自己模糊的轮廓。飘窗上，一枝干花从西山之腹荒蛮地长出来，又枯萎在金黄的城市之上。
小娜侧起身，把一座城池挡在了身后。她在一片遥远的黄金中转头望向我。
她叫我，你过来。我手里拿着半瓶啤酒走到她面前，在床边坐下。她缓缓的点起了一支烟，放到我的嘴里。
前一天，小娜正式向我提出，我们应该在一起。后来我们认真地探讨了这件事情。在那个夏日即将流尽的晚上，我们从一间商学院附近的酒吧里出来，走进了一片淹没在高楼之下的城中村，又沿着一条河岸往里越陷越深。
城中村里弥漫着各种形式的腐烂味道。街道里杂乱、粗鄙的面貌像一块发暗的牛皮癣，足以让一座现代昆明斯文扫地。很庆幸，当时在晚上，我们不需要亲眼目睹那些发育不良的畸形水泥房，衣不蔽体地朝市区裸露出自己脆弱的排骨和潦倒的内脏。我和小娜原本打算在一条河岸边的街上散散步，街上一对对学生男女却以恋人的名义招摇过市。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荷尔蒙的水分子就像寄居蟹一样依附于街上每一寸空气，从街头到街尾，沉重的空气将一条窄窄的河岸围堵得水泄不通。我只能尽量不去看街上，扭头对着身旁的那条河水，它正在夜色里带着上游的落叶、生活垃圾以及嘈杂的时间向着滇池而去。
在这样一条街上，小娜紧紧跟在一个已近中年的男人身后。这个男人在满是流动荷尔蒙的空气中走到了穷途末路，只能快步把自己往人群的边界流放。
据小娜说，她没有上完高中就退了学，她到一间书店去上班，并一直持续至今。她从来没有讲到过退学的原因，但是她对我说，现在为自己没能上一次大学而感到遗憾。小娜说她愿意去想象大学生活是怎样度过的，以此來为这种缺憾作出一些弥补。她甚至能想象到自己结婚生子以后每天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可当一个人试图去获得一段被挥霍掉的时间，是徒劳的，她得不到那种年光无意识被消耗的失落之情，是因为这样，她才时常感到沮丧的。我以为，小娜这番话很像出自一个作家之口，不过我们走在那条昏暗的河埂上时，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其实她感受不到的，是一整块四年时间从人身上骤然消失所带来的，那种具体的失落。我道貌岸然地朝前走，把手指握成拳头，装在两个幽深的口袋里。我的手肘没有空出一条缝隙，好让小娜伸手进来挽住我。
小娜会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和另一个姑娘走在街上的情形。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身体里的荷尔蒙每天都聚成一汪无底的海水，永不停歇地向外淌出一条巨河。和那个姑娘一起散步，我也总是把手放在裤包里。那位姑娘和小娜有点不一样。她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意，并提出，让我尽快改掉这个坏毛病，否则就要和我散伙。这点我一直改不掉，最后她还是嫁给了我，所以姑娘们跟你在一起，很多时候说的赌气话都不必太当真。
可惜我们结婚后的情况不太好，现在正在闹离婚。关于此，我只能说，婚姻生活比我们上大学时想象的要复杂。当我和我的妻子站在一堵生活的南墙下，已经注定了要持续着这十年不幸的婚姻。她对我抱怨最多的是，我不愿对生活作出让步，或者干脆向它投降。而我的无奈则在于，每当我企图去了解她对于生活的算计时，就仿佛掉进了一座没有活路的迷宫。
小娜走在我身边，走在一条河埂上，岸上的柳枝浮夸地向水面伸去。她没有注意到我正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中。小娜的步子像一头月光下的斑羚，踩在山坡上，那样充满弹性。
河埂上，城市阴暗面的喧嚣在继续。我们正穿过一条烧烤摊连成的街道，小娜站在一片烟熏火燎之中买肉串。她的面前，一条掏空了肺腑的鱼被几根香草捆着，被迫平躺在铁丝网烤架上。在浓浓的白烟中，它突然弯起身子，深陷的眼睛忧伤地瞪着自己冒烟的尾巴。
卖水果的人在市井里收了摊，推着虚胖的三轮车从昏暗里走过，站在车把手上的大喇叭不知疲倦，复读着水果们的名字，车兜里未被带走的留守者则显得自暴自弃，干瘪得如同一堆扯碎的抹布。河对面跨列着几间旅馆，劣质的霓虹爬满了这些低矮建筑的全身，点亮了一排带有强烈暗示意味的店名。我们走上一座石桥，把人群孤立在远处。整座石桥铺满红红绿绿的光，开始有些暧昧。小娜站在桥上，啃着一串土耳其烤肉，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说，我认真地想过了，我们应该做爱，你觉得呢？
我在一块刷着红白油漆的石墩上坐下来。远处的人声和电器之音还很重，但我不能假装听不见她说的话。我像个愚笨的学生，因为答不上老师的问题不知所措。我看着小娜，看着一位正在向我提问的老师。我尽量对这位老师表现出来我在听，在努力地思考她说的事情。好在小娜没有继续说下去。她定定地看着面前的河水，她似乎是不计时间成本的，在与一条河流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博弈。
小娜告诉我，在她上班的书店里，那些同事都知道我，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书店去，而且总是最后一个走。小娜说她们还知道，她现在正和谁在一起。她说，这些同事不是只知道我，书店的工作很闲，让她们有很多时间，用来研究每个到店里买书的客人。又说，研究客人，她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谈起她的同事和工作，小娜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她扬起头，笑着对我说，我的同事们是一群侦探啊。我不否认她的说法。是的，我说，做侦探需要时间，他们正好有的是时间。
小娜手里抓着一把烤肉，吃完一串，就把签子插进身边的一棵柳树下。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竹签，她在空中比划，经过一阵深思熟虑，才将它们缓缓地插入河岸上松软的泥土里。
这些年与我妻子在一起的生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直到最后对着彼此无话可说，已经像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被迫关进了一间牢房，穷其所能，我们始终也找不到一种折中的语言。如果还有更不幸的事，就是我们每天还必须共用着一个马桶。事实上，婚后的头几年，我妻子的行为已经开始变得古怪，对我说的话也显得深奥难懂了。 如果有谁愿意趴在我们家的窗口往里面看一眼，就会觉察出房间里的气氛，而且他会看见，在那个被我妻子长期占据的三平方卫生间，她将一张深褐色的面具戴在自己脸上，上半身的重心倾向一块无辜的镜子。她举起几根哀怨的手指，不停拍地打着那张面目全非的脸，同时以一种自言自语般的口气对我说，你就整天干这些用猪头去钓虾的事情吧，请你——她居然还对我很客气——过来看一眼镜子，就会知道你吃不了坐在家里炒股票这碗饭啦。
她一边对着镜子喋喋不休，一边揭下那张深褐色的面具，露出一张湿漉漉面孔。这回她又把这张面具贴在了一只手背上。此时要是我愿意，就可以从镜像里看到，她的目光不时掠过半瘫痪在沙发上的我。我手上正捧着那本《都柏林人》，这本书端在我手上，是一面向她展开的旗帜。于是她劝我，天天抱着这种书看毕竟学不会炒股票，你还是找个工作吧，尽管我实在想不出来，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还可以做点什么呢……此时，镜子会在她面前反着痛苦的光，可怜它不能为此说点什么，一个马桶和几条毛巾也委屈地沉默着。
成为职业炒股人之前，我曾经找过一份工作，在一家杂志社给人做文字校对。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我有角膜炎。做校对需要长时间对着电脑，两个月后，我的眼白变成了浅红色，眼角两边布满血丝，到了傍晚，眼睛就自顾自地淌眼泪。可我还想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反正眼睛不受罪耳朵就要受罪——我已经悲观地相信，人不受点罪总是不行的。
在杂志社那两年，我每天清晨会杵在楼下的公交车站，等来 186路公交车，经过十个站，186路会开到龟背立交桥。我在立交桥下买一根地沟油炸的油条或者病猪肉馅包子当早点，然后转 52路，再坐六个站到新闻路附近去上班。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就睡眼朦胧地挤上一辆浑身疼痛的公交车，它颤抖着穿过大片永垂不朽的钢筋水泥丛林，每天里有几个小时，我站在车厢里，手上抓住一条油腻的钢管。隔着车窗玻璃可以看见，昆明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往柏油路的窨井盖下面，传出阵阵绝望的嘶吼。此刻你会发现，命运正被粗暴地拉扯着，被迫与一群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陌生人捆绑在一起。这样几个月后，人很自然就变成一根龟背立交桥下的油条，那样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直到有一天，杂志社的人告诉我，他们租不起刊号了。他们说我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那是一个九月的夜晚，在远处，昆明城的灯火使得头顶的星空黯然失色，小娜坐在一座光影交错的石桥上，对我讲她在书店上班的事情。她讲到他的同事的故事，也讲到他们获悉这些客人的情况（其中也包括我的），动用了什么样的办法。但是我心里装着别的事情，她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当时河对岸一间十元店的音响开得很大，沙哑的低音鼓声声撞上桥头，让我的心里一阵阵发慌。
把所有的木签都插入了河边的泥土里，小娜站起身来。她背身向我时，才像真正进入一个她预先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她对着地上的一把木签说，你不要担心，离不离婚，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低下头，看见她用那些木签在地上围出了一张笑脸。同时我注意到，河水流过我们头顶上一盏昏黄的路灯，水里映出城中村支离破碎的块面。这时我感觉对面的霓虹灯越来越亮。如果此时有人注意到桥上的我们，小娜看起来像是落入了一个男人蓄谋已久的掌控之中。
河岸上的旅馆，是为商学院的学生开的。走进来之前，我以为旅馆里会坐着一个好事的老板，他看看我，再看看小娜，然后对我报以意味声长的一笑。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出现，就让人感到很不愉快。所幸当小娜把两张身份证递过去，我的目光越过吧台上堆成个山包一样的瓜子壳，望见一个肥腻的脑袋在一截脖子上摇摇欲坠，屏幕上正播着一出香港电视剧。老板娘的眼睛始终没有移开过屏幕，一直随着剧情的悲喜，她也不转脸，扔过来一串钥匙说，房费五十，给一百，押五十。
房间里有一张床，简易的平柜上放着老式的电视机。小娜坐在床头。在方寸之地，除了一张床外，房间里再也没有第二处容身之所了。我走到床尾坐下来，床尾是个靠窗的位置，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就像个正人君子那样坐着，一动不动。窗外的柳树绵软地向夜晚垂下头来，趋炎附势地在风中摇摆。在远处，行人已经变得稀疏，街上只剩一排打着圆伞顶的烧烤摊，中间残喘着青白色的烟。
走下石桥之前，小娜对我说，你看你，你遇到我之前把婚也结了，和你在一起，别人就要喊我小三了。说完这句话，她停下步子，站在桥上游离的光线里。我也站住了。她说，我不是说当个小三不行，我无所谓，但是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最清楚了，我们什么也没做，其实这件事根本没有坐实。她问我，我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不反对吧。我说我同意，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说，所以，我们要为了一件没有坐实的事情，去承受被坐实的结果，是不是呢。我无话可说。最后小娜在石桥上做出决定，她说你听我的，我认真想过了，除了把这个事坐实，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要是想到了你就告诉我。我说，你要这样问，我一下子也想不到什么办法。她说，很晚了，十元店都关门了，想不到就听我的吧，说不好我们就是为干那件事来
的，我们去对面开房间。
起初，我不是很想和小娜办那件事，认为有事在先行的嫌疑。换句话说，我觉得小娜想办这件事，其实这个对象是不是我并不重要。只要没有开始，我们就还有机会再退一步，找找其它的解決办法，并非一定如此。我在窗口一支一支的抽烟，犹豫着这事要不要再跟小娜商量商量。同时我还想到，小娜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做爱的事情上确实坦坦荡荡，而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却犹犹豫豫，是不是有些寡廉鲜耻。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跟她开口。这时小娜猛地站起来，向前一步，把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关掉了。
小娜以为，既然我们是偷情，就该拿出点偷情的样子来，决定了做这件事就好好做，说至少，不可以像生孩子那样胡来。小娜说，应该有所仪式感。她还提出，应该先从接吻开始，然后相互抚摸对方，这样循序渐进。那天晚上为了不让我打退堂鼓，小娜表现得很主动，她说，这种事要怎么做，她很清楚。街上的最后一个音响关掉的时候，她对着我的耳朵说，操我吧。 一个广告灯箱挂在我们的窗户外面，是旅店的招牌。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我们床头的一面墙上，墙面被灯光涂上了三个变形的艺术体大字：爱之屋。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们按照小娜说的，尽量使它看起来充满仪式感。所以半个小时后，我只脱掉了一件外套。我觉得如果照那样下去，天亮以前我们是完不成了。
如果你住过河埂上的那种旅馆，你就知道，它的房间是用石膏板隔出来的，左右两边的动静可以听得很清楚。住在隔壁的一位老板，从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在打电话，我们听着他一直在跟他的朋友谈一个项目，该项目他正在做，要从孟定边境修条公路，一直修到缅甸去。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个项目的细节，以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唯独没有谈及他这个人此时身在何处。离我们更近的一间房，住的是一对大学生情侣——确实离得太近了，假如此时有人突然抽掉隔在中间那片薄薄的石膏板，两张床将会很自然地连在一起，成为一条大通铺。他们是在我们接吻之后才进来的，才来了一会儿，我就听见隔壁床上僵硬的钢丝弹簧规律地响了起来。男生喘着一嘴粗气，他压低了声音（但还是像对着我的耳朵说一样）对女生说：你别咬我。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以后，姑娘的声音就大了，海浪般向我们头顶涌来。我想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当时并不考虑仪式感。毕竟，在说“别咬我”之前两分钟，我还听见他们谈论着关于下周上选修课的事情。
在隔壁的气氛帮助下，我们总算快了一些。他们停下来后，我们也终于到了互相深入了解对方的紧要关头。小娜将一只避孕套递给我，在霓虹灯下，银色的塑料包装壳发出了一层悲壮的光，她说，呐，穿上你的衣服，我们就开始吧。
那天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大概是由于隔壁女生很兴奋的原因，让小娜受到了刺激。她总是一惊一乍的，动不动就大喊大叫，生怕别人听不见。我说，你能不能正常一些，这种事不是比赛，要有感而发。小娜不高兴了，说，你们男的不就是喜欢这样。这句话说完后，我顿时就失去了兴致，又复回到了悲观、复杂的情绪中。
我妻子在每天出门前，通常会在镜子前扭着脖子转几个圈，似乎是为了确定，她的身后没有长着一截尾巴。她转完最后一个圈，还不忘记问我一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然后她拉拉衣领，眼睛来回扫过房间中的一切陈设。她客观地凝视它们的样子，经常让我想起一台在夜间横行的探照灯，缓慢、匀速。你也许能想到，这种行动轨迹会形成一个扇面，起点是一面镜子，终点是躺在沙发上的我。探照灯适时发出一声冷笑，以便加强对答案的肯定，她说，是因为这房子实在太小了。这样一个藐视科学的答案，会终于把我激怒——我只是身体看起来像瘫痪了，脑子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是因为我们五年没有做爱。我甚至可以想办法把自己说服，相信我其实是个性无能，但没有人可以说，大一点的房子会让我的妻子自己怀孕。
一句话确实已经顶到了我嘴边：孩子生出来是要在房间里骑马吗？但是她已经打开门，走进了一条幽暗深邃的楼道里。
我们在河边旅馆举行仪式，整个过程十分糟糕。
后半夜，隔壁的老板已经修完了一条孟定到缅甸的公路，打起了疲惫的雷。小娜坐起身，披着广告灯箱照进来那个“爱”字的光，靠在床头点起一支烟。她指着修路老板那边对我说，你听听，这鼾声充满了故事，像在过着一场起起落落的人生。小娜把烟吸得很重，为自己的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石膏板那边床上的钢丝弹簧又响了。我仔细地注意着隔壁的动静，觉得他们这次和上一次很不一样，因为有一个脑门正“咚咚……咚咚”撞着我头上的那面墙。我跟小娜说，这回好了，一场起落的人生，还有人在帮忙打着鼓点。说出这句话，我也许带着对大学生的嫉妒，他们都还很年轻，不需要什么原因，总是说爱马上就爱了。
当时在一片暗淡的夜色里，我想到非洲草原上的那些狮子。交配季节，它们在干燥炎热的旷野上，浑身充斥着粗野的欲望。它们百无禁忌，不知疲倦。不需要任何仪式，不需要征得大象或者野牛的同意，甚至不需要互相喊一声开始。雄狮的毛发茂密而张扬，它浑身赤裸，站起来扭扭脖子，就爬上了雌狮的后背。你很少看见雄狮奔跑，它就在原地驰骋。
我的心思正在草原。小娜灭掉了烟，滑进被子紧紧贴住我，她的身子发凉，如同一件柔软的瓷器。她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伸进被子，隔着内裤将我握住。但是我没有心思，我的身體毫无反应，已经成圣。
小娜动了动身子，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哼了一阵，见我还是无动于衷，她就哭了起来。小娜吸着鼻子得出结论：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这句话，她翻了个身，以背对着我。小娜的身子露在被子外，在影影绰绰的光线下仿佛一匹孱弱的斑马。“男人不是好东西”——如我所知，从古到今这都是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这句话，我不知道石膏板后面的小伙子听后怎么看，反正我不是太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正作为一个已婚男人，此时与一个年轻女人正躺在河边旅馆的床上，不同意的话就不方便说。小娜肩膀耸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她的整个后背似乎陷入了一种昏暗的绝望中。我以为这是一种草率的绝望，甚至怀疑，她自己也不清楚这种绝望之所起，不过我还是相信，她所有的绝望都是真诚的。我有点慌，又不知道我此时能说点什么，不过为了表现出我该有的善意，就伸手摇了摇她的后背，她不理我，还把背上的肌肉绷紧得像张鼓皮一样。我只好又用手背的指节，在她的身上敲了敲。我说，不要哭，要有什么事，大不了我们还可以再商量。我的本意是想安慰她，可她转过身来，劈头盖脸就把我骂了一顿：敲什么敲？脑子真是坏掉了，我是一道门吗？
小娜确信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无疑是其中一个，但我还是相信这话主要并不是冲我。那天她还对我说，她有个男朋友，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关于他的男朋友没有良心，她举了很多例子，我听进去的很少，这些话我也不喜欢听。有一些大概是说到，她记得他生日给他买礼物，冬天给他买手套，而那个男的却总是忘掉情人节，忘掉纪念日一类。我不知道她指的男朋友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的，小娜在这种情况下骂人家没良心，我就认为很不应该。我对此有些好奇，但不好问，此情此景，讨论这些不合时宜。 我不上班以后，用我爸的退休金在家里炒股票。我运气不太好，一只股票都没有选对。一开始的情况是这样，我看见屏幕上的几根线，还只是一点一点羞愧地垂下头，等到有一天，它们终于相信了万有引力，就变得毫无廉耻、不管不顾了。它们终于跌出屏幕，砸穿地板，向着无尽的黑色深渊而去。我要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股民都说，进入大熊市了。
而我却已经不想再问为什么会进入大熊市。我妻子向我提出离婚是迟早的事，我也不怪股市。当她站在我面前，而不是在卫生间的那面镜子前，她没有戴她深褐色的面具，苍白的脸上却酝酿出即将失去众生那种人该有的悲伤表情。我想，她起码让我知道，这是个经过一番挣扎后才作出的决定。那天我妻子甚至还哭了。已经很多年，她没有在我面前流泪了。她一哭，脸上再不像套着一层塑料保鲜膜，所有面部肌肉都变得生动起来，有一个瞬间，她好像真的变得年轻了许多，仿佛回到了她上大学时的样子——那时候的她话很少，容易伤感，身体像燕子一样轻盈。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就答应了把房子给她。甚至，我还安慰了她很长时间。可她还是不停地流眼泪。最后我只能说，愿意陪她去医院看看。我问她是不是也得了角膜炎。
后来我们躺在旅馆的床上，在一张被子之下相敬如宾。她不哭了以后，隔壁的鼾声和钢丝弹簧都疲惫地停了下来。街上寂静无声，只有河水从月光下沥沥的流过。小娜向着顶上的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故事，不是听，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她解释说，哪怕人生过得坏一点也行，要有故事。
小娜说，一个人如果喜欢看小说，就有可能自己写故事。她还向我坦白，说这种事情在我这里发生，可能性就很大。那天晚上小娜让我答应她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写了，就为她写一个故事。其实对她来说，这根本是个未可期的事，可我随口就答应她了。不过小娜认为我这种态度很可疑，而且她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就不老实，这也让她不放心。小娜说我看起来不老实，我应该就自己的长相对她提出异议，但当时我不想提。至于小娜说，我叫人不放心，这一点，我承认她说得对。小娜有些焦虑，在床上来回翻腾几次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脑门，她说必须要想出个办法才行。我劝她，不要着急，办法你可以慢慢想。她就说，想到了。突然，小娜抓住我的左手，在我手臂向内的部位，一口咬了上去。咬我的时候，她的头发像片荷叶一样散开，盖住了我的肚皮。记不得过了多久，她用手背擦了擦嘴上的血说，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你一定会为我写一个故事。
小娜咬了我一口，当时不觉得很疼。但是等她的脸从我的身上转开，有几滴水珠从她眼里掉下来，落在我的肩膀和左边胸膛上。落在肩膀上的那几滴，很快顺着我的手臂滚进了床单。一滴最大的落在了胸口，停在那里，铁水般滚烫。在有个瞬间，它像浸进我的皮肤，穿过肋骨烫了进去，仿佛是要把我的心烫伤了。小娜软着声音问我，我是不是把你咬疼了，是我咬得太深了？她说她可以向我道歉，可我不能怪她，如果咬轻了，就不管用了。隔一会儿，血开始缓缓涌出来，在我的手臂上游荡，我的骨头在那时候有点发酥。我有点想小娜了，可是我感觉她似乎并不想。我有点拿不准小娜的意思。
一辆载着锅碗瓢盆的三轮板车从河岸上经过。熹微的曙光伙同叮叮当当的声响一起驱散了本已单薄的黑夜，钻进窗帘后面那个徒有四壁的房间。轻飘飘的光线泄在一张窘迫的床上，使粗布质地的被褥变成了一块柔软的天鹅绒。小娜的呼吸均匀地落在一团绵软的白色中。
二十四楼的房间，在一片星空之下，一座城市之上。我喝掉三瓶高度啤酒，整座昆明的灯火就在我们身下一起闪烁起来。我手上握着她的乳房，像握住了滇池最柔软的那部分湖水。
我所见过的滇池是壮阔的。
白天我们从城中村出来，小娜说要去滇池看海鸥。我说滇池现在没有海鸥，海鸥只在冬季才来。她说，这我知道，可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来不来，我们就去看看滇池吧。
在大观楼公园的摩天轮上，我们被装在一个玻璃笼子里，慢慢升到空中去。随着摩天轮徐徐往上，散落于地的房子越缩越小，直到它们完全失去了原本傲慢的体积感，变成一堆被距离压扁的盒子。地面传来的人声逐渐消失，我们被一台转动的圆形机械引领着，从错中复杂的昆明中逃离出来。它似乎再也不能把我们困住。视线一点点越过大片茂密的湿地，窄窄的滇池在我们面前陡然开阔，小娜眺望着夏末初秋之际的五百里滇池，我看见此时她的目光如镜。在她的身后，我第一次看出来，西山的轮廓像一个平躺于碧空下的女人。小娜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时，瞟过半隐在树林间的大观楼。她问我，你知道掛在大观楼上那幅长联有多少字吗？我不知道。她说，一共是一百八十个字。我说，我以前没有数过。她又问，那你知道你昨天看了多少次手机？这个问题小娜没有等我回答。她说，你看了四十七次。我说，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手机的电没有以前耐用了，那我今天看了多少次？这时，一阵没有经过任何阻碍的风从远处呼啸着冲过来，撞在这架摩天轮上，使它在半空轻微摇晃，那些钢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小娜问我，你说，如果我们现在掉下去会怎么样？
摩天轮把我们转到了最高处，小娜指着我们对面的一座高耸的建筑说，你看，那有个酒店比我们现在的位置还高，我们晚上就去那里吧。
昆明的夜空无比深沉，我低下头，楼下灯火璀璨，像一片倒挂的星空。当我真正进入身下这座年轻的城池，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奔腾起来，昆明城的灯火无数次在我身畔飞快闪过，我和小娜浮在江上，正向着最深远的地方流过去。再次抬起头来，我看见了星空斗转。
小娜在世界的边际沉沉地睡去，昆明的灯火仿佛在瞬间全部暗淡下来。城市变成了一块无尽的墓地，上面立满了无数片墓碑一样的高楼。在河边旅馆里，当我躺在一张吱吱呀呀的弹簧床上，望着河边的柳树枝在灯下摇曳，那时我希望它们正在以这种方式驱赶黑夜。但现在，我看着小娜，想到很快会天亮，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穿好衣服，从桌上拿起半包烟，抽出一根，将剩下的留在了床头柜上。她没有听见我小心地关上房门。
出租车爬上高架，黑夜也走到了尽头。如果小娜正在此时醒来，如果她走过去掀开窗帘，她将自己笼在窗前一片清澈的光线里。她会看见，在不远处，五百里滇池正被一阵微风吹着，带着它的所有过去，涌向西山眼底。
我从汽车反光镜里看见，有一缕锋利的曙光，正刺进身后那座高楼的心脏。我不确定，能否会让小娜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