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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三者间的关系，采用情绪调节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以及社会适应量表对漳州市269名矫正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5～40岁之间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男性。已婚、未婚以及离异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不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一般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社区矫正人员。（2）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呈现负相关，与抑郁呈现显著正相关，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呈现显著负相关。（3）抑郁在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社会适应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8.003
1 问题提出
社区矫正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员置身于所处社区内执行而不是监狱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社区矫正体现出的是人道主义关怀，自2009年实行之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罪刑相对较轻的犯罪人员在自己所处的社区范围内接受思想教育和行为矫正，处境好于监狱内服刑人员，不仅能够让社区矫正人员与社会接轨，而且也能让其意识到国家给与的改正机会 （曹华， 2015）。但社区矫正始终属于执行刑罚的一种方式，社区矫正人员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矫正期间不能离开居住地，需要定期到相关单位接受矫正，提交思想汇报（金勇， 2012）。 此外， 我国居民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认知模糊，多数居民还不能理解这种矫正方式，容易对社区矫正人员产生排斥心理。社区矫正人员的家人对其不接纳和不理解，使得他们难以对家人和朋友表达自身情绪， 心理健康受到影响（许晓峰， 2012）。 有研究表明， 服刑人员、 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普遍更差，社会适应不良是多数罪犯重新犯罪的诱因，社区矫正人员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李光勇， 2013;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 2016年12月30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宣传部等共同发布的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需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会矫正的过程中通过思想教育、心理辅导等方式使其社会适应能力增强， 更好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洪栖林， 2019; 李爽， 陈晓， 2013;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
社会适应是个体自我系统与社会情境系统交互作用，维持平衡和谐关系的过程，包括社会适应的心理机制、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 〖HJ2.2mm〗（陈建文， 王滔， 2003）。社会适应不良意味着社区矫正人员在人际关系、 工作、 生活等诸多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增加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以社区矫正人员为对象，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非常有必要。
众多因素对社会适应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情绪调节策略是个体用来控制和改变与情绪有关的认知或行为方式，对个体的社会和环境适应具有重要且深刻的意义 （吕勇， 2020）。Gross认为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互动效果 （Gross， 2015; Gross & John， 2003）。表达抑制策略是个体通过抑制情绪的外显反应来控制自身的消极情绪 （Gross， 2015）。情绪压制理论认为，抑制情绪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并不能有效减少消极情绪带来的不良体验 （Langner， Epel， Matthews， Moskowitz， & Adler， 2012）。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只是在表层上控制了外部的情绪状态，心理不适感并未降低 （Gross， 2015）。个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时对情境信息的敏感性减弱，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互动，出现社会适应不良 （张鑫， 2018）。相关研究也发现，情绪表达的抑制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都具有消极影响 （何爽， 方平， 2010）。可见，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与社会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达抑制策略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适应，即当个体频繁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会影响到社会适应 （周晗昱， 2015）。
社区矫正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无法回避限制人身自由、社会负性评价等负性事件，对他人的信任感低，难以接纳帮扶人员给予的帮助。他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也无法客观认知他人，遇到事情时不敢向他人倾诉，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压抑自身的情绪状态 （王成宇， 胡园晓， 2020）。负面的情绪调节方法对抑郁有消极的促进作用（黄燕琳， 2021），因此，他们容易出现抑郁、悲观等消极情绪。国内外研究均发现，表达抑制与抑郁呈现正相关，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抑郁水平更高 （李红娟， 2019; 王静， 2020; 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此外，有研究发现 ，抑郁可能是预测社会适应不良的因素（宋晓屏， 2015），即抑郁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单守勤， 2011），抑郁特质的个体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存在一定的社会适应不良 （周晗昱， 2015）。据此，本研究拟对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表达抑制和抑郁的关系进行探究，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抑郁在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矫治、健康教育、预防再犯罪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从漳州市芗城区、长泰区、龙海区三个地区的司法所中选取269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问卷测评，要求被试尽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答，确保回答的准确性。去除不识字人员及无效问卷，实际回收217份，有效率80.7%。其中男性为191人（88.9%）， 女性为24人（11.1%）， 经济一般及以上151人（69.6%）， 经济较差66人（30.4%）; 已婚163人（75.1%）， 未婚38人（17.5%）， 离婚16人（7.3%）;被试年龄为18～69岁（38.64±10.71）。 2.2 研究工具
〖BT3〗2.2.1 社会适应量表
社会适应量表是刘朝莹 （2005）根据劳教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编制而成的，共26个项目，有5个测谎项目和1个检测项目。第1题为检测项目，6、11、13、21、25为测谎项目，量表共分为5个维度：回归社会的心理准备、工作适应、遵守法规、人际满意、人际信任。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每个维度可以单独计分，各个维度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则说明该人员的适应水平越高。因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社区矫正人员，因此把原量表中的“解教”改为“解矫”。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BT3〗2.2.2 情绪调节量表
情绪调节量表由我国王力（2007）翻译修订，共10个项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问卷。本研究选取其中的表达抑制分问卷，共4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说明越频繁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在本研究中表达抑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3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量表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量表为9个项目（卞崔冬， 2009），采用5点计分法，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询问被试两周内的状态，项目有四个选项，分别为没有、有几天、一半天数以上、几乎每天。采用4级评分，总分0～21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抑郁症状越高。具体的评分方式为：0～4分为没有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分以上为重度抑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本次研究的所有题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3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变异量为16.94%，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等，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查性别，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年龄和经济状况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总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25～40岁之间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社会适应得分，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男性。已婚、未婚以及离异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状况一般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社区矫正人员。
调查结果显示，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68.71±10.11），劳教人员社会适应得分（61.22±10.80），由此可见，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状况显著高于刘朝莹（2005）所研究的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得分（t=8.90，p<0.001）。
为探究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用Pe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适应量表与表达抑制量表和抑郁量表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p<0.001），表达抑制量表与抑郁量表得分呈现正相关（p<0.05），详细结果见表3。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性别、年龄和经济状况与研究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基于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为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性别、年龄以及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宏程序Process，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检验抑郁在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表达抑制、抑郁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0.27，t=-4.56，p<0.001;β=-0.39，t=-6.62，p<0.001），表达抑制正向预测抑郁（β=0.14，t=2.00，p<0.05）;其中，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效应量以及95%的置信区间见表3。
由表4可知，表达抑制→社会适应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40，-0.15）， 不包括0，表明直接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27;当引入中介变量抑郁时，表达抑制→抑郁→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0.10，-0.01），不包含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其效应值为0.05; 表达抑制→社会适应的总效应置信区间为（-0.45，-0.20），不包含0，说明总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33。由以上结果可知，社区矫正人员抑郁在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15.15%，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
4 讨论
4.1 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的人口学特点
研究结果显示，25～40岁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总分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25～40岁社区矫正人员属于成年早期的群体，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而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处于成年中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家庭结构，容易在精神支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洪栖林， 2019）。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社区矫正人员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因此在社区矫正的管制过程中也需要多加重视年纪大的群体。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男性。女性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倾诉，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 （杨玲等， 2016）。所以在社区矫正时女性更可能获得外界帮助，领悟更多支持，对社区管理人员敌意低，社会适应情况较好。但由于社会对男性的普遍要求是坚强、刚毅，他们在面对社区矫正带来的心理压力时，更倾向于隐藏自身的情绪，选择自己内部消化，担心被他人看不起，内心冲突带来的影响使其较难融入社会当中。因此，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能也需要对男性群体多加关注。经济一般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经济较差的社区矫正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经济状况满足不了自身需要时更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状况;经济状况较低的社区矫正人员不仅要面对来自邻里的异样眼光，而且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考虑经济问题，导致社会适应能力偏低。因此在社区矫正的管理过程中也需要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经济情况，对家庭贫困的群体给与一定帮扶。此外，本研究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高于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可能是因为社区矫正采用的是更为人性化的管理，社区矫正人员能接触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解矫后的生活也能更快地适应，这也为后续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4.2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与表达抑制、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采用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 （周晗昱等， 2015）。社区矫正人员这类特殊群体越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看待问题时，越容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与正常群体有相似之处 （何爽， 方平， 2010）。但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状况明显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抑郁作为消极的情绪状况，在个体社会适应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来说，抑郁水平越高，可能越难重新面对生活，越容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4.3 抑郁在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抑郁在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表达抑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适应，而且还可以通过抑郁间接影响社会适应。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面对负性事件时，常用非适应性的社会行为方式，容易造成社会互动不良，影响到社会适应 （Genet， Malooly， & Siemer， 2013）。个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使得情绪处于压抑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状况，出现抑郁倾向（季婷婷， 2018）。抑郁倾向的个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问题（周晗昱， 2015），具体表现为抑郁倾向的个体看待事件容易使用消极的角度，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对自身的角色认知有偏差 （钱淑红， 张克峰， 段一鑫， 2020）。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的抑郁状况普遍高于常模群体 （许晓峰， 2012）。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和抑郁倾向与社会适应能力关系密切，改变社区矫正人员使用表达抑制看待问题和改善其抑郁状况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不仅应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更应该重视表达抑制、抑郁对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的不良影响，采取一定的方法来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再犯罪。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为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问题、预防再犯罪问题提供一定启示，但研究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首先，本研究只选取了漳州市的社区矫正人员，今后的研究中需扩大样本。其次，本研究只采用了问卷的方式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考虑用更客观的指标来衡量。最后，研究采用横断法考察，难以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变化，此后的研究中也将进一步尝试使用纵向法探究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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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社会适应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8.003
1 问题提出
社区矫正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员置身于所处社区内执行而不是监狱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社区矫正体现出的是人道主义关怀，自2009年实行之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罪刑相对较轻的犯罪人员在自己所处的社区范围内接受思想教育和行为矫正，处境好于监狱内服刑人员，不仅能够让社区矫正人员与社会接轨，而且也能让其意识到国家给与的改正机会 （曹华， 2015）。但社区矫正始终属于执行刑罚的一种方式，社区矫正人员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矫正期间不能离开居住地，需要定期到相关单位接受矫正，提交思想汇报（金勇， 2012）。 此外， 我国居民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认知模糊，多数居民还不能理解这种矫正方式，容易对社区矫正人员产生排斥心理。社区矫正人员的家人对其不接纳和不理解，使得他们难以对家人和朋友表达自身情绪， 心理健康受到影响（许晓峰， 2012）。 有研究表明， 服刑人员、 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普遍更差，社会适应不良是多数罪犯重新犯罪的诱因，社区矫正人员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李光勇， 2013;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 2016年12月30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宣传部等共同发布的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需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会矫正的过程中通过思想教育、心理辅导等方式使其社会适应能力增强， 更好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洪栖林， 2019; 李爽， 陈晓， 2013; 王佳权， 郑晓边， 2008）。
社会适应是个体自我系统与社会情境系统交互作用，维持平衡和谐关系的过程，包括社会适应的心理机制、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 〖HJ2.2mm〗（陈建文， 王滔， 2003）。社会适应不良意味着社区矫正人员在人际关系、 工作、 生活等诸多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增加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以社区矫正人员为对象，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非常有必要。
众多因素对社会适应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情绪调节策略是个体用来控制和改变与情绪有关的认知或行为方式，对个体的社会和环境适应具有重要且深刻的意义 （吕勇， 2020）。Gross认为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互动效果 （Gross， 2015; Gross & John， 2003）。表达抑制策略是个体通过抑制情绪的外显反应来控制自身的消极情绪 （Gross， 2015）。情绪压制理论认为，抑制情绪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并不能有效减少消极情绪带来的不良体验 （Langner， Epel， Matthews， Moskowitz， & Adler， 2012）。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只是在表层上控制了外部的情绪状态，心理不适感并未降低 （Gross， 2015）。个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时对情境信息的敏感性减弱，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互动，出现社会适应不良 （张鑫， 2018）。相关研究也发现，情绪表达的抑制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都具有消极影响 （何爽， 方平， 2010）。可见，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与社会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达抑制策略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适应，即当个体频繁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会影响到社会适应 （周晗昱， 2015）。
社区矫正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无法回避限制人身自由、社会负性评价等负性事件，对他人的信任感低，难以接纳帮扶人员给予的帮助。他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也无法客观认知他人，遇到事情时不敢向他人倾诉，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压抑自身的情绪状态 （王成宇， 胡园晓， 2020）。负面的情绪调节方法对抑郁有消极的促进作用（黄燕琳， 2021），因此，他们容易出现抑郁、悲观等消极情绪。国内外研究均发现，表达抑制与抑郁呈现正相关，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抑郁水平更高 （李红娟， 2019; 王静， 2020; 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此外，有研究发现 ，抑郁可能是预测社会适应不良的因素（宋晓屏， 2015），即抑郁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单守勤， 2011），抑郁特质的个体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存在一定的社会适应不良 （周晗昱， 2015）。据此，本研究拟对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表达抑制和抑郁的关系进行探究，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抑郁在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矫治、健康教育、预防再犯罪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从漳州市芗城区、长泰区、龙海区三个地区的司法所中选取269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问卷测评，要求被试尽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答，确保回答的准确性。去除不识字人员及无效问卷，实际回收217份，有效率80.7%。其中男性为191人（88.9%）， 女性为24人（11.1%）， 经济一般及以上151人（69.6%）， 经济较差66人（30.4%）; 已婚163人（75.1%）， 未婚38人（17.5%）， 离婚16人（7.3%）;被试年龄为18～69岁（38.64±10.71）。 2.2 研究工具
〖BT3〗2.2.1 社会适应量表
社会适应量表是刘朝莹 （2005）根据劳教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编制而成的，共26个项目，有5个测谎项目和1个检测项目。第1题为检测项目，6、11、13、21、25为测谎项目，量表共分为5个维度：回归社会的心理准备、工作适应、遵守法规、人际满意、人际信任。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每个维度可以单独计分，各个维度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则说明该人员的适应水平越高。因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社区矫正人员，因此把原量表中的“解教”改为“解矫”。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BT3〗2.2.2 情绪调节量表
情绪调节量表由我国王力（2007）翻译修订，共10个项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问卷。本研究选取其中的表达抑制分问卷，共4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说明越频繁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在本研究中表达抑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3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量表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量表为9个项目（卞崔冬， 2009），采用5点计分法，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询问被试两周内的状态，项目有四个选项，分别为没有、有几天、一半天数以上、几乎每天。采用4级评分，总分0～21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抑郁症状越高。具体的评分方式为：0～4分为没有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分以上为重度抑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本次研究的所有题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3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变异量为16.94%，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等，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查性别，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年龄和经济状况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总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25～40岁之间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40岁以上的社会适应得分，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男性。已婚、未婚以及离异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状况一般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社区矫正人员。
调查结果显示，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68.71±10.11），劳教人员社会适应得分（61.22±10.80），由此可见，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状况显著高于刘朝莹（2005）所研究的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得分（t=8.90，p<0.001）。
为探究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用Pe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适应量表与表达抑制量表和抑郁量表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p<0.001），表达抑制量表与抑郁量表得分呈现正相关（p<0.05），详细结果见表3。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性别、年龄和经济状况与研究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基于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为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性别、年龄以及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宏程序Process，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检验抑郁在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表达抑制、抑郁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0.27，t=-4.56，p<0.001;β=-0.39，t=-6.62，p<0.001），表达抑制正向预测抑郁（β=0.14，t=2.00，p<0.05）;其中，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效应量以及95%的置信区间见表3。
由表4可知，表达抑制→社会适应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40，-0.15）， 不包括0，表明直接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27;当引入中介变量抑郁时，表达抑制→抑郁→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0.10，-0.01），不包含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其效应值为0.05; 表达抑制→社会适应的总效应置信区间为（-0.45，-0.20），不包含0，说明总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33。由以上结果可知，社区矫正人员抑郁在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15.15%，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
4 讨论
4.1 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的人口学特点
研究结果显示，25～40岁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总分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25～40岁社区矫正人员属于成年早期的群体，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而40岁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处于成年中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家庭结构，容易在精神支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洪栖林， 2019）。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社区矫正人员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因此在社区矫正的管制过程中也需要多加重视年纪大的群体。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男性。女性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倾诉，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 （杨玲等， 2016）。所以在社区矫正时女性更可能获得外界帮助，领悟更多支持，对社区管理人员敌意低，社会适应情况较好。但由于社会对男性的普遍要求是坚强、刚毅，他们在面对社区矫正带来的心理压力时，更倾向于隐藏自身的情绪，选择自己内部消化，担心被他人看不起，内心冲突带来的影响使其较难融入社会当中。因此，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能也需要对男性群体多加关注。经济一般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经济较差的社区矫正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经济状况满足不了自身需要时更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状况;经济状况较低的社区矫正人员不仅要面对来自邻里的异样眼光，而且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考虑经济问题，导致社会适应能力偏低。因此在社区矫正的管理过程中也需要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经济情况，对家庭贫困的群体给与一定帮扶。此外，本研究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高于劳教人员的社会适应，可能是因为社区矫正采用的是更为人性化的管理，社区矫正人员能接触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解矫后的生活也能更快地适应，这也为后续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4.2 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抑郁和社会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与表达抑制、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采用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 （周晗昱等， 2015）。社区矫正人员这类特殊群体越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看待问题时，越容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与正常群体有相似之处 （何爽， 方平， 2010）。但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状况明显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抑郁作为消极的情绪状况，在个体社会适应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来说，抑郁水平越高，可能越难重新面对生活，越容易出现社会适应问题。
4.3 抑郁在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抑郁在社区矫正人员表达抑制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表达抑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适应，而且还可以通过抑郁间接影响社会适应。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面对负性事件时，常用非适应性的社会行为方式，容易造成社会互动不良，影响到社会适应 （Genet， Malooly， & Siemer， 2013）。个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使得情绪处于压抑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状况，出现抑郁倾向（季婷婷， 2018）。抑郁倾向的个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问题（周晗昱， 2015），具体表现为抑郁倾向的个体看待事件容易使用消极的角度，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对自身的角色认知有偏差 （钱淑红， 张克峰， 段一鑫， 2020）。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社区矫正人员的抑郁状况普遍高于常模群体 （许晓峰， 2012）。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人员的表达抑制和抑郁倾向与社会适应能力关系密切，改变社区矫正人员使用表达抑制看待问题和改善其抑郁状况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不仅应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更应该重视表达抑制、抑郁对社区矫正人员社会适应的不良影响，采取一定的方法来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再犯罪。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为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适应问题、预防再犯罪问题提供一定启示，但研究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首先，本研究只选取了漳州市的社区矫正人员，今后的研究中需扩大样本。其次，本研究只采用了问卷的方式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考虑用更客观的指标来衡量。最后，研究采用横断法考察，难以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变化，此后的研究中也将进一步尝试使用纵向法探究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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