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笛卡尔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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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存在证明是笛卡尔实现由我思转向外部世界的关键,但其论证可能存在的循环嫌疑,一直使得他的认识论陷入需要或者不需要上帝的争论。尽管存在不同版本的为其辩护的解释,但由于文本的复杂性使得此类辩护亦处于被质疑的状态。本文将通过对第三沉思中上帝存在证明的三个要素进行分析,从符合论真理观、知性自身的可靠性及认知秩序与存在秩序的区分三个角度出发,尝试为笛卡尔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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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从剩余价值的本质、实现及转化形式等几个方面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问题。运用历史辩证法对剩余价值概念作历史剖析,是马克思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关键,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角,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具有三重历史意蕴:从人本尺度看,剩余价值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起点;从生产尺度看,剩余价值是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杠杆;从社会尺度看,剩余价值社会化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归宿。当前,重读《资本论》,剖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阿里斯托芬关于爱欲的神话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居于中心位置,是柏拉图爱欲思想的重要环节。通过阐释这个神话的文本细节,本文将论证,该神话的要旨在于挖掘城邦政治的人性根据,从而在自然层面为习俗做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代表诗人的阿里斯托芬与代表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形成尖锐冲突,前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属己的整全,后者认为爱欲追求的是善好,而对此的最高展现是超越政治的“美本身”。笔者认为,双方的冲突展现了“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执”,对这一争执的完整而忠实的呈现是柏拉图《会饮篇》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实存”一词是“existence”或“Existenz”的翻译,前者可追遡到有关“existentia”(存在)与“essentia”(本质)等讨论,后者是20世纪欧陆哲学最重要的关键词,如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等的“Existenzphilosophie”(实存哲学)及后来萨特的“existentialisme”。有学者把“existence”译作“存活”,强调人的“活生生”“活着”或“活动”等意味,颇有创意。但在汉语里,“存活”一般解作生物学的生存,如禽畜的“存活率”或癌病患者的“存活率”等,把“Ex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通,在宋学的解释框架下,由治心到治民,将格君心与设六官并举,以教立政,汉宋融合,《周礼》的诠释面貌可谓焕然一新,而其经学意蕴亦得以充分彰显。
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议题。1919年11月,湖南长沙出现了因抗拒包办婚姻而自杀于花轿内的“赵五贞事件”,一时间社会舆论聚焦于此。青年毛泽东积极介入这一事件,连发9篇评论文章,体现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基于对赵五贞事件的思考,青年毛泽东主张:打破封建礼教、倡导恋爱自由;改造社会制度、健全妇女人格;推进教育平等、转变妇女观念;实现经济自立、组建妇女组织。青年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求解基本勾勒出日后毛泽东妇女观的整体面相,具有源发性意义。这些思想经过发展凝练,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方法借鉴,也成为广
马克思关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和自由具体到个人身上时才是可直观的、现实的。个人是独立的、实存的、有生命的个人,包含有丰富的属性和内容。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一方面尽管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起点,对历史的研究要运用经验的方法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上来,但具体的、实存的、单独的个人并未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出场;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力对世代更替的决定作用,同时受黑格尔的影响将历史解释为辩证的历史,还预设了未来人类的解放,而个人的命运被掩盖在这种辩证逻辑和宏观历史叙事中。从个人的视角看,个人在
摘 要 大量研究证实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患者存在面部表情加工方面的特异性表现,本文回顾了ASD患者面部表情加工的最新研究进展,认为ASD患者面部表情加工特异性可能受面部表情强度、面部表情呈现方式和ASD患者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并通过ASD患者的面孔注视模式及其生理机制加以解释,未来研究可考虑从ASD患者社会信息加工能力的发展进程、ASD患者内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
庄子对语言的警醒很可能来自对政治暴力的深刻体认。如何走出言说的困境,消解语言中权力结构生成的可能性,并对权力进行批判与劝谏,成为庄子的思考重点。有见于语言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庄子试图通过创造性的言语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主张。从这个角度看,谬悠之说与荒唐之言的书写方式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抵抗,展现了庄子对政治的批判与主动疏离。更深层的是,庄子试图通过言说策略的再发明,消除语言中暗藏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并以一种滑稽乱俗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