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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办于1921年，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大家曾执教于此。中文系现有教师58人（其中教授24人，博士生导师13人），另还有相关单位研究人员30余人，共设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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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办于1921年，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大家曾执教于此。中文系现有教师58人（其中教授24人，博士生导师13人），另还有相关单位研究人员30余人，共设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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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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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期
其他文献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31年的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教育系，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教育系，2000年更名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70余年的办学历史中，学院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如胡毅、腾大春、刘文修、张述祖、萧树滋等。
伦理学和经济学仿佛是互有敌意的兄弟。说它们是兄弟，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人的行动和决策的理论，都关心行动和决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说它们互有敌意，因为它们的规范性内容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伦理学追求至善，而经济学追求效率，至善的东西未必有效率，有效率的东西未必至善；追求至善的好心人未必总是得到好报，追求效率的坏人未必总是得到恶报。怎样解决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伦理经济提出了若干基本原理，其中最重要的有：善的三重性（道德、效果和效率）原理；伦理经济的双重性（经济和伦理性质）原理；作为伦理学经济的伦理经济原理（如道德利益相
与身心的二元对立相应，我们的知识领域也被区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身体自然被归于自然科学。于是，身体常常被人文知识分子忽视。身体美学——这个以身体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遭受到人文学科的抵制，其原因有二：（一）身体表达了人性本身的含混性：主体／客体；共性／差异；知识／蒙昧……人文主义不愿意正视人性的局限性，高扬心灵而贬抑身体。（二）身体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工具性这个概念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常常蕴涵着低劣的意味——工具性的手段服务于高贵的目的。身体的效用是身体美学的研究对象，它包括三个分支领域：分析
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是令人气愤的，但王岚在《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一文中对“多德电报”关键部分的翻译与原义不符，如将“boast”译为“得意地对我说”，使得该文引用的论据不足以支持在1937年11月-1938年1月这段时间长江三角洲有50万中国平民被杀的考证。东京审判《判决书》认为东乡茂德在得到有关战争犯罪的信息后加以制止，并尽到了责任，他并非由于“普通战争罪”而获罪，这与王岚所认为的他“是地地道道的战争罪犯”的推理相左。多德通过赫尔将电报转呈总统的主要原因是对11月22日赫尔电报的回复，而非
《孟子》文本中的“乃若其情”一段文字，受到了后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理解者相异的诠释视域下，孟子哲学中的性情关系亦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东汉赵岐、南宋朱熹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大致站在同一立场，视“乃若其情”之“情”为表征心理情感的范畴，且以性为根本，为主干。自清代戴震首揭“乃若其情”之“情”为“素”、“实”之义后，有继续执守朱子之说者，亦有继而弘发戴震之论者。在孟子哲学的原始架构中，“乃若其情”之“情”并非指人的心理情感，而是指人的本始质实。“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是孟子追溯到人之“情”（本始情状），探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其自身却缺乏一个明确的研究路线，甚至也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事实上，一个完善的比较制度分析路线必须把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和比较分析路线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将“应该是什么”和“是什么”结合起来，前者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认知主体的理念和视角，后者是对现状的描述，体现了对社会现状的考察及其成因的分析；另一方面，在试图借鉴他国社会制度来指导本国社会制度的建设和改进时，要考虑两者的环境差异，从而必须遵循比较制度的分析路线。
韩国、日本两国在学校标准化建设上有以下共同特征：制定最低办学标准,严格控制学校办学规模;清晰划分事权财权,建设规划严格审批;严格教师准入制度,建立校长教师定期流动机制;学校布局科学合理,功能教室设置科学合理;教学设备实用够用,行政办公条件因陋就简;课程设置丰富多彩,注重培养学生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韩日两国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在进一步强化立法工作、明确基本办学标准、严格控制办学规模、完善教师校长流动制度、加快推动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有重要启示。
明中叶始，各种诗学观点竞相登场，相互对峙。诗学的多元趋势和激烈论争，使得明中后期诗坛异彩纷呈，主要体现于以地域为阵地、以地域特色为基点的流派论争。众多的诗学流派大致可分别归属于齐、楚、吴三大地域。齐气雄浑博雅，统领诗坛，风靡几度，后期逐渐演为伪诗；楚风幽情单绪，独舒性灵，给诗坛一副清爽沁脾之剂，后被斥为亡国之音而迅速凋谢；吴习在齐气与楚风的双重夹击下努力固持自己的柔婉本色，在主流话语外坚守自己的生存法则。齐气、楚风与吴习的相互抗争、相互包容，共同装点并打造了生机蓬勃的晚明清初诗坛。这一文学史上的奇特景观，
晚明时期，在社会危机的压迫下，一贯标榜经世致用的史学，在经世取向上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主于道”转向“主于事”，即史学撰述渐渐脱离开宋元以来的泛道德取向，转而对形而下的具体事务倾注更多的关怀。其影响不仅导致史学自身的学术取向发生变化，同时也构成当时实学思潮的主要表现。晚明史学的实学取向，是晚明社会知识界的普遍话语，并不表现为对王阳明心学的反动，所谓“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心学的没落是实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实学思潮的兴起是心学没落的归宿”，将实学置于与心学对立位置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晚明史学中所体现的实学思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