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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后疯了,学生听讲后哭了。范进疯了,是因为他太兴奋了;学生听讲后哭了,是因为他们太伤心了。乍一看到老师讲《范进中举》而学生偷偷哭泣的报道时,甚为疑惑:是哪位老师课讲得如此之好,竟然能让学生听后落泪?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到处恶搞、全民愚乐的年代,要把一篇课文讲到让人流泪的程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仔细阅读后,才明白事情并不是我们想像的样子。
“我们上语文课学《范进中举》了。老师在讲课时,下面就隐隐传出哭泣声,好几个同学都和我一样哭了……”这是沈阳市一所学校的初二学生小宇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他们为什么哭泣?原来期末考试就要到了,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压力很大,怕考试成绩上不去遭人白眼。 小宇在日记里写到:“课文里说的那种世态炎凉现实中也存在,周围全是‘胡屠户’这样的人。班上学习好的学生,老师爱护,同学也围着他们,犯了错老师也不批评。我呢,班上有什么坏事老师都赖我,同学还乱告状,全是‘胡屠户’,甚至包括家里人。我要考第一,你看吧,他们全变样!”
上学时看《儒林外史》,读到范进中举这里,只是觉得在旧的科举制度之下,主人公的命运可悲而又可叹,全然没有要将他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的任何念头。而现在这则新闻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在我们看来那么遥远的一个故事,在当下一些学生的内心深处,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不能不让我们深思。这绝不是个别专家归结为家长期望值高、学生压力大这么简单的原因,其中应有更深层次的缘由。
耐人寻味的是,在“学生哭堂“事件披露后,一位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称老师不是“胡屠户”,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们也不愿意那样,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和迫于压力。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也时常从家长嘴里听得到。那么,说来说去,究竟是谁之过呢?毫无疑问,还是应该从现行体制上寻求答案。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任何个人的不适,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不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不能不屈从于体制的威力,否则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设想,在现实社会中,作为学生,如果没有考进好的学校,没有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没有一张相对过硬的文凭,都会为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带来诸多困难,尽管现在有了文凭也有可能找不到好的出路,但拥有的机会相对来说将会更多。没有一个家长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能不着急吗?说到老师,没有好的成绩,没有相应的升学率,他们自己的生存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因为许多考核指标都是围绕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制定的,这些指标关系到老师的切身利益,对于影响整体成绩和班级名次的“差生”,他们能喜欢得起来吗?
现实中教育的应试体制,以及劳动就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正在加剧和强化着这种矛盾,使许多人在面对它的时候,明知有很多的负面效应,却都又无可奈何。因而,不管多么激烈的讨论,最终都将归于沉寂,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这就是体制的力量。所以,这位初中生的日记,可以带给我们诸多思考,但在短时期内,要想改变什么,却是很不现实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现有体制内的公平,其他的,只有期待于改革的进程了。
然而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那就是教育日益功利化的问题。自古以来,国人接受教育的功利化色彩就很浓厚,过去参加考试就叫“考取功名”,再直白不过了。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的不同表现,实际就是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一个缩影,他的势利小人形象,就是从许多人身上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历史往往可以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虽然经历了时间的磨洗,从现代人身上,我们仍能窥见始终留存于心中的那些功利化的烙印。而今天,在激烈的竞争面前,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在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它。一个人有出息或者没出息,有前途或者没前途,关键要看书读得好不好;而书读得好不好,主要就是考试成绩好不好。这样一来,成绩不好的人,自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被人歧视,那位可爱的初中生感叹“世态炎凉”,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说明,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依然面临着许多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许多人性的弱点依然困扰着我们,让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重复着过去的一些错误或不幸,也许,这也正是让那些初中生听着过去的故事、流着现在的眼泪的主要原因。
一旦“知识改变命运”变成了“考试改变命运”,不但获取知识的目的被异化了,甚而连获取知识的手段也被异化了,它便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善待自己的学生的,虽然他们也有太多的不得已。但这里要说的是,当那些在应试体制下落伍的孩子们擦干眼泪想要奋起直追的时候,希望给予他们的,是更多的欣赏和鼓励,是充满慈爱的笑脸,而不是嫌弃与指责,冷漠与嘲讽。如果有谁非要说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也一定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那些无辜的孩子们。
“我们上语文课学《范进中举》了。老师在讲课时,下面就隐隐传出哭泣声,好几个同学都和我一样哭了……”这是沈阳市一所学校的初二学生小宇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他们为什么哭泣?原来期末考试就要到了,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压力很大,怕考试成绩上不去遭人白眼。 小宇在日记里写到:“课文里说的那种世态炎凉现实中也存在,周围全是‘胡屠户’这样的人。班上学习好的学生,老师爱护,同学也围着他们,犯了错老师也不批评。我呢,班上有什么坏事老师都赖我,同学还乱告状,全是‘胡屠户’,甚至包括家里人。我要考第一,你看吧,他们全变样!”
上学时看《儒林外史》,读到范进中举这里,只是觉得在旧的科举制度之下,主人公的命运可悲而又可叹,全然没有要将他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的任何念头。而现在这则新闻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在我们看来那么遥远的一个故事,在当下一些学生的内心深处,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不能不让我们深思。这绝不是个别专家归结为家长期望值高、学生压力大这么简单的原因,其中应有更深层次的缘由。
耐人寻味的是,在“学生哭堂“事件披露后,一位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称老师不是“胡屠户”,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们也不愿意那样,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和迫于压力。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也时常从家长嘴里听得到。那么,说来说去,究竟是谁之过呢?毫无疑问,还是应该从现行体制上寻求答案。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任何个人的不适,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不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不能不屈从于体制的威力,否则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设想,在现实社会中,作为学生,如果没有考进好的学校,没有得到相对良好的教育,没有一张相对过硬的文凭,都会为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带来诸多困难,尽管现在有了文凭也有可能找不到好的出路,但拥有的机会相对来说将会更多。没有一个家长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能不着急吗?说到老师,没有好的成绩,没有相应的升学率,他们自己的生存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因为许多考核指标都是围绕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制定的,这些指标关系到老师的切身利益,对于影响整体成绩和班级名次的“差生”,他们能喜欢得起来吗?
现实中教育的应试体制,以及劳动就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正在加剧和强化着这种矛盾,使许多人在面对它的时候,明知有很多的负面效应,却都又无可奈何。因而,不管多么激烈的讨论,最终都将归于沉寂,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这就是体制的力量。所以,这位初中生的日记,可以带给我们诸多思考,但在短时期内,要想改变什么,却是很不现实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现有体制内的公平,其他的,只有期待于改革的进程了。
然而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那就是教育日益功利化的问题。自古以来,国人接受教育的功利化色彩就很浓厚,过去参加考试就叫“考取功名”,再直白不过了。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的不同表现,实际就是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一个缩影,他的势利小人形象,就是从许多人身上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历史往往可以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虽然经历了时间的磨洗,从现代人身上,我们仍能窥见始终留存于心中的那些功利化的烙印。而今天,在激烈的竞争面前,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在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它。一个人有出息或者没出息,有前途或者没前途,关键要看书读得好不好;而书读得好不好,主要就是考试成绩好不好。这样一来,成绩不好的人,自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被人歧视,那位可爱的初中生感叹“世态炎凉”,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说明,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依然面临着许多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许多人性的弱点依然困扰着我们,让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重复着过去的一些错误或不幸,也许,这也正是让那些初中生听着过去的故事、流着现在的眼泪的主要原因。
一旦“知识改变命运”变成了“考试改变命运”,不但获取知识的目的被异化了,甚而连获取知识的手段也被异化了,它便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善待自己的学生的,虽然他们也有太多的不得已。但这里要说的是,当那些在应试体制下落伍的孩子们擦干眼泪想要奋起直追的时候,希望给予他们的,是更多的欣赏和鼓励,是充满慈爱的笑脸,而不是嫌弃与指责,冷漠与嘲讽。如果有谁非要说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也一定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那些无辜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