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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敦煌研究院来说，眼下最迫切的仍然是壁画等文物的保护问题。由于自然原因，莫高窟的壁画、彩塑等文物的所处环境脆弱，实物保护难度很大。
从1980年代末起，敦煌研究院就开始着手将石窟数字化，目前已完成了敦煌石窟180余个洞窟壁画的数字化采集，三维重建了20身彩塑。这比原来的临摹方式要快得多，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介绍说：“我们几十年才临摹了15个洞窟。”
敦煌研究院将这些措施称为“数字化保护”——一方面，通过影像记录、数据采集，洞窟艺术得到保存;另一方面，游览与观赏活动得以迁移至洞窟的现实物理空间之外，减少人工活动对洞窟的影响。
在数字化采集工作愈加完整之后，实际开放的洞窟的数量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张先堂说：“这是基于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达到了172万。因为来的人越多，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效益越大。但是敦煌的洞窟受不了。”
据敦煌研究院评估，如果莫高窟每年的游客人次达到200万，他们就面临紧张的局面;如果达到300万，就有可能承受不了。由于病害和洞窟空间大小的限制，敦煌的492个洞窟，真正适合开放的只有120多个，但近几年，游客人次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我们也不能完全关闭不让看，但是会让大家更多看数字化的敦煌。”张先堂说，“这是需要社会谅解的现实。”
“用数字化做展览，”张先堂向记者介绍，“最基础的（目的）还是保护，比如万一发生地震，崖体崩塌了，这些信息我们完整采集下来了，用数字化技术完全可以重建，我们很多高清晰度的数据，最高的达到600DPI，相当于比原来的尺寸放大8倍都不失真。”
在敦煌莫高窟，游客进入洞窟游览之外，可以先到博物馆的数字展示中心“看电影”。这个数字展示中心在2014年8月已投入使用。观众在其中可以看到两部影片，一部是关于莫高窟历史的2D影片《千年莫高》;另一部则是球幕影厅的《梦幻佛宫》——这部8K高清电影不仅能对壁画进行精致的细节呈现，还能逐尊、多角度展示莫高窟的古代佛像。
敦煌研究院最初进行数据采集时，清晰度是72DPI，只够作为档案保存。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洞窟的数据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采集。原先采集的低像素图片仍会保存。敦煌的壁画本身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人们最熟悉的就是色彩衰变，所以每个时期采集的图像都反映了它当时的状态。
在一幅唐代的壁画上，一条本来一毫米左右宽度的线可能在氧化作用下变宽到一厘米，而颜色也可能从肉粉色变成黑色。莫高窟的导游调侃——由于氧化作用，1000多年的佛教壁画，如第428窟，现在看起来已经很“野兽派”了。而一些位置较低的洞窟，由于很早被沙土尘封，色彩变化要小得多。
大规模的数据采集需要的资金量巨大。作为国家二类文化遗产事业单位，敦煌研究院的资金来源长期主要靠国家拨款，另一资金来源则是门票收入。“我们去年的門票收入是2.2亿，但是年度支出大概在4亿多。”张先堂说。近年来的社会捐助在增多，倾心于佛教、艺术的社会人士捐款热情很高，然而，面向大众的捐助渠道却不够完善。
2018年6月8日，敦煌博物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联合启动了“数字供养人”项目。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智能手机用户可参与单笔0.9元的捐助。“数字供养人”的募集金额被设定在190万，主要用于第55窟的数字化。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鹃说：“我们主要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敦煌文化传播出去，让大家知道敦煌，也能参与到敦煌文物的保护中来，钱是次要的。”
除了敦煌研究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也在努力扩大收入来源，忙着开发自己的文创产品。故宫博物院是其中的佼佼者，屡屡推出自主研发的爆款产品。这既得益于故宫丰富的馆藏资源，也得益于产品研发思路的“接地气”，尤其贴近年轻人的审美。
但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化商店，游客能够看到的文创产品还相当基础，主要为秦俑、铜车马、武器等的模型。
“文创产业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软肋，还处于初级阶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说，“过去我们对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任其自由发展，没有做过很好的规划。”
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身文物的特征对开发文创产品也有限制。在侯宁彬看来，这些文物“文化内涵多，但元素不易提取”。不久前，曾有民宿把兵马俑搬进了房间，引起热议。侯宁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差的创意。兵马俑是一种丧葬文化，如果我们把丧葬文化植入民居里，是老百姓不容易接受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有违和感的。”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并未停止探索。兵马俑展厅的入口，放有一个二维码，游客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博物官”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识别游客拍下的馆内文物，并给出相关介绍，甚至可以查看“铜车马”的3D模型及关键数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数字化探索的目的，正是改变游客的观展方式和体验。2018年6月9日，腾讯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召开发布会，宣布达成合作。发布会上，腾讯展示了一款有摄像功能的眼镜，文物修复人员佩戴这款眼镜后，在工作过程中记录工作内容，而手机端用户将来则可以在腾讯的短视频平台上，以第一视角观看兵马俑的修复过程。
国内几大博物馆一致认为，古代文物具有与潮流对接的潜力。“石窟开凿在当时一定是一件很潮的事，”杜鹃说，“第196窟里面的那些人的服饰，我觉得都特别潮，也很时尚，还有第220窟北壁的那个菩萨穿的‘丝网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元素通过好的转化形式，满足更多年轻人的需求或者对敦煌的向往。”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认为“故宫和时尚并行不悖”。在他看来，朱棣遣郑和下西洋、康熙着迷于科学仪器，都说明古人也追求时尚，而雍正也留下了穿西方服装的照片。
活化传统资源，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在2016年《“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也成了博物馆的重要工作。故宫博物院不仅推出了《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宫》等圈粉能力极强的APP，还在2017年开放了《海错图》，和腾讯合作举办“NEXT IDEA故宫条漫大赛”，与年轻人、流行文化接轨。将文化IP授权给游戏，或直接根据这些文化IP专门开发游戏，也是使传统文化元素年轻化的重要渠道之一。腾讯的一款新游戏就将以秦始皇陵的地宫为背景;而敦煌研究院也会与腾讯合作，推出一款热门游戏的定制皮肤。
在将传统文化元素年轻化、时尚化的过程中，各大博物馆都不得不面对会不会歪曲传统、脱离传统本身内涵的问题。“文化的神圣性不要过多去谈，但是不代表随意按照我的心思去解读文化，或者用调侃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不允许的。” 冯乃恩说。
但对于如何把握通俗和庸俗的尺度，冯乃恩也认为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需要一种包容的心态：“这些工作、产品都在做一些探索。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容许它们出错，不要一棒子打死。”
“数字化也好，信息化也好，要基于我们对它研究的深入，”侯宁彬表示，“我们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考古成果不足以支撑数字化的展示，那我们宁愿不去做。”
从1980年代末起，敦煌研究院就开始着手将石窟数字化，目前已完成了敦煌石窟180余个洞窟壁画的数字化采集，三维重建了20身彩塑。这比原来的临摹方式要快得多，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介绍说：“我们几十年才临摹了15个洞窟。”
敦煌研究院将这些措施称为“数字化保护”——一方面，通过影像记录、数据采集，洞窟艺术得到保存;另一方面，游览与观赏活动得以迁移至洞窟的现实物理空间之外，减少人工活动对洞窟的影响。
在数字化采集工作愈加完整之后，实际开放的洞窟的数量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张先堂说：“这是基于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达到了172万。因为来的人越多，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效益越大。但是敦煌的洞窟受不了。”
据敦煌研究院评估，如果莫高窟每年的游客人次达到200万，他们就面临紧张的局面;如果达到300万，就有可能承受不了。由于病害和洞窟空间大小的限制，敦煌的492个洞窟，真正适合开放的只有120多个，但近几年，游客人次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我们也不能完全关闭不让看，但是会让大家更多看数字化的敦煌。”张先堂说，“这是需要社会谅解的现实。”
“用数字化做展览，”张先堂向记者介绍，“最基础的（目的）还是保护，比如万一发生地震，崖体崩塌了，这些信息我们完整采集下来了，用数字化技术完全可以重建，我们很多高清晰度的数据，最高的达到600DPI，相当于比原来的尺寸放大8倍都不失真。”
在敦煌莫高窟，游客进入洞窟游览之外，可以先到博物馆的数字展示中心“看电影”。这个数字展示中心在2014年8月已投入使用。观众在其中可以看到两部影片，一部是关于莫高窟历史的2D影片《千年莫高》;另一部则是球幕影厅的《梦幻佛宫》——这部8K高清电影不仅能对壁画进行精致的细节呈现，还能逐尊、多角度展示莫高窟的古代佛像。
敦煌研究院最初进行数据采集时，清晰度是72DPI，只够作为档案保存。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洞窟的数据会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采集。原先采集的低像素图片仍会保存。敦煌的壁画本身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人们最熟悉的就是色彩衰变，所以每个时期采集的图像都反映了它当时的状态。
在一幅唐代的壁画上，一条本来一毫米左右宽度的线可能在氧化作用下变宽到一厘米，而颜色也可能从肉粉色变成黑色。莫高窟的导游调侃——由于氧化作用，1000多年的佛教壁画，如第428窟，现在看起来已经很“野兽派”了。而一些位置较低的洞窟，由于很早被沙土尘封，色彩变化要小得多。
大规模的数据采集需要的资金量巨大。作为国家二类文化遗产事业单位，敦煌研究院的资金来源长期主要靠国家拨款，另一资金来源则是门票收入。“我们去年的門票收入是2.2亿，但是年度支出大概在4亿多。”张先堂说。近年来的社会捐助在增多，倾心于佛教、艺术的社会人士捐款热情很高，然而，面向大众的捐助渠道却不够完善。
2018年6月8日，敦煌博物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联合启动了“数字供养人”项目。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智能手机用户可参与单笔0.9元的捐助。“数字供养人”的募集金额被设定在190万，主要用于第55窟的数字化。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鹃说：“我们主要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敦煌文化传播出去，让大家知道敦煌，也能参与到敦煌文物的保护中来，钱是次要的。”
除了敦煌研究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也在努力扩大收入来源，忙着开发自己的文创产品。故宫博物院是其中的佼佼者，屡屡推出自主研发的爆款产品。这既得益于故宫丰富的馆藏资源，也得益于产品研发思路的“接地气”，尤其贴近年轻人的审美。
但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化商店，游客能够看到的文创产品还相当基础，主要为秦俑、铜车马、武器等的模型。
“文创产业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软肋，还处于初级阶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说，“过去我们对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任其自由发展，没有做过很好的规划。”
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身文物的特征对开发文创产品也有限制。在侯宁彬看来，这些文物“文化内涵多，但元素不易提取”。不久前，曾有民宿把兵马俑搬进了房间，引起热议。侯宁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差的创意。兵马俑是一种丧葬文化，如果我们把丧葬文化植入民居里，是老百姓不容易接受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有违和感的。”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并未停止探索。兵马俑展厅的入口，放有一个二维码，游客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博物官”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识别游客拍下的馆内文物，并给出相关介绍，甚至可以查看“铜车马”的3D模型及关键数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数字化探索的目的，正是改变游客的观展方式和体验。2018年6月9日，腾讯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召开发布会，宣布达成合作。发布会上，腾讯展示了一款有摄像功能的眼镜，文物修复人员佩戴这款眼镜后，在工作过程中记录工作内容，而手机端用户将来则可以在腾讯的短视频平台上，以第一视角观看兵马俑的修复过程。
国内几大博物馆一致认为，古代文物具有与潮流对接的潜力。“石窟开凿在当时一定是一件很潮的事，”杜鹃说，“第196窟里面的那些人的服饰，我觉得都特别潮，也很时尚，还有第220窟北壁的那个菩萨穿的‘丝网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元素通过好的转化形式，满足更多年轻人的需求或者对敦煌的向往。”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认为“故宫和时尚并行不悖”。在他看来，朱棣遣郑和下西洋、康熙着迷于科学仪器，都说明古人也追求时尚，而雍正也留下了穿西方服装的照片。
活化传统资源，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在2016年《“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也成了博物馆的重要工作。故宫博物院不仅推出了《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宫》等圈粉能力极强的APP，还在2017年开放了《海错图》，和腾讯合作举办“NEXT IDEA故宫条漫大赛”，与年轻人、流行文化接轨。将文化IP授权给游戏，或直接根据这些文化IP专门开发游戏，也是使传统文化元素年轻化的重要渠道之一。腾讯的一款新游戏就将以秦始皇陵的地宫为背景;而敦煌研究院也会与腾讯合作，推出一款热门游戏的定制皮肤。
在将传统文化元素年轻化、时尚化的过程中，各大博物馆都不得不面对会不会歪曲传统、脱离传统本身内涵的问题。“文化的神圣性不要过多去谈，但是不代表随意按照我的心思去解读文化，或者用调侃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不允许的。” 冯乃恩说。
但对于如何把握通俗和庸俗的尺度，冯乃恩也认为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需要一种包容的心态：“这些工作、产品都在做一些探索。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容许它们出错，不要一棒子打死。”
“数字化也好，信息化也好，要基于我们对它研究的深入，”侯宁彬表示，“我们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考古成果不足以支撑数字化的展示，那我们宁愿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