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尽管韩少功将《芙蓉》2021年第2期发表的《长岭记》，定位为“一个老人对遥远青春的致敬，也是对当年一个个共度时艰相濡以沫者的辨认和缅怀”①，但对熟悉韩少功创作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这一份记录，几乎隐含了韩少功此后创作的大部分线索，成为理解他的一把重要钥匙。这段日记，涉及的时间为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横跨韩少功十九岁到二十一岁的时光，在这不长的四万多字中，除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录，还暗含了另外一条更为隐秘的线索，那就是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在破土而出之前，所积蓄的力量和思考。尽管写作日记的时候，韩少功还非常年轻，处于稚嫩的青葱岁月，但他的思想，已显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理智，联系他此后的创作，几乎都能在这些文字中找到萌芽的种子，凸显了《长岭记》与其创作的密切关联。本文将从作者民间和底层视角的确立、超越政治维度知青视角的萌芽以及和不同阶段作品的直接联系三个层面，分析《长岭记》与其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
一、民间和底层视角的萌芽
韩少功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就意识到，“只有过时的观念，没有过时的题材，注意更换视角，注意调整景深焦距，题材是可以常掘常新的”②。从写作题材而言，韩少功是少有的一直坚持表达知青经验、乡村经验的作家，但有意思的是，他很少被单一地扣上知青作家的称号，也很少贴上乡土作家的标签。“知青经验”在他的视野中，更多被置于“精神事件”的层面，如何从中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成为韩少功创作过程中的强烈意识，这样短短六年的知青生活，就成为其创作源源不断的思想富矿，也因為思考能力的提升和思考视角的变化，具有相对恒定性的知青经验在韩少功笔下，总能显露新的质素。用通俗的话讲，如果将创作比喻为厨艺，韩少功的食材常见而稳定，但做法和搭配却总是出新。
需要追问的是，和同时代作家不同，韩少功怎样做到了将普遍的知青经验上升为思想层面的“精神事件”？除了个性方面的原因，这显然和他极为明显的知识分子视角有关。不能否认，对韩少功而言，他也曾共享20世纪80年代普遍的启蒙主义思潮，寻根主张和《爸爸爸》显露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痕迹;但他也经历了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审视，并在《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呈现出解构启蒙的倾向，可以说，对韩少功而言，他知识分子的视角始终融贯于他的思想主线，但左右他视角调整的原因，则来自他隐秘的民间和底层视角的校准。换言之，韩少功在离开汨罗回城后，始终能将知青经历作为校验自己思想变迁的重要载体，背后的秘密正来自他民间和底层视角的确立，这种视角对韩少功而言，具有人生底座的锚定功能。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的萌芽，在韩少功身份依然是知青的青少年时代，就能看到清晰的影子，《长岭记》以琐碎丰沛的细节，忠实记录了韩少功此种姿态的出现。
重点说说韩少功的民间视角。1972年，韩少功插队快四年，刚刚十九岁，在《长岭记》中，很多地方显示了他对乡村的神秘鬼神、奇人异事、民风民俗的关注，这种民间视角恰恰构成了他此后创作的重要特征，是他观察世界的独特窗口，也正是这一视角，冲淡了他笔下“文革”题材的政治色彩，带上了对人、人性、人情及风物的丰富体察。下面从神秘鬼神、奇人异事、村风民俗三个层面，剖析韩少功民间视角在《长岭记》中的呈现。
尽管知青身份天然地裹挟了祛魅的时代特征，但韩少功从城市来到乡村，在坚守唯物主义祛魅逻辑的同时，仿佛对汨罗当地的神秘现象格外关注，在日常化的日记中，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异质的经验格外留心。1972年5月16日，韩少功提到嵩山（大队）和群英（大队），对“黄”字的忌讳，不吃黄鳝、黄牛，也不吃秧鸡，“他们的先人从湖北逃过来，被官兵追杀，躲入谷笼。官兵欲搜索，见有秧鸡飞起，才释疑而去。从此黄家祠堂的感恩，也不吃秧鸡”③。韩少功还在《长岭记》中数次提到对“鬼”的讨论和关注，1972年5月21日，同义妹子几个伙伴争论“世上有没有鬼？”④韩少功反驳的理由非常理性，“我的理由应该百战百胜：一、你看见的鬼穿衣没有？如果人死了可变鬼，但衣服是一些布，如何也不烂掉，也有魂？二、你见的鬼多不多？几千年下来，这里死人成千上万，鬼必是拥挤不堪，到处像开群众大会。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那些鬼‘死’了，那么能再‘死’一次的鬼，还算不算鬼？三、那些鬼只讲本地话吗？为什么不讲长沙话、普通话、外国话？户口管得住人，难道还管得住鬼？外地的鬼怎么就从不来这里玩一玩？”⑤显然，韩少功的逻辑非常唯物、理性，完全建立在对人世观察的标准之上，换言之，他对“鬼界”的理解，以“人世间”的经验为尺度，这种尺度的持有，不但符合他作为一个知青对时代的认知，也符合他作为一个城里人对乡下地域的认知。韩少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平等的姿态，记下了村民对“鬼”的理解和解释，在内心为他们的观点保留了储存空间，并暗中作为自己此后观察世界的另一种维度，“他们不服，说你们知青只是‘火焰’高，‘火头子’高，因此就看不见鬼了。可到底什么是‘火焰’？他们说不清。人年轻，‘火焰’就高;读了书的，也‘火焰’高;从城里来的，更是‘火焰’高……这是一种万能的狡辩”⑥。显然，“火焰”的说法，尽管从现实的逻辑无法说服韩少功，但还是让他意识到了村民惯有视域背后，神秘现象的独特力量。1972年8月10日，韩少功记下石仁见鬼的场景，“石仁又说他看见了鬼，是晚上去上游疏通水路时，发现一个女的披头散发，对着月光下的水塘哭，吓得他失魂落魄地跑了回来。只是他邀上辉仁再去看时，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我说他肯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是平时鬼故事听得太多”⑦。尽管有质疑，但并没有否认事情对石仁的影响。
除了对鬼的关注，还有对神的聚焦。在巫楚文化盛行的湘北汨罗，神鬼世界的存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韩少功童年阶段是否接触过这些内容，从现有资料看不得而知，但他作为知青来到汨罗后，这个神秘、虚幻，不但与时代格格不入，也与城市经验完全相悖的隐秘世界，立即浸润到了韩少功的视域中。1972年10月23日，韩少功在《长岭记》中，记载了智峰山上五神庙里五位忠臣，护佑村民和远方的老百姓，不但和日本鬼子大战，也和美国鬼子抗衡的壮观想象，“事后，人们说，庙里五位神主的袍子上全是弹孔，原来是他们与日军大战，才打退了敌人呢”。“前些年越南战争吃紧，山里人从广播里听说越南人民在前线取得了伟大胜利，都觉得十分可笑：这关越南人民什么事？五位大神才真正辛苦呢，要是你不信，自己每天早上去看看，他们的袍子都是湿的，天知道他们在每天晚上跑了多远的路，杀了多少美国鬼子，汗得一身同水洗一样。”⑧显然，这个来自“路边的老倌子”的说法，对村里五神庙五位忠臣的描述，同样渗透了他们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逻辑。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韩少功在《长岭记》中流露出对乡村生活的感情认同，也和他的创作有着直接关联。前面提到的民间和底层视角的形成、超越政治维度知青视角的呈现，其背后都离不开他对乡村生活的情感认同，也正因为有这种内在的认同，才会导致韩少功启蒙视角的调整，并在离开汨罗二十多年后，重回知青下放地，由此，他情感浓烈的《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才会有着最为坚实的情感基础。
在韩少功笔下，知青经历除了劳累、迷茫、身心的痛苦，也有美好的温情、人性的善念、乡间的美景。1972年3月26日韩少功下禾种，十九岁少年眼中的乡村春天，呈现出了诗意的一面，“牛背上栖息着一只鸟。乡村里的春天倒是很美，红的映山红，黄的油菜花，紫的草籽（苜蓿）花，绿的山坡竹林，像五颜六色的万花筒”51，这一幅美景足以让人忘记时间，仿佛能将人带到一个永恒的春天。1972年4月12日，在漆黑的夜中，从邻近的长乐挑竹子回来，“身上没有一寸布是干的，一步一滑。多亏途中一农户好心，让我们躲雨，借米给我们做饭”52。短短几句，却充满了对人性善念的感念。当然，最让人难忘的，是韩少功对村子里一条大黄狗的记录，1972年4月15日，外出讨钱未果，“回长岭，还只走下蛇嘴岭，就听到田垄里一阵窸窸窣窣，声音由远而近，原来是大黄狗远道来迎，摇尾巴，又扑又舔。奇怪，还隔着两里多路，它怎么就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还辨得出是我们？”53两年后的1974年4月17日，韩少功结束了在长沙的两个月，回到了村里，“又听到蛙鸣，闻到泥土的气息，晚上能听到对面山上很远的脚步声了。大黄狗还记得我，一见面就摇头摆尾，扑上来舔我的脸。我这才知道，虽然同伴们都差不多走光了，但还有一双眼睛在这里等着我！”54在《长岭记》中，这条大黄狗如一枚鲜艳的点缀，映照出知青岁月中最温馨的一缕光芒，也许，1972年5月20日，韩少功从长沙回知青点，和知青伟伢子搬家，去辉仁家，在堂屋里开铺时，月娥嫂说的话透露了他内心的隐秘，“如果不是搭伴毛主席，你们如何会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55
可以说，从做知青开始，韩少功实事上就和当地农民建立了关系，尽管在早期他不否认和农民之间有一种启蒙的意味，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年轻人，面对当地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他更多的是感念和感恩。毫无疑问，这种良好的感情交往，为韩少功后来的返乡奠定了基础，也为韩少功回顾“文革”，反观知青岁月奠定了情感基础。这是韩少功日记中，极为有价值的一部分。这种价值，通过剖析《长岭记》和他作品的深刻關联得以充分体现。
2021年6月11日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2535455分别见韩少功 《长岭记》，《芙蓉》2021年第2期。
②韩少功：《让思想的光芒照亮生活》，《中国青年》，1981年第17-18期。
21韩少功：《鸟的传人——答台湾作家施叔青》，载《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05页。
22韩少功1968年12月插队湖南汨罗天井茶场，成为知青。
31项静：《韩少功论·前言》，作家出版社，2021，第6-7页。
374050韩少功：《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65、69-70、23-24页。
（黄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课题一般项目“韩少功创作与多重思想资源关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BZW068）
一、民间和底层视角的萌芽
韩少功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就意识到，“只有过时的观念，没有过时的题材，注意更换视角，注意调整景深焦距，题材是可以常掘常新的”②。从写作题材而言，韩少功是少有的一直坚持表达知青经验、乡村经验的作家，但有意思的是，他很少被单一地扣上知青作家的称号，也很少贴上乡土作家的标签。“知青经验”在他的视野中，更多被置于“精神事件”的层面，如何从中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成为韩少功创作过程中的强烈意识，这样短短六年的知青生活，就成为其创作源源不断的思想富矿，也因為思考能力的提升和思考视角的变化，具有相对恒定性的知青经验在韩少功笔下，总能显露新的质素。用通俗的话讲，如果将创作比喻为厨艺，韩少功的食材常见而稳定，但做法和搭配却总是出新。
需要追问的是，和同时代作家不同，韩少功怎样做到了将普遍的知青经验上升为思想层面的“精神事件”？除了个性方面的原因，这显然和他极为明显的知识分子视角有关。不能否认，对韩少功而言，他也曾共享20世纪80年代普遍的启蒙主义思潮，寻根主张和《爸爸爸》显露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痕迹;但他也经历了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审视，并在《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呈现出解构启蒙的倾向，可以说，对韩少功而言，他知识分子的视角始终融贯于他的思想主线，但左右他视角调整的原因，则来自他隐秘的民间和底层视角的校准。换言之，韩少功在离开汨罗回城后，始终能将知青经历作为校验自己思想变迁的重要载体，背后的秘密正来自他民间和底层视角的确立，这种视角对韩少功而言，具有人生底座的锚定功能。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的萌芽，在韩少功身份依然是知青的青少年时代，就能看到清晰的影子，《长岭记》以琐碎丰沛的细节，忠实记录了韩少功此种姿态的出现。
重点说说韩少功的民间视角。1972年，韩少功插队快四年，刚刚十九岁，在《长岭记》中，很多地方显示了他对乡村的神秘鬼神、奇人异事、民风民俗的关注，这种民间视角恰恰构成了他此后创作的重要特征，是他观察世界的独特窗口，也正是这一视角，冲淡了他笔下“文革”题材的政治色彩，带上了对人、人性、人情及风物的丰富体察。下面从神秘鬼神、奇人异事、村风民俗三个层面，剖析韩少功民间视角在《长岭记》中的呈现。
尽管知青身份天然地裹挟了祛魅的时代特征，但韩少功从城市来到乡村，在坚守唯物主义祛魅逻辑的同时，仿佛对汨罗当地的神秘现象格外关注，在日常化的日记中，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异质的经验格外留心。1972年5月16日，韩少功提到嵩山（大队）和群英（大队），对“黄”字的忌讳，不吃黄鳝、黄牛，也不吃秧鸡，“他们的先人从湖北逃过来，被官兵追杀，躲入谷笼。官兵欲搜索，见有秧鸡飞起，才释疑而去。从此黄家祠堂的感恩，也不吃秧鸡”③。韩少功还在《长岭记》中数次提到对“鬼”的讨论和关注，1972年5月21日，同义妹子几个伙伴争论“世上有没有鬼？”④韩少功反驳的理由非常理性，“我的理由应该百战百胜：一、你看见的鬼穿衣没有？如果人死了可变鬼，但衣服是一些布，如何也不烂掉，也有魂？二、你见的鬼多不多？几千年下来，这里死人成千上万，鬼必是拥挤不堪，到处像开群众大会。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那些鬼‘死’了，那么能再‘死’一次的鬼，还算不算鬼？三、那些鬼只讲本地话吗？为什么不讲长沙话、普通话、外国话？户口管得住人，难道还管得住鬼？外地的鬼怎么就从不来这里玩一玩？”⑤显然，韩少功的逻辑非常唯物、理性，完全建立在对人世观察的标准之上，换言之，他对“鬼界”的理解，以“人世间”的经验为尺度，这种尺度的持有，不但符合他作为一个知青对时代的认知，也符合他作为一个城里人对乡下地域的认知。韩少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平等的姿态，记下了村民对“鬼”的理解和解释，在内心为他们的观点保留了储存空间，并暗中作为自己此后观察世界的另一种维度，“他们不服，说你们知青只是‘火焰’高，‘火头子’高，因此就看不见鬼了。可到底什么是‘火焰’？他们说不清。人年轻，‘火焰’就高;读了书的，也‘火焰’高;从城里来的，更是‘火焰’高……这是一种万能的狡辩”⑥。显然，“火焰”的说法，尽管从现实的逻辑无法说服韩少功，但还是让他意识到了村民惯有视域背后，神秘现象的独特力量。1972年8月10日，韩少功记下石仁见鬼的场景，“石仁又说他看见了鬼，是晚上去上游疏通水路时，发现一个女的披头散发，对着月光下的水塘哭，吓得他失魂落魄地跑了回来。只是他邀上辉仁再去看时，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我说他肯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是平时鬼故事听得太多”⑦。尽管有质疑，但并没有否认事情对石仁的影响。
除了对鬼的关注，还有对神的聚焦。在巫楚文化盛行的湘北汨罗，神鬼世界的存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韩少功童年阶段是否接触过这些内容，从现有资料看不得而知，但他作为知青来到汨罗后，这个神秘、虚幻，不但与时代格格不入，也与城市经验完全相悖的隐秘世界，立即浸润到了韩少功的视域中。1972年10月23日，韩少功在《长岭记》中，记载了智峰山上五神庙里五位忠臣，护佑村民和远方的老百姓，不但和日本鬼子大战，也和美国鬼子抗衡的壮观想象，“事后，人们说，庙里五位神主的袍子上全是弹孔，原来是他们与日军大战，才打退了敌人呢”。“前些年越南战争吃紧，山里人从广播里听说越南人民在前线取得了伟大胜利，都觉得十分可笑：这关越南人民什么事？五位大神才真正辛苦呢，要是你不信，自己每天早上去看看，他们的袍子都是湿的，天知道他们在每天晚上跑了多远的路，杀了多少美国鬼子，汗得一身同水洗一样。”⑧显然，这个来自“路边的老倌子”的说法，对村里五神庙五位忠臣的描述，同样渗透了他们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逻辑。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韩少功在《长岭记》中流露出对乡村生活的感情认同，也和他的创作有着直接关联。前面提到的民间和底层视角的形成、超越政治维度知青视角的呈现，其背后都离不开他对乡村生活的情感认同，也正因为有这种内在的认同，才会导致韩少功启蒙视角的调整，并在离开汨罗二十多年后，重回知青下放地，由此，他情感浓烈的《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才会有着最为坚实的情感基础。
在韩少功笔下，知青经历除了劳累、迷茫、身心的痛苦，也有美好的温情、人性的善念、乡间的美景。1972年3月26日韩少功下禾种，十九岁少年眼中的乡村春天，呈现出了诗意的一面，“牛背上栖息着一只鸟。乡村里的春天倒是很美，红的映山红，黄的油菜花，紫的草籽（苜蓿）花，绿的山坡竹林，像五颜六色的万花筒”51，这一幅美景足以让人忘记时间，仿佛能将人带到一个永恒的春天。1972年4月12日，在漆黑的夜中，从邻近的长乐挑竹子回来，“身上没有一寸布是干的，一步一滑。多亏途中一农户好心，让我们躲雨，借米给我们做饭”52。短短几句，却充满了对人性善念的感念。当然，最让人难忘的，是韩少功对村子里一条大黄狗的记录，1972年4月15日，外出讨钱未果，“回长岭，还只走下蛇嘴岭，就听到田垄里一阵窸窸窣窣，声音由远而近，原来是大黄狗远道来迎，摇尾巴，又扑又舔。奇怪，还隔着两里多路，它怎么就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还辨得出是我们？”53两年后的1974年4月17日，韩少功结束了在长沙的两个月，回到了村里，“又听到蛙鸣，闻到泥土的气息，晚上能听到对面山上很远的脚步声了。大黄狗还记得我，一见面就摇头摆尾，扑上来舔我的脸。我这才知道，虽然同伴们都差不多走光了，但还有一双眼睛在这里等着我！”54在《长岭记》中，这条大黄狗如一枚鲜艳的点缀，映照出知青岁月中最温馨的一缕光芒，也许，1972年5月20日，韩少功从长沙回知青点，和知青伟伢子搬家，去辉仁家，在堂屋里开铺时，月娥嫂说的话透露了他内心的隐秘，“如果不是搭伴毛主席，你们如何会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55
可以说，从做知青开始，韩少功实事上就和当地农民建立了关系，尽管在早期他不否认和农民之间有一种启蒙的意味，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年轻人，面对当地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他更多的是感念和感恩。毫无疑问，这种良好的感情交往，为韩少功后来的返乡奠定了基础，也为韩少功回顾“文革”，反观知青岁月奠定了情感基础。这是韩少功日记中，极为有价值的一部分。这种价值，通过剖析《长岭记》和他作品的深刻關联得以充分体现。
2021年6月11日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2535455分别见韩少功 《长岭记》，《芙蓉》2021年第2期。
②韩少功：《让思想的光芒照亮生活》，《中国青年》，1981年第17-18期。
21韩少功：《鸟的传人——答台湾作家施叔青》，载《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05页。
22韩少功1968年12月插队湖南汨罗天井茶场，成为知青。
31项静：《韩少功论·前言》，作家出版社，2021，第6-7页。
374050韩少功：《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65、69-70、23-24页。
（黄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课题一般项目“韩少功创作与多重思想资源关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BZW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