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这是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
　　“开创一代歌风，就开不起来。有不理解的，也有妒忌的，有带一些成见的，还有一些学术派的，对民族的唱法不感兴趣的，要压制民族的唱法；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左’的东西，往往来自上层。越压制，群众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咬着牙就得去，家里一切不管，孩子摔断了胳膊，老头在家发高烧，都不能管了，如同上前线。”回想担当“李丽君”的日子，李谷一仍心有余悸。“背着包袱唱了四年。只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坏，关心的人在盯着你，抓你问题的人也在盯着你”，紧张到夜夜失眠，濒临崩溃。唱歌过于疲惫，声带出血，中央乐团的随团大夫每天给她打八针。一天两场，一场12首歌，从湖北唱到广西，四十多天演了七十多场。
　　“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在上海体育馆绕场几周，致谢”，她热泪盈眶；连续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后来我扛着两麻袋信回来了”。他们当中有人已是省一级干部，还珍藏着李谷一当年的回信；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PK邓丽君
　　
　　20世纪80年代之初，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北京百花音响器材厂相继开始生产盒式录音带，现代意义上的内地音像事业从此起步。彼时，盒带的售价是5.5元，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职员的月薪为30到50元。
　　在北京，流行音乐还没有成为乐坛的主流。李谷一也经常到广州太平洋去录制卡带，一首歌的版权为560元，一次性算清，之后具体翻制多少，她没有概念。她先后录制个人专辑十余版，销量曾居全国榜首。
　　磁带虽然热销，但在当时，录音制品的传播能量还远远比不上影视媒介。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电视机前，听着李谷一，听着《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知音》……有的人为了听李谷一的歌，把电影看了九遍。
　　最多的时候，李谷一一年要演唱200多场。她出现的演出场合，歌迷即便是和现在的各路“粉丝”相比，也是狂热非常的。半夜两三点就到首体排队买票，把台阶都踩塌了。演出结束后，堵在剧场门口等着李谷一出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天津演出，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整齐划一地喊起了口号， “一二三，李谷一，我们爱死你了”。为了能够退场，乐团医生、其他女演员围上头巾乔装打扮，引开视线，掩护她从后台溜走，人太多了，警察也来了，乐队的小伙子拿起电棒帮着“挡驾”，竟然让一些官至厅级的干部平生第一次挨了电棒。
　　不仅如此，从70年代开始，李谷一的风光可谓是前无古人：第一次出访见到了美国卡特总统；第一个代表中国到法国演出的女演员；……“领导人一个不落，全见过。从毛主席开始，周总理，还有７个副总理，加上几个大将全都见过，后来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
　　 “好汉不提当年勇，”她说。
　　“大红大紫”也好，“无限风光”也好，李谷一认为自己并非“一步登天”：“我很刻苦。”
　　还在湖南花鼓剧院，17岁，本该是贪觉的年龄，她把闹钟放到枕头底下，5点准时起床。先学毛选，再打扫厕所倒痰桶，然后练功，之后读毛选，写心得。一连串忙完后，跟着刚起床的同伴，再练一次功。晚上排练或演出结束后，她还要继续三遍功。别人只学开门戏，她要同时师从四位不同风格的老师，为的是“在大流派之外掌握几个不同风格的小流派”，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感觉”。
　　1966年被下放到瑶寨，她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背着配备的医药箱，治头疼脑热、流感侵袭，她堵在门口强制剧团的人吃感冒药；她自觉清洗花鼓剧团的痰桶和便池，如果谁随地吐痰，一定会遭到她不客气的训斥，情节“严重”者还被处以罚款。
　　“中央乐团是全国最高的乐府，高不可攀，上月球也比上中央乐团容易。”在中央乐团，教授金铁林是她的伯乐，在他的指导下，她连考三年，1974年终于考上了。“我当时是以唱小常宝和铁梅的角色进中央乐团的。”虽说在湖南花鼓戏院，她是半个台柱子，可论起唱歌，毕竟半路出家，唱功自然让人怀疑。“我想我也算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人了，你们瞧不起我，我偏要唱给你们看看。”
　　为了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下了苦功夫。周末自是没有了，每天都是钢琴旁的练唱。为了打开口腔，李谷一每天打下巴150到200下，打到腮帮子发炎，打到吃不下饭，直到口腔完全打开。
　　年轻漂亮，走的又是民歌路线，她自然是亲民。既能唱民歌，又能唱京剧，一年后，李谷一竞争到上海东方乐团《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角色，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因为嗓音甜美，1976年，她被宋成推荐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南海长城》的主题曲《永远不能忘》，一举成名，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五十多部电影演唱插曲和主题歌，成为建国后录制电影歌曲最多的女歌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开始突破防线，邓丽君风靡内地，直接影响了内地几代人。李谷一也由衷欣赏邓丽君，“我觉得她唱得非常好，没认为她是靡靡之音，也没觉得她是小资产阶级。”
　　“她对我没有造成冲击，她没有来大陆，而且时代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那边华侨多，听她的歌的人可能多一点，内地就要少一点。当时我们到广州演出，也在听她的歌，我们团里有一个人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好，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说：‘来一首邓丽君’。我也学过她的歌，感觉还是不好学，她的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
　　邓丽君曾签名盒带并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送给李谷一，也有人想在中国组织一场由两位艺术家各唱半场的音乐会，遗憾于最终无果，斯人已逝。
　　
　　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台上柔媚宛转的抒情女歌手，台下却是一位爱搅局、“捅马蜂窝”的“湘里辣椒”。她丝毫不掩饰性格中的叛逆，往事前尘，多的是“引火烧身”的例子。
　　70年代末，在一次声乐研讨会上，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朱逢博，李谷一挺身而出：“朱逢博的歌唱得就是好，现在谁比得上？！单拿人家唱的《白毛女》，声情并茂，谁也学不了！”几句话把人噎得无言以对。1982年，在尚未完全“解冻”的日子里，作曲家谷建芬面临“四面楚歌”的批判境地，其他歌手惟恐躲闪不及，惟独李谷一要凑热闹，跑到谷建芬的家里一同选了40多首歌，在云南音像出版社一口气录制了两盘盒带，公开发行，以示支持。
　　性格使然，李谷一一次次站到了是非曲折的风口浪尖。
　　1964年在湖南花鼓戏剧院做演员，《补锅》让她在戏曲界一举成名，却也给她带来了灾难。“修正主义黑苗子”李谷一被下放到偏远的瑶寨，成了靠工分吃饭的农民。
　　1980年，一曲《乡恋》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经历数年的口诛笔伐。
　　1990年，爆出“中国民事第一讼”，师徒两人对簿公堂，期间恩怨，一时沸沸扬扬，舆论褒贬不一，甚至惊动中央领导出面调解。虽然最后官司也以胜利而终，可她还是觉得伤了心。
　　2000年，她又因揭露东方歌舞团内部领导腐败问题，成为风波的焦点。质疑和抵制领导班子公款私分，李谷一最后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引身自退。
　　2002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她一句“在同等演唱水平前提下，长得漂亮一些的选手要占便宜”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又因为赛前质疑原生态唱法的评审标准，“年龄太大，不适合做青歌赛评委”的传言不胫而走。
　　不久前，在广西上大课的时候，回顾从艺四十多年的经历，李谷一说：“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也是活该的。有些付出、牺牲是应该的，没什么可后悔，也活该遭受那些磨难”。
　　
　　人物周刊：您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当官呢？
　　李谷一：我是为了事业才去做官的，不是为了做官而去做官，后来也是为了文化部的院内体制改革才去东方歌舞团的，当然从艺术家来讲，应该不去当官的。
　　肖先生：她这个官的工资，还没有她当一级演员的工资高，所以她也从来没有拿多少官的工资。最后就是有点做官费。
　　李谷一：20年的官，从团长到书记嘛！
　　肖先生：这些事放在别人身上也不会发生，恰恰都发生在她身上，全是因为她的性格。
　　人物周刊：你评价一下她的性格吧。
　　肖先生：率直，对事业有顽强地追求，不认输、急躁，有些事情不经过深思熟虑，随着性子走。她把在家该做的都做了，而且还做得挺好，家里事都是她在管，房子怎么装修，院子怎么搞法，包括地砖都是她自己买来的。她精力旺盛。
　　李谷一：台上台下我是两个性格，在台上我比较抒情，比较甜美，而在台下我就比较现实，泼辣——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最后我们问她，对将来生活有何打算，还有什么愿望。
　　李谷一说，顺其自然好了，用不着管别人的事情，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肖先生很实在地“补充”说，“多保重身体，多旅游旅游。”李谷一忍不住插嘴，“那就到朝阳区去旅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