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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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9年9月 21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中见立夫助教授访问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研究员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中日学者就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中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坦诚交谈。马大正介绍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坚持开放性科研工作方法的内涵和近两年实施情况,以及今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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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9年9月 21日,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中见立夫助教授访问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研究员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中日学者就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中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坦诚交谈。马大正介绍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坚持开放性科研工作方法的内涵和近两年实施情况,以及今后工作
其他文献
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的发现和刊布，为历史文献缺乏的西夏学增添了新的资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的诞生。这批社会文书填补了11至13世纪中国社会文书的空白，不少文书为中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提供了很多新的、原始性资料。这些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补充中国历史上西夏社会的缺环做出了明显的贡献，而且因同时代宋、辽、金王朝与西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还具有整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文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独特或稀见的珍品，也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资料，做出了新贡献。
黑水城出土《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中编号为F116：W581文书中提到的忽刺术大王，并非元成宗朝担任兵马都指挥使、武宗朝任江浙行省丞相的忽刺术，而是窝阔台之子合丹之孙、被武宗封为陇王的西道诸王火郎撒。火郎撒，也译为和郎撒、忽剌出、忽刺术，主要生活在元朝中后期，至大元年受封陇王，至治三年出镇云南。其在亦集乃路有被抽调前往轮戍的位下驻军，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称之为忽剌术翼军人。黑水城文书为研究窝阔台后王忽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现存文本为明初四夷馆汉文本，明洪武年间成书以来，传世各版本可分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自清代以来。十五卷本流传最为广泛，有十数种之多。其中张蓉镜抄本虽见于清人著录，然一百余年来未见其踪，更未有专文论及。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此张蓉镜抄本，与其他各本相较，显出其独特之文献版本价值，可作为校勘《元朝秘史》的主要参校本之一，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
2017年7月28—30日，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特邀参加的“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暨加强期刊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
布特哈总管是清代统辖索伦、达呼尔等黑龙江打牲部落人众的专官。相关档案材料表明，这一官职脱胎于崇德年间清太宗所封授的两员索伦部落“达尔汉”，最初设立于康熙二年（1663）。此后数十年时间，布特哈总管在员额数量、行政级别、权责划分、补授方式等方面，曾经历过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直至雍正十年（1732）布特哈八旗编设前夕始最终定型。
本文翻译并注释了西夏文的《五部经序》，指出这是一个名叫“齐丘”的西夏大臣在12世纪70年代之前奉诏写下的作品，但是他对于佛教及新译的经文似乎不大熟悉。
再现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的珍贵史料──《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评介黎青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以下简称《译编》）一书...
<正> 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综合卷》出皈后,丛刊的三个分卷即新疆卷、蒙古卷、邻国卷的编印计划已经拟定。三个分卷所收者均属珍贵的史料或资料。新疆卷汇辑了新疆稀见史料伊江汇览、伊江集载、伊犁事宜、伊犁略志、清伊犁将军文贞行状和新疆乡土志42种;蒙古卷包括清末蒙古史地资料(定边纪略、库伦志、库伦奏稿、乌里雅苏台志略、乌里雅苏台日记)和蒙文清代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内齐托音、哲布尊丹巴各世)传译辑;邻国卷收录了抚边杂录和明代壬辰役资料(两朝平攘录、倭志、惩
<正> 7月下旬,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马汝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大正同志联合主持下,《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课题组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了《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一书编辑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关同志及该书部分作者参加了会议。马汝珩和马大正同志首先强调指出:清代边疆政策是清史、地方史、中国边疆史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并最终确立的时期,在中国边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清代的边疆政策,有助于揭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对维护我国
<正> 辽代的黑龙江、混同江和鸭子河确指哪条江,在史学界里一直很有争议,无论古今中外众说不一。这三条江之所以难以认定,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由伊勒呼里山发源的嫩江和由长白山发源的第二松花江,在三岔河(黑龙江省肇源县西南境)交汇后才形成松花江干流的(亦称第一松花江)。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三条江的科学认定。而前人对这三条江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对主支脉流属关系有各种不同看法,因而产生了名称混淆。但是也由于这三条江没有明确的界线划分,在相近的区域内因名称互相延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