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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占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整个23楼。
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个“中国城”里的四个年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写字写得都很好看。
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重返联合国后，北京方面要求“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都要有中文翻译。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筹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来到纽约。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1972年，外交部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
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研究了那份协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协议提出，联合国每年给莫斯科语言学院拨款近30万美元，但要检查、监督培训班的工作。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家担心被批成“卖国主义”，所以顾虑比较多。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张中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邓小平复出后批准了这一项目，筹备工作随即展开。但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筹备工作也搁浅了。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任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明显意图：中国交了高额的联合国会费，应该有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工作，但是却派不出来。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同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连过三关严格选拔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北外英文系教师周育强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语老师蒋保忠则是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人参加了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分别指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成语等，比如问“汗流浃背”的“浃”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一道国际政治题印象深刻：举例说明二战期间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是指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他的一个参加考试的同事却以为这是指苏共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43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载梁均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风度往往与“资产阶级作风”联系在一起，被弃之若敞履，也许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为何未被录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他们原来的想象。人事司司长韦伯建议，鉴于考生水平较高，可否将学习时间由原定的一年半改为一年。但中方还是坚持了原议，因为这样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保证打响第一炮。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邵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邵天任之子，从小得专家指点英语发音;李青原1977年曾去英国留学。范家桢告诉中方，近期口译处中文组有几位译员将退休，建议国内派人补上空缺。外交部和联合国方商量，决定让邵文光和李青原不參加培训，于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他们边干边学，通过专业考试后被正式聘用。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英文像一列火车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主任。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起初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间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间，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籍华裔女教授刘君若讲《圣经》，还组织大家把圣经故事表演出来，令不少同学至今印象深刻。
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到的外刊。蒋保忠回忆，当时北外的老师们普遍觉得《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严谨，内容精炼，值得模仿。
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师批改并在课上分析，另两篇由学员对照标准译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时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seminar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侃侃而谈。
教笔译课的钟述孔曾在外交部任职。施晓菁回忆，他在中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中，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车，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一个个从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车厢，通过连词依次连在后面;中文句子则像一把折扇，所有成分围绕中心意思展开，通过意义的连接直接组织起来。这一形象的比喻让施晓菁加深了对这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背后文化差别的理解，令她至今难忘。
对于北外来说，开设同声传译课也是从零起步。张载梁回忆，以前在国内只有交传，即翻译站在说话者旁边，说话人说一句，翻译说一句。
视译是通向同声传译的准备训练。因为一般人的自然習惯是停下来听对方讲话，再利用停顿时间进行翻译，这就会造成延误，同传译者必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这就需要通过训练，学会适当地分配注意力，形成同时听、译、说的习惯。
整整一个学期，张载梁每次上课的前10分钟只让学员练习数字。1974年他曾出国参加过第十八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临时同传工作，发现同传十分困难，尤其在数字上，中文以万为单位，英文以千为单位，较难换算。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董黎1980年从北外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译训班专门成立的资料部门工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合国会不定期寄来资料。寄的资料有纸质文件和磁带，两者完全配套，这种是最好的。有时仅有磁带，董黎需要听出是哪个会议，在磁带盒上标出时间、发言人、内容等后进行分类。除了美、英、加等英语国家，资料中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英语发言。
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长短合适、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口音的人来读。
几年下来，资料部门的高柜中逐渐收集起成百上千盘磁带，学生可以自由借用。董黎回忆，第一期学生借磁带非常频繁。
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期间的生活待遇，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原工资，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
来自上海考区的蒋保忠住的是三人间，宿舍位于一楼，同屋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崔天凯和张文扬。笔译班的蒋保忠和崔天凯不用熬夜，一般晚间十点左右就休息了，但口译班的张文扬看上去总是很辛苦，常常半夜还在宿舍门口“念念有词”。
根据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中方要负责修建一栋面积5000平方米的电教大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批准向北外拨款178万元。项目被列入1980年度专项建筑计划，由解放军工程兵部队施工，1983年落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65万美元的援助，其中35万美元用于第一期培训，3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当时外汇在国内十分紧缺，北外正是使用了这笔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教设备。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
同声传译的录用考试类似体操比赛打分。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7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为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及格线被定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
最后，25人均被录用。口译班10人中，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班15人，10人去往纽约，4人去往日内瓦，1人去往内罗毕。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护照，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被定为P2职级，即专业类工作人员，每月薪资3000美元起，施晓菁等少数有多年工作经历的被定为P3级。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馆，每人每月再领取几十美元，称为“置装费”。当时苏联、越南等也是采用这种做法。
在纽约的译员都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管理较为轻松，晚间也可出门。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领事馆报销。有时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以报销。
20世纪80年代初的纽约聚集了一批华人文学艺术家。郭松棼、张北海、张大任等既是联合国笔译人员，也是作家。在一次聚会中，刘军通过郭松棼结识了木心，后来二人成为了30多年的至交，刘军也为木心翻译了多部作品。不过由于零花钱不多，社交时时感到拮据，他们也不敢多交朋友。
笔译对准确度的要求很高，译员翻译后还要交给审校。刘军回忆，有时外交语言模棱两可，故意不把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译员翻译文件后，一些国家代表团还会找到译员，商量修改用词、表述方式，甚至代表团团长亲自找来。 联合国总部18楼有口译组的大休息室，叫interpreters lounge，一般口译员没有办公室，工作时在口译箱中，不工作时常来休息室看看通知，在沙发上休息、看报，或下国际象棋。
邵文光是最早赴联合国工作的大陆口译员，一起工作的主要是来自台湾的同事。据他观察，这些人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49年前入职的，除科长范家桢外，业务水平比较一般，由于国民党代表发言用英语，他们有时在口译箱里下国际象棋。第二代主要是1950年之后进的以国民党元老熊式辉之子熊元夏为代表的国民党干部子弟，智商情商极高，反应快、业务精，个个都是生活家，当翻译只占他们精力的一部分。第三代是1970年进的，主要是参加过保钓运动的台湾在美留学生，不受台湾当局待见，平时热衷政治运动。邵文光后来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凤凰卫视欧洲台台长。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口译处也有一个interpreters lounge。口译员3人一组，工作由口译处处长提前分配。按规定，每周工作7场、不超过8场，每场3个小时，连续场次不超过3场。
虽然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实际上中国代表团是中文口译的唯一服务对象。中文口译员的日常工作是英译中，不过派驻到联合国工作的中方代表都有一些英文底子，并不十分依赖翻译，所以口译员的重头工作是关系到代表团“面子”的中译英。在重要会议上，代表团有时会指名要某位译员出翻。
周育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可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常即兴发言，不时“吵架”，言辞激烈。口译员不仅无法提前准备，而且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
聯合国开会“吵架”时，翻译有时甚至需要作出与日常文法不符的翻译。比如在英文中，第二次出现同一个事物可用“it”指代，但有时中方代表点名批评一个国家时，会特意叮嘱译员，不用“it”，每次都要直接说出该国名字。来自译训班的口译员和中方代表团成员、大使相熟，经常私下探讨观点，对中方立场比较熟悉，因此更被倚重。
2005年，周育强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负责6个语种口译事务、担任口译科科长的中国人。他说，不同于在联合国工作的其他国家翻译，中文译员尤其是来自译训班的译员所运用到的能力往往超出语言层面，因而不少人日后在外交道路上有了很好的发展。
李道豫曾在1983年至1984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他感到，掌握第二外语尤其是法语，在外交工作中十分必要。据李道豫回忆，当时联合国每天早晨8点到9点有一小时的法语课，每周开课6天。各国代表团成员上课要交费，但联合国译员们可以免费上课。别人都没精力学，就刘结一坚持学了出来。刘结一后来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为国台办主任。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郎胜铄和崔天凯携各自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郎胜铄觉得，译训班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眼光、视野和运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从译训班到高翻学院
1981年，从第二期开始，联合国译训班学制由一年半改为一年。1982年，第三期招生，学制改为两年，此后一直没有变化。这一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四年制大学本科生开始毕业，译训班开始以应届生为主。张载梁回忆，学生越来越年轻，学校希望能给他们更扎实的培养。
1983年，周育强回译训班教书。期间，法国巴黎大学翻译学院人员来北外交流，周育强参与了接待。对方提出，这种培训是不是太“速成”和“人为”？认为应先有笔译的训练，最后才进入到同传。但周育强认为译训班体制在会议同传培训方面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也是成功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1989年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成立10周年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来到训练部讲话。他说，中文翻译处在会议记录的翻译上已经“迎头赶上”。以往会议记录的中文本常常迟发，现在已能和联合国其他5种正式语文文本同时分发。他说，优秀干练的译员帮助说中文的代表同其他会员国交流意见，协助联合国秘书处了解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发挥着核心作用。
他还说，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人员面临着一些特殊困难。因为中文是一种单音节的文字，同样是5分钟，中文发言的内容可能等于英文、俄文之类多音节语言发言的10倍。因此，把中文口译成英文时，译员需要讲得飞快，几乎不能喘一口气。他希望，将来有了新技术之后，可以减轻中文译员的艰巨工作。
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生签了3年合同，第二和第三期签了5年合同。后来规定合同可以续签，再后来又允许签终身合同。空缺逐年减少，而译训班毕业生越来越多，以致无法录用。因此，1993年起，联合国不再提供资助。这一年，北外自己举办了最后一期译训班。1994年，译训班更名为高级翻译学院，纳入全国硕士培养计划。
从1979年到1994年，译训班共开办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笔译员，包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第2期）、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第3期）、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第3期）、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第5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张建敏（第12期）、朱镕基的翻译朱彤（第12期）等。还有大量人员在外事、外语教学部门工作。
联合国译训班停招后，联合国开始面向全球公开举行中文笔译类竞争性考试，建立后备人员名册。
首次公开考试于2001年2月举行。全球录取34人，其中21人来自译训班和北外高翻学院。不过高翻学院被录取的11名师生中，只有1人当时前往。
现任北外高翻学院副院长李长栓毕业于最后一期译训班，他参加并且通过了这次考试，2005年接到任用通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联合国工作要从低级别做起，而自己当时已评上副教授，业余还能做翻译工作，因此考虑之后放弃了这次机会。
其后，联合国又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3年、2018年举行了面向全球的中文笔译考试。其间还举办了数次同传和逐字记录考试。在历次考试中，高翻学院对联合国中文译员的贡献率都是最高的。
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个“中国城”里的四个年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写字写得都很好看。
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重返联合国后，北京方面要求“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都要有中文翻译。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筹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来到纽约。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1972年，外交部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
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研究了那份协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协议提出，联合国每年给莫斯科语言学院拨款近30万美元，但要检查、监督培训班的工作。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家担心被批成“卖国主义”，所以顾虑比较多。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张中载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邓小平复出后批准了这一项目，筹备工作随即展开。但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筹备工作也搁浅了。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任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明显意图：中国交了高额的联合国会费，应该有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工作，但是却派不出来。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同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连过三关严格选拔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北外英文系教师周育强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语老师蒋保忠则是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人参加了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分别指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成语等，比如问“汗流浃背”的“浃”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一道国际政治题印象深刻：举例说明二战期间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是指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他的一个参加考试的同事却以为这是指苏共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43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载梁均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风度往往与“资产阶级作风”联系在一起，被弃之若敞履，也许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为何未被录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他们原来的想象。人事司司长韦伯建议，鉴于考生水平较高，可否将学习时间由原定的一年半改为一年。但中方还是坚持了原议，因为这样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保证打响第一炮。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邵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邵天任之子，从小得专家指点英语发音;李青原1977年曾去英国留学。范家桢告诉中方，近期口译处中文组有几位译员将退休，建议国内派人补上空缺。外交部和联合国方商量，决定让邵文光和李青原不參加培训，于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他们边干边学，通过专业考试后被正式聘用。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英文像一列火车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主任。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起初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间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间，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籍华裔女教授刘君若讲《圣经》，还组织大家把圣经故事表演出来，令不少同学至今印象深刻。
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到的外刊。蒋保忠回忆，当时北外的老师们普遍觉得《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严谨，内容精炼，值得模仿。
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师批改并在课上分析，另两篇由学员对照标准译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时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seminar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侃侃而谈。
教笔译课的钟述孔曾在外交部任职。施晓菁回忆，他在中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中，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车，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一个个从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车厢，通过连词依次连在后面;中文句子则像一把折扇，所有成分围绕中心意思展开，通过意义的连接直接组织起来。这一形象的比喻让施晓菁加深了对这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背后文化差别的理解，令她至今难忘。
对于北外来说，开设同声传译课也是从零起步。张载梁回忆，以前在国内只有交传，即翻译站在说话者旁边，说话人说一句，翻译说一句。
视译是通向同声传译的准备训练。因为一般人的自然習惯是停下来听对方讲话，再利用停顿时间进行翻译，这就会造成延误，同传译者必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这就需要通过训练，学会适当地分配注意力，形成同时听、译、说的习惯。
整整一个学期，张载梁每次上课的前10分钟只让学员练习数字。1974年他曾出国参加过第十八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临时同传工作，发现同传十分困难，尤其在数字上，中文以万为单位，英文以千为单位，较难换算。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董黎1980年从北外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译训班专门成立的资料部门工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合国会不定期寄来资料。寄的资料有纸质文件和磁带，两者完全配套，这种是最好的。有时仅有磁带，董黎需要听出是哪个会议，在磁带盒上标出时间、发言人、内容等后进行分类。除了美、英、加等英语国家，资料中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英语发言。
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长短合适、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口音的人来读。
几年下来，资料部门的高柜中逐渐收集起成百上千盘磁带，学生可以自由借用。董黎回忆，第一期学生借磁带非常频繁。
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期间的生活待遇，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原工资，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
来自上海考区的蒋保忠住的是三人间，宿舍位于一楼，同屋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崔天凯和张文扬。笔译班的蒋保忠和崔天凯不用熬夜，一般晚间十点左右就休息了，但口译班的张文扬看上去总是很辛苦，常常半夜还在宿舍门口“念念有词”。
根据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中方要负责修建一栋面积5000平方米的电教大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批准向北外拨款178万元。项目被列入1980年度专项建筑计划，由解放军工程兵部队施工，1983年落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65万美元的援助，其中35万美元用于第一期培训，3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当时外汇在国内十分紧缺，北外正是使用了这笔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教设备。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
同声传译的录用考试类似体操比赛打分。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7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为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及格线被定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
最后，25人均被录用。口译班10人中，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班15人，10人去往纽约，4人去往日内瓦，1人去往内罗毕。
在联合国工作，身份为“国际公务员”，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护照，同时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被定为P2职级，即专业类工作人员，每月薪资3000美元起，施晓菁等少数有多年工作经历的被定为P3级。但工资需全部上交使馆，每人每月再领取几十美元，称为“置装费”。当时苏联、越南等也是采用这种做法。
在纽约的译员都住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内，每人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管理较为轻松，晚间也可出门。早餐、晚餐通常在领事馆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用餐，可向领事馆报销。有时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和打车，也可以报销。
20世纪80年代初的纽约聚集了一批华人文学艺术家。郭松棼、张北海、张大任等既是联合国笔译人员，也是作家。在一次聚会中，刘军通过郭松棼结识了木心，后来二人成为了30多年的至交，刘军也为木心翻译了多部作品。不过由于零花钱不多，社交时时感到拮据，他们也不敢多交朋友。
笔译对准确度的要求很高，译员翻译后还要交给审校。刘军回忆，有时外交语言模棱两可，故意不把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译员翻译文件后，一些国家代表团还会找到译员，商量修改用词、表述方式，甚至代表团团长亲自找来。 联合国总部18楼有口译组的大休息室，叫interpreters lounge，一般口译员没有办公室，工作时在口译箱中，不工作时常来休息室看看通知，在沙发上休息、看报，或下国际象棋。
邵文光是最早赴联合国工作的大陆口译员，一起工作的主要是来自台湾的同事。据他观察，这些人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49年前入职的，除科长范家桢外，业务水平比较一般，由于国民党代表发言用英语，他们有时在口译箱里下国际象棋。第二代主要是1950年之后进的以国民党元老熊式辉之子熊元夏为代表的国民党干部子弟，智商情商极高，反应快、业务精，个个都是生活家，当翻译只占他们精力的一部分。第三代是1970年进的，主要是参加过保钓运动的台湾在美留学生，不受台湾当局待见，平时热衷政治运动。邵文光后来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凤凰卫视欧洲台台长。
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口译处也有一个interpreters lounge。口译员3人一组，工作由口译处处长提前分配。按规定，每周工作7场、不超过8场，每场3个小时，连续场次不超过3场。
虽然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实际上中国代表团是中文口译的唯一服务对象。中文口译员的日常工作是英译中，不过派驻到联合国工作的中方代表都有一些英文底子，并不十分依赖翻译，所以口译员的重头工作是关系到代表团“面子”的中译英。在重要会议上，代表团有时会指名要某位译员出翻。
周育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可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常即兴发言，不时“吵架”，言辞激烈。口译员不仅无法提前准备，而且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
聯合国开会“吵架”时，翻译有时甚至需要作出与日常文法不符的翻译。比如在英文中，第二次出现同一个事物可用“it”指代，但有时中方代表点名批评一个国家时，会特意叮嘱译员，不用“it”，每次都要直接说出该国名字。来自译训班的口译员和中方代表团成员、大使相熟，经常私下探讨观点，对中方立场比较熟悉，因此更被倚重。
2005年，周育强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负责6个语种口译事务、担任口译科科长的中国人。他说，不同于在联合国工作的其他国家翻译，中文译员尤其是来自译训班的译员所运用到的能力往往超出语言层面，因而不少人日后在外交道路上有了很好的发展。
李道豫曾在1983年至1984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他感到，掌握第二外语尤其是法语，在外交工作中十分必要。据李道豫回忆，当时联合国每天早晨8点到9点有一小时的法语课，每周开课6天。各国代表团成员上课要交费，但联合国译员们可以免费上课。别人都没精力学，就刘结一坚持学了出来。刘结一后来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为国台办主任。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郎胜铄和崔天凯携各自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郎胜铄觉得，译训班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融入世界的机会，眼光、视野和运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从译训班到高翻学院
1981年，从第二期开始，联合国译训班学制由一年半改为一年。1982年，第三期招生，学制改为两年，此后一直没有变化。这一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四年制大学本科生开始毕业，译训班开始以应届生为主。张载梁回忆，学生越来越年轻，学校希望能给他们更扎实的培养。
1983年，周育强回译训班教书。期间，法国巴黎大学翻译学院人员来北外交流，周育强参与了接待。对方提出，这种培训是不是太“速成”和“人为”？认为应先有笔译的训练，最后才进入到同传。但周育强认为译训班体制在会议同传培训方面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也是成功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1989年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成立10周年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来到训练部讲话。他说，中文翻译处在会议记录的翻译上已经“迎头赶上”。以往会议记录的中文本常常迟发，现在已能和联合国其他5种正式语文文本同时分发。他说，优秀干练的译员帮助说中文的代表同其他会员国交流意见，协助联合国秘书处了解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发挥着核心作用。
他还说，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人员面临着一些特殊困难。因为中文是一种单音节的文字，同样是5分钟，中文发言的内容可能等于英文、俄文之类多音节语言发言的10倍。因此，把中文口译成英文时，译员需要讲得飞快，几乎不能喘一口气。他希望，将来有了新技术之后，可以减轻中文译员的艰巨工作。
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生签了3年合同，第二和第三期签了5年合同。后来规定合同可以续签，再后来又允许签终身合同。空缺逐年减少，而译训班毕业生越来越多，以致无法录用。因此，1993年起，联合国不再提供资助。这一年，北外自己举办了最后一期译训班。1994年，译训班更名为高级翻译学院，纳入全国硕士培养计划。
从1979年到1994年，译训班共开办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笔译员，包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第2期）、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第3期）、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第3期）、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第5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张建敏（第12期）、朱镕基的翻译朱彤（第12期）等。还有大量人员在外事、外语教学部门工作。
联合国译训班停招后，联合国开始面向全球公开举行中文笔译类竞争性考试，建立后备人员名册。
首次公开考试于2001年2月举行。全球录取34人，其中21人来自译训班和北外高翻学院。不过高翻学院被录取的11名师生中，只有1人当时前往。
现任北外高翻学院副院长李长栓毕业于最后一期译训班，他参加并且通过了这次考试，2005年接到任用通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联合国工作要从低级别做起，而自己当时已评上副教授，业余还能做翻译工作，因此考虑之后放弃了这次机会。
其后，联合国又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3年、2018年举行了面向全球的中文笔译考试。其间还举办了数次同传和逐字记录考试。在历次考试中，高翻学院对联合国中文译员的贡献率都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