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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冯唐译《飞鸟集》的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及读者的广泛批评，并最终促使出版社对该译本做下架处理，这对出版、翻译、文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启示。本文引入经济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梳理事件始末过程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深度案例分析，以深入阐释出版社、译者、读者及作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差异化角色及其互动关系。
关键词：飞鸟集；图书翻译出版；出版社；译者；读者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4021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8YJC630241）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慧玉，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组织话语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徐开，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英语笔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翻譯理论与实践。
Abstrac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tray Birds translated by Tang Feng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by readers from various fields， which forced the publishing house to recall and take the book off the shelf. The special case is quite suggestive for the fields of publishing，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borrows the concept of stakeholder fro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rief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ase， and analyzes it in depth， in the hope of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publishing houses， translators， readers and authors in the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books.
Key words： Stray Birds；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books；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or； reader
Authors： Zhang Huiy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jor interests including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mail： zhysusanna@126.com. Xu Kai is MTI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58， China） ， with the research area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mail： catherine_xu@126.com
一、引言
作家冯唐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对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著作《飞鸟集》进行重译，该译本于2015年7月出版，之后因翻译用词及风格问题引发出版界、文学界、翻译界以及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议。尽管冯译得到了部分肯定，但反对之声尤为突出，普遍认为该译本严重有悖于甚至损毁了原著的经典本色。因此，2015年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迫于压力，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将该译本暂时下架。然而，热议之声至今未息，诸多评论家基于自身立场发表了褒贬不一的观点，而学者们则从语言特征、译者风格、伦理、美学等不同视角对剖析该译本与该事件本身（冯智强、辛光玉 1-2；刘海涛、方昱 1；高远 1；郝俊杰 1-2；曹维劲 43-44）。从出版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该事件引发我们对该过程中各方利益、责任与互动的深度思考：在图书翻译出版、尤其是经典重译出版的过程中，译者、出版社、读者、原作者、原译者等不同利益群体各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如何互动？其责任与互动如何影响翻译出版进程？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将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情景化引入到图书翻译出版领域（冯全功、张慧玉 1-2），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思考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以进一步明晰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及互动关系。
二、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2.1 利益相关者概念及理论
美国学者安索夫（Ansoff）于1965年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认为企业必须平衡考虑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后来，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从广义上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及群体。基于此，克拉克森（Clarkson）根据各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于1994年将其分为主要（primary stakeholders）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理论（secondary stakeholder），其中前者指通过连续参与维持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群体，如股东、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客户等，而后者指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企业或受企业影响的群体，如政府、社区、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不能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运营目标，必须兼顾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这不仅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源于各群体在企业经济、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及贡献。 2.2 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冯全功、张慧玉最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翻译学与出版学研究中，指出图书翻译出版过程是该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或群体基于自身的利益与责任，不断进行角色互动而形成的（1）。以原作与译作为核心，在当今十分复杂、多元、多变的环境中，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受到了诸多群体的影响，同时也在不同的范围内影响多种群体，那些对该过程有所影响或受到该过程影响的个人及群体可以视作是利益相关者。其中，持续参与并直接影响译作出版过程的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进行翻译原作工作的译者、通过作品对译者施加直接影响的作者以及最终接收并反馈翻译信息的读者，也包括对图书翻译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工作的出版社。而次要利益相关者指以间接方式影响该过程或被该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包括翻译评论家、翻译研究者、高等院校、译者培训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者、社区、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相关程度或大或小的利益相关者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利益，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其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互动尤为突出，且直接塑造整个翻译及出版过程。
2.3 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
尽管利益与责任归属存在差异，但各利益相关者并非独立行事，而是围绕原作-译作这一核心，形成一个临时、松散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见图1），通过分工合作、持续互动来推动图书翻译与出版，甚至在译作问世之后，部分互动关系仍然活跃并持续对译作的接受与传播产生影响。如图1的虚实箭头所示，在这一动态、复杂的互动网络中，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相比，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与角色更加直接、突出，通常也更为重要。其中，译者和出版社无疑是该网络中最显著、最活跃的部分，二者直接承担翻译与出版的主体责任，其互动也最为频繁，且贯穿图书翻译出版的始终。传统翻译研究往往侧重于强调译者的责任，但对出版社的角色关注不足。事实上，出版社担负着选择原作、沟通版权、筛选译者、监督翻译过程、提高译文质量、编辑出版等多重角色，除了与译者进行持续性沟通外，还必须与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积极的互动，如在准备阶段基于作品选择、译者筛选与版权沟通与作者、原出版社沟通，在出版发行阶段基于市场销量与评论家、读者等互动。更重要的是，出版社还担负着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角色。在现代沟通科技的影响下，出版社不仅可以通过签售、见面会等传统活动推动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等科技平台广泛征集读者及社会各界对译作的反馈，而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要求其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基于反馈积极地与作者、译者、原出版社等方进行沟通，以及时做出改善性处理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与原作者（如果还在世的话）、读者的互动通常是间接、微妙的，却影响深远，三者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但却可以原作和译作为媒介，就译作质量进行最为深刻的互动。
三、冯唐译《飞鸟集》事件
3.1 《飞鸟集》及其中译情况
泰戈尔在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诗歌，以简约的行文风格、丰富的哲理内涵闻名于世。《飞鸟集》是其代表作之一，包括325首简短清丽的无标题小诗，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我国著名作家徐志摩、冰心等都曾受其影响深刻。在诗中，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通过清丽瑰奇的想象，与诗人的心绪完美融合，字里行间给人以美的感受。但印度汉学家墨普德也表示，泰戈爾的文学创作偏好使用抽象含蓄的隐喻，要完全把握其行文含义十分困难（李小撒 153）。《飞鸟集》在风格上典雅流丽、清新自然，被视为高雅经典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在冯唐译本之前，《飞鸟集》已有十多个汉译本，姚华、陆晋德、吴岩、白开元、卓如真等都翻译过该诗集，但其中翻译最早、影响最深的当属郑振铎译本。早在1922年，郑振铎先生便翻译了《飞鸟集》中的257首小诗出版，并于1956年将余下的69首补译后全本出版。郑译本一经出版就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模仿其创作风格的小诗风靡一时，后续的译本也多难以摆脱其翻译风格的影响。不仅诸多文学、翻译研究者至今仍然基于该译本开展各种相关的探讨与研究，对几代普通读者而言，郑译本也是最为熟悉、接受度最广的译本。因而，《飞鸟集》郑译本连同原作本身在中国有着深厚而长久的学术基础与群众基础。
3.2 译者冯唐简介
冯唐原名张海鹏，1971年生于北京，是当今著名作家和诗人，还具有医生、商人、古器物爱好者等多重身份。他因创作“万物生长三部曲”被读者熟知，其作品中“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一句，使之名声大噪。其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受到一批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不少读者评价冯唐为当代文坛中的异类，他通常以一种充满着物质性的口语方式进行叙述，以一种绵密饶舌的喋喋不休来丰富写作的构成。他自诩为中文超简诗派创始人和坚定的韵律派，主张诗文一定要押韵，不押韵就不是诗。他的创作风格对其翻译风格有重要影响。冯唐在记录翻译《飞鸟集》所感时写道：“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我决定，我的译本尽全力押韵” ①。因此，他尽全力将整部诗集用韵体诗的方式呈现。冯唐本身在翻译上并不喜欢循规蹈矩，不愿意遵循翻译学者们提倡的忠实翻译标准。当公众指责冯译《飞鸟集》充斥着荷尔蒙般的庸俗、下流味道时，他曾这样回应：“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他的这些创造、翻译甚至性格特点，对其《飞鸟集》译本产生了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3.3 冯唐译《飞鸟集》事件过程
冯译《飞鸟集》事件以特殊案例的形式展现了图书翻译出版的整个过程及该过程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责任的互动关系。如表1所示，在整个过程中，组织方浙江文艺出版社、译者冯唐、评论家、读者大众、新闻媒体等显性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差异化的立场与角色，围绕此事件采取了各自认为正确、合理的行为，并借言论发表进行积极的隔空互动。该事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为冯译《飞鸟集》的出版，而更重要的高潮是五个月后该译本被迫下架。在译作出版之前，该事件顺应一般图书翻译出版的进程，主要是出版社与译者之间的互动。但在译作出版之后，该译本引起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网络热议、权威评论等促使出版社与译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之前的决策与行为，并直接促使主要高潮的出现。而事件并非止步于译本下架这一高潮，之后评论家、学者、读者包括译者冯唐本人继续围绕此事件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发表观点，同样为图书翻译出版过程的延续。甚至进一步往前看，冯唐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翻译观、是否会对译作进行修改，译本是否重新上架或修订，读者是否会更包容接受部分接受冯译本，这些都将使该过程得到延伸。 四、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中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互动
4.1 出版社的角色与责任
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身负组织、协调、编辑、推广等多重角色，其责任贯穿该过程的始终，影响作用至关重要。随着“转企改制”的完成和深入，仍然肩负着重要社会及文化责任的出版机构必须同时考虑自负盈亏的生存大计，面临着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新挑战，导致其责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会有所冲突。在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中，浙江文艺出版社便在现代出版情境中担负着这样的多重角色，而译作被迫下架的特殊状况更让其不得不面对危机处理的挑战。
首先，在策划准备阶段，出版社首先担负着原作选择、版权沟通与译者选择的责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对《飞鸟集》采取名家重译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社会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该出版社通过一直与冯唐有着合作关系的果麦文化请他重译，并给出较高的报酬，不仅考虑了译作的质量，而且也考虑到后续的传播推广、经济效益等，基于出版社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考量合情合理。部分评论家把该事件定义为大众消费时代的一次炒作，认为“此事并不构成一个严肃的翻译事件，翻译界、诗歌界也不会把它太当作一回事”，质疑“出版社为什么要请到冯唐来译，这是重译经典呢，还是制造卖点”②，言辞过于犀利，却在侧面反映出当下出版社两难的境地。第二，在作品翻译、修改与编辑阶段，出版社起先承担着进度监督、译者沟通等辅助性责任，而在译者交稿后，编辑的主导作用凸显出来，需以极高的专业水平与敬业精神进行反复纠错、修改、润色、校对等，以保证并拔高译作质量，当好质量把关人。责编金荣良费尽周折高薪邀请名作家接手翻译，并特别找到原版《飞鸟集》作为翻译基础，可见其对此事颇为上心。在修改与编辑过程中，编辑定然已经发现冯译的风格与特点与原作出入较大，凭借专业经验对出版后的读者反应有所预料，很可能也就此与冯唐有一定的沟通，但最终选择将具有争议性的译本正式出版，对该事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出版社曾在腾讯文化网介绍冯译本的最大突破在于全力押韵，改变以往译本“寡淡的散文体”③。事后责编曾一再表示事态的发展让他始料未及。可见出版社在译作定稿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译作出版发行阶段，出版社不仅担负着印制出版、宣传发行、推广销售以及分配经济利益等责任，而且继续作为利益相关群体沟通互动的桥梁，而且必须就特殊情况及时、恰当地进行处理。在本事件中，尽管出版社知道冯译存在其可取之处，责编明确表示，“现在很多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几首有争议的译诗上，而对书中其他作品视而不见，让我很难理解”，但迫于舆论压力，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12月28日上午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决定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冯译本。这是出版社在舆论危机关键时刻主动承担责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的表现，值得肯定。
4.2 译者的角色与责任
在《飞鸟集》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冯唐作为译者，其角色与责任具有多元性。翻译的首要责任是实现事先规定的翻译目的，即通过汉译《飞鸟集》来促进泰戈尔文学作品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传播与交流。一般来说，“信达雅”等传统翻译标准通过尝试界定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明确了译者的责任是通过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生成具有这些特征的译作，表现在译文的具体措辞、翻译方法、翻译策略、风格传达以及原作与译作的相似关系上，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自然而然有更高的标准。而《飞鸟集》这样的经典重译出版中则更包含隐性、微妙的额外期望，要求极为严苛。布罗茨基有言：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而这才是“成熟个性的主要特怔”，这也是对“任何创作和翻译的主要要求”。这些差异化标准的存在促使冯唐必须在多元化的责任与角色中做出自身的选择。他认为翻译的好坏没有金标准，“不认为‘信达雅’对于每个译者和每种译著都应该是同样的顺序和权重。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不同理解。”④ 针对《飞鸟集》的翻译，他认为“（郑振铎）二十多岁时的翻译，基本准确、平实，儿童般、神仙般、小兽般、花草般的诗意欠缺”。基于此，在重译中，他力求押韵作为主要突破点，曾表示“想尝试一下翻译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翻译诗的另一种方式”⑤，以期用新的形式表达自身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当代理解。
尽管他所选择的翻译方式与风格得到了編辑与出版社的认可，译作得以出版，但却在出版后得到诸多评论者与公众的反对，批评之声不断涌现，而网络上曾一度恶评如潮，这表明译作的接受度受到了挑战。部分评论家指出，冯唐译本的最大问题就出在“信雅达”的“信”上，冯译大胆张扬的用词使得译本的风格与泰戈尔原作的风格相去甚远，未能达到翻译标准中最基本的要求，其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译写”，加入了太多个人化风格和表述，尤其某些引起争议的译法事实上对泰戈尔原文的改动太大。译本中涉及的部分色情词汇更是受到广泛的指责。印度汉学家墨普德教授表示，“从已看过的章节来看，冯先生似乎没有完全理解泰戈尔作品的本意，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而从自己对中文的了解而言，不少词句的翻译很不合适，甚至是扭曲的”。
面对评论家与公众的诸多批评以及后续的译本下架处理，译者冯唐心存不满，认为公众评论及事件处理不公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他失望⑥，“让历史和文学史去判断这个公案”⑦。两年后，他依然表示，“临终之前，我想一些人生美好的时候，我想那100天（译飞鸟集）应该算其中一段。”⑧可见，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他坚守自己在翻译时的责任立场，而其与读者、原作者以及原译者差异化的观点与利益则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4.3 读者的角色与责任
图书翻译出版远非止于译作的出版发行，读者的反馈与接受程度衡量该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该过程读者的基本责任在于对译本进行认真阅读，积极理解、吸收原作信息，其“利益”的实现与责任的履行是同一过程。随着通信技术及社会交流的发展，其责任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信息逐渐延伸至主动评介、传播等，甚至反作用于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冯译《飞鸟集》事件便凸显出读者在图书翻译出版中的重要角色与责任。 《飞鸟集》冯唐译本出版之后，评论家、相关业界专家以及普通公众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身的观点。少量评论者对冯译表示理解或支持。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冯译在“信”上并没有问题，“不幸冯唐是个押韵派，为了押韵竟不惜用可恶的网络新词，真是得不偿失”，且比较认为，“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⑨。诗人余秀华也认为冯译比郑译更好，认为那“几个骚诗”是冯“故意搞的一个噱头”，导致了意外后果。而诗人、翻译家虽然不支持冯译，但认为下架的处理比较过。与此同时，更多的评论是对冯译本提出批评甚至是犀利的指责。《人民日报》评论认为，冯译“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⑩。《新京报》评论认为冯译“翻译风格逾越了翻译的底线，而这个底线被认为应该尽力保持原作风貌，尽力表达作者意图”。《印度时报》网上评论冯译“称不上是翻译，就是一种下流的解读而已”。诗人、诗歌评论家王家新教授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但不能超过限度，而冯译有篡改之嫌，且部分用词“和泰戈尔风马牛不相及”。
活跃在各大网站（如网易、知乎、凤凰文化、腾讯文化等）的评论与交流是读者责任履行的重要表现。译文读者在图书翻译出版中开始担负着三重重要角色：作为信息接收者，他们以开放心态品读、接受冯唐版《飞鸟集》译本信息；作为批评者，他们评价译本，通过积极的反馈指出冯译中的语法错误、不雅用词及其他问题，直接影响图书翻译出版的进程与结果；作为信息传播者，他们则担负传递交流作品信息的责任。部分具备一定语言基础或专业知识的读者能够甄别冯唐版《飞鸟集》译作的优劣，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如译言网、豆瓣网、网上图书商城）、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媒介对冯唐译本进行评价，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接与冯唐及其他读者互动。如表1所示，事件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者在网络媒体的传播交流而实现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表示，该译本“确实有很多、很大争议”、“收到了很多读者反映、抗议”、下架处理“是出版社根据这段时间读者和媒体的反馈做出的决定”。因此，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读者通过积极的现代媒介交流直接推动了事件高潮的出现，对图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此外，大量的读者评论及大众化的网络翻译批评不仅为《飞鸟集》译本的改进、后续翻译、相关翻译研究等提供重要参考，而且为图书翻译出版、尤其是经典重译出版提供了重要启示。毋庸置疑，读者沟通、反馈与交流已经成为现代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4.4 经典重译中隐形的原作者与原译者
一般来讲，图书翻译出版中较少涉及原作者的直接影响，在传统翻译活动中原作者的责任主要在于原作的写作，其显性责任通常止于原作的出版，对翻译过程一般只产生隐性影响。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与现存原作者的及时沟通具备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原作者以往的终止性责任被延伸至图书翻译及出版过程，开始担负“后台释疑”、“前台督导”的责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原作者可以通过中间人（如出版社）或直接与译者、编辑积极沟通、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保证作品翻译质量、提高公众接收信息准确度有所帮助。
显然，冯唐在重译《飞鸟集》时无法与已故的原作者泰戈尔进行沟通，这一方面使得译者无法就翻译方式、风格等重要问题与作者交流，而另一方面则让翻译具有了极大的自由性，使得冯唐极为大胆、自由的尝试具备了前提条件。尽管如此，基于《飞鸟集》在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特殊的经典定位，读者与公众对译本具有预设的经典性要求与期望，这是经典重译中原作及原作者对译本及译者形成隐性约束的途径，而显然，冯译与这种预设相左。除此之外，郑振铎的《飞鸟集》译本在中国传播甚广，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因此，郑译本不仅是中国公众认识并解读《飞鸟集》的主要来源，而且本身已经成为经典译本、甚至这部经典诗集的代言。在读者看来，郑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评价《飞鸟集》新译本的标准。部分评论者认为，较之郑译本，冯译本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甚至在运用语言上更胜一筹，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语感，但整体风格的差异、个别不雅词语的运用等，是公众舆论将冯译本推向风口浪尖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这一事例中，与原作者沟通的不可能性及与原译者之间的比较，也是冯唐事件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五、结语
冯唐译《飞鸟集》事件充分说明了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立场与责任差异，凸显出利益相关者网络良性互动对过程的重要性。在该案例中，译者与出版社在利益相关者网络的多元互动中未能基于自身的责任、角色发挥应有的互动作用，导致事件的发生，而读者在互动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事件不良影响的社会扩散。作为译者的作家冯唐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价值主张享有较多的自由，但在随性发挥的同时缺乏对经典作品定位、文化传播、受众影响等方面的思考。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到，“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走进牧场；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读者迷失方向”。主体（译者）与客体（文本）之间平衡要求译者与作者之间必须进行平等交流。尽管案例中的作者是隐形的，但并不缺位，这便要求译者必须将泰戈尔及《飞鸟集》当作是一个潜在的、具有内在生命的对话主体，在隐形的互动中充分理解并努力再现其审美特质与诗学格局，不能基于充分的自由度过于强调个人特色，从自身出发对原作进行“切割”。作为质量把关人与出版主体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作品定位、社会影响、读者反应等方面本应当较译者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清晰的认识，应当在译作编辑甚至“中耕”的过程中便能敏锐地意识、预测到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并就此及時与冯唐进行沟通，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出版社与编辑未能预料到突发性后果，未能与冯唐达成有效的沟通，导致互动结果欠佳。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读者这一特殊利益相关群体在现代翻译与出版中的作用在本案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基于对经典原作及经典译本的理解与信念对新译本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发声，而网络媒介使得读者的发声能够直接作用于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出版社在了解到公共反应之后果敢、及时地召回作品，体现了其良好的危机管控与社会责任感，及时弥补了前期翻译与出版中的疏忽，控制了负面效应的进一步扩散，这也启示出版社在组织与统筹中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注释【Notes】
①参见冯唐“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71facb10102v 3es.html，2014.11.04/2017-08-20.
②魏冰心、冯婧、胡涛“讨论冯唐荒诞吗？中国众诗人眼中的《飞鸟集》”。http：//culture.ifeng.com/a/ 20160104/46938400_0.shtml，2016.01.04/2017-08-20.
③参见2015年8月6日腾讯文化网，http：//cul.qq.com/a/20150806/046334.htm
④参见臧继贤“冯唐独家回应：把泰戈尔译成郭敬明？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http：//www.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410743，2015.12.19/2017-08-20.
⑤参见田超“冯唐尝试翻译的另一种方式”。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5-10/17/content_243306.htm，2015.10.17/2017-08-20.
⑥参见罗皓菱“冯唐谈《飞鸟集》：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我失望”。http：//www. chinanews.com /cul/2016/01-22/7727834.shtml，2016.01.22/2017-08-20.
⑦参见冯唐“让历史和文学史来判断公案”。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228/46860806_0.shtml，2015.12.28/2017-08-20.
⑧参见黄少政“为什么说冯唐的翻译是错误的？”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216，2017.07. 26/ 2017-08-20.
⑨参见李银河“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http：//blog.sina.com.cn/ s/blog_ 473d53360102wa86.html，2015.12.27/2017-08-20.
⑩参见2015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文化世象”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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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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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良功 魏家海
关键词：飞鸟集；图书翻译出版；出版社；译者；读者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4021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8YJC630241）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慧玉，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组织话语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徐开，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英语笔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翻譯理论与实践。
Abstrac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tray Birds translated by Tang Feng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by readers from various fields， which forced the publishing house to recall and take the book off the shelf. The special case is quite suggestive for the fields of publishing，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borrows the concept of stakeholder fro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rief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ase， and analyzes it in depth， in the hope of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publishing houses， translators， readers and authors in the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books.
Key words： Stray Birds；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books；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or； reader
Authors： Zhang Huiy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jor interests including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mail： zhysusanna@126.com. Xu Kai is MTI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58， China） ， with the research area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mail： catherine_xu@126.com
一、引言
作家冯唐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对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著作《飞鸟集》进行重译，该译本于2015年7月出版，之后因翻译用词及风格问题引发出版界、文学界、翻译界以及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议。尽管冯译得到了部分肯定，但反对之声尤为突出，普遍认为该译本严重有悖于甚至损毁了原著的经典本色。因此，2015年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迫于压力，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将该译本暂时下架。然而，热议之声至今未息，诸多评论家基于自身立场发表了褒贬不一的观点，而学者们则从语言特征、译者风格、伦理、美学等不同视角对剖析该译本与该事件本身（冯智强、辛光玉 1-2；刘海涛、方昱 1；高远 1；郝俊杰 1-2；曹维劲 43-44）。从出版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该事件引发我们对该过程中各方利益、责任与互动的深度思考：在图书翻译出版、尤其是经典重译出版的过程中，译者、出版社、读者、原作者、原译者等不同利益群体各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如何互动？其责任与互动如何影响翻译出版进程？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将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情景化引入到图书翻译出版领域（冯全功、张慧玉 1-2），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思考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以进一步明晰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及互动关系。
二、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2.1 利益相关者概念及理论
美国学者安索夫（Ansoff）于1965年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认为企业必须平衡考虑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后来，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从广义上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及群体。基于此，克拉克森（Clarkson）根据各群体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于1994年将其分为主要（primary stakeholders）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理论（secondary stakeholder），其中前者指通过连续参与维持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群体，如股东、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客户等，而后者指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企业或受企业影响的群体，如政府、社区、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不能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运营目标，必须兼顾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这不仅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源于各群体在企业经济、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及贡献。 2.2 图书翻译出版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冯全功、张慧玉最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翻译学与出版学研究中，指出图书翻译出版过程是该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或群体基于自身的利益与责任，不断进行角色互动而形成的（1）。以原作与译作为核心，在当今十分复杂、多元、多变的环境中，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受到了诸多群体的影响，同时也在不同的范围内影响多种群体，那些对该过程有所影响或受到该过程影响的个人及群体可以视作是利益相关者。其中，持续参与并直接影响译作出版过程的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进行翻译原作工作的译者、通过作品对译者施加直接影响的作者以及最终接收并反馈翻译信息的读者，也包括对图书翻译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工作的出版社。而次要利益相关者指以间接方式影响该过程或被该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包括翻译评论家、翻译研究者、高等院校、译者培训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者、社区、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相关程度或大或小的利益相关者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利益，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显性或隐性责任，其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互动尤为突出，且直接塑造整个翻译及出版过程。
2.3 图书翻译出版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互动
尽管利益与责任归属存在差异，但各利益相关者并非独立行事，而是围绕原作-译作这一核心，形成一个临时、松散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见图1），通过分工合作、持续互动来推动图书翻译与出版，甚至在译作问世之后，部分互动关系仍然活跃并持续对译作的接受与传播产生影响。如图1的虚实箭头所示，在这一动态、复杂的互动网络中，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相比，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与角色更加直接、突出，通常也更为重要。其中，译者和出版社无疑是该网络中最显著、最活跃的部分，二者直接承担翻译与出版的主体责任，其互动也最为频繁，且贯穿图书翻译出版的始终。传统翻译研究往往侧重于强调译者的责任，但对出版社的角色关注不足。事实上，出版社担负着选择原作、沟通版权、筛选译者、监督翻译过程、提高译文质量、编辑出版等多重角色，除了与译者进行持续性沟通外，还必须与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积极的互动，如在准备阶段基于作品选择、译者筛选与版权沟通与作者、原出版社沟通，在出版发行阶段基于市场销量与评论家、读者等互动。更重要的是，出版社还担负着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角色。在现代沟通科技的影响下，出版社不仅可以通过签售、见面会等传统活动推动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等科技平台广泛征集读者及社会各界对译作的反馈，而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要求其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基于反馈积极地与作者、译者、原出版社等方进行沟通，以及时做出改善性处理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与原作者（如果还在世的话）、读者的互动通常是间接、微妙的，却影响深远，三者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但却可以原作和译作为媒介，就译作质量进行最为深刻的互动。
三、冯唐译《飞鸟集》事件
3.1 《飞鸟集》及其中译情况
泰戈尔在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诗歌，以简约的行文风格、丰富的哲理内涵闻名于世。《飞鸟集》是其代表作之一，包括325首简短清丽的无标题小诗，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我国著名作家徐志摩、冰心等都曾受其影响深刻。在诗中，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通过清丽瑰奇的想象，与诗人的心绪完美融合，字里行间给人以美的感受。但印度汉学家墨普德也表示，泰戈爾的文学创作偏好使用抽象含蓄的隐喻，要完全把握其行文含义十分困难（李小撒 153）。《飞鸟集》在风格上典雅流丽、清新自然，被视为高雅经典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在冯唐译本之前，《飞鸟集》已有十多个汉译本，姚华、陆晋德、吴岩、白开元、卓如真等都翻译过该诗集，但其中翻译最早、影响最深的当属郑振铎译本。早在1922年，郑振铎先生便翻译了《飞鸟集》中的257首小诗出版，并于1956年将余下的69首补译后全本出版。郑译本一经出版就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模仿其创作风格的小诗风靡一时，后续的译本也多难以摆脱其翻译风格的影响。不仅诸多文学、翻译研究者至今仍然基于该译本开展各种相关的探讨与研究，对几代普通读者而言，郑译本也是最为熟悉、接受度最广的译本。因而，《飞鸟集》郑译本连同原作本身在中国有着深厚而长久的学术基础与群众基础。
3.2 译者冯唐简介
冯唐原名张海鹏，1971年生于北京，是当今著名作家和诗人，还具有医生、商人、古器物爱好者等多重身份。他因创作“万物生长三部曲”被读者熟知，其作品中“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一句，使之名声大噪。其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受到一批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不少读者评价冯唐为当代文坛中的异类，他通常以一种充满着物质性的口语方式进行叙述，以一种绵密饶舌的喋喋不休来丰富写作的构成。他自诩为中文超简诗派创始人和坚定的韵律派，主张诗文一定要押韵，不押韵就不是诗。他的创作风格对其翻译风格有重要影响。冯唐在记录翻译《飞鸟集》所感时写道：“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我决定，我的译本尽全力押韵” ①。因此，他尽全力将整部诗集用韵体诗的方式呈现。冯唐本身在翻译上并不喜欢循规蹈矩，不愿意遵循翻译学者们提倡的忠实翻译标准。当公众指责冯译《飞鸟集》充斥着荷尔蒙般的庸俗、下流味道时，他曾这样回应：“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他的这些创造、翻译甚至性格特点，对其《飞鸟集》译本产生了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3.3 冯唐译《飞鸟集》事件过程
冯译《飞鸟集》事件以特殊案例的形式展现了图书翻译出版的整个过程及该过程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责任的互动关系。如表1所示，在整个过程中，组织方浙江文艺出版社、译者冯唐、评论家、读者大众、新闻媒体等显性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差异化的立场与角色，围绕此事件采取了各自认为正确、合理的行为，并借言论发表进行积极的隔空互动。该事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为冯译《飞鸟集》的出版，而更重要的高潮是五个月后该译本被迫下架。在译作出版之前，该事件顺应一般图书翻译出版的进程，主要是出版社与译者之间的互动。但在译作出版之后，该译本引起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网络热议、权威评论等促使出版社与译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之前的决策与行为，并直接促使主要高潮的出现。而事件并非止步于译本下架这一高潮，之后评论家、学者、读者包括译者冯唐本人继续围绕此事件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发表观点，同样为图书翻译出版过程的延续。甚至进一步往前看，冯唐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翻译观、是否会对译作进行修改，译本是否重新上架或修订，读者是否会更包容接受部分接受冯译本，这些都将使该过程得到延伸。 四、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中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互动
4.1 出版社的角色与责任
在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身负组织、协调、编辑、推广等多重角色，其责任贯穿该过程的始终，影响作用至关重要。随着“转企改制”的完成和深入，仍然肩负着重要社会及文化责任的出版机构必须同时考虑自负盈亏的生存大计，面临着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新挑战，导致其责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会有所冲突。在冯唐译《飞鸟集》事件中，浙江文艺出版社便在现代出版情境中担负着这样的多重角色，而译作被迫下架的特殊状况更让其不得不面对危机处理的挑战。
首先，在策划准备阶段，出版社首先担负着原作选择、版权沟通与译者选择的责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对《飞鸟集》采取名家重译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社会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该出版社通过一直与冯唐有着合作关系的果麦文化请他重译，并给出较高的报酬，不仅考虑了译作的质量，而且也考虑到后续的传播推广、经济效益等，基于出版社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考量合情合理。部分评论家把该事件定义为大众消费时代的一次炒作，认为“此事并不构成一个严肃的翻译事件，翻译界、诗歌界也不会把它太当作一回事”，质疑“出版社为什么要请到冯唐来译，这是重译经典呢，还是制造卖点”②，言辞过于犀利，却在侧面反映出当下出版社两难的境地。第二，在作品翻译、修改与编辑阶段，出版社起先承担着进度监督、译者沟通等辅助性责任，而在译者交稿后，编辑的主导作用凸显出来，需以极高的专业水平与敬业精神进行反复纠错、修改、润色、校对等，以保证并拔高译作质量，当好质量把关人。责编金荣良费尽周折高薪邀请名作家接手翻译，并特别找到原版《飞鸟集》作为翻译基础，可见其对此事颇为上心。在修改与编辑过程中，编辑定然已经发现冯译的风格与特点与原作出入较大，凭借专业经验对出版后的读者反应有所预料，很可能也就此与冯唐有一定的沟通，但最终选择将具有争议性的译本正式出版，对该事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出版社曾在腾讯文化网介绍冯译本的最大突破在于全力押韵，改变以往译本“寡淡的散文体”③。事后责编曾一再表示事态的发展让他始料未及。可见出版社在译作定稿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译作出版发行阶段，出版社不仅担负着印制出版、宣传发行、推广销售以及分配经济利益等责任，而且继续作为利益相关群体沟通互动的桥梁，而且必须就特殊情况及时、恰当地进行处理。在本事件中，尽管出版社知道冯译存在其可取之处，责编明确表示，“现在很多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几首有争议的译诗上，而对书中其他作品视而不见，让我很难理解”，但迫于舆论压力，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12月28日上午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决定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冯译本。这是出版社在舆论危机关键时刻主动承担责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的表现，值得肯定。
4.2 译者的角色与责任
在《飞鸟集》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冯唐作为译者，其角色与责任具有多元性。翻译的首要责任是实现事先规定的翻译目的，即通过汉译《飞鸟集》来促进泰戈尔文学作品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传播与交流。一般来说，“信达雅”等传统翻译标准通过尝试界定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明确了译者的责任是通过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生成具有这些特征的译作，表现在译文的具体措辞、翻译方法、翻译策略、风格传达以及原作与译作的相似关系上，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自然而然有更高的标准。而《飞鸟集》这样的经典重译出版中则更包含隐性、微妙的额外期望，要求极为严苛。布罗茨基有言：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而这才是“成熟个性的主要特怔”，这也是对“任何创作和翻译的主要要求”。这些差异化标准的存在促使冯唐必须在多元化的责任与角色中做出自身的选择。他认为翻译的好坏没有金标准，“不认为‘信达雅’对于每个译者和每种译著都应该是同样的顺序和权重。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不同理解。”④ 针对《飞鸟集》的翻译，他认为“（郑振铎）二十多岁时的翻译，基本准确、平实，儿童般、神仙般、小兽般、花草般的诗意欠缺”。基于此，在重译中，他力求押韵作为主要突破点，曾表示“想尝试一下翻译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翻译诗的另一种方式”⑤，以期用新的形式表达自身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当代理解。
尽管他所选择的翻译方式与风格得到了編辑与出版社的认可，译作得以出版，但却在出版后得到诸多评论者与公众的反对，批评之声不断涌现，而网络上曾一度恶评如潮，这表明译作的接受度受到了挑战。部分评论家指出，冯唐译本的最大问题就出在“信雅达”的“信”上，冯译大胆张扬的用词使得译本的风格与泰戈尔原作的风格相去甚远，未能达到翻译标准中最基本的要求，其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译写”，加入了太多个人化风格和表述，尤其某些引起争议的译法事实上对泰戈尔原文的改动太大。译本中涉及的部分色情词汇更是受到广泛的指责。印度汉学家墨普德教授表示，“从已看过的章节来看，冯先生似乎没有完全理解泰戈尔作品的本意，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而从自己对中文的了解而言，不少词句的翻译很不合适，甚至是扭曲的”。
面对评论家与公众的诸多批评以及后续的译本下架处理，译者冯唐心存不满，认为公众评论及事件处理不公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他失望⑥，“让历史和文学史去判断这个公案”⑦。两年后，他依然表示，“临终之前，我想一些人生美好的时候，我想那100天（译飞鸟集）应该算其中一段。”⑧可见，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他坚守自己在翻译时的责任立场，而其与读者、原作者以及原译者差异化的观点与利益则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4.3 读者的角色与责任
图书翻译出版远非止于译作的出版发行，读者的反馈与接受程度衡量该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该过程读者的基本责任在于对译本进行认真阅读，积极理解、吸收原作信息，其“利益”的实现与责任的履行是同一过程。随着通信技术及社会交流的发展，其责任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信息逐渐延伸至主动评介、传播等，甚至反作用于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冯译《飞鸟集》事件便凸显出读者在图书翻译出版中的重要角色与责任。 《飞鸟集》冯唐译本出版之后，评论家、相关业界专家以及普通公众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身的观点。少量评论者对冯译表示理解或支持。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冯译在“信”上并没有问题，“不幸冯唐是个押韵派，为了押韵竟不惜用可恶的网络新词，真是得不偿失”，且比较认为，“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⑨。诗人余秀华也认为冯译比郑译更好，认为那“几个骚诗”是冯“故意搞的一个噱头”，导致了意外后果。而诗人、翻译家虽然不支持冯译，但认为下架的处理比较过。与此同时，更多的评论是对冯译本提出批评甚至是犀利的指责。《人民日报》评论认为，冯译“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⑩。《新京报》评论认为冯译“翻译风格逾越了翻译的底线，而这个底线被认为应该尽力保持原作风貌，尽力表达作者意图”。《印度时报》网上评论冯译“称不上是翻译，就是一种下流的解读而已”。诗人、诗歌评论家王家新教授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但不能超过限度，而冯译有篡改之嫌，且部分用词“和泰戈尔风马牛不相及”。
活跃在各大网站（如网易、知乎、凤凰文化、腾讯文化等）的评论与交流是读者责任履行的重要表现。译文读者在图书翻译出版中开始担负着三重重要角色：作为信息接收者，他们以开放心态品读、接受冯唐版《飞鸟集》译本信息；作为批评者，他们评价译本，通过积极的反馈指出冯译中的语法错误、不雅用词及其他问题，直接影响图书翻译出版的进程与结果；作为信息传播者，他们则担负传递交流作品信息的责任。部分具备一定语言基础或专业知识的读者能够甄别冯唐版《飞鸟集》译作的优劣，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如译言网、豆瓣网、网上图书商城）、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媒介对冯唐译本进行评价，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接与冯唐及其他读者互动。如表1所示，事件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者在网络媒体的传播交流而实现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表示，该译本“确实有很多、很大争议”、“收到了很多读者反映、抗议”、下架处理“是出版社根据这段时间读者和媒体的反馈做出的决定”。因此，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读者通过积极的现代媒介交流直接推动了事件高潮的出现，对图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此外，大量的读者评论及大众化的网络翻译批评不仅为《飞鸟集》译本的改进、后续翻译、相关翻译研究等提供重要参考，而且为图书翻译出版、尤其是经典重译出版提供了重要启示。毋庸置疑，读者沟通、反馈与交流已经成为现代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4.4 经典重译中隐形的原作者与原译者
一般来讲，图书翻译出版中较少涉及原作者的直接影响，在传统翻译活动中原作者的责任主要在于原作的写作，其显性责任通常止于原作的出版，对翻译过程一般只产生隐性影响。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与现存原作者的及时沟通具备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原作者以往的终止性责任被延伸至图书翻译及出版过程，开始担负“后台释疑”、“前台督导”的责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原作者可以通过中间人（如出版社）或直接与译者、编辑积极沟通、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保证作品翻译质量、提高公众接收信息准确度有所帮助。
显然，冯唐在重译《飞鸟集》时无法与已故的原作者泰戈尔进行沟通，这一方面使得译者无法就翻译方式、风格等重要问题与作者交流，而另一方面则让翻译具有了极大的自由性，使得冯唐极为大胆、自由的尝试具备了前提条件。尽管如此，基于《飞鸟集》在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特殊的经典定位，读者与公众对译本具有预设的经典性要求与期望，这是经典重译中原作及原作者对译本及译者形成隐性约束的途径，而显然，冯译与这种预设相左。除此之外，郑振铎的《飞鸟集》译本在中国传播甚广，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因此，郑译本不仅是中国公众认识并解读《飞鸟集》的主要来源，而且本身已经成为经典译本、甚至这部经典诗集的代言。在读者看来，郑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评价《飞鸟集》新译本的标准。部分评论者认为，较之郑译本，冯译本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甚至在运用语言上更胜一筹，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语感，但整体风格的差异、个别不雅词语的运用等，是公众舆论将冯译本推向风口浪尖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这一事例中，与原作者沟通的不可能性及与原译者之间的比较，也是冯唐事件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五、结语
冯唐译《飞鸟集》事件充分说明了图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立场与责任差异，凸显出利益相关者网络良性互动对过程的重要性。在该案例中，译者与出版社在利益相关者网络的多元互动中未能基于自身的责任、角色发挥应有的互动作用，导致事件的发生，而读者在互动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事件不良影响的社会扩散。作为译者的作家冯唐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价值主张享有较多的自由，但在随性发挥的同时缺乏对经典作品定位、文化传播、受众影响等方面的思考。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到，“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走进牧场；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读者迷失方向”。主体（译者）与客体（文本）之间平衡要求译者与作者之间必须进行平等交流。尽管案例中的作者是隐形的，但并不缺位，这便要求译者必须将泰戈尔及《飞鸟集》当作是一个潜在的、具有内在生命的对话主体，在隐形的互动中充分理解并努力再现其审美特质与诗学格局，不能基于充分的自由度过于强调个人特色，从自身出发对原作进行“切割”。作为质量把关人与出版主体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作品定位、社会影响、读者反应等方面本应当较译者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清晰的认识，应当在译作编辑甚至“中耕”的过程中便能敏锐地意识、预测到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并就此及時与冯唐进行沟通，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出版社与编辑未能预料到突发性后果，未能与冯唐达成有效的沟通，导致互动结果欠佳。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读者这一特殊利益相关群体在现代翻译与出版中的作用在本案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基于对经典原作及经典译本的理解与信念对新译本提出有理有据的批评，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发声，而网络媒介使得读者的发声能够直接作用于图书翻译出版过程。出版社在了解到公共反应之后果敢、及时地召回作品，体现了其良好的危机管控与社会责任感，及时弥补了前期翻译与出版中的疏忽，控制了负面效应的进一步扩散，这也启示出版社在组织与统筹中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注释【Notes】
①参见冯唐“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71facb10102v 3es.html，2014.11.04/2017-08-20.
②魏冰心、冯婧、胡涛“讨论冯唐荒诞吗？中国众诗人眼中的《飞鸟集》”。http：//culture.ifeng.com/a/ 20160104/46938400_0.shtml，2016.01.04/2017-08-20.
③参见2015年8月6日腾讯文化网，http：//cul.qq.com/a/20150806/046334.htm
④参见臧继贤“冯唐独家回应：把泰戈尔译成郭敬明？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http：//www.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410743，2015.12.19/2017-08-20.
⑤参见田超“冯唐尝试翻译的另一种方式”。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5-10/17/content_243306.htm，2015.10.17/2017-08-20.
⑥参见罗皓菱“冯唐谈《飞鸟集》：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我失望”。http：//www. chinanews.com /cul/2016/01-22/7727834.shtml，2016.01.22/2017-08-20.
⑦参见冯唐“让历史和文学史来判断公案”。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228/46860806_0.shtml，2015.12.28/2017-08-20.
⑧参见黄少政“为什么说冯唐的翻译是错误的？”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216，2017.07. 26/ 2017-08-20.
⑨参见李银河“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http：//blog.sina.com.cn/ s/blog_ 473d53360102wa86.html，2015.12.27/2017-08-20.
⑩参见2015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文化世象”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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