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公布的2005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中，林毅夫作为惟一一位经济学家位列其中。他与国内其他24位企业家及社会公益人物一起，被“海选”入这个名单。在此之前，吴敬琏、张维迎、温铁军等三位经济学家先后获得年度经济人物。
　　央视提供的候选人“业绩”介绍中，对林毅夫表述如下：他倡导了6年的“新农村运动”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林毅夫，这个有着多重身份的经济学家，成为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上个世纪末，林毅夫提出“新农村运动”的主张，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林毅夫指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并由此主张开展“新农村运动”。
　　
　　倡导新农村运动
　　
　　2005年11月19日，在“第二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上，林毅夫说：“会不会真的出现通货紧缩？从严格的定义来看，今年9月份，我们已经是通货紧缩了，比我预期的还早。”
　　林毅夫认为，9月份，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0.9％，低于1％，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是0。一般来讲消费品价格指数小于1，而商品零售价格接近0那就是通货紧缩，明年基本上还是这个趋势，很有可能出现消费品指数比1低一点，商品零售价格接近0这个位置徘徊的局面，但我国的国民经济还会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
　　不管通货紧缩是由消费急剧萎缩还是由生产能力急剧增加引起的，目前中国的解决辦法只能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恢复平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需求都已经实现了消费，只有像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特殊的机会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由政府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愿望。这是我国与30年代大危机中的美国以及90年代以来的日本相比，在解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的难题时，所具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林毅夫指出，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和25.2%。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对我国市场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98年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产量分别为3497万台、1060万台和1207万台，现在农村有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万台而把这些家电产品的过剩生产力完全消化掉。
　　林毅夫分析道，为何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拥有量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才可。但目前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如果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在各个村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我国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林毅夫认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而且，政府在这上面的财政支出对刺激社会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并不矛盾。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投资不存在消费的问题，在城市化之前，投资早已回收。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林毅夫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在他看来，唯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林毅夫给人的印象，多是蔼蔼君子之风，待人接物以谦和为主。可他在学术上却始终坚持君子和而不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和故交杨小凯教授的论争。
　　2004年7月8日，林毅夫在始终充溢着他的微笑的朗润园内泪流满面，追悼英年早逝的“论敌”杨小凯。杨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供职于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两年前杨于北京的一次演说中，以一个华人经济学家的学术和社会使命感，提醒中国注意其后发劣势。杨认为，西方经济学家沃森“对后来者的诅咒”的概念，或可在中国发生。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先从技术模仿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倾向，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会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而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种下祸根，因此，具有后发劣势。他认为最好的制度是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先完成英美的共和宪政制度的模仿，等完成了制度模仿才来进行技术模仿，这样才能避免后发劣势。
　　杨小凯中学时代因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分子，一生命运坎坷，身世与林毅夫一样离奇。和杨相交将近20余载的林毅夫，对杨所谓的后发劣势说提出了全面商榷，并指出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在不具备英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因素的条件下，在中国同样可实现经济发展。因此，林主张应该先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不适应的制度。
　　论争的硝烟尚未散尽，55岁的杨就被癌症夺命于异国。林哽咽着说，他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自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与杨相识时始，20年来，杨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尽管近些年，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然而，公开的学术争论，并未影响他们的友谊，尽管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所谓“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也。
　　林毅夫个人追求和而不同，也一样期待自己领导的组织机构，将“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视为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品格。林主张摈弃狭隘的门户之见，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历史上，迄今还没上演过党同伐异的闹剧。2002年夏天，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另一个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出乎意料地受邀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的前一天晚上，住在钓鱼台附近的张，反复受到警示，肇始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博士后的挑战，他在万众楼的演讲，有可能变成一次不愉快的毁誉参半的口水战。但是少数人担心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一场经济学饕餮大餐，最终在友好而独立的学术氛围中谢幕。
　　林毅夫自以为，身为知识分子，他穷其一生而不停歇的动力，离不开担当社会责任的儒家情怀。1987年，林学成回国。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候，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回国的则少之又少。问林为什么会成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谈到两点理由：首先是立志做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看好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经济学的实验场。其次，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和未来。
　　林经常出入于最高决策中心，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智囊之一，他身边总少不了高层人士的身影，这些人都给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极大的帮助，但让人钦佩的是，他没有像坊间传言的些许经济学人那样，以“客卿”或者“幕僚”自傲，而始终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