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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人物画对于人物的描绘，不仅仅是满足外形的肖似，而是更着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其表现原则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表现手法，真实而细致地描绘当时的生活场景及其人物活动，使我们在课堂欣赏的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有与他们同行的感觉。独特的中国古代人物画还表现在高度的笔墨技巧与技法的多样性，使我们今天还感叹之。
关键词：中学美术；中国古代人物画；造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G633.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6）12-0078-03
随着电视剧《芈月传》的热播，在我们中学校园里无疑掀起了一场古装热潮，芈月这个历史人物日渐在學生之间被熟悉和流传，同时他们对中国古代人物画开始关注并产生好奇。
中国古典审美文化讲求“美与善”的统一，因而为求伦理之善的中国绘画，造型建立在更具主观人文色彩的“物感”表现基础上。“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物感”显示了画家将当下的“睹物兴情”作为抵达审美之“自然”的形象途径。因而，中国绘画中的形象创作不求与自然形象传真写影般的视觉直观相似，而求画面形象表现深度与意境所形成的综合效果，即对形象、主题的“神合”、“神会”之体味，反映在绘画作品中具体的物象，既是真实的又是意造的，它熔铸了画家理想、情感。所谓“意造”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对自然形象经过主观的熔冶，形成具有理想性、情感性的人物形象。
一、萌芽期的人物画造型特征
远古至秦汉的绘画汉代载体主要是岩画、墓室壁画、彩陶、帛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中国绘画的基本元素：点、线、面、形、色，在原始时期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认识，线流畅、劲建、充满节奏感，用色鲜明而单纯，孕育着中国绘画最基本的形式特征。原始绘画形象造型偏于抽象性和装饰性，像仰韶文化的彩绘纹盆，常把抽象的枝叶和花朵排列成连续而又精美的图画；半坡文化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鱼纹；又或者是马家窑彩陶上面绘制的手拉手结对而舞的欢快造型手法。在距今五六千年古人用其造型独特的纹理诉说着中国绘画漫长而悠远的历史。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刻画精美的实用器物。洛阳金村画像铜镜出土于洛阳东北金村，是战国时期周王室或者近臣陪葬品。镜背错金，刻画了二兽相斗，武士刺虎和飞鸟等形象。骑士一手持剑，他面对着一只回身跃起的猛虎。质朴的风格、气氛是那样风轻云淡，闲庭信步，无一丝剑拔弩张的感受，这种造型风格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中原礼乐文化的产物。《韩非子》曾提到一位齐王与臣属讨论描绘鬼魅和犬马熟难熟易的问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造型风格已从早期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转向写实性，这一时期的绘画造型审美取向已经发生改变。逐渐侧重物象外形轮廓以及动势，形象古朴简约、稚拙，给人一种质朴的感觉，没有程式化的痕迹。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人物龙凤图》，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独幅绘画实物。画面所描绘的主体人物是一位侧身站立的妇女，面目清秀，高挽发髻，面向左侧平视，身着长袍宽袖，腰肢纤细，衣服上绣有“楚草纹”双手合实于胸部，祈求神龙祥凤引领死者升天，作品反映了楚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人物造型五官协调、线条概括、率真、单纯，不追求过多变化，造型朴实。衣服只是勾出轮廓，少有表现衣纹，而是注重装饰性纹饰的描绘，可见当时的人物造型侧重叙事性信息传递的实用性目的。
二、成熟期的人物画造型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艺术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顒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街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寺院，无不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又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段话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好的解读，也对我们品鉴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有很大启发。这一时期的人物造型舍弃先前绘画对外在世界的描绘，转向对内在生命核心的挖掘。时代的苦难无法束缚艺术家自在自由的心灵独自，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造型理念的当推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他认识到人物面部的刻画对于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和性格的表现；他特别注重眼神的描绘，认为：“手挥五弦易，目送归燕难”。中国绘画的造型理念由对形追求转向对内在精神的审美性追求，这种审美理念直接影响到这时期人物画的造型。标志着中国人物画脱离早期的稚拙状态走向成熟，顾恺之的理论是：“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玄赏则不待喻”，这就是说人物的比例、形态、各方面的细节是世俗人所赏识的，画家不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里，而是注重表现人物的风采神韵。顾恺之被世人誉为“才绝、画绝、痴绝”，而他“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造型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图》是依据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所作，该图描绘了曹植由京师返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时与洛水女神相遇而爱恋，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其中洛神乘坐云车的一段，描写十分贴切，洛神回首顾盼，十分惆怅，与赋文中所写的十分契和。“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顾恺之的作品在造型上巧妙地再现了文学作品中人物精神气质，洋溢着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才能。顾恺之的线描，史称“高古游丝描”，这些描法不讲究衣物里面的人体结构，使人物造型增添了很多活力，衣纹的描绘是人物描绘的艺术魅力之一。 大唐盛世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思想文化解放。唐代人物画造型影响最大的是以吴道子为中心的“吴家样”，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以豪放而著称的佛教画样式。“吴家样”的佛画作品，在盛唐之后和五代之间的敦煌壁画中有很多体现。敦煌发现的白画“狮子”，绢画《金刚力士》等通常也被用来说明吴道子的造型和行笔特征。《金刚力士》中力士肌肉强健有力，左手紧握法器，右拳高举，双脚坚实稳健，造型特色明确，背阔腰圆，颈项粗壮，腹部呈梅花状，体现了唐朝武士的形象，中国古代武士注重内功气的练习，因此形象和气运丹田、四肢发力的感受十分贴切，造型特色极强。而唐代的女性造型更具特色，最能代表唐代人物画造型风格的是盛唐的张宣及其稍后的周昉，皆长于仕女画。董迪《广川画跋》：“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昉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今见于画亦肌胜于骨”便主要指张、周的仕女画。他们的人物造型是经过概括、提炼后的程式化艺术形象，笔下的妇女形象，鹅蛋型圆脸，小嘴，宽额，重颌，身体肥美健壮，削弱人物的细节，造型圆整，没有过多琐碎细节的描绘，但又是以唐代妇女为原型的典型形象。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便是这种“曲眉丰颊”贵族妇女形象的代表。不仅在形式上服饰艳丽，具有“纱衣透体”效果，而且画中人物遛狗、赏花，慵懒无力的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到位。通过人物的身姿、手势表现其内心，揭示出宫廷妇女的空虚、寂寞、幽怨、郁闷之情，表现技巧及反映现实的深度都超越前代。
五代两宋又是一个绘画的顶峰。在工笔绘画中用色艳丽浓重。五代时期的人物画大多描绘的是上层贵族生活，技法上线条多铁线描，从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作品《韩熙载夜宴图》与《重屏会棋图》中可领略到这种绘画风格。顾闳中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用笔圆润，间有方笔转折。人物形象刻画细腻，尤其是神情意态，韩熙载高冠大髻，端坐于榻沿，侧身垂手，似在凝思，忧国忧民尽在不言中。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长期纷乱的格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宋代的人物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画不再只是为政治服务，而是延伸到了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注重教育功能转向了注重审美功能。北宋中期画家李公麟，创造了以墨线勾勒塑造形象的画法，史称“白描”，在绘画理论上，他主张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注重表现画家的思想情怀。
南宋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家当属宫廷画家梁楷，其人个性狂放不羁，作品《泼墨仙人图》是他简笔人物画的代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用大笔泼墨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衣纹，又用寥寥数笔来刻画人物的五官面部，有一种幽默感的沉醉神情，表现出了仙人步履蹄珊的醉态。这种大笔泼墨、酣畅淋漓的简笔画形式为梁楷所独创的，是南宋人物画领域的新的发展，开启了大写意人物画的新局面，标志着水墨人物画新发展。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走向了哀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影响到了美术，但也取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明代最著名的人物画家当属陈洪缓，他在中国人物绘画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其人物画融合晋唐五代的传统，又吸取民间艺术的优秀品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人物造型奇古夸张，面部有意被拉长夸大，形体伟岸，衣纹组织自由潇洒，出神入化，设色水石并用，以艳衬雅，擅长“易圆以方，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笔法特征遒劲古拙，整体画面有平面装饰的韵味。绘画题材多以历史故事为主，代表作品有《归去来兮图册》，《授徒图》等。陈洪缓对近现代画坛的影响巨大。
清代末期出现的画家任伯年，是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伟大画家。他继承了传统绘画的优良传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精，以人物画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任伯年人物画绘画题材广泛，內容通俗易懂，有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他有很强的观察力和型能力，善于概括、提炼和夸张，人物不拘形似。他曾经学习过西洋的素描，用铅笔画速写来增强自己的写实功力，相比之下，使他具有了超强的造型能力。任伯年所画人像造型精准，比例结构准确逼真先墨骨后敷彩，神态气韵生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亥日画出了代表作品黄慎《捧花老人图》《寒酸尉像》描绘的是他的好友吴昌硕，画中吴昌硕拜客时拱手相迎，身穿清朝朝服，马蹄式双袖拱在胸前，头上带着红缨官帽，脚蹬两只厚底靴子，身子略微前倾，表现出了吴昌硕的社会地位、外貌特征和人物内心的矛盾状态，反映出有才华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实际遭遇，讽刺了现实社会。
各个时期的人物造型特征及反映出的审美趣味虽然不同，但都强调人物造型的精神性表达，即使是明清时期将西画写实技法用于肖像画，写实、写真也是建立在取“意”的基础上，绘画的传统特征、基本语言没有被颠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传统绘画体系演变上的互动和对应。
[责任编辑 吴小春]
关键词：中学美术；中国古代人物画；造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G633.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6）12-0078-03
随着电视剧《芈月传》的热播，在我们中学校园里无疑掀起了一场古装热潮，芈月这个历史人物日渐在學生之间被熟悉和流传，同时他们对中国古代人物画开始关注并产生好奇。
中国古典审美文化讲求“美与善”的统一，因而为求伦理之善的中国绘画，造型建立在更具主观人文色彩的“物感”表现基础上。“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物感”显示了画家将当下的“睹物兴情”作为抵达审美之“自然”的形象途径。因而，中国绘画中的形象创作不求与自然形象传真写影般的视觉直观相似，而求画面形象表现深度与意境所形成的综合效果，即对形象、主题的“神合”、“神会”之体味，反映在绘画作品中具体的物象，既是真实的又是意造的，它熔铸了画家理想、情感。所谓“意造”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对自然形象经过主观的熔冶，形成具有理想性、情感性的人物形象。
一、萌芽期的人物画造型特征
远古至秦汉的绘画汉代载体主要是岩画、墓室壁画、彩陶、帛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中国绘画的基本元素：点、线、面、形、色，在原始时期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认识，线流畅、劲建、充满节奏感，用色鲜明而单纯，孕育着中国绘画最基本的形式特征。原始绘画形象造型偏于抽象性和装饰性，像仰韶文化的彩绘纹盆，常把抽象的枝叶和花朵排列成连续而又精美的图画；半坡文化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鱼纹；又或者是马家窑彩陶上面绘制的手拉手结对而舞的欢快造型手法。在距今五六千年古人用其造型独特的纹理诉说着中国绘画漫长而悠远的历史。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刻画精美的实用器物。洛阳金村画像铜镜出土于洛阳东北金村，是战国时期周王室或者近臣陪葬品。镜背错金，刻画了二兽相斗，武士刺虎和飞鸟等形象。骑士一手持剑，他面对着一只回身跃起的猛虎。质朴的风格、气氛是那样风轻云淡，闲庭信步，无一丝剑拔弩张的感受，这种造型风格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中原礼乐文化的产物。《韩非子》曾提到一位齐王与臣属讨论描绘鬼魅和犬马熟难熟易的问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造型风格已从早期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转向写实性，这一时期的绘画造型审美取向已经发生改变。逐渐侧重物象外形轮廓以及动势，形象古朴简约、稚拙，给人一种质朴的感觉，没有程式化的痕迹。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人物龙凤图》，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独幅绘画实物。画面所描绘的主体人物是一位侧身站立的妇女，面目清秀，高挽发髻，面向左侧平视，身着长袍宽袖，腰肢纤细，衣服上绣有“楚草纹”双手合实于胸部，祈求神龙祥凤引领死者升天，作品反映了楚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人物造型五官协调、线条概括、率真、单纯，不追求过多变化，造型朴实。衣服只是勾出轮廓，少有表现衣纹，而是注重装饰性纹饰的描绘，可见当时的人物造型侧重叙事性信息传递的实用性目的。
二、成熟期的人物画造型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艺术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顒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街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寺院，无不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又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段话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好的解读，也对我们品鉴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有很大启发。这一时期的人物造型舍弃先前绘画对外在世界的描绘，转向对内在生命核心的挖掘。时代的苦难无法束缚艺术家自在自由的心灵独自，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造型理念的当推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他认识到人物面部的刻画对于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和性格的表现；他特别注重眼神的描绘，认为：“手挥五弦易，目送归燕难”。中国绘画的造型理念由对形追求转向对内在精神的审美性追求，这种审美理念直接影响到这时期人物画的造型。标志着中国人物画脱离早期的稚拙状态走向成熟，顾恺之的理论是：“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玄赏则不待喻”，这就是说人物的比例、形态、各方面的细节是世俗人所赏识的，画家不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里，而是注重表现人物的风采神韵。顾恺之被世人誉为“才绝、画绝、痴绝”，而他“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造型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图》是依据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所作，该图描绘了曹植由京师返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时与洛水女神相遇而爱恋，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故事。其中洛神乘坐云车的一段，描写十分贴切，洛神回首顾盼，十分惆怅，与赋文中所写的十分契和。“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顾恺之的作品在造型上巧妙地再现了文学作品中人物精神气质，洋溢着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才能。顾恺之的线描，史称“高古游丝描”，这些描法不讲究衣物里面的人体结构，使人物造型增添了很多活力，衣纹的描绘是人物描绘的艺术魅力之一。 大唐盛世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思想文化解放。唐代人物画造型影响最大的是以吴道子为中心的“吴家样”，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以豪放而著称的佛教画样式。“吴家样”的佛画作品，在盛唐之后和五代之间的敦煌壁画中有很多体现。敦煌发现的白画“狮子”，绢画《金刚力士》等通常也被用来说明吴道子的造型和行笔特征。《金刚力士》中力士肌肉强健有力，左手紧握法器，右拳高举，双脚坚实稳健，造型特色明确，背阔腰圆，颈项粗壮，腹部呈梅花状，体现了唐朝武士的形象，中国古代武士注重内功气的练习，因此形象和气运丹田、四肢发力的感受十分贴切，造型特色极强。而唐代的女性造型更具特色，最能代表唐代人物画造型风格的是盛唐的张宣及其稍后的周昉，皆长于仕女画。董迪《广川画跋》：“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昉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今见于画亦肌胜于骨”便主要指张、周的仕女画。他们的人物造型是经过概括、提炼后的程式化艺术形象，笔下的妇女形象，鹅蛋型圆脸，小嘴，宽额，重颌，身体肥美健壮，削弱人物的细节，造型圆整，没有过多琐碎细节的描绘，但又是以唐代妇女为原型的典型形象。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便是这种“曲眉丰颊”贵族妇女形象的代表。不仅在形式上服饰艳丽，具有“纱衣透体”效果，而且画中人物遛狗、赏花，慵懒无力的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到位。通过人物的身姿、手势表现其内心，揭示出宫廷妇女的空虚、寂寞、幽怨、郁闷之情，表现技巧及反映现实的深度都超越前代。
五代两宋又是一个绘画的顶峰。在工笔绘画中用色艳丽浓重。五代时期的人物画大多描绘的是上层贵族生活，技法上线条多铁线描，从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作品《韩熙载夜宴图》与《重屏会棋图》中可领略到这种绘画风格。顾闳中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用笔圆润，间有方笔转折。人物形象刻画细腻，尤其是神情意态，韩熙载高冠大髻，端坐于榻沿，侧身垂手，似在凝思，忧国忧民尽在不言中。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长期纷乱的格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宋代的人物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画不再只是为政治服务，而是延伸到了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注重教育功能转向了注重审美功能。北宋中期画家李公麟，创造了以墨线勾勒塑造形象的画法，史称“白描”，在绘画理论上，他主张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注重表现画家的思想情怀。
南宋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家当属宫廷画家梁楷，其人个性狂放不羁，作品《泼墨仙人图》是他简笔人物画的代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用大笔泼墨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衣纹，又用寥寥数笔来刻画人物的五官面部，有一种幽默感的沉醉神情，表现出了仙人步履蹄珊的醉态。这种大笔泼墨、酣畅淋漓的简笔画形式为梁楷所独创的，是南宋人物画领域的新的发展，开启了大写意人物画的新局面，标志着水墨人物画新发展。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逐渐走向了哀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影响到了美术，但也取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明代最著名的人物画家当属陈洪缓，他在中国人物绘画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其人物画融合晋唐五代的传统，又吸取民间艺术的优秀品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人物造型奇古夸张，面部有意被拉长夸大，形体伟岸，衣纹组织自由潇洒，出神入化，设色水石并用，以艳衬雅，擅长“易圆以方，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笔法特征遒劲古拙，整体画面有平面装饰的韵味。绘画题材多以历史故事为主，代表作品有《归去来兮图册》，《授徒图》等。陈洪缓对近现代画坛的影响巨大。
清代末期出现的画家任伯年，是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伟大画家。他继承了传统绘画的优良传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精，以人物画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任伯年人物画绘画题材广泛，內容通俗易懂，有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他有很强的观察力和型能力，善于概括、提炼和夸张，人物不拘形似。他曾经学习过西洋的素描，用铅笔画速写来增强自己的写实功力，相比之下，使他具有了超强的造型能力。任伯年所画人像造型精准，比例结构准确逼真先墨骨后敷彩，神态气韵生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亥日画出了代表作品黄慎《捧花老人图》《寒酸尉像》描绘的是他的好友吴昌硕，画中吴昌硕拜客时拱手相迎，身穿清朝朝服，马蹄式双袖拱在胸前，头上带着红缨官帽，脚蹬两只厚底靴子，身子略微前倾，表现出了吴昌硕的社会地位、外貌特征和人物内心的矛盾状态，反映出有才华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实际遭遇，讽刺了现实社会。
各个时期的人物造型特征及反映出的审美趣味虽然不同，但都强调人物造型的精神性表达，即使是明清时期将西画写实技法用于肖像画，写实、写真也是建立在取“意”的基础上，绘画的传统特征、基本语言没有被颠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传统绘画体系演变上的互动和对应。
[责任编辑 吴小春]